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学这个视角看它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关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国学文化里面关于精神安顿的一些思想、一些理念、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对于我们建设精神家园有什么关系，有什么意义。我们在“国学”后面加了一个“文化”，是把国学看做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文化价值观念，即从文化的角度、文化的层面来看历史上的国学。也就是说，从文化层面、文化观念、文化现象这个意义上来讲，从文化体系、文化系统、文化价值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国学文化中有哪些是今天还值得关注的、有助于精神安顿的思想。

（1）关于和谐的思想。

这几年，社会上对和谐的问题关注很多。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就是构建和谐社会，该决议的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引申出关于中国古代和谐思想的很多探讨和思考。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只谈中国古代国学文化中关于和谐思想的两个理念。这两个理念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第一个理念是“和而不同”，这句话出自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66]君子即有德有才者，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这个地位未必就是经济地位或政治地位，而是受到尊敬和爱戴。君子和他人相处时，对待不同的观念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指不同的成分放在一起，而又协调统一。换言之，在一个有多种不同主张的团体中，坚持自己的主张，但不把自己的主张强加给别人，并容许、承认别人的主张的存在，从而形成一种和谐的状态。就是说，君子追求和谐、坚持和谐，但是不违心地片面追求，而是坚持应该坚持的，同时也承认和允许别人坚持自己应该坚持的。不同的事物、不同的要素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是“和”。把不同的东西去掉、不同的观点去掉、不同的人拿掉，只留下和自己观点完全一样的人、事、物，这种做法叫“同”。“和”的特点是不同的要素组合在一起，“同”的特点是一样的要素拼凑在一起。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不同的要素组合在一起，构成一种新的协调的状态，这就是“和”。不正确的做法是把简单的东西、完全一样的东西简单拼凑在一起、加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这就是“同”。君子坚持“和”而不坚持“同”，即“和而不同”，这是一个基本的文化价值理念。

“和而不同”这一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也是中国人重视和谐的一个重要表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等等，形成了“百家争鸣”。出现百家争鸣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有“和而不同”理念的推动，所以产生了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光辉灿烂的黄金时代。五四时期也是如此。五四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思想、各种学术、各种流派异彩纷呈，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和而不同”的理念在支撑。

《论语》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深。今天看待世界形势，我们国家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主流，所以我们要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去，参与到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这样一种世界格局中去，发挥中国的作用和影响；而且我们要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使世界和谐共处、和平发展。但是，我们也要坚持我们的国家民族利益。在最近的金融海啸中，中国政府也参与了国际上的救市行动，宣布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这一方面是要稳定我们的金融市场；另一方面是要拉动内需，保持经济的增长。这也是呼应国际社会共同解决金融危机的做法。我们直接参与进来，但是我们也要捍卫我们自己的国家民族利益，不是美国德国法国怎样说我们就怎么做，因此我们是和而不同。

与“和而不同”相呼应、相映衬的另一种表述，就是《中庸》的一句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事万物共同生长发展而不互相妨害，各种价值理念、精神方法可以共同存在、共同发展而不互相悖反、敌对。“道”即思想、价值、理念、方法。“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是中国古代和谐思想的一个重要表述，我认为是精华思想。“和而不同”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合起来，就是中国古代国学文化中和谐思想的精粹。为什么我们把它们和精神安顿联系起来呢？因为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国家民族，要获得安顿和安宁，一定要有一个和谐的心态和环境，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和谐的理念作支撑，就能够很好地对待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物、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国家民族，坚持我们应该坚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所要坚持的，这样我们就能够安顿，我们的心灵也就比较平静。

（2）关于个人安身立命的思想。

这个问题在当今社会显得非常重要。如何安顿自己，是指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如何有一个恰当的位置，能够恰如其分地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这需要很好地探讨。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安身立命的问题，所以中国古代有着非常丰富和深厚的关于个人安身立命的思想，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社会，从国家民族到社会群体，从家庭到个人，都有一整套讲法。

