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守成，又创新，在守成中创新，通过创新达到守成，是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它主要表现为尊重传统、重视常道、崇尚守成等方面。

以儒家文化为主导之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看重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延续性，因而十分重视传统，尊重传统。这个历史事实，学术界意见一致；但对于这个问题的价值评价，则是见仁见智，甚至近年来关于传统这个概念本身的含义和作用，学术界也有十分不同的看法。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作一些辨析。

恩格斯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但是它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142]。他还说，“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143]。这是恩格斯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揭示传统的社会功能和时代作用。美国当代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认为，传统是围绕人类不同的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积淀，它包括物质产品、思想观念、惯例和制度。同时，传统又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使代与代之间、不同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文化的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传统最基本、最明显的含义是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或相传至今的东西，它是人类行为、思想和想象的产物，并被代代相传。[144]希尔斯这个观点，关注的是文化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的沿传和稳定，以及传统在价值取向方面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作用，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我国现行比较典范的对传统的界定是《辞海》的阐述：“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社会习惯力量，存在于制度、思想、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无形的控制作用。传统是历史发展继承性的表现。”[145]我觉得，传统应当具备历史性、继承性、稳定性、流动性、精神性、现实性等特征[146]，因此，所谓传统，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具有稳定的组织结构和思想要素的、前后相继的、迄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特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风俗、审美情趣等观念意识、社会心理和行为习惯。

根据上述认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尊重传统的观念和行为，十分普遍、持久，其间又集中表现为道统观念的深厚绵长。早在先秦时期，道统观念就已形成。孟子曾经叙述了由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再到孔子的“道”的历程，朱熹认为这是“历序群圣之统”[147]。孟子在这里制造了一个久远的道统，并以道统继承人自居，其目的在于为其政治主张制造历史根据。这个道统论的基本思路和价值取向，是先王之道，是典型的传统崇拜。汉代董仲舒以奉天法古为旗帜，以阴阳五行为骨架，构建了阳儒阴法、阳德阴刑的新的统治之道，尊孔子为“素王”，力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中仅为一家之言的民间学说——儒学——提高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至尊地位，其基本理路和手法是托古改制、托古创新，无论形式上还是实质上，仍然是传统崇拜。唐代韩愈以“虽灭死万万无恨”[148]的决心，护卫“二帝三王群圣人之道”[149]，则更是历史上有名的道统论的体现，是传统崇拜的表现。这种以道统论为集中表现的传统崇拜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历史作用，绝不仅仅是过去人们所说的“反动”“保守”“为封建统治张目”所能正确而全面揭示的。从文化发生论的角度审视，从文化的民族性的方面考察，尊重传统，维护传统，对于民族文化的延续和稳定，对于不同层级、不同时代的人们的价值观的整合，对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作用。至于有的统治者利用传统为自己服务，以致败坏传统、歪曲传统，离散人心，妨碍社会健康发展，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批判，但它与民族文化传统本身无关。这就好比现代武器与歹徒的关系。歹徒利用现代武器作恶，固然需要严惩，但现代武器本身是无辜的，它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结果，我们不能严惩现代武器。历史事实表明，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古代社会，在崇尚往古、崇拜祖先的宗法制度笼罩下的封建国度，传统是联系古今、贯通上下的精神纽带。在传统的旗帜下开新，在传统的道路上进步，是当时的历史必由之路。而这，正是在守成中创新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特质之一。

