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发展表明，思想家与文化传统的形成、巩固、发展和转化，有着深厚的关系。思想家的精神活动和社会实践，促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化生。大致说来，思想家所促成的文化传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保守传统。

文化保守传统，指在民族文化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思想家根据自己对历史文化的体悟，对现实文化状况的审视，对未来文化发展趋势的瞻望，而对此前的历史文化基本精神价值的肯定，以及对这种基本精神价值的时代性阐发和创造性转化。就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而言，就中华民族固有文化传统类型而论，文化保守传统是最为深厚、最为持久，同时也最能够固摄人心的一种传统。

文化保守传统主要表现为守成意识、道统观念、传统崇拜、崇古取向、经学思维等。

守成意识集中体现在儒家身上。先秦儒家追求“常道”的把握，热心维护既成的文化构架、社会氛围和人伦秩序。孔子反对当时的社会变革，一心维护“周道”，主张保持并巩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有序的政治伦理规范，坚决摈弃超越传统规范的思想和行为。说到底，是要弘扬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使已经形成的文化传统、文化氛围不因时代条件的改变而丧失。孟子的仁政学说，以仁义安定天下、统一天下的思想、先王观念等，实际上是用既往的价值观念规范人心，整肃社会，维持恒常不变。汉代董仲舒创建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提出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总原则，为的是维护刘汉王朝的一统天下，为封建统治秩序的万世长存提供理论根据。他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76]，便是儒家守成心态的典型表露。总之，对于已经形成的状况，对于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儒家特别钟情，而对于变动中的政治秩序和价值观念，他们往往持批评立场，至少也是抱着游离的态度。守成意识经过儒家学者代代相传的倡导、传播和实践，特别是经过统治者在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强化，逐渐形成一种上下乐道、代代相守的稳固的文化观念并广泛化为普遍的社会心理。

道统观念也是文化保守传统的重要内容。从孔子开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便是儒家学者津津乐道的“圣圣相传”的统绪。孟子更将道统接续到孔子，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为论题，“历序群圣之统”[77]，后来逐渐弥漫于全社会，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文化认同扭结。唐代韩愈的道统论，更是从理论高度确认了道统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使道统观念成为保守固有文化、向历史传统归依的凝固剂。宋代理学家程颢宣称，提倡道统论，是为了“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以避免“人欲肆而天理灭”[78]。显然，程颢在这里是企图用道统观念来整合人心，使被障蔽的“圣人之道”（既往的文化传统）焕发生机，这是十分明确的文化保守主张。

作为文化保守传统的传统崇拜观念，也是以既往的文化成果为归依，以先人遵行的传统为安身立命的圭臬。在古代中国，传统主义者一直占据社会文化的主导。对于以往的道德、制度以及一切长期沿袭的心理和行为习惯，传统主义者都大加赞赏，甚至顶礼膜拜。先王之道、圣人之言，是绝对不可怀疑更不可违背的。儒家经典《孝经》劝诫人们：“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理学家朱熹表白：“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重视实学的李塨表示：“伏羲以至孔孟，言道已尽，后学宜世世守之。”[79]这些，都是传统崇拜的文化氛围挤压之下出现的畸形现象。在传统崇拜的氛围笼罩之下，凡是敢于蔑视传统、对抗传统者，都会受到朝野上下的口诛笔伐。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其思想实质，是对传统的反叛和超越。王安石倡言并大胆实践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正是针对传统崇拜的痼疾而发。但这种对传统的激烈反叛，最终还是败在了传统手下。这刚好反衬出传统崇拜的“神威”。

崇古取向也是文化保守传统的重要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以古圣先贤的言行为楷模，从历史中寻找修齐治平的依据，按照古人既定的原则办事，是人们不可移易的价值准则，也是普天认同的思维“范式”。无论君主的治国安邦，还是庶民的立身行事，都要从古代寻找理论依据或典型事例，以增强自己的说服力和权威性。一场改朝换代的秦的统一，要声言自己的天下是继承往古的周“德”而来；一部医书《黄帝内经》要托名“黄帝”，以表明源远流长，无可非议。这种崇古取向，丰厚了文化保守传统的底蕴，使传统社会的保守主义长期引领**，道统权威长期高扬，从而逐渐形成并强化了中国社会的求稳、守成的保守风气。

