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史学史对于历史教育的意义。古往今来，论历史教育的人很多，确有不少卓见。白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超出一般论历史教育之处者，在于他不仅是从史事方面阐述历史的教育作用，而且是从史学的科学价值和社会功能方面阐述历史教育的作用，尤其是从史学史的视野来阐述历史教育的必要性及其社会价值。这一点，似未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但是，从史学史研究来看，这是至关重要的思想遗产。需要指出的是，1994年出版的《白寿彝史学论集》，阐述历史教育的论文多达20篇；而在1982年，白先生的《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论集，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从中不难看出他从史学和史学史领域来探讨历史教育价值的学术特色。白先生认为：“研究史学史是大工程。史学史就是研究历代史学家对过去的看法，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看法。把这些看法同有关的不同时期的历史结合起来，看看他们受了时代的什么影响，看看他们如何影响社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史学的科学成就和社会功能。要从史学史的学习、研究上，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吸取外来的新的血液，对推动历史前进这一问题上一定要清楚一些，要不辜负我们这个时代。史学史工作是一生的事业，也应该发展成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48]这些话是对青年史学工作者讲的，但它涉及了历史教育的许多问题。从客体来看，历史上的史家如何看历史、看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们如何受时代的影响和他们如何影响社会，这里饱含着辩证法思想。从主体来看，总结经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推动历史前进、不辜负时代，以及如何正确看待史学史工作，这里也饱含着辩证法思想。同时，主体与客体之间，也是建立在对立统一原则基础上的。按我的理解，这就是从史学史的知识、见识、责任和视野来看待历史教育的价值和意义的。可以认为，白寿彝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和论著，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方面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反映。白寿彝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在史学工作和社会实践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首先，它把关于历史教育的认识从一般属于实用的或感性认识的阶段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其次，它提高了人们对史学史之社会意义的认识，有益于人们对史学史的深入研究。

白寿彝先生在史学史思想领域的成就，还反映在他关于史学同经学、子学之关系的认识，关于对史学史之古今论述的重视，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的标准和原则等方面。白先生很重视中国古代史学同经学、子学的关系。他指出：《诗》、《书》、《易》、《礼》、《春秋》等，“是最早的史”，尤其是“三礼”中的若干篇，“都是比较早期的不同形式的古代史书”，只是后来才变成了经典。他又指出：“史学上的几个重要问题，经中都谈到了”，这是从思想上讲；如若“从史书体裁上讲，经书中包含了多种体裁，后来史书的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典志和文选等体裁，在经书里早就有了”。他又举出《老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证明子书同史学的关系，并强调说：“从历史上看，儒、法两家根据过往的历史来观察历史的未来，都有说对的那一面。”[49]值得注意的是，白先生讲经史关系、子史关系，不是如同现在人们讲的“交叉学科”的那种含义，而是指出它们在渊源上、思想上、表现形式和实际运用上的相通之处，意在拓展和丰富史学的内涵，开阔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视野，增加他们的兴趣，深化他们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中期，白寿彝先生主持了“中国史学史之史”的座谈，同时他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叙篇”的第四章“有关史学史的古今论述”中，列举有关论述，上起司马迁《史记》，下迄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50]。白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这样写，一是尊重前人，二是自觉教育。他在1984年12月的一次座谈会上讲道：“我们正在编纂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体例，有一条规定，即在每一卷的开卷（篇），要谈谈基本材料及与本卷有关的问题和研究成果。那就是说，我们研究一个问题，要知道过去人和当时学者的论述及其成就，以便于在这个已有研究成果上起步走。这对于工作很有好处。一方面可以参考旁人已经提出来什么问题进行参考，另一方面也可了解某些问题的研究发展到什么程度，如何才能更好地继续向前发展。如果不管过去，我们就从头搞起也不是不可以，但那就可能费时多而功效小。了解、研究一门学科的已有成就，实际是对本学科的自我批评。这不是对个人，而是对这个学科已有的成果进行探讨、评论。对我们的史学史这样做，是我们史学史研究工作者进行自觉教育的一课。”[51]这些论述，集中地反映出了白先生的学术史思想和严谨治学的态度与方法。现今学术界有许多人在讲学术规范问题，这是很必要的。所谓“学术规范”，首先就是要尊重学术史上的成果和当代人的成果。在这方面，先生的思想和治学实践，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白寿彝先生所撰《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的“叙篇”，以两章的篇幅论述了“中国史学史的分期”，上起先秦，下迄20世纪前期。这两章的文字，名为“分期”，实为一部中国史学史论纲，其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远在一般讨论分期问题之上。这是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其次，从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来看，作者没有特意提出有关分期原则的论述；但分期的原则确是存在的，即史学史分期大致与历史的分期相吻合。作者也没有特意提出有关分期标准的论述，但分期的标准也确是存在的，即充分考虑到时代的特点和史学的特点之相互关系。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的思想，依我的肤浅认识，一方面是不脱离历史发展来论述史学发展，另一方面是从时代特点去揭示史学面貌，并以史学面貌反观时代特点。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原则在这里都得到了应有的体现。这使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研究史学或其他文化现象，都不应脱离客观历史的发展及其阶段性特点，这样才能“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关于发展史学史研究的设想。白寿彝先生治学有两个特点，一是永无止境，二是重在创新。白先生的研究领域很广阔，在每一个领域都有许多设想。关于史学史研究，他从不满足于现状，因而也有不少设想。“处在建设前段”，这是白先生近些年来常常提到的，表明他对发展史学史研究的期待和信心。1985年，白先生在第一次全国史学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了教材建设问题、举办讲习班问题、试办专题座谈会问题、提倡开拓性研究问题、编辑史学史丛书问题，以及办好《史学史研究》季刊问题[52]。白先生设想的这些工作，有的开始做了，有的尚未进行；而已经开始做的，也还需要坚持下去，尚未进行的，我们有责任创造条件，逐步做起来。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白先生关于提倡开拓性研究的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设想。第一，关于研究和撰写中国“全民族的史学史”问题。他指出：“兄弟民族的史学史工程很大，内蒙古、新疆的研究工作有一定成绩，可彼此没有联系。西南也有一些，云南、贵州是多民族的地区，也要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史学史将来要发展成全民族的史学史，应该把进行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科目加以提倡。”[53]中国自秦、汉以后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客观上拥有多民族的历史和多民族的史学，史学史应对此有真实的反映。在先生的倡导之下，目前中国史学史研究，已注意到加强对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记载与史学发展的研究。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现在只是起步阶段。第二，进一步开展对外国史学史的研究。白先生认为：“西方史学史项目大，‘西方’两字包含内容太多了，但光有西方史学史还不够，要有国别的、地区的，要想办法逐渐发展。日本的、东南亚各国的、伊朗、阿拉伯、土耳其等各国的史学史，也要逐步地展开。开展有关的史学工作要采取一个迎头赶上的做法，人少不怕，先熟悉大概情况，有所鉴别，有所批判，再跟具体研究的问题联合起来，工作情况就不同了。许多事情不是一提到就能办出来的，但我们应该做，我们是一个大国，怎么能不做呢？”[54]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白寿彝先生的开阔的思路、具体的设计、对困难的估量、对前景的信心，以及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以上关于中国的全民族的史学史和外国的国别与地区的史学史之研究及撰写的设想，可以看作是史学史研究者在21世纪应当努力实现的目标。