第一，奋斗精神。中国文化有着一以贯之的精神，其中居首位的就是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自强不息”最早出自《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自然界）雄健活泼地运行，人（君子）根据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和现象而自强不息。中国古代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天道神圣，因此人要顺应天，和天相一致，人以天的法则为自身法则。既然天都是健康、活泼地不停运行的，那么人当然要效法天，要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构成，贯穿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程，至今仍然是支持我们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改革开放30年能够走到今天，中国在国际上逐渐强大起来，人民生活逐渐改善，社会状况逐渐好起来，一个根本的因素就是我们有自强不息的精神的支撑。对于奋斗精神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第二，宽厚待人。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宽容、宽厚的民族，历来主张严以律己、宽厚待人。国学文化中宽厚待人的思想是有出处的。刚才讲到《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乾卦里面的一句话。与乾卦相对应的坤卦里面有一句话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非常广博厚实，承载万物，非常宽厚，我们要学习大地这种精神，以宽厚的品德对人待物。这是宽厚待人的思想。其实，孔子讲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67]、“己所不欲，勿施与人”[268]，也是宽厚待人的思想。

第三，“三不朽”的精神。“三不朽”，意思指三种不朽的事业。它出自国学经典《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意思是，人生在世，第一位的是树立美好的品德，其次是成就一番事业，再次是著书立说、留名于世。立德、立功、立言就是“三不朽”。这种“三不朽”的思想，本质上是一种奋斗进取的精神。人生在世，就应该立德、立功、立言，我们历史上的名言也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司马迁表述自己的人生目标，也是司马迁父子写作《史记》的动因，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是要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贯通把握、融会了解从古到今社会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和基本精神，成就自己的一套学说，一套独立的、成体系的、有特色的理论。所以，“成一家之言”是非常了不起的。现在的报纸、电视、网络上经常有一些主持人发表一番“高论”，然后又伪装谦虚地说自己这个讲得不一定对，不过是“一家之言”而已，真是笑话！实际上，司马迁父子奋斗了几十年，司马迁甚至受到“宫刑”，忍受着奇耻大辱才完成了《史记》，最后不过是为了成就“一家之言”。要经过艰苦的奋斗，要有很高的水平和境界，有独特的理论体系方法，提出确有创见的思想，才能称得上是“一家之言”。现在一些人常说“一家之言”，实际上并不懂得其真实含义。所以我们学习一些国学，对于增长我们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知识是有好处的。

第四，“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即端正、弘扬、光大；“谊”通假“义”；“明”即把握、理解、明白，引申为光大、追求、弘扬；“道”即价值、理想、情操、境界；“功”可以引申为实惠、功利。意思是，我们把握追求、弘扬光大美好的道德理想、价值学说，而不计较、不追求得到了多少实惠、多少功利。古人认为，人生在世，对于个人、事业和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应当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269]。这个思想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年。它是由汉武帝时代的著名思想家董仲舒提出来的。董仲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议者，这个建议被汉武帝采纳，此后儒学成为官方思想和国家意识形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非常强调道德价值的作用、地位，强调人不能总是斤斤计较经济利益、眼前利益，而要看长远、看精神、看思想，坚持正确的价值。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有基本的道德追求，有高尚的情操。人和禽兽的区别，说大是非常之大，说小是非常之小。孟子讲人和禽兽的区别“几希也”，即人和禽兽的区别非常之小，因为人和动物一样都要吃喝拉撒睡，都要生殖繁育，这就没有什么区别。人和禽兽的区别又非常之大，因为人有道德良知，有礼仪情操，而禽兽没有。在董仲舒看来，人应该坚持追求美好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到了清朝的时候，有学者出来批评这个观念。他们认为我们人生在世不能只讲道义，不讲功利，道义很重要，是第一位的，但不是唯一的，道义之外还有功利，应该既讲道义又讲功利，因此提出了一个新命题，叫做“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270]，意思是既要坚持弘扬美好的品德、价值、理想、情操，推行正确的理想和价值，也要考虑实际的效果、个人的业绩、个人的收获。我个人认为，后一个命题比较合理，更加生活化、更有人文关怀、更加符合人情，这叫做义利双行，即道义和功利两样并重。前一个命题重义轻利，这是中国古代国学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今天看来，有严重偏颇。总体上讲，我们个人要安身立命，首先应该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思想，即凡事不要光看功利，而要有道义担当，有道义追求。当然，在一定条件下，我们也要考虑自己正当的物质利益、经济利益、精神利益等等。合起来讲，我们既要正义明道，又要谋利计功，但不能为了谋利计功而抛弃道义。

