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时代感

白先生常说：史学工作者，既要有历史感，又要有时代感。历史感和时代感是一致的。什么是历史感？就是我们的思想工作，总应有一个古今一条线，不忘记历史，不割断历史的联系和发展。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时代感呢？就更难做到了。他说的时代感，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要使我们的工作体现出时代的特点、时代的精神、时代的风貌和时代的要求；另一层意思是要使我们的工作推动时代的前进。他说过这样的话：一个史学工作者，既具有历史感，又具有时代感，就能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有一次，我请白先生跟我谈谈他几十年的治学道路，他说：“几十年来，既简单又曲折。简单，是一直都从事学术研究；曲折，是经历了社会的巨大变化。在这既简单又曲折的几十年中，有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想为国家、为民族多做点事情。特别是在50年代初，在党的领导下，更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想就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自觉。”我认为：白先生的这种“想为国家、为民族多做点事情”的思想，正是一个历史学家伟大的责任感、使命感的表现。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恰是他的历史感和时代感的推动力。前者是内在的，主要体现在他的精神上；后者是显现的，主要反映在他的工作上。因为有了强烈的时代感，才出现了他在史学领域一系列的开拓工作和创新精神。

二、关于史学领域的开拓和创新

在史学研究中，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勇于提出新任务、新课程，发前人所未发，做前人所未做，这是白先生治学的风格，也是他的治学特点之一。1981年10月初，当我再一次建议白先生把他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一部分史学史研究论文编成一个集子时，他说：“我现在主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去守旧，而是怎样去创新。”这一句很平常的话，却突出地反映了他的治学风格和特点。

（一）理论上的兴趣和勇气

白先生早年研究哲学，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比较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对理论学习和研究有浓厚的兴趣，这在老年学者中是很突出的。《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国家与革命》、《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都是他经常阅读和引用的。他在20世纪60年代培养史学史研究生时，第一课就是指导研究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理论”这一课题，用了整整两个月时间。我是当时的研究生之一，从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在老师的影响下，这些年来，在教学和研究中，在和学生交谈中，在向学生介绍治学方法时，我都十分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有很多优点值得学习；但是，他们中间，对理论有普遍忽视的倾向，这是应当改变的。白先生说：“现在有许多人学习和研究历史，材料薄弱，理论更不行。”

白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理论的指导下，敢于提出新的见解，突出地反映了他的理论勇气。他于1981年在《史学史研究》上发表的4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中，第一篇谈的就是理论问题。他认为：在中国古代史学家和思想家中，已有了某种程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不赞成用“历史唯心主义”把前者一笔勾销。他从慎到、韩非所说的“势”，论到范晔《后汉书》、柳宗元《封建论》、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说的“理”与“势”，证明中国古代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的存在。他指出：“研究这种萌芽的思想，对于史学遗产的理解，有重大的意义。这种萌芽的思想有这样悠久的历史，为什么不能发展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一个很有理论意义的问题。”这里，他不仅回答了一个新问题（中国古代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而且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这个萌芽为什么没有发展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一个探索结束了，另一个探索又开始了。又如，他说：“这些年，我国史学者不大谈地理环境，主要是怕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错误。实际上，这是由于对斯大林著作的误解。”他从马克思、恩格斯论到普列汉诺夫，又从司马迁讲到黑格尔，从理论上和历史上说明了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

（二）历史学科建设方面的创见

白先生治学，不拘泥于某一专题或某一方面，他的思路总是处在纵横驰骋、上下搏击的状态。

1961年，他受教育部委托，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材。当时，这门学科还处在草创时期。关于它的研究对象、范围、任务、规律等，都在探索之中。20世纪60年代的最初几年，他在理论上和具体研究上，做出了突出的成就。他的《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2]和他编著的《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现在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60年代，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白先生曾经计划通过几年，编出教本、普及本和多卷本，以及一套参考资料，从而把这门学科真正建立起来。但“**”中断了他的上述计划。

70年代中期，白先生转而致力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撰。造成这个转变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他对当时“四人帮”搞的“儒法斗争”的宣传不感兴趣（他曾因做了一个要对秦始皇一分为二的报告而被“四人帮”的爪牙们所白眼，又因以“交白卷”的行动抗议当时“四人帮”所鼓吹的“考”教授而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认为应当对国家和民族做一些真正有益的工作；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出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和历史学家的责任心。关于这一点，白先生曾经亲自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决心写中国通史，是思想上受了刺激所致。‘**’前夕，我同刘大年等同志出国访问，外国朋友跟我说：‘我们很愿意和中国友好，也很尊敬中国的悠久历史文化。但是新中国写的历史书太少了，我们讲中国史没有很好的书籍做依据……因此，很希望你们早日写出新的著作来。’当时，我们觉得外国朋友提的问题和建议很友好、很合理，也满口答应了人家要回来抓紧时间写。可是‘**’一开始，什么也干不成。十二年后，我随乌兰夫同志出国访问，这些外国朋友见到我，问我：‘你们的书写得怎样了？’问得我无以为对，只有说回去抓紧时间写。这件事，对我思想上的刺激很大。作为新中国的历史学家，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我们的担子太重了。因此，我下决心回国后，和史学界的同志们把通史的事抓起来。”