此外，白寿彝先生还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叙篇”的最后，具体地提出了“关于史学史研究的四件事”。他写道：“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我想约几位同志办四件事。第一件，是把现在进行中的《中国史学史》[55]写出来”；“第二件事，是写《中国史学史教本》”；“第三件事，是编一部《中国史学论著选》”；“第四件，是组织一些力量，试编一些供更多的人看的读物。希望在这个工作上，能做出一点成绩，能有一点突破”。[56]先生说的第二件事即撰写《中国史学史教本》，本来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后因多卷本《中国通史》编撰工作的展开而搁置下来，直到1999年春天全部出版后，夏、秋两季，先生才有时间为《中国史学史教本》定稿，并于年底为其写了“题记”，交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10月出版，了却先生的一桩遗愿。先生说的第三件事，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编出初稿，油印成册，后因给《中国通史》让路，搁置下来。90年代，因《中华大典》编纂工作的展开，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的史学史研究室承担了《历史典·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分典》的编纂任务。这项工作的性质，同先生提出的《中国史学论著选》相近，它的完成，可以看作是实现了先生的又一个遗愿。先生说的第四件事，我想可能是指前面说到的史学史丛书，“宣传史学史知识，开阔大家的眼界，[每本]字数在十万字左右”[57]。这项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筹划和准备。先生列在第一件事的，是全书共六册的《中国史学史》。它的第一册是先生亲自撰写的，包含“叙篇”和先秦史学部分；以下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五代宋元史学、明清史学、近代前期史学、近代后期史学五册，根据先生生前的安排，有关作者正在撰写之中，可望于近期完成这项工程。关于这部书，白寿彝先生是这样定位和要求的：“这主要是供专业工作者阅读，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得以不断提高。我认为，这是一项基本建设工作。这项工作可能做得好些，别的事情就好办一些。我试图把中国史学史划分为几个历史阶段，对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史学代表人物和代表作能做出比较明确的论述，但是要把他们放在整个历史时代的潮流中去观察他们，看他们所受当时社会的影响及他们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并且还要观察他们对于前辈史学的继承关系，对后来的史学留下了什么遗产。”[58]白先生对这一部书看得很重，期望很高；所有参与这部书的作者，要努力把《中国史学史》这部书写好，以不辜负先生的期望。