第五，忠恕之道。这是个人安身立命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相处，即人际关系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忠恕之道是为人处世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和方法。“忠”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孔子的话，意思是自己想在社会上立起来，也希望别人或者帮助别人立起来；自己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也希望别人并帮助别人成就一番事业。这一思想对我们民族影响很深，不少知名人士的名字都和这句话有关，比如国民党的孙立人将军，比如共产党的原陕西省副省长孙达人教授等。“忠”即是以真心、诚心踏踏实实地帮助别人，并以此为基础看待同别人的关系。“恕”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自己不想得到的东西，也不强加给别人；自己不想做的事，也不强迫别人去做；自己不想得到的不好遭遇、不好境况，也不希望别人得到，更不强加于别人；如果不想自己被贬斥、受冷落，不愿被排挤、被流放，不想处于坎坷悲凉的境地，那么也不希望别人处于这种不顺的境地，这就叫做“恕”。“忠”与“恕”二者的结合，叫做忠恕之道。孔子有个学生曾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271]即是说孔夫子的基本方法、基本原则就是忠恕，忠恕是实现仁的方法和原则，是为仁之方。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在今天这样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甚至到了白热化、残酷化的市场经济时代，有很重要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比方说，若是我不想被人匿名诬告、诽谤陷害，那么我也不去诬告、诽谤、陷害别人。前几年召开过一个世界宗教领袖会议，会议结束时发表了《世界宗教领袖会议宣言》。《宣言》中讲到“普世伦理”，即适合整个人类、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伦理道德、基本思想和基本伦理。会议宣言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普世伦理，是不分国家、民族、种族的整个人类都应该接受的。与忠恕之道相联系，还有一个孔子说的待人处世的原则，这就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亦即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个原则在今天仍然有积极的意义。

第六，大学之道。大学之道来源于《大学》一书。这里的“大学”与现在的高等教育体制中的大学不一样。《大学》是从《礼记》中抽出来的一篇文章。宋朝的学者朱熹当时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单独加以注释，并和《论语》《孟子》合起来称为“四书”。《大学》里面阐发了一整套个人怎样立身处世、治国安邦、经世济民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当然主要是从道德的方面去讲的。大学之道是指大学的原则、方法和基本理念，“大学”指大人之学，有高尚品德和卓越才能的人叫做大人。所以大学之道就是使一个人成为高尚的人、独立的人的原则和方法。

《大学》虽然很短，但内容很丰富。《大学》一开始就明确地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是大学之道。大学之道的第一条是“明明德”。第一个“明”作动词来理解，即把握、认识、理解、弘扬、追求的意思，第二个“明”是形容词，美好、高尚的意思，“明明德”就是把握、追求、弘扬美好高尚的品德。大学之道的第二条是“在亲民”，即亲近人民、亲爱人民。朱熹作注释时把“亲”解释为“新”，作动词来理解，指教育、熏陶、启蒙。这样一来，要使人民在道德上不断地更新、完善，就要启蒙人民、教育人民、提升人民。大学之道的第三条在“止于至善”，即达到最高的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三条叫做“三纲领”，它们是基本的原则，最核心的部分。但是只有这三条是不够的。把握、弘扬、光大、实践美好的品德，倾听人民、爱护人民、教育人民、帮助人民，提升人民的素质，最后达到最高的善，这些只是抽象、笼统的原则，另外还需要具体操作的方法。古人是很聪明的，所以“三纲领”后面还讲了八条：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般叫做“八条目”。意思是端正自己的思想；使我们的思想念头诚恳笃实；通过学习和实践，接触社会和人民来获得知识；修养好自身，才能整顿好家族；整顿好了家族，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了国家，才能使天下安定。“修齐治平”是中国古人的一种理想，尤其是对于士大夫来说，是其成就事业和人生、服务社会、忠于和服务国家的最高境界。