与尊重传统的观念相一致，重视常道也是在守成中创新的进化意识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之一。由于传统中国社会是以个体小农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的社会，个体力量的弱小与自然力量的强大形成强烈的反差，人们甘于安分守己，并不希望社会有剧烈的变动，更不希望自然界有什么变异，因此，祈求稳定、重视常道，便成为传统精神文化的重要成分。对于社会制度、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孔子一贯主张因革、损益，即在继承的基础上革新，在坚持常道不变的前提下进行调整。孔子的治国方案是“为国以礼”[150]，认为礼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151]。礼不仅是政治制度和文教制度，而且是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人们立身行事必须遵循礼的原则，“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52]。礼成了孔子认定的基本思想原则。在坚持礼的基本思想原则的前提下，孔子也奉行变通的原则。对于行礼所需的某些物品的材料，他赞同俭省的方法，而不拘泥于传统方式的一成不变。为了复兴周礼，孔子甚至企图参加公山弗扰反对季氏的叛乱。他的学生子路批评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何必一定要往公山弗扰那里跑，支持犯上作乱呢？孔子答复道：“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153]为了实现礼的秩序，孔子不惜违反他一向极力主张的不得“犯上作乱”的原则，其灵活性、变通性令人称奇。可见，孔子在坚持礼这个常道不变的前提下，也主张并实行相当的变革。这是典型的在守成中创新，在坚持中发展的思路。孔子之后，儒家学者基本都恪守这种理论思路，奉行这种办事原则。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154]，坚持的是礼这个常道不变，在此前提下，可根据情况适当变通。荀子曾说过，“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155]，强调的是常道的延续性、继承性及其典范作用。董仲舒追求“天不变道亦不变”[156]，并宣称道是万世无弊的，有弊的就不是道，是对道的违背。他把常称做“经”，变看做“权”，“经”神圣不可怀疑、不可动摇，“权”是适当变通，是“经”的补充。治国做人，要经权并用，但必须以经统权，“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古虽死亡，终弗为也”[157]，因为经为阳，权为阴，阳主阴次。董仲舒说：“《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常，常用于变，各止其科，非相妨也。”[158]常、变各有其用处，并不矛盾。他还说：“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159]总之，常道永恒、神圣，不可怀疑、改变；但作为常道的补充，权变、损益是可以的。实际上，我们从董仲舒所建立的以阴阳五行为骨架，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综合法、道、名、墨、农、杂诸家思想而成的汉代新儒学体系来看，从他所建构的三纲五常的基本道德原则来看，其基本思想原则确实是尊重常道而又不乏权变，是在守成中创新，以创新促进守成，巩固守成。汉代以后，就整体而言，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基本上是走的这种路子。

与尊重传统、重视常道的古代文化价值取向相应，崇尚守成也是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之一。

中国文化历来看重守成，尊重前人的创造成果，不简单否定前人的成就。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本质上是一种尊重前人思想、继承前人成就的守成思路。中国古代积淀甚深的先王崇拜观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崇尚守成思想的深厚。“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160]，祭祀后稷和文王，绝非为祭祀而祭祀，而是为了表明自己的事业与先辈事业的文化亲缘关系，是对先辈事业的继承。这是先王崇拜观念的重要表现，也是它的价值所在。孔子曾经表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61]孟子“言必称尧舜”，宣称“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162]，这些都是遵循前人事业的足迹前进、认定事业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和延续性的明证。

崇尚守成的思想，还表现为关于攻守异势的论辩。西汉初期，刘邦的谋士们针对暴秦速亡的深刻教训，明确提出了“取与守不同术”的理论，指出“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163]，逆取顺守、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术”[164]，应当“定制度，兴礼乐”，“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165]。这实际上是要继承、恢复先秦时期的礼乐文化制度和道德行为规范，是要保守既有的政教风俗，以此开出新的局面。

以注释为基本方式和外在特征的中国古代经学，无论其基本方法还是理论思路，都是典型的守成思想的体现。以前人的经典为价值导向，经学家们以注释的方式阐释前人的思想，并借此阐发自己的思想观点。无论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都是依托前人、依托经典而阐发自己的思想。尽管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间对于经典的理解有着严重的分歧，但从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来看，都是在保守、认同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推进学术的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综上而言，尊重传统、重视常道、崇尚守成，都是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中守成创新的进化意识的体现。这种在守成中创新的进化意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即用渐进的、温和的、尊重前人的方式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充分尊重历史，强调精神文化发展的历史继承和世代延续。这种态势，往往被批评为保守主义。其实，任何历史传统都不是可以一刀割断的，任何民族、任何文化，要发展，就必须对既有的成就有所守，如果没有所守，则飘游无根。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正是这种在守成中创新的观念和方式，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十分深厚，价值整合十分成功，本根意识特别强烈，从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成为国人自豪的根据。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尊重传统过了头，变成传统崇拜而不自觉、自拔，就会成为复古主义者；重视常道过了头，变成“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奉者，就会成为历史发展方面的形而上学者、教条主义者；崇尚守成过了头，变成故步自封，不思进取，就会成为保守主义者、国粹主义者。实际上，尊重传统、重视常道、崇尚守成这些思想观念，在历史上都曾程度不同地被统治阶级所利用，产生过消极的影响。但是，作为民族文化的基本成分，作为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它们却又曾在历史上发挥过规范人心、整合价值、凝聚力量的作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今天，在市场经济的时代，我们应当注意开掘其中的积极成分，赋予时代精神，使之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服务，为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机协调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