二、中国通史：历史使命和世纪工程

1999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通史》的最后一卷，即第十二卷。至此，以白寿彝先生为总主编的12卷本、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历经20个年头的研究和撰写，终于全部出版。

1999年4月26日，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会前，白寿彝教授接到了江泽民同志写于当天并委托专人送来的贺信。江泽民同志在信中说：“……《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您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对您和您的同事们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我表示衷心的祝贺！”“我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59]江泽民同志的信在社会各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中国通史》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白寿彝教授为什么要编撰《中国通史》？很多史学界的朋友和热心的读者谈到这个话题。

白先生在九十华诞的庆祝会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

多卷本的《中国通史》的完成和出版，确实让我感到很激动。想起在1962年巴基斯坦史学会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中国代表第一个宣读了学术论文。巴基斯坦的学者说，过去我们讲历史以欧洲为中心，现在我们要以东方为中心，用的教材是日本人编的。他们希望看到新中国史学家编出的教材来。1974年我们又一次访巴，对方用的教材是林语堂编写的课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他们仍然没有看见新中国的作品。这两次访问，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历史是这样重视，我感到吃惊，同时也为没有写出一个字而感到惭愧。从那时到现在，二十多个年头过去了，我们终于写出了自己的通史，终于可以宣布，我们有了新中国的历史书了。[60]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使他深感编撰一部完整的、适合于外国读者阅读的中国通史，是多么重要、多么紧迫。他还联想到，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提出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他感受到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重大责任。

1975年，白寿彝先生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约请一些同行，开始了研究、编撰工作。从1977年至1979年，历时两年，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小型中国通史即《中国通史纲要》完稿，并于1980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按原先的设想，《中国通史纲要》一书是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外国读者，因此在写法上多有独特之处，如基本上不引用原始材料，尽可能不用或少用历史上的专用名词，表述上力求明确、凝练，等等。不料上海人民出版社先行出版中文版后，立即受到社会的关注。到20世纪末，此书已是第27次印刷，累计印数达94万余册。目前已经出版的外文本有英、日、德、法、世界语等七八种版本，在国外也拥有广泛的读者。

《中国通史纲要》的中文版，是一本只有30万字的著作。它在学术上和撰述上的成功，根本的一点，是恰当地把科学性和通俗性结合起来。白先生在谈到编撰《中国通史纲要》的体会时，有这样一些认识：

《中国通史纲要》是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所谓“通俗”，我们的理解是：第一，一般读者能够看得懂，容易理解。第二，历史专业工作者也可以读，而且在读了之后能够得到一些新的收获。因此，撰写通俗的历史读物，不是仅仅把现成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复述就行了，也不是可以随意下笔、信手写来，而是应当下很大的功夫的。而这个功夫的尺度是：不仅视此为编书，更应视此为著书。这样想，这样做，使我们从事编著工作的同志都增强了事业心和责任感。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编著《中国通史纲要》过程中力求做到这样几点：

（一）把问题阐述清楚，凡笼统的概念、不可捉摸的词句以及陈言滥语，一概不写入本书。我们认为，这是通俗读物的一个首要条件。

（二）不求面面俱到，而是立足于构思全书的体系，勾画出历史的轮廓，写出主要的问题。我们认为，通俗历史读物的另一个要求是轮廓鲜明，重点突出。因此，《中国通史纲要》在勾画历史轮廓时，是采用“粗线条”式的手法。因为只有“粗线条”，才来得清晰、醒目。《中国通史纲要》共有十章七十二个标题。可以说，每一个标题都是重点，都是重要的历史问题。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努力在这些问题中突出那些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

（三）在文字表述上努力做到明白、准确、凝练。这是通俗读物在文字上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一要求，我们在编著《中国通史纲要》时，注意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一般不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话，而是体会它的原意，在叙述之中贯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的原则。文字表述上的明白、准确、凝练，为的是给人们以科学的结论。在这方面，我们是颇费斟酌的。应当说，对文字表述上的这种要求，一是我国史学历来有这个传统，二是我们历史工作者应当具有这样的责任心。从史学传统来说，历史文学（这里指的是历史家对历史的文字表述）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当然应该首先在通俗的历史读物中反映出来。从历史工作者的责任来说，我们写出书来，不应仅仅是为了给历史工作者们看，而应是写给全体人民看的，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我们编著的《中国通史纲要》，是在这方面也做出一个初步的尝试。编著《中国通史纲要》这样的通俗读物，对专业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个提高。该书从初稿到定稿，几乎全部改过。内容、结构、写法都有很大变化。这说明作者是下了功夫的，也说明作者的认识水平是提高了。例如，仅《叙论》一章提出的地理、民族、年代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反复考虑了好几年才落笔的，而落笔之后又修改了多次才定下来的。把学术文化置于政治之后来写，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放到一起来表述，也是几经摸索才确定的。至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以及显示各个时期的阶段性的标志和特点，更是经过长时间考虑、多次改写才达到目前这个样子。其中甘苦，可以说是一言难尽。[61]