三年前（1978年），当白先生对我说这番话时，我很快地联想到太史公司马迁的一段名言：“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殡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3]我不是要把白先生类比古人和古代“圣贤”，但我觉得白先生之受“刺激”而编撰通史，确也是“发愤之所为作”。

通史的研究和编撰工作，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计划写一部200万字的中国通史。大约进行了两年的时间，写出了大部分初稿，考虑到这部初稿没有什么新的特点，就暂时放下了。在这之前，已经开始着手进行的《中国通史纲要》的编写工作，却显示出某些新特点。所以第二阶段是抓《中国通史纲要》的编写。这部《中国通史纲要》[4]，是写给外国人阅读的（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日、英、德、法等版本）。但正如白先生在该书“题记”中写的：“我们在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因此，这本书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例如，它的叙论，较详细地论述了地理、人口、年代，从而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历史演进的这个舞台的一般情况。又如，这本书的历史分期、材料选择、语言运用，都有自己的特点[5]。

在撰写《中国通史纲要》的同时，白先生逐渐感到必须有一部用新观点、新体例编撰的《中国通史》巨著，才能反映我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反映我们祖先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史学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声望和影响的需要。于是，1978年年底，白先生提出编撰12卷本《中国通史》的设想和计划，并邀请一些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当白先生的设想提出后，史学界同行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许多老同志纷纷来信表示支持白先生的这一创举，如韩儒林、史念海、季镇淮等先生。这是编撰通史工作的第三个阶段。

这部多卷本《中国通史》，预计写12卷、近20册，约600万字，争取在5年内陆续出版。这部大书，不独在卷帙浩繁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创举，而且在编撰体例上也有重大革新。它的每一卷，都将包含“史料史学”、“重大事件”、“专题论述”、“人物评传”四个部分，全书还有表、图、索引等附卷。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这部书的导论就占了1卷，共提出中国历史上的12个方面346个问题，其中包含着许多新问题。这在我国通史编撰的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主编这样一部大书，困难是很多的。但白先生总是满怀信心地工作着。

为了把“**”期间中断的史学史研究工作继续下去，白先生在1979年恢复了《史学史资料》这个刊物，并于1981年改名为《史学史研究》。这个刊物此前刊登了史学史论文和资料约200万字，对联络史学史研究者和培养新生力量起了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白先生又培养了7名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1978—1981年）。除了进一步办好这个刊物外，在史学史方面，白先生当时还计划做三件事：

1.编一部三卷本的教材，计划两年内陆续出版。

2.几年内，编撰一部多卷本《中国史学史》。这项工作，白先生交给他的学生们去完成，他自己做指导和顾问。

3.和出版部门配合，编一套《中国史学名著选刊》，先搞50种，逐步充实到100种。

完成这三件事情，将对建立和发展史学史学科，做出一定的贡献。对于一位身兼二三十种社会工作的72岁高龄的学者来说，这些工作已是够多的了。但是为了使历史学科的建设更合理、更完善，1981年九、十月间，白先生又酝酿着一门新课程的建设问题，即有关史学概论这一课程的建设问题。当年10月中旬，他在参加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活动期间，应邀到武汉师院讲学。他在这次讲演中，提出：“有两门课很要紧，希望能在短时期内搞上去。一门是史学概论，一门是中国史学史。”他说：“讲中国史，讲世界史，这都是通史，史学概论比这更高一层，理论性更强，在一个系的课程里它是主要课程，要讲。你学习四年了，什么是史学不知道，知道点历史知识，不知什么是史学，还是不行。”“再一个课程是中国史学史，……这是历史系的基本建设，我看这样两个，一个是史学概论，一个是史学史，如果这两门课开不成，就是说历史系最要紧的东西没有拿出来。”

白先生已经组织了一个班子，着手编写《史学概论》教材。编写提纲已经讨论了第三稿，最近就将定稿，开始编写。全书约30万字，1982年6月份定稿。白先生计划在此书定稿之后，举办史学概论讲习班，为全国培养这方面的师资。