文化保守传统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是经学思维。经学的根本特点是墨守成规，不想也不敢超越旧有的思维框架、价值体系、伦理规范，而只是依照传统已经认可的经典办事，维护经典的纯洁性和至上性。一切思想、观点、情趣、心态，都必须而且也只能通过对经典的注释而阐发出来，所谓“注不破经”，所谓不“以传代经”，都是保守已经得到社会认可的规范性、权威性思想的经典的“经典”性表述。经学思维的形成和在古代社会的深远影响表明，文化保守传统作为一种习惯性力量，是何等强大，何等绵延不绝！可以说，近代以来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中的种种磨难，经学思维的干扰是一个重要原因。

（2）文化变革传统。

与文化保守传统相对应，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也存在着文化变革传统。这种文化变革传统，是在时代条件的激发下，思想家根据对此前的文化传统的省思，提出并通过社会实践进行的文化重构工作。在中国古代，所谓变革，一般指“变旧革新”，多指改革制度、法度而言。《礼记·大传》曰：“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这就是说，变革的范围是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与此对应，亲亲、尊尊、长长之类的思想文化是“不可得变革者”。考诸秦汉以后的文化演进历程，不难看出，在总体上，文化变革传统的指涉对象，主要是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的东西。这正应了汉代儒学宗师董仲舒的话：“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80]这种以“改制不易道”为基本指导思想的文化变革，从理论实质上看，属于渐进而温和的改良。

以渐进而温和的改良为特征和目的的文化变革传统，充分体现在儒家学者身上。战国末期，荀子从时代条件出发，在孔孟儒家基本思想框架之内，援法入儒，既“隆礼”，又“重法”，把孔子仁礼一体的思想体系改铸为礼法结合的崭新体系，从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了儒家思想，在制度文化的层面更新了儒学面貌。汉代董仲舒根据大一统政治的需要，精心营建了一个严整的以阴阳五行为理论骨架、以天人感应为核心、以儒家思想为主体而统合诸家的理论体系，并以此为依据，明确要求统治者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建立新的文教制度和选官制度，以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官吏选拔制度和教育制度相结合：从而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局面，同时也开创了儒学发展的新局面。董仲舒的改制理论、三统三正的历史观等，都开创了此后中国文化变革传统的“范式”。唐代思想家韩愈的文化实践，便是这种变革“范式”在新形势下的翻版。韩愈既是儒学复兴的旗手，又是古文运动的健将，为了对抗佛道二教，恢复儒学昔日的权威，韩愈撰写了《原道》《原人》等著名论著，开启了儒学复兴的端绪。这对于魏晋以来的学术文化潮流，是高层次的拨乱反正，是对传统儒学的重构，也是对传统文化构架的重构。他所阐发的儒家博爱思想，所系统化、理论化的道统学说，既是对传统儒学的深化，更是对传统儒学的渐进而温和的变革。至于宋代大儒朱熹以儒学为母体，吸纳佛教的思辨结构，利用道教的宇宙生成图式，最终完成了儒学形态的更新，形成了成熟的理学体系，则更是中国古代文化变革传统的典型表现。