《中国通史纲要》的完成，也是多卷本《中国通史》的起点。白先生决心编撰一部大型《中国通史》。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白先生度过了他的70岁生日。一个学者，已经走过了70年的人生道路，他还能实现这个愿望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白寿彝先生以其神圣的历史责任感和开朗的性格，平静地回答了这个挑战。他说出了一句极为平实却极不平凡的话：“我七十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这句话包含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他对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感到欢欣鼓舞。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青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中壮年时代是在运动中度过的；现在国家安定了，环境上宽松了，不正是坐下来安心做学问的时候吗！另一层含义是，学无止境，以往的治学所得及种种成就，不过是为了新的攀登所做的积累而已。白寿彝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他在70岁以前在中国思想史、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史学史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现在，他把这些都看作是新的起点的准备和积累。“七十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这是时代的感召和学者的勇气相结合而生成的一种思想境界。在全国许多史学工作者的热情支持之下，白先生集众多史学名家的智慧和卓见，历时20年之久，终于完成了这部世纪性的史学工程。

《中国通史》是一部巨制，它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鲜明的理论体系。《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理论性认识。这些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而在《导论》卷做了系统的和充分的阐述。《导论》包含九章，阐述了以下问题：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其中大多属于历史理论范畴的理论问题，只有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两个问题是属于史学理论范畴的理论问题。对这两类理论问题，《导论》卷都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总结出来的，讲理论而不脱离史实，举史实而提升到理论，读来容易理解而多有启发。

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中国通史》包含经济、政治、民族、军事、文化、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多方面内容，史料翔实，读来使人产生厚实、凝重之感。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它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放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阐述，充分肯定前者在后者之中的重要位置，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它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阐述，反映出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展现出从先秦至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群像，使中国历史更加生动、更加引人入胜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体裁新颖而具有民族特色。白寿彝教授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著名学者，他吸收了中国古代多种史书体裁的形式，并以新的历史观念、新的认识水平，制定了一种“新综合体”用于《中国通史》的撰述。全书除第一、二卷外，其余十卷都各包含四个部分：（1）序说，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历史资料、研究状况、存在问题和本卷撰述旨趣。（2）综述，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民族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勾勒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轮廓，便于读者明了历史发展大势。（3）典志，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各种制度及相关专题，丰富读者对“综述”部分的认识。（4）传记，记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展现“人”在历史运动中的能动作用和历史地位，进一步丰富了读者对“综述”和“典志”的认识，从而增强了历史感，所生兴味更加浓厚，所得启示更加深刻。20世纪以前，中国史书多以纪传体、编年体、典志体、纪事本末体四种体裁为主要表现形式；20世纪以来，章节体逐渐代替了上述各种体裁。《中国通史》以章节体的形式而注入纪传体等传统史书体裁的风格，把古今史书体裁的优点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综合体”，从而容纳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也活泼了历史编撰形式，使其具有突出的民族特色。这不仅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更重要的是使人们对中国历史可以有一个全局的、立体的、动态的认识。

反映了最新的学术成就。《中国通史》各分卷主编，多是有关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且又约请了许多专史研究的学者参与撰述。《中国通史》的编撰，有500多位作者参与，可谓人才之荟萃，史识之检阅，故在学术水平上反映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最新成就。如第一卷《导论》对有关理论问题所做的系统论述，是目前关于中国历史之理论认识的最有分量的著作。如第二卷《远古时代》，吸收了20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重要成果，重构了对中国远古时代历史的认识，是历史研究同考古研究相结合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又如，各卷的“序说”是学术性极为突出、要求十分严格的一项内容，撰述之难可以想见；《中国通史》第三卷至第十二卷对此都有独到的阐述，具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再如，各卷“综述”对大事的提纲挈领，“典志”对专题的钩稽爬梳，“传记”对历史人物的抉择去取和描述评论等，都反映出著者的卓识。

作为一部历史巨著，《中国通史》同许多鸿篇巨制一样，或许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甚至也难免有个别的讹误，但它的成就和影响，却是无可替代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将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正如著名史学家戴逸教授所评论的那样：

白老是老一辈史学家，现已90高龄，可说是鲁殿灵光，岿然屹立，是我们的表率。尤其令我们钦佩的是，以90高龄完成《中国通史》巨著。这是一部空前的巨著，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这是白老心血所萃，是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是他献给本世纪（20世纪）的珍贵礼物。对这部书应该给以极高评价。我还没有读完，不能做全面评价，只能谈几点较深的体会。[62]

