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是“文化中国”的理想追求。

早在春秋时期，政治家、思想家们就有了文化中国的理想。所谓“诸夏为中国，据夷狄为外”[132]，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133]，所谓“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也”[134]，等等，便是文化中国理想的表现。传说中的孔子修《春秋》，严夷夏之防，其原则是礼义道德。诸侯行为不合礼义道德的，便以夷狄看待；夷狄行为合乎礼义道德的，便以中国看待。孟子坚信进步文化能够改变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不可能改变进步文化，其所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135]，便是这种信念的体现。汉代研究《春秋》的公羊家们明确认为，夷狄与中国的区别，并非种族或地域的不同，而是文化道德的有无。公羊学大师董仲舒认为，《春秋·宣公十二年》记载晋楚之战，晋国大败，《春秋》褒扬处于夷狄之邦的出国合乎礼义，贬斥属于诸夏部族的晋国不合礼义，原因就在于《春秋》无通辞，评价标准以是否符合礼义为转移。晋国不讲礼义，虽属诸夏之国，也“变而为夷狄”；楚国恪守礼义，虽属夷狄之邦，却“变而为君子”[136]。夷夏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凸显了夷夏之辨的文化标准和意义，沟通了夷夏之间在文化心理上的联系。这种夷夏互变的思想，是中国古代理性精神的重要成分，是文化中国理想追求的重要内容之一。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开明思想家们，主张“师夷长技”，实际上是承认“夷人”的器物文明高于华夏之邦。谭嗣同慨叹：“今中国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137]可见，夷夏之别的标准，是文明进步的高下、有无。当然，用现代文明的眼光审视，这种华夷之辨的思想，无可否认地存在着某种轻视外族的意识。但我们更应看到的是，这种华夷之辨并非种族情结的外化，而是进步文化观念的体现，即对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是扬文明而弃野蛮的精神超越。何况，当时的思想家们已经反复申论，文明与野蛮的分界是礼义的有无，中国而失礼义则夷狄之，夷狄而能礼义则中国之，可见华夷之辨主要是个文化概念。

可以说，先秦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仁学理论，个体人格独立和道德修养主张；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对个体精神自由的追求，是此前文化中国理想的进一步探讨和充实。尽管这种理想在当时因不合以武力取天下的潮流而被冷落，但从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它们的确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一个方向。秦王朝的穷奢极欲、横征暴敛，正是对文化中国理想的反动。汉代的改制更化，崇儒术，重文治，则是对“文化中国”理想的恢复和实践。

显而易见，“文化中国”的理想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的包容性不仅体现为对何谓中国人的价值尺度的文化内涵的丰富，还表现为它本身内容的极大的涵括性，以及价值指向的多元性。

近年来海外华人学者提出“文化中国”的概念，有的是从中国统一的角度考虑问题[138]，有的是从发掘精神资源的角度，把中国传统文化看做一个可资利用的精神宝藏，或者将受中国文化精神价值影响的华人和外国汉学家的群体看做一个观念上的整体，阐发中国文化的价值和地位[139]。其中，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的观点较有代表性。杜维明指出，“文化中国”这一概念是相对于“政治中国”“经济中国”而言，在以权力和金钱为议论主题的话语之外，开创一个既落实日常生活而又能展现艺术美感、道德关切、宗教情操的公众领域。他认为，“文化中国”至少包括三个意义世界：第一个意义世界是由华人所组织的社会，包括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新加坡，当然也包括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第二个意义世界是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第三个意义世界是指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未必有婚姻关系，但和中国文化结了不解之缘的世界各阶层人士，包括学术界、媒体、企业、宗教、政府及民间机构。杜维明强调，“中国不仅是经济实体，政治结构，社会组织，同时是一个文化理念”[140]。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概念的疏解，与我们的理解大致相同，即“文化中国”不是一个政治概念或者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

国内有的学者认为，就世界华人文化的地区性的分化发展而言，文化中国的格局大致有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大陆母体的中华文化；第二个层次是中国台、港地区的中华文化；第三个层次是东南亚以及东北亚各国华人聚居地区的中华文化；第四个层次是散居世界各国的华人所拥有的中华文化；第五个层次是外国朋友的汉学研究中所弘扬的中华文化。这五个不同地区（层次）的中华文化，跨越了人文地理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等的距离，也超出了民族、学派、语言等的歧异，而就其对中华文化的保存、弘扬和认同感而言，是一脉相通的，具有统一性；而就其对中华文化的取舍、丰富和发展而言，则又各有成就，各具特色，展现为杂多性。由一趋多，多中显一；同归殊途，一致百虑。“‘文化中国’这一范畴，既涵摄世界华人文化这一综合性概念在内，又包容了世界各国学者、作者和友好人士对中华文化日益扩大和深化的多种研究成果。”[141]我觉得，这种看法是比较平实的。根据这种认识，我们可以明显地认识到，“文化中国”作为一种文化观念、文化意识，它本身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具有广阔的胸襟，能够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立足，适应当地社会的环境，在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中发展壮大自身。可以说，正是“文化中国”观念的精神激励和价值引导作用，使得世界上不同地区的认同中国文化的人们能够相互联系，相互学习，在文化交流中提升中国文化的质素，升华自己的境界。正因为如此，“文化中国”的包容意识及其价值理念，对于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力的增强，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