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上述文化传统的形成，是和思想家的精神活动和社会实践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文化传统与思想家之间，有着极为深厚的精神血缘关系。

思想家作为时代精神的理论体现者，作为民族文化命脉的传承者，他们既代表着传统，同时更铸造了传统。思想家对传统的铸造，是通过多方面的环节和复杂的社会机制而完成的。

思想家对民族精神的凝聚，对时代精神的概括，特别是对历史文化的理论提炼，对繁茂芜杂的文化表象的透析，是铸造传统的首要方面。孔子用仁礼一体的思想体系概括西周以降的文化精神，表达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并努力将其社会化、大众化，以规整人心，是对那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理论提升，实际上也是对文化传统的培育。董仲舒顺应汉代社会发展潮流，利用弥漫于全社会的阴阳五行观念，发挥儒家思想的文化整合功能，淋漓尽致地阐发了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孔孟而又超越孔孟，把汉代开国七十余年的诸多文化思潮，有机地纳入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之中，包容在以儒学为主的文化框架里面。此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三纲五常这类中国文化特有的命题和观念，逐渐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思维路向和价值规范，从而也就成为新的传统。

弘扬民族文化的精神生命，传播价值系统的基本理念，也是思想家铸造传统的重要途径。中国古代思想家十分重视文化生命的开掘和价值观念的传播，由此引导人们在文化命脉方面自觉地“认祖归宗”，从而逐步形成看重传统、认同传统的悠久历史感和担当感。孔子为了实现他的仁学思想，奔走天下，虽频遭困厄而矢志不渝，表现出对人道和人性尊严的执著。他开办私学，以坚韧不拔的弘道精神，培养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为民族文化生命的开掘、延续和广泛传播作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此后的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等大思想家，继承发扬了孔子“人能弘道”的精神，竭尽全力阐扬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活泼生命，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为中国文化的宏大，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可以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主体内容的仁义礼智、忠孝廉耻等基本准则，在古代中国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如此深厚绵长，是与这些思想家的精神创造活动密不可分的。更为重要的是，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的文化保守传统特别根深蒂固，充分体现出思想家的活动在建构文化传统方面的不可磨灭的影响和功绩。诚然，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人们对于思想家们铸造这些传统的是非功过，可以见仁见智，但思想家们确实铸造了那个时代的传统，却是不争的事实。

合并创新的思想体系，更新既成的思想文化，也是思想家们铸造传统的重要环节。不同时代的思想家，面对不同的文化遗产，承担着不同的时代使命，有着不同的历史责任。继承以往文化的基本精神，结合时代条件，推陈出新，创造转化，为文化的开新提供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每个时代的思想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再到朱熹的理一分殊架构，以儒为宗的思想家在以经统权、以权补经的渐进改良的思维导向下，创建了各具特色的思想体系，更新了旧有的思想文化，开拓了文化发展的新的精神方向。同样，从先秦老庄的道法自然，到秦汉之际黄老学派的因应无为，再到魏晋玄学的体用本末，以道为体的思想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理论观点，不断提升自我的精神境界，为传统的继承和开新拓展了道路。至于前期法家从法、术、势各执一端到战国末期韩非集其大成而熔铸一体，所体现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进化论的变异观，也同样是据旧图新、弃旧图新的开创精神的明证。这些，都从不同的层面开创并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变革传统。

通过制度文化的建立和巩固，规范人们的行为，影响人们的心理，也是思想家铸造传统的重要途径。如果说，孔、孟、荀对仁礼义之类的人伦规范的提倡和实践，还停留于思想文化的无形层面上的话，那么，董仲舒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和文化实践，则是把它提到了制度文化建设的可操作的现实状态。董仲舒系统论证的三纲五常的道德论，实际上是从家庭制度、政治制度和文教制度的建设高度，把社会的内在控制和外在控制结合起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者指涉的对象不同，调控的目的不一，但终极目标是政治秩序、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其间君主至上的权威意识贯穿始终。而且，由这三纲所导引，层层隶属，最后都自觉认同于封建专制制度。有君为臣纲的理念便有君主独裁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有父为子纲的规定，便有父家长制的“天理”存在；有夫为妻纲的训导，便有男尊女卑的封建“神圣”观念。这三者之间，前者本来属于政治的范畴，后两者本来属于家庭的范畴，但经过董仲舒这么一整合，便使三者交相渗透，政治制度和家庭制度融贯为一，政治家族化，家族政治化，从而使先秦儒家政教合一的所谓王道政治由空想变成了现实。此外，董仲舒提出的官吏考选制度，特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更是从制度上落实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在制度上开通了文人治国的道路。由此，政治上对当代君主和现实政治绝对服从，家庭中父家长一人当道而显示出的服从权威、服从权力的传统，以及读书做官以施展抱负的传统，便逐渐由隐转显，充塞人心。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传统的确立和日渐强化，在更深的文化心理的层面上，表现出并完善了为政治服务的传统。

参与政治活动，借政治的力量扩大自己观点的影响，以形成普遍、广泛的社会基础，也是思想家铸造传统的重要途径。孔孟游说诸侯，希望儒家学说见用于世；韩非为帝王设计，要通过政治实践使法家思想一统天下；董仲舒对策朝廷，借助武帝的政治力量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韩愈鼓吹道统，上书宪宗，谏迎佛骨，实际上是想借助政治的力量扩展儒学的地盘；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封建士大夫们标榜自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究其实质，“达”是仕途通达，居庙堂之上，即政治上得势；“穷”是失意落魄，处江湖之远，即政治上失意。这两种看起来截然相反的结局和旨趣，实质上不过是依附政治、利用政治、服务政治心态的一体两面而已。无可否认，思想家们对政治的热衷，在客观上有着宣传自己学说、影响社会的重大作用。而相同思维路向和价值取向的思想家的世代接力，最终必然有助于特定文化传统的构建。显而易见，这种情况也充分反映出服务政治的传统是何等普遍，何等丰厚！

毫无疑问，文化传统的形成，有其客观的自然历史进程，绝非人们主观意向所随意决定。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思想的力量是巨大的，思想家在文化传统的铸造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实现，往往是通过对属于深层结构的传统思想文化的诠释和新的思想体系的创建而实现的；同时，它也往往是通过对现实的制度文化的阐扬和新型文化制度的创建而实现的。否认特定时代条件的制约，是非历史主义、违背历史决定论；而否认思想家精神活动的重要作用，则是机械决定论，而非辩证的、非能动的决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