戴逸教授强调《中国通史》“最全面、最详尽、最系统，是真正的通史”。“它时间跨度最大，从远古时代一直到1949年。它内容最丰富、最全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地理环境、典章制度，科学技术，几乎无所不包。它纵通横通，是真正的通史，改变了以往许多只有历史事件和制度，偏而不全，略而不详的缺点。”“这是一部高质量、高水平的通史。这部通史不仅详细而且有创新，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又向前推进。”白先生为编写这部书做了充分的理论和学术上的准备，又组织了当代许多名家参与写作。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完成这一巨著。《中国通史》在“体例上吸收了传统纪传体史书和近代章节体史书之长……创建新的综合体，既能反映历史规律性，又能反映历史的丰富性，大大开拓了历史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史学史上是要大书一笔的”。戴逸教授还指出《中国通史》的其他一些特色：第一是《导论》卷集中阐述理论问题，提纲挈领，理论色彩浓。第二是民族问题讲得深入，占的比重大，反映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全貌。第三是“序说”部分是一个创造。讲历史最重要的是要言之有据。“序说”非常详细地介绍史料，包括文献的、考古的，有当时人的，也有后人的，既提供原始材料，又讲研究状况，把读者直接带到这一段历史的前沿。今后写通史、断代史、专史，都可借鉴这一做法。[63]

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是20世纪中国几代史学家编撰中国通史的总结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的巨著，它开辟了21世纪中外读者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新途径。

三、关于民族史、宗教史研究的创获

白寿彝先生致力于史学工作，是从研究民族史开始的。具体说来，是从伊斯兰史和回族史研究开始的。随着这种研究的深入，他的兴趣进而扩大到对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并愈来愈增强了理论的色彩。

白寿彝先生致力于中国伊斯兰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从那时起到40年代初，他发表了《中国回教史研究》（1936年）、《中世纪中国书中的回教记录》（1937年）、《回教文化研究之意义》（1939年）、《跋吴鉴》（1942）等论文。从这些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两个明显的研究意向及研究方法：一是关于中国文献有关伊斯兰史记载的摸索，二是关于伊斯兰史若干专题的考察。关于文献的摸索，《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1936年）的长文是白先生的一篇力作。此文征引繁富，以中国文献为主，也涉及西人的有关记载，至今仍有参考的价值。[64]值得注意的是，白先生于文献的摸索，绝不限于现成的各类图籍，而于有关碑记的搜求与阐释亦十分重视。关于专题的考察与研究，则涉及战争、贸易和文化，反映出白先生在伊斯兰史方面开阔的视野。1942年年底至1943年，白先生在六七年文献研究与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打算着手写一部中国伊斯兰教史。1942年年底，成书三章，但终因战乱时期，乡居缺书，以致明清时期无法落笔；又因辗转迁徙，已成三章，佚失其二。我们从仅存的一章规模来看[65]，白先生是试图写一部内容翔实的中国伊斯兰史，而以中西交通、政治和文化为叙述重点。可惜这一愿望终因条件限制而未能实现。次年，白寿彝先生撰成《中国回教小史》一文，发表于《边政公论》。1944年经过修订，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虽为“小史”，但却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一部通史，它从隋唐讲到“最近三十二年”。作者在“小史”的题记中讲到“中国回教史的研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同时讲到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应当具备语言、文学、宗教、历史、文献、实地考察等多方面的条件。这些看法，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

白寿彝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撰的几篇序跋，又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如关于“伊斯兰的中国化和各宗教间的互相影响问题”[66]，希望“关于《古兰经》的研究工作能在我国有所展开”的问题[67]，关于“各地的伊斯兰教石刻能够都陆续汇集起来，编印、出版”的问题[68]，等等。白寿彝先生于1982年年初，把他自1936年以来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的成果编为一集，题名《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交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作为作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当时具有探索与开拓的价值，就是在今天看来，它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特色，仍然具有学术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不仅表现在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方面，也表现在一般的宗教史和回族史研究方面。

白寿彝先生的回族史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前期，而以50年代为第二个阶段，80年代为第三个阶段。在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同时，白寿彝先生为回族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撰述上的准备。40年代前期，他写出了《回教先正事略》60卷，其中回族人物约占56卷，有传者175人，有附传者179人。这虽是一部未刊稿，但它却为他的回族史研究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50年代，白寿彝先生发表和出版了丰富的回族史研究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回回民族底新生》、《回民起义》资料集1—4册、《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等。白先生这一时期的回族史研究著作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对于回族历史的科学性认识，二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科学性认识。这两个特点都带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如在《回回民族底新生》一书中，白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来看待历史上的回汉关系问题，以及汉族内部、回族内部的阶级分野问题。又如，在《回民起义》资料集的“题记”中，提出运用阶级观点对待历史资料，并提倡对历史资料采取“冷静”的“分析”的态度。