（3）文化批判传统。

与文化保守传统相对，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一以贯之的文化批判传统。这种文化批判传统，主要表现为反传统的传统和异端传统。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都是抨击传统、反对因袭传统的中流砥柱。他们对以仁义礼智为宗旨的文化传统，对求知好学以发展文明的传统，对现存的一切政治和人伦规范，都持坚决的批判态度。他们通过对常规性思维的批判，对所谓永恒价值、绝对真理的否定，表达自己对人类文明发展而出现的异化现象的愤想和焦灼。他们总是通过对论题的否定而表达自己所要肯定的东西，而不是通过肯定来揭示要否定的东西，这证明他们在思维方式上也是反传统的。魏晋玄学家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充满对传统的反叛精神。惠能禅宗革新传统佛教，破除以前各佛教教派的烦琐教条，宣扬“即心即佛”“见性成佛”“言下顿悟”，主张不读经，不礼佛，不坐禅，只要认识“本心”，则“凡夫即佛”。通过这种世俗化、大众化的说教，惠能巧妙地宣扬了佛教的基本精神，为佛教的中国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见，惠能禅宗也是反传统的产物。它的出现，以及它的说教方式和理论体系，本身就是对传统的背离。

作为文化批判传统重要内容之一的异端传统，不仅表现为对现实政治的激烈抨击，对统治者的不合作，而且更表现为对既有传统的蔑视，对新传统的向往和培育。从东汉王符的《潜夫论》，到明代李贽的《藏书》《焚书》，再到清代唐甄的《潜书》，这类著作的一个极为鲜明的主题和特色，便是对统治者的不合作，以及对当时黑暗政治的鞭辟入里的批判。王符“耿介不同于俗”，终身不仕，隐居著书，讥评时政，把东汉社会的种种弊端总括为“衰世之务”。李贽在独尊孔子的封建专制时代，公开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认为之所以中国数千年是非不分，在于“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81]。李贽这种惊世骇俗之论，在当时便被正统道学家指斥为“异端”。唐甄直截了当地揭示帝王的本质：“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82]这类“无法无天”的思想，和封建社会君主至上、人们必须绝对忠君的传统观念，是水火不相容的，是真正的异端。至于黄宗羲指历来的皇帝为“天下之大害”[83]，是离散天下人之子女、荼毒天下人之肝脑的独夫民贼；戴震揭露理学家“以理杀人”[84]等，则也是振聋发聩之声！

当然，从严格的理论划界来看，反传统的传统和异端传统，二者之间并无截然分明的界限。对于传统本身而言，反传统本身就是一种异端；而所谓异端，则往往表现为反传统。但是，如果仔细审视中国文化发展的繁复图景，我们又不难发现，反传统的传统和异端传统，毕竟有着表现样态的不同和文化激发功能的区别，因而我们可以分别论列。

（4）服务政治的传统。

中国古代的诸多文化传统中，服务政治的传统绵长而深厚，其对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莫此为甚。海峡两岸学术界有一个共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显著的泛道德论的色彩。这当然只是一个事实判断，至于价值评判，则是“道术将为天下裂”了。其实，深一层看，所谓泛道德论，说到底，还是受政治制约并为政治服务的。一方面，统治者要求知识阶层和庶民百姓自觉自愿、竭心尽力地为其效力，甚至在遭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也要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为利益，以君主的喜怒好恶为转移。另一方面，庶民百姓特别是知识阶层，往往也自觉认同统治者的政治规范和社会秩序，以能够参政为莫大荣幸，有的甚至以此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理想境界。忠君就是爱国，犯上作乱为人所不齿。身、家、国、天下是逐步递进、层层归依的关系，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汉儒所谓“屈民伸君”“以人随君”，正是人人服务政治的精练概括。历来为人称道并长期为知识阶层所自觉实践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落脚点是倾心于治世。这中间当然有着无可非议的崇高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但正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把为政治服务的现实功利目标，升华为个体人格境界的实现，转化为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从而更增强了服务政治的自觉性，发展到后来，以致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士大夫们津津乐道并为之神往情动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际上不过是由泛道德化转向泛政治化的下意识而已！至于贯穿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的忠孝一体、“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则更是一切为政治服务的生动注脚。这种服务政治的传统，毫无疑问是统治者提倡、培育的结果，它当然会被统治者精心利用。但是，无可否认，服务政治的传统，确实也增强了民族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增强了人们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对于提高精神境界，淡化自我意识，有着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