奋斗精神、宽厚待人、三不朽精神、“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忠恕之道、大学之道，这些和安身立命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有十分重要的关系。一个人在社会上要真正能够做到身心舒泰，不紧张、不郁闷，能够最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完善自身，首先就要奋斗，要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没有精神就没有相应的事业，没有事业就缺乏成就感，没有成就感就总会觉得社会不公、生不逢时，总是嫉贤妒能、郁郁不得志、牢骚满腹。所以我们需要有奋斗精神和事业精神，通过奋斗就会取得成绩，“付出总有回报”，就有一定的成就和地位。人的存在不仅有生理的需求、物质生活的需求、生存的需求，还有被人尊重的需求、安全的需求、乃至自我实现的需求，所以我们要奋斗、要有成就感、要宽厚待人、要帮助别人，这样我们才能使自己在社会上很好地安顿下来。安身立命、安顿精神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长期的学习的过程，特别是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过程。

（3）关于仁和礼的思想。

这是国学文化中很重要的理念，也是贯穿中国古代文化一个基本的思想和精神。什么是“仁”？“仁”看起来很抽象，但实际上是很具体的。“仁”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以贯之的。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阐述了“仁”的思想，创立了“仁”的思想体系。有人请教孔子什么是“仁”，他说：“爱人。”爱人就是“仁”。这是一种回答。孔子强调因材施教，所以在其他不同场合、面对不同对象的时候，对“仁”做了不同的回答。但是他最有代表性的回答有两条，一条是仁者“爱人”；另外一条较长，具体阐发了什么是“仁”的思想。根据《论语》的记载，颜渊（颜回）有一次谦恭地请教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恢复周礼的原则和秩序就叫做“仁”，即克制自己不合适的、不正当的欲望，实现礼的秩序和原则，实现礼的精神，这就是“仁”。颜渊继续追问：“请问其目。”克己复礼还是原则性、方向性的东西，具体应该怎样做呢？孔子回答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72]不合礼的事物不要看，不合礼的话不要听，不合礼的话不要说，不合礼的事不要做，视、听、言、动都符合礼，就是克己复礼，实现了仁。概括来说，就是克制自己不恰当的欲望，恢复礼的精神和秩序，实现礼的原则；具体来说，就是视、听、言、动都要符合礼。可见，“礼”是和“仁”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叫做“仁礼一体”的思想。

“仁”的思想是中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20世纪20年代，中山大学有个教授叫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三位创始人之一。1925年他提出一个构想，即未来的中国文化应该有一个三结合：第一是孔子的“仁”；第二是西方的分析哲学，由于中国文化重直觉、综合和整体思维，缺少分析和抽象，所以应该吸收西方的分析哲学，具体来说就是罗素的分析哲学；另外还应该有列宁的辩证法。在他看来，孔子的仁、罗素的分析哲学、列宁的辩证法，三者结合，这就是未来中国文化的方向。可见，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也照样肯定了中国古代的仁学思想。中山大学创校之初有个具体事务操办者叫曹四勿，这个名字就来自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四勿”。“四勿”思想如果被赋予新的时代精神，那么它在今天是有合理性的。现今，礼就是制度，就是行为规范。任何社会都应该有它的礼、行为制度和规范，所以现在任何一个公民的视、听、言、动，也要符合礼，只不过这个礼是我们今天的基本行为规范，比如爱国守法、知礼诚信等现代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可见，古代的仁礼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还是有很深刻的影响，还有值得批判性总结、创造性诠释、时代性转化的方面。