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先生在主持编撰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同时，着手主持编撰4卷本《回族人物志》。全书编入历史人物400人左右，是回族史研究工作中第一部有系统的人物传记，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工作中第一部有系统的人物传记。《回族人物志》是白寿彝先生40年代前期所撰《回族先正事略》未刊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该书在体例上的创新，撰述上的严谨和所容纳的回族人物数量之多、方面之宽，是它的第三个特点，也是回族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个新的突破，而且还为一般的人物志的编写工作提供了经验。

从20世纪50年代起，白寿彝先生关于民族史的研究开始逐步突破回族史研究的范围，而涉及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他撰写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1951年）、《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1981年）等论文[69]，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国土疆域的划分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密切联系的论点，以及用发展的观点、全面看问题的观点来考察中国民族关系史的主流问题的论点，等等，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重视。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白寿彝先生的看法是：关于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可以看得开阔一点。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在民族关系史上，“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是主要的，也可以说这就是主流。他从历史上各民族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中的互相依存，从盛大皇朝的形成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支持，从少数民族的进步同样是中国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三个方面论证了上述看法。

白寿彝先生常说，民族史的研究启发他进行中国通史的研究。他认为，只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有了比较正确的把握时，才能对民族史研究做出适当的科学的结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寿彝先生在民族史研究上不断提出一些新的论点，这一方面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以指导历史研究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他致力于中国通史的教学与研究的结果。

下篇 学风文风

学风和文风对于一个学人来说，是其学养和旨趣的反映，也是其对社会和公众关系之认识的反映，进而更是其对于国家、民族命运与前途所关心的程度的反映。这三个方面，从不同的含义上表明了学风和文风的重要性，即学人的修养、学人与社会及历史运动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学风和文风，浓缩了一个学人的学术面貌和精神境界。

白寿彝先生非常重视学风问题。他指出：“历史工作者的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风尚问题，是历史工作者如何严格要求自己的问题。”[70]他从中国古代史学家的优良学风传统即史才、史学、史识、史德讲到毛泽东关于学风的论述，阐述了他的精辟见解。白寿彝先生也非常重视文风。他在1989年写过一篇短文，批评两种在文风上的偏向：“第一，认为文史是两途，治史就不必在文字上下功夫。其实，只要写成文字，就是要让人阅读的；能让更多的人阅读，不比只有少数读者好吗？第二，认为让更多的人阅读的作品，总不免于粗俗。其实，让更多人能阅读的作品倒是更须下功夫的作品；是否粗俗要看作品的质量，与读者的多少，并无关系。我们要打破这两种认识上的障碍，走出自己封锁的牢笼，走向群众。这不只是关系到个人作品的影响问题，也关系到史学工作的开展，史学工作的社会效益。”[71]他把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所得的如何表述，看得如此重要，分析、阐说得如此透彻、精辟，而且又是同强调多研究点中国历史的特点这样的问题同时提出来的，足见他对文风的关注已达到极高的境界。

白寿彝先生关于学风和文风问题，还有很多论述，如他撰写的《历史科学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治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与友人谈读书》、《要认真读点书》、《治学小议》、《谈历史文学》、《刘知幾论文风》、《写好少年儿童历史读物》、《绘画本序》、《史文烦简》，等等[72]。都有比较集中、深入的阐说。这里，我想着重指出的，是白寿彝先生在学风和文风上的身体力行，为后学树立了楷模。

白寿彝先生关于学风和文风的论述，给我们许多启发和教益；他本人在这方面的修养、造诣和所达到的境界，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白寿彝先生的治学道路、史学思想以及他个人的不断追求和时代特点的陶铸，使他锤炼成独特的优良学风和文风：既有对中国传统优良学风的继承，又有洋溢着时代气息的创造。白寿彝先生的学风，严谨、通识而勇于创新，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重视理论。白先生早年攻思想史，培养起对于理论的兴趣。新中国成立后，他以饱满的热忱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20世纪40年代末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早在50年代初，白先生积极学习并运用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不断改造旧的中国通史教学体系，取得突出成绩[73]；他关于回族史的论著、关于“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关于“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等文[74]，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60年代初，白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索中国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先后发表了《谈史学遗产》、《关于中国史学研究任务的商榷》等文，对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80年代至90年代，是白先生在理论上登上新的高峰的时期。1980年，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的特点是科学性与通俗性相结合，它在中国历史分期方面，尤其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及其内部分期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

1981年，白先生发表《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75]。以辩证的、发展的观点阐述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为认识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和见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受到民族研究者和民族关系研究者的关注。1983年，白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出版，他在“题记”中概括了该书的宗旨：“这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论述中国史学遗产几个重要方面的成就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该书被史学界同行认为是同类著作中颇具特色的作品。1986年，白先生出版了他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该书“叙篇”就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有关史学史的古今论述、发展史学史研究的设想等问题，做了全面而精辟的阐述，为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1989年，白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卷出版，本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结合中国历史的进程与特点，阐述了一些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白先生在“题记”中写道：“本卷只讲一些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不能对中国历史做理论上的全面分析。一九八一年六月，我们在《史学史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导论》的提纲，提出了中国历史的十二个方面，三百四十六个问题，涉及面相当广泛，但在短时期内不能对这些问题都进行研究，经过反复讨论，拟定了现在这样的内容。”尽管如此，本书仍无愧是80年代历史理论研究的最突出的代表作之一，并愈来愈显示出它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

