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重义的价值追求，是中国传统人文思想另一重要内容和特质。

中国传统文化一贯重视道德，道德评判是价值评判的主体内容和基本准则。早在先秦时期，崇尚道德的思想已经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叔孙豹与范宣子讨论“死而不朽”的问题。范宣子认为不朽是指保姓受氏而守宗庙，以便世不绝祀。叔孙豹不赞成这种看法，认为：“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这个著名的“三不朽”论断，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立德、立功、立言，立德为首。孔子关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是道义至上的典型。孟子关于人禽之辩的思想，也是同一理路。在孟子这类思想家看来，人与禽兽的区别，其根本在于道德的有无。《孟子·滕文公》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要超越禽兽，成为有道德的人，就要发扬人的善性，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端”（四种善端），转化提升为仁、义、礼、智四种美好品德。人生在世，要做一个大义凛然的“大丈夫”，就必须能够“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166]。董仲舒反对“矫情而获百利”，反对为了名利而“随世而轮转”，提倡“正心而归一善”[167]。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儒家经典《大学》标榜的“大学之道”，是“明明德，亲民，至于至善”，这是把对完美道德的追求看做“唯此唯大”。为社会各界普遍认同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等，也是如此，都是崇尚道德价值的表现。

崇德必然重义。道理很简单，义也属于道德的范畴，古代往往仁义并举。只是由于重义的思想在传统社会特别丰厚，并且对后世影响特别深刻，故我们将其与崇德思想对举。

“义”，指道德理想、价值追求，往往是“道”的同义语。“义”的本义是指适宜。合理的、适宜的言论和行为，称为义。《礼记·中庸》说：“义者，宜也。”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168]他还说过类似的话：“人，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169]义是人走的正路，不走正路，就必然走歪路，做出不符合仁德的事情，十分可悲。孔子力主“务民之义”，要求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只要在上者实行义，则老百姓就会自觉归依，即所谓“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170]。这是儒家正己正人思想的一个表现。孔子十分推崇义的价值和地位，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171]符合义的事，可以放胆去做，反之，则要坚决抵制。对此，他有一系列论说，例如：“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172]符合义的东西，你尽可去争取、获得，人们不会讨厌你、厌恶你。因为义是划分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是区别君子小人的分水岭，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73]，便道出了这种心声。正是因为如此，故“君子义以为质”[174]，以义作为根本，以便“行义以达其道”[175]。实行义，成了实现道的理想的必由之路。如果不符合义而得到富贵，是君子所不齿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76]孟子也将义提到至上的地位，他劝导统治者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177]汉代初年的思想家陆贾说：“义者，圣之学”“以义建功”“君子以义相褒，小人以利相欺”“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178]。董仲舒宣称利是用来养人的身体，义则是用来养人的心，而“义之养生人大于利”[179]。他那著名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80]的论断，将义与道对举，把义提到了极其重要的高度。汉代以降，儒家关于义的思想影响日益深广，并成为传统人文思想的重要构成和显著特征之一。

传统人文思想中崇德重义的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崇德重义的价值追求，引领着人们超越物欲、冲破名利的羁绊，努力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社会认可的谦谦君子。这种对个体道德境界的熏陶和提升，客观上起着规范人心、整合价值使之趋同的作用，文化认同感和心理归属感大大强化，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凝聚力日益增强。在这个意义上讲，崇德重义的价值追求有着很强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崇德重义的思想过于强调道德的至上性，以道义消解功利，否定物质追求的正当性，以道德教化、道德修养等同、取代一切，从而导致了泛道德论的盛行，压抑甚至扼杀了个体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这种否定利益主体而片面伸张道德主体的思想，对于后世民族精神的多元发展和中国古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起了负面的作用，对此，我们应当注意并需要采取有力措施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