此外，白先生对历史文献学和历史编撰学的建设，也有很多可贵的设想[6]。

为了推动关于历史学科建设的讨论，白先生还打算在《史学史研究》上开展这个问题的讨论，足见他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

（三）学术思想方面不断提出新问题和新看法

白先生曾多次对我说：“打倒‘四人帮’后，全国形势很好，学术界的形势也是空前的好。我好像感到史学工作开始有点味道了。因此，新的感受多了，新的问题也多了，觉得工作越来越有劲。”

是的，我作为他的学生，也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自1977年以来，白先生的治学生涯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他的学术思想异常活跃，经常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新的观点和新的问题，所涉及的领域有史学史方面、通史方面、民族史方面、历史编纂学方面，以及史学传统和史家修养等方面。这些问题的提出，在各自的领域中或使人有一种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气概，或使人有一种茅塞顿开、豁然明朗的感觉，或使人产生反复玩味、探索、思考的兴趣。

1.在通史研究方面，他提出的少数民族地区封建化的程度，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划分阶段的主要尺度之一的论点，以及阐述封建社会性质的发展变化，仅仅研究农民的地位、斗争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地主阶级的变化、发展，因为后者是封建生产关系的主导方面的论点，等等，多系前人所未发。

2.在史学史研究方面，他今年（1981年）发表的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把许多问题都深化了；而他这样系统、深入地讨论史学遗产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开创性工作。

3.在民族关系史的理论研究方面，他在全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的讲话（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篇好文章。他在讲话中谈到的民族关系和疆域问题，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主体民族的形成问题、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工作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例如，关于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的主流问题，多年来，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的同志认为，友好合作是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而有的同志则认为，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斗争是民族关系的主流。究竟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至今仍是民族关系史研究工作者和其他许多史学工作者十分感兴趣的。白先生认为：“对于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可以看得开阔一点。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在民族关系史上，‘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是主要的，也可以说这就是主流。”[7]

4.在历史编撰学方面，白先生结合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实际研究工作，对当前史书编写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具体的设想。他对历史上的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家族史、学案体、表、谱、图等都有论述。其中，他对纪传体和图的论述，尤其给人以新的启发，他说：

纪传体史书，其中很大的部分是记人物，但不是一种单一的体裁，而是一种综合的体裁。

清初，马骕著《绎史》160卷，有编年体，有纪事本末体，有人物传记，有诸子的言论，有书志，有名物训诂，有古今人表，有史论。就体裁上讲，它是更为发展的综合体。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融为一体。近些年，也许可以说近几十年，我们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因而我们的历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达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

这一段论述别具新意。纪传体史书的体裁复活了、改造了，因而也就有了新的价值。白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就是按照这种新的综合体来编撰的。

他又说：“近来，我们的史书比较注意了图的使用，但在这方面还是缺乏系统的研究。……我们是否可以创造出来用大量的图来表述历史的进程？这不是文物图片的排列，而须有艺术上的创造。我希望历史学家和艺术家共同创造出来这种新型的史书。”[8]白先生多次指出：“历史家的责任是写历史书，但这些不仅是写给史学工作者看的，而且是要给广大人民群众看的，因此文字应当通俗、生动。”像白先生这样认真地来讨论史书编撰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学上，还是没有先例的。

关于史学传统和史家的修养问题，白先生也提出了许多创见。

（四）对历史教育重要性的新认识

历史教育问题，是白先生今年（1981年）上半年以来，反复论述的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是白先生学术思想中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5月，他在中国历史学会理事会的讲话中，就开始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咱们的历史教学很陈旧，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国历史这么长，这么丰富，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又这么密切联系在一起，同时还需要了解世界各国情况，可见历史教学的内容是极丰富的，任务是很繁重的。但现在小学没有历史课，中学也就那么两三个课时，哪一个国家也不像咱们这样轻视历史教学。这就是不懂得历史的重要性，不懂得历史科学是指导人类前进的，是关系国家命运的。近年来，人们常常谈论青少年犯罪问题。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提出一条，是不是跟不教他们历史有关系？那么，是不是教历史他们就不犯罪呢？那也不好做保证，但学点历史总跟不学不一样。李大钊同志在《史学要论》里说：‘我们的将来，是我们凭藉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来的。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科学态度。这种科学态度，造成我们脚踏实地的人生观。’他号召人们‘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大钊同志讲得很对，我看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中小学的历史课、地理课，应该有，应该上，目前是太少了，太少了；初中教点中国史，高中教点外国史；如果有的高中分文、理科，文科的学点外国史，理科的外国史就不学了。这怎么行呢？学理科的，不教点外国史，中国史教得也很少，这说明对学习历史太不重视了。”