我们可以这样说：白先生在他后半生的50年中，在始终不渝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用以指导自己的历史研究和史学工作。他之所以在史学上获得重大成就，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白先生重视理论，能自觉地把中国史学遗产中的积极成果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和研究，一方面提高了对遗产的全面认识，另一方面也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白先生曾说：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今后我仍将走新路。上文讲到他提倡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在理论上应有所发展，讲的也是创新的道理。同时，创新与通识也有密切的关联。可以认为，理论、通识、创新，在白先生的学术活动中是三位一体的。白先生在学术上的创新，在民族史、史学史、中国通史等领域都有许多成果。举例来说，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既有“华夷之辨”的一面，也有撰写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之优良传统的一面[76]，他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77]；他认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应从三个方面去认识，“一个是统一规模的发展，一个是统一意识的传统，一个是‘一’和‘多’的辩证关系”[78]；他关于史学史学科性质的论定、关于中国史学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关于发展史学史研究的设想等问题[79]；他在《中国通史纲要》中关于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及其历史地位的分析、关于中国历史上同一时期内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认识、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结合起来考察和撰述的见解等，大多是带有根本性的创见。这些创见，既是白先生史学思想的特征，又是白先生的史学遗产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长久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强烈的使命感，是白先生治学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他的学风的精髓所在。白先生为了维护史学家的尊严和祖国历史的神圣性，为了让世界人民有一部中国史学家用科学观点撰写出来的中国通史，他以70高龄奋斗了20年，团结数百位同行，写出了多卷本《中国通史》，可谓不辱使命。通观一部《白寿彝史学论集》，论历史教育和史学功用的文章竟多达20篇，可见作者所思所想，始于斯，亦终于斯。白先生常说：“史学工作者应出其所学，为社会进步服务，为历史发展服务。”这可视为他的治史格言。

白寿彝先生的学风，还反映在他善读书和重师友之益两个方面。善读书，关键在于对“读”的理解。白先生引用古意，认为“读”不是一般的阅览和诵习，而有抽绎之意，即确有所得，犹如“采铜于山”那样[80]。白先生的善读书，我只举一例说明。前人历来有“三通”、“四通”、“五通”、“九通”、“十通”之说，且相沿已久。白先生另有思考，提出《通典》、《通志》、《文献通考》所谓“三通”之外，加上《资治通鉴》、《史通》和《文史通义》合为“六通”，认为：“这六种书读起来很不容易，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样的功夫是少不了的。”[81]他的《说六通》一文，可谓浓缩了他对这六种书的抽绎之意。白先生看重治学、交游中的师友之益，他在简要而深情地回忆了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的有关人和事之后写道：“古语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回忆多年以来师友之益，深感这两句话的深刻。如果我在学术上能提出一点新的东西，这同师友的帮助和教益是分不开的。”[82]对师友之益的理解和尊重，实在是有关良好学风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在中国有古老的传统，白先生继承、发扬了这个传统，我们作为晚辈、后学，也要继承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

学风和文风是相关联的，可以说，文风是学风在文章、著作上的反映。白先生在学风上有深厚的修养，在文风上也有严格的要求。根据我的肤浅认识，这些要求可以概括为：

第一，尚平实。白先生撰文、著书，崇尚平实。他在总结《中国通史纲要》一书的表述要求时，概括为六个字：明白、准确、凝练。这是平实的三个层次：明白，是基础；准确，是关键；凝练，是提高。可见平实是表述上的一个很高的标准。20多年来，这部书屡屡重印，累计印数近百万册，这当然首先取决于本书的内容和论点，同时也跟它在表述上的平实分不开。

第二，有重点。白先生经常告诫我们，作文不要一个个问题“平摆”，要有重点；对于重点问题要多讲、多分析。他尤其不赞成有人罗列材料、炫耀“博赡”的做法，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文风；好的文风，是要在表述中强调那些最重要的材料，以便于深入理解有关的重要问题。白先生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在“叙篇”的第二、三两章论述中国史学史的分期，脉络清晰，言简意赅，从先秦到近代，把重点问题都讲到了。他为《中国通史纲要》所撰的“叙论”，其中以“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为题，概述了中国历史演进的过程及其分期，也可看作是这方面的范文。我们读白先生的论著，一篇论文，一部著作，重点都极鲜明，留下的印象自然也极深刻。

