当代中国正在建设现代化意义形态的文化价值体系，文化自觉已经成为文化建设的精神力量和时代需要。这种充满现代意识的文化自觉，有多方面的表现。

在全社会形成振兴中华、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的共识，是其首要内容。早在1894年，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的宣言中，就明确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276]孙中山先生的一生，便是为了振兴中华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20世纪80年代，继承了孙中山先生开创的民主革命事业的中国人民，以“实现四化，振兴中华”为己任，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进程。振兴中华的宏愿，又被表述为“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从根本上讲，中华文明的复兴，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之所以要讲、要实现“复兴”，乃是因为认识到自己民族曾经鼎立于世，其文化光辉灿烂，但后来衰退了，至今也没有达到先前的壮丽辉煌境地，因而要努力建设，争取“复兴”。这种对自己民族文化历史兴衰缘由的洞察，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把握，正是文化自觉的表现。

持续将近二十年的文化讨论和文化研究热潮，是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又一重要表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将近二十年时间，文化讨论和文化研究的热潮在中国大陆学术界长盛不衰，成就斐然。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诸多问题的文化反思。如何正确处理中西古今关系，如何面对传统，面对西方，面对当今现实，加快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是文化讨论和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中国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甚至也不仅仅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而是全方位的现代化。全方位现代化的关键或者重心，是人的现代化，是要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因此，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以此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实行科教兴国的战略，成为普天认同的价值准则。同时，中国文化要与世界文明接轨，让世界文化走进中国，也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成为朝野上下的强烈呼声和实际行动。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将近二十年的文化讨论和文化研究热潮，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是文化自觉在新形势下的具体化。

自觉参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进程，而又坚持文化建设的民族特色，是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另一重要表现。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是与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相适应的。中国已经主动地投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加入WTO，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主办APEC会议，主办博鳌亚洲论坛，参与全球反恐行动，以及不断进行的与外国政府或世界经济组织的双边甚至多边交流、对话、互访，等等，都表明中国没有自外于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与经济全球化潮流相伴随，文化全球化的潮流也已浩**奔流。如同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一样，中国也积极参与文化全球化的进程。所谓文化全球化，就是世界上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以信息全球化为依托，通过日益紧密而又频繁的交往，相互学习、相互影响，更新自身、发展自身的文化整合过程；同时，也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通过良性互动，对于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逐渐形成某些共识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全球化是一个过程，一种趋势，而不是既成的结果，更不是弱势民族的宿命。文化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表现多多。好莱坞、麦当劳、迪斯尼、互联网、卫星电话、卫星电视、有线电视，乃至超级商场、专卖店等，都是文化全球化的实质性表现。关注人权，保护生态，反对恐怖主义，也是文化全球化的表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WTO所奉行的世界贸易的游戏规则，世界宗教议会宣言所倡导的“全球伦理”等，更是从深层价值理念体现、推展着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当然，1997年波及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是文化全球化的另外一种表现。甚至，我们可以说，2001年震惊世界、至今余波未了的“9·11事件”，也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在负面的极端表现之一。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既积极参与，又极力注意保持其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反复强调，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是这个世界的时代特征。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要努力构建民族文化的特色，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并不是也不可能消解文化的民族性，消解世界文化的多元化格局。恰恰相反，正是文化的多元化承载着、烘托着文化全球化的价值。[277]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固然会影响到民族文化的发展，但并不等于世界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同质化，文化的民族性照样存在，坚持文化建设的民族特色，创建新的民族精神，仍然是题中应有之义。[278]应当承认，既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又保持理性的批判精神和距离意识，正确处理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关系，坚持文化建设的民族特色，是新形势下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表现。

倡导文化创新，弘扬并培育民族精神，是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又一重要表现。文化的发展需要继承，需要“保守”（守成），但更需要创新。创新是民族发展的灵魂，也是文化进步的根本。所谓文化创新，就是创建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新文化，就是创建富有民族作风、民族气派的当代中国新型文化。同时，文化创新也要不断扬弃、超越经典社会主义所理解的文化框架及其文化理念，不断扬弃、超越五四以来的现代革命文化传统，不断扬弃、超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感性和经验的制约，建设具有前瞻性、指导性、稳定性的文化价值系统，为不同层级的人们提供安身立命之道，为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精神系统的保证。

文化创新对于民族精神的培育具有重要意义。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精神风貌、价值观念、思维旨趣的集中体现，是该民族的文化精神积极方面的体现，也是该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从本质上看，民族精神属于观念形态的文化范畴。因此，文化创新与民族精神的弘扬、成长、培育，密不可分。

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及其形态，大致可以分为以唯伦理思维为特征的古典民族精神，以唯政治思维为特征的现代民族精神，以唯经济思维为特征的当代民族精神。古典民族精神反映的是自然经济、宗法社会条件下道德至上、贵和求稳的守成精神；现代民族精神体现的是内忧外患挤压下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的狂飙突进的革命精神；当代民族精神表现为经济全球化、改革开放背景下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开拓创新精神。这样一种划分，主要着眼于文化的时代性。而从文化的民族性考察，则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而不同、兼容天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价值取向，是贯穿古典、现代、当代民族精神的基本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是民族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在建设当代中国文化的今天，通过文化创新来培育民族精神，发展民族精神，是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实，从广阔的文化视野考察，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建设，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种重大文化创新。这种中国特色的、富有现代精神的文化，不仅从本质上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化，而且也从本质上区别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同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革命文化、当代中国文化相伴生的民族精神，也是各不相同的。这中间，文化创新起着重要的作用。五四以后，通过文化创新，最终培育出了以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为特征的、一往无前的新型民族精神——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是对以守成主义为特色的古典民族精神的超越。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文化创新，培育出了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特征的开拓创新的民族精神。这种新的民族精神，是对守成型的古典民族精神和革命型的现代民族精神的超越。

总的说来，文化创新对于民族精神培育的关系，反映了文化的继承性与超越性、创新性之间的有机统一的关系。文化创新对于民族精神的培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能够弘扬、更新既有的民族精神，使得民族精神能够与时俱进、更上一层楼，而且能够创造出新的民族精神，提升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样，民族精神的培育，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应当坚持文化创新，促进民族精神的培育；坚持民族精神的培育，推动文化创新的开展。

提出文化自觉的命题和思想，本身就是文化自觉的表现。近年来，由费孝通先生明确提出并作了具体阐述的“文化自觉”的命题和思想，得到了广泛认同。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文化也不能没有实事求是的自觉意识。”中华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自身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的主体，应当是各个国家和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如果说，20世纪最后二十年遍及中国大陆的深入广泛的文化讨论和文化研究是文化自觉的表现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可以在文化精神建设的高度说，这种文化自觉还是属于不自觉的，或者说是处于“自在”的阶段，而不属于自觉的、“自为”的阶段。质言之，它固然属于文化自觉的成果，但它还没有明显的、清晰的“文化自觉”的意识，没有从理论的层面去概括、提炼出文化自觉的命题和思想。甚至，当代中国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学术界和其他各界坚持从事多年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也有类似情况。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费孝通先生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纵观国际风云，提出文化自觉的命题和思想，不仅将二十来年的文化研究和文化讨论的本质和目标做了新的揭示，赋予了新的意义，更将“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的工作，作了民族精神生命方面的提升。正是因为如此，文化自觉的思想才能得到如此广泛的响应。而这本身就是文化自觉的表现。

综上而言，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进程早已开始，表现多多。复兴中华文明，实现现代化、振兴中华，便是其集中体现。而文化自觉由实践的开展到理论的总结，由自在的阶段到自为的阶段的拓展，正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