1981年7月，白先生在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他是这个研究会的理事长）成立大会上的书面发言中，着重讲了历史教育问题：“历史教育和历史教学，这两个名词的含义不完全一样。历史教学，可以说只是历史教育的一部分。历史教育，在历史教学以外，还可以有各种方式。但无论历史教学或其他的教育方式，都是为历史教育总的目的任务服务的。离开了历史教育的总的目的任务，历史教学的目的任务是无从谈起的。”[9]他的这些话，把历史教学提高到历史教育上来认识，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他在这篇书面发言中，认为历史教育的目的任务有三条：第一条，“是讲做人的道理”；第二条，“是讲历代治乱兴衰得失之故”；第三条，“是历史前途的教育”。

1981年10月，白先生在武汉师院讲演时，再一次阐述了有关历史教育的问题，并对上述思想有所发展。他说：

历史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作用和重要意义，我看有四条：第一条，是帮助人们从青少年起一直到老死为止，如何做人、帮助人们了解或是理解做人的道理。这是最要紧的一条。……历史就是人的历史，讲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各个方面的关系。有阶级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个阶级内部的关系；一直到家庭内部人与人的关系。……历史是一门非常丰富的学习做人道理的学问。绝不能忘记历史不能离开人。……所以说，这个历史教育是个很重要的一条，学历史的要有这个信心，要有这个抱负。说是建设四个现代化，好像我们使不上劲，不是。谁来建设四个现代化？要人来建设，没有人不行。……我认为历史教育就是思想的根本教育。我们要有这个信心，要好好学习这个道理，不能把这个事情看成是写两本书、两本讲义而已。

第二条，人与人的关系还有另一方面，就是人类怎样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又怎样克服了自然条件的困难，又怎样利用了自然条件为人类谋幸福。……历史告诉我们，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社会不断地上升，同时就是人类改造自然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第一条讲做人的道理，第二条讲人类改造自然的道理。

第三条，讲历史还要讲历代治乱兴衰，……就是在政治上给我们以启发，培养一种关心政治的兴趣，培养我们观察政治的能力。这样，对于提高群众政治觉悟有很大帮助。

第四条，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宣传历史知识，进行历史教育，有一个很远大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即进行历史前途的教育。要引导大家向前看，不是向后看。……历史的重要责任是要进行历史前途教育。……历史发展是曲折的，有时候会向前，有时候又会倒退的，但是总的倾向是愈来愈进步的。……把历史前途讲清楚，鼓舞大家的斗志，对于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政治思想水平、促进四个现代化有很大作用。[10]

从他的这个充满着**的讲演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白先生在关于学习、研究历史的重要性方面的一系列新认识，而且还可以感触这位年事已高，但奋斗精神非常旺盛的历史学家的脉搏和情操。

白先生在学术上的开拓工作和创新精神，还反映在其他一些方面，就不再一一列举。

根据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文件精神和教育部的意见，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古籍研究所，也由白先生主其事。最近，白先生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宁夏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开始主持《回族人物志》的编写工作，并计划出版《回族史资料》刊物。今年11月间，在制订回族史研究规划时，我和其他几位同志都说：“这么多工作，白先生会不会太累了？”他爽朗地笑了笑，说：“有人工作一多就叫苦，我是工作越多越有劲。不过你们还是应当努力，将来都能独当一面才好！”很平常的一两句话，反映了他的工作精神，以及他对中年同志的期望。

[1] 原载《文史知识》2006年第7期。这是一篇资料性兼评论性的文字，写毕于1981年12月26日。1981年秋，上海《文汇报》的一位记者要写一篇关于白寿彝先生的专访。记者在访问白先生之后，又约我就白先生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作了一次长谈，并希望我把这次长谈的内容写成书面文字，作为撰写专访的参考。事后，记者又将这篇文字寄还给我，并再三表示感谢。近日收拾旧稿，偶然发现这篇写于25年前的文字，乃粗粗浏览一遍，尽管时过境迁，仍有无限感慨：我们从中可以体味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史学家的信念和心声，这就是对国家、民族、社会自觉的责任感，对历史和时代有深刻理解和清醒认识的睿智。现在，我把它原样发表出来，或许在学术研究及学术史研究方面，多少有一点参考的价值。（作者谨记于2006年1月24日）

[2] 载《人民日报》，1964年2月29日。

[3]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00页。

[4] 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我们称它为“小通史”。

[5] 参见周征松：《这是一部有特色的书》，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

[6] 参见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7] 参见1981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关于这展论文的摘要。

[8] 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9] 白寿彝：《在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书面发言》，载《历史教学》1981年第11期。

[10] 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和史学遗产的整理——1981年10月14日在武汉师范学院的讲话》，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