第三，戒浮词。白先生作文，力求凝练，没有浮词。所谓戒浮词，是从他主编《史学史研究》的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对于一篇论点、论据都不错的文稿，白先生常常批曰：“删去浮词，可用。”往事如斯，似在眼前。

第四，讲文采。白先生崇尚平实，也讲求文采。他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8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系列文章，都是富于文采的佳作。他历来认为，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视历史文学（历史著作在表述上的艺术性要求）的优良传统；因此，他主编的《史学概论》把“历史文学”列为专章论述，认为继承、发扬这一传统，对史学发挥其社会作用有重要的意义。

《论语·宪问》记孔子称道郑国大夫们重视辞令的作风，其文曰：“为命，裨湛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白先生经常引用这个事例来说明写文章必须认真推敲，反复修改，几经锤炼，方可成为佳品。

探讨和学习白先生的学风和文风，犹如又在白先生面前聆听他的谆谆教诲。我深信，白先生的学风和文风作为他的精神遗产的一个部分，是不会被后学忘却的。

[1] 原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

[2] 白寿彝：《中国交通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1页。

[3]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86页。

[4] 参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22～341页。

[5] 参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07～321页。

[6]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76页。

[7]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85页。

[8]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49页。

[9] 参见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9～229页。

[10]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70页。

[11] 以上诸文均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65～180、419～422、584～585、265～280、290～298页。

[12]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72页。

[13]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79页。

[14] 载《新建设》1954年第1期。

[15]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页。

[16]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28页。

[17]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页。

[18]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10页。

[19]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0页。

[20] 白寿彝：《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3页。

[21]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08、309页。

[22]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85、886页。

[23]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60页。

[24]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5页。

[25]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02页。

[26]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03页。

[27]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04页。

[28] 参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62～486页；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95～601页。

[29]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73页。

[30]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4页。

[31]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页。

[32] 1994年，为祝贺白先生八十五华诞，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主编了《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祝贺白寿彝教授八十五华诞》论集。其中有几篇论文是关于白寿彝先生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如安作璋、耿天勤先生的《白寿彝先生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杰出贡献》，龚书铎先生的《对史学社会功能的一点思考》，王桧林、李秋沅先生的《史学遗产的继承和史著的创新》，刘家和先生的《先秦史学传统中的致用与求真》，陈其泰先生的《推进史学史学科的建设》等，或全面地或有侧重点地对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做了评价。这些论文，在阐发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贡献方面，提出了许多有启发的见解。在此基础上，我想概括地谈几点认识，有些地方虽然难以避免重复，而有些地方或许也有一点拾遗补阙的参考价值。

[3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第十二册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53页。

[34] 周谷城：《周谷城学术精华录》，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63页。

[35]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9～414页。

[36] 周谷城：《周谷城学术精华录》，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63页。

[37]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95～601页。

[38]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编：《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祝贺白寿彝教授八十五华诞》，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4页。

[39] 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7页。

[40]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页。

[41] 指《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引者。

[42]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9页。

[43]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62～486页。

[44]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03、604页。

[45]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03、605页。

[46]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03页。

[47]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05页。

[48]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96页。

[49]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48、349页。

[50]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7～172页。

[51] 《史学史研究》编辑部：《座谈中国史学史之史》，载《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

[52]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2～355页。

[53]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4页。

[54]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4页。

[55] 即指本文所引之《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及计划中的其余各册——引者。

[56]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5、196页。

[57]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4页。

[58]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5页。

[59] 江泽民：《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贺信》，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60] 白寿彝：《白寿彝教授在大会上的讲话》，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

[61] 白寿彝：《编著〈中国通史纲要〉的一点体会》（此文由瞿林东执笔），载《书林》1982年第3期。

[62] 转引自许殿才：《七十年心血铸就的丰碑——“祝贺白寿彝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七十周年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侧记》，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63] 转引自许殿才：《七十年心血铸就的丰碑——“祝贺白寿彝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七十周年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侧记》，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64] 参见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103页。

[65] 作者题名为《元代回教人与回教》，收入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66] 白寿彝：《跋〈重建怀圣寺记〉》，《中国伊斯兰史存稿》，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8页。

[67] 白寿彝：《〈古兰经〉马译本序》，《中国伊斯兰史存稿》，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3页。

[68] 白寿彝：《〈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序》，《中国伊斯兰史存稿》，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5页。

[69] 分别见白寿彝：《学步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1～4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70]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86页。

[71]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70页。

[72] 均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73] 参见刘淑娟：《侯外庐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74] 参见白寿彝：《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以下简称《民族宗教论集》。

[75] 白寿彝：《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6～65页。

[76]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第一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9页。

[77] 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第七、八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7～294页。

[78] 白寿彝：《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6～65页。

[79]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9、30、195～196页。

[80]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22～423页。

[81]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0页。

[82]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