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重和谐，崇尚中道，是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

在中国人看来，和谐是最高的理想，是最美的境界；行为适中，无过无不及，是最好的状态。这种贵和尚中的价值理想和行为规范，贯穿从先秦到近代以至当代的文化发展历程。

早在西周时期，就有思想家对和谐理论作了探讨。当时的探讨是将“和”与“同”两相比较而进行的，一般称为“和同之辩”。西周末年，史伯阐述了和谐思想的内涵和意义。他指出，不同要素的有机结合，才能形成多样统一的状态，达到和谐的效果。五味相和，才能产生香甜可口的食物；六律相和，才能形成悦耳动听的音乐；善于倾听正反之言的君王，才能造成“和乐如一”的局面。他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120]不同事物之间彼此为“他”，“以他平他”即是把不同事物结合在一起；不同事物相互结合而达致平衡，就叫做“和”，“和”才能产生新事物。如果把相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就只有量的增加而不会有质的变化，就不可能产生新事物，事物的发展就停滞了。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进一步用“相济”“相成”的思想丰富了“和”的内涵。他以君臣关系为例阐明了“否可相济”的深刻道理。他强调：“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121]可否相济便是“和”。通过“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的综合平衡，使君臣之间保持“政平而不干”的和谐统一关系，以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转。

孔子继承了史伯、晏婴的和谐思想，并将其具体化为“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他的名言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22]。他曾经阐述道：“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123]孔子不仅将是否能够奉行“和”的思想原则作为划分君子小人的标准，而且将其作为检验是否遵循先王之道的试金石。其实，在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中，无论是关于仁的内涵的阐释，还是实行仁的方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和”的局面。他关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24]的价值准则，说到底是要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同样，他极力倡导的恭、宽、信、敏、惠五德，孝悌原则，忠恕之道等，也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孔子的重“和”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以后，儒家学者进一步发展并逐渐完善了贵“和”的思想。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论，要求达到心、性、天的和谐，是贵“和”思想的新发展。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新儒学，以先秦原始儒学为基础，援阴阳五行入儒，使之成为理论骨架，结合法、道、墨、名诸子思想，利用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理论成果，建构了一个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新儒学，进而论证人与人之间、天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和谐统一，更是将贵“和”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思想文化中有名的“厚德载物”思想，实质上包含着、体现着和谐精神。以宽厚的道德承载万物、处理人世间的一切事情，既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又突出了人际关系的和谐统一。传统精神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具体表现为不以征服自然为满足，不以破坏自然为乐事，而是顺应自然、因势利导。孔子赞成用鱼竿钓鱼，反对用大网拦河捕鱼，以防止鱼资源的枯竭；孟子主张在适宜的季节伐木，以免妨害树木的正常生长；荀子反对在草木生长的季节采伐树木，反对在鱼类繁殖的季节在河里捕鱼、毒鱼；《淮南子》的作者们明确反对“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等等。这类例子，都是维护生态和谐、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可贵思想。

传统思想文化关于人际和谐统一的思想，具体表现为个人之间、民族之间、邦国之间的友好平等。对于个人关系，《孟子·滕文公》提出了“五伦”的观点：“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五伦中，处理彼此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敬妇随，兄友弟恭。孟子的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25]，突出了“和”的地位和价值。对于邦国关系，《周易·乾卦》彖传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尚书·尧典》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是讲民族之间、邦国之间的友好相处，和谐统一。《尚书·尧典》赞美古代圣王的德行时说：“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易传》所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和”。对于民族、邦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传统思想一般反对暴力而主张和平解决。《孙子兵法》有一个著名的不用打仗而解决战争问题的观点：“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至于个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传统思想都是主张采用和平方式解决。站在正派的立场，为人的基本态度应当是“正己正人”“成己成物”，奉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26]“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27]的行为准则，这样，矛盾分歧就能和平地解决，甚至可能防患于未然。北宋大思想家张载说过：“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128]这是对事物及其现象的一分为二、矛盾斗争及其解决方法的精辟阐释。张载这种观点，在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也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传统人文思想认为，和谐的最佳状态是“太和”。这个观点最早是《易传》提出的。它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129]太和，是至高无上的和谐状态。《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就是儒家的“太和”境界。张载在《正蒙·太和》中论述道：“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胜负屈伸之始。”在张载这里，太和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范畴——道，它是最高的理想追求，即最佳的整体和谐状态。这种和谐蕴涵着浮沉、升降、动静的相互激**和转化，是整体、动态的和谐。

中国古代的“贵和”思想，往往与“尚中”的观念紧密联系。“和”是“中”的结果，“中”是“和”的表现，也是实现“和”的方法。“和”与“中”，在思想方法和价值境界上都是贯通的，因而二者往往连用。《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状态，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便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以“中”为度，“中”即是“和”，这是传统和谐理论的基本思路和认知准则。

从总体上看，先秦两汉儒家的中和理论，是以中庸为思想基础，以“礼”为价值标准，以对统一体的保持、对竞争观念和行为的抑制为特征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深远的中庸之道，虽然也包含有不偏不倚、合理适度的持中之意，但它往往是用牺牲效率的代价去维护统一体的存在，从而成为一种过分强调因循而轻视甚至压制变革的思想观点。董仲舒们坚持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130]的守成式和谐论，就是明证。

正如中国文明的早熟一样，中国古代贵和尚中的思想，也是早熟的。它降生于动乱迭起，“道术将为天下裂”[131]的时代，其实质内容以及由此反映出的价值取向，也与“争于气力”的时代大相径庭。然而，它表现了中国伦理型文化的基本精神，其守成的一面，在社会进入和平发展之时，便凸显出它的价值。因此，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步入大一统的常轨，以儒家为代表的贵和尚中思想，正好适应了大一统的政治需要，迎合了宗法社会温情脉脉的伦理情感需要，从而成为民族文化中的情感心理原则。汉代董仲舒的三纲五常理论，宋明理学家的天理人欲之辩，都是以“中”为度，以“和”为归结的，是先秦儒家和谐理论的不同表现。

贵和尚中思想，作为古代东方文明的精髓，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一个构成部分，它的积极作用占主导方面。由于全民族在贵和尚中思想方面的认同，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这对于社会稳定和协调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做事不走极端，努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存小异，保持人际关系和谐，是中国人普遍的行为准则。这对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拓展，对于统一的多民族政权的维护，无疑有着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