所谓“礼”，是基本制度和行为规范等，有着多种理解和诠释，例如封建礼教也是古代社会的礼之一，因此对“礼”要做两重性的分析。“仁”和“礼”结合在一起，从抽象意义来讲，实际上也是我们精神安顿的一个重要途径。现代民主社会也讲公平正义的规矩意识，如果我们有仁爱之心和规矩意识，遵守礼制，就能够实现仁，这样就能够成就自我、完善自我，同时帮助他人，促进社会的共同进步。

由上可见，关于和谐的思想、关于安身立命的思想、关于仁和礼的思想，是我们国学文化中关于精神安顿的基本思想，对今天我们的文化建设和个人如何安身立命有一定的积极的借鉴意义。有人可能会说，这些都是老古董，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是封建专制社会的产物，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能做到吗？有用吗？我认为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一个是文化的民族性；另一个是文化的时代性。任何文化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毫无疑问，国学文化中关于精神安顿的上述思想，是古典文明、农业文明的产物，也是封建时代乃至前封建时代的产物。[273]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体上它已经不适合我们社会的发展了。但是文化还有民族性，我们文化的很多成分和内容，是在不同时代经历了很多人的努力奋斗后概括提炼出来的，是经过人们的实践形成的，基本上成为了一种行为规范或者文化下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所以它有连续性和继承性，在今天还可以为我们所用，就像今天我们仍要坚持和而不同、要讲自强不息和宽厚待人、要讲规矩制度等一样。

必须强调的是，今天我们看待古代的和谐思想、安身立命的思想、仁和礼的思想时，需要用时代精神来加以考察。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是改革创新，因此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来审查古代的思想和国学文化，通过批判性地吸收，丰富我们今天的文化观念，增加我们的文化价值和内容，推动我们社会的进步。所以不是简单地回到古代，把古代的东西照搬过来；也不是简单地割断和否定传统，做个文化虚无主义者；而是要站在时代的高度，理性地看待历史上的国学文化，把一些还有价值和生命力的思想文化进行合理的改造，为我们所用。在这样一种现代眼光的考察下，古代的和谐思想、安身立命的思想、仁和礼的思想都能被赋予时代精神，被我们合理地继承。抛开特定的阶级性和时代性，它们还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使我们得到相应的精神安顿。

大概两年前，广东某高校在很短时间内接连跳楼自杀了四个人，可见大学生心理的脆弱和意志的薄弱。其实，他们的问题都是可以分阶段解决的，不值得为一时的利害得失所困扰，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人的健康不仅包括身体健康，还包括心理健康。从这个意义上反思、反观我们的国学文化，它的一些东西有很深厚的内涵和现实意义。我们知道，有的人一生坎坷，但是他一生奋斗不止，非常顽强，为了国家民族，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没有被困难和挫折吓倒。例如已经去世的现代新儒家重要人物梁漱溟，是1949年受周恩来总理邀请，从香港赴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著名学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农民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争论，受到过毛泽东当面的严厉批评，却始终不肯低头认错，在“**”时期遭受严重摧残也不低头。梁漱溟有种自信，认为自己大任在肩，真理在手，当然可以傲对群雄。最后他活了95岁。梁漱溟在长期的艰难环境里还能长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真正地掌握了国学文化的精粹，即如何自我安顿身心的问题，因而他面对政治上的狂风巨浪、险恶环境和滔滔涌来的群众斗争，能够坚持学术真理，从容对待政治高压，化解心头的郁结，迎接未来的光明。此外，研究庄子的著名学者刘文典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在地处西南边陲的西南联合大学，面对日本飞机的轰炸，以潇洒的姿态继续《庄子》研究，也体现出了知识分子的自信和面对危险、困难的超然态度。还有冯友兰、钱穆等人，都是从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挺过来的，并最终得享高寿。总结这些例子，最根本的一条是他们都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方面和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有很好的领悟，都对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安顿自己的精神和思想有积极的理解。这不是简单地放弃名誉、利益等退缩性、自我麻醉式的阿Q精神，而是如何张弛有度、以豁达的态度对待人生途程中的困扰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