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学术思想

一、神圣的社会责任

古往今来，大凡有作为的学人，在治学道路上总是有一种思想上的动力；正是这种动力，使他们能够坚持不懈地追求、攀登，直到光辉的顶点和生命的终结。这些学人，留给后世的，不只是他们的皇皇巨著，还有他们的思想和精神。

白寿彝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学人。当我们怀着钦敬之心，去追寻白寿彝先生的治学道路时，就会逐渐感受到他的这种思想动力的巨大和长久！

白先生治学的动力，首先是出于社会责任感。1937年，他的第一部专著《中国交通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中国学术界的第一部中国交通史。这年，白先生28岁。作为一个青年史学工作者，白先生已显示出他对于国家命运、社会前途的关注与责任。他在此书最后一章即第六章“中国交通事业之前途”中，从六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交通事业前途之很大的障碍”，进而指出：“在这个时候，国难严重到了极点，这种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业是需要政府和人民拼命去做的。我们的一部中国交通史，究竟是一部失败史或是一部胜利史，在最近的数年中就要决定。这个时代已不是再容我们优游岁月的时候了。”[2]这一段话，写在“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之后，“七七”事变前夕，只要我们回溯历史，就会感受到这些话是多么的深沉，多么的有分量。

由此可以看出，白寿彝先生从他踏上治学道路之初，就明确地树立起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这种社会责任感伴随他走过60多年的治史生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作为一位有广泛影响的史学家，白先生的社会责任感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史学工作有崇高的目标。史学工作是神圣的。在中国古代，这种神圣性固然有针对朝廷和君主的一面，同时也有针对历史、当世和后人的一面。近代以来，这种神圣性主要是针对国家、民族、社会和人民，同时也针对历史和后世。白寿彝先生在这方面有很突出的自觉意识和深刻见解。1984年，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之际，白先生在《面临伟大的时代》一文中写道：

近几年来，我常常想，一个历史工作者，要使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意义，有价值，对人民有好处，就不能没有时代感。我所理解的时代感，有两方面意思。一方面，是要从我们所面临的历史时代的认识水平去研究历史、阐述历史；又一方面，是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和阐述要反映时代的要求。这就是说，我们不能脱离时代去认识历史，而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认识了历史的时候，才能深刻地理解当今的时代，更好地为时代的要求服务。这是历史研究工作之所以能够教育历史工作者本身、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所在。[3]

在这里，白先生把时代的认识与时代的要求和教育自己与教育他人几个方面的关系做了辩证的阐说，从而深刻地揭示出史学工作之神圣性的理论和实践的归宿。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经历了种种政治风浪和史学工作的多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白先生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论述，这是他的史学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

——为学科建设殚精极虑。不断推进学科建设，才能不断提高史学工作的质量，努力实现史学工作的崇高目标。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老一辈的史学家翦伯赞先生为历史学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八九十年代，白先生在这方面继续做出贡献。1978年，在“**”结束后不久，他发表了《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演讲，就学风问题、理论问题、组织问题提出了系统的认识和具体的建议。他讲学风，是把中国古代史家重视才、学、识、德和当今史家如何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使人感到真切具体。他讲理论，是强调根本原则，指出：

理论问题，最具基本的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阶级和阶级的斗争，个人和群众等问题。

白先生结合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尤其是“**”的历史教训，就这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认识。他讲组织，一是强调史学工作者队伍建设问题，二是强调史学工作的规划问题[4]。显然，只有组织了队伍，制订了规划，史学工作才有可能按照预定的目标顺利前进。白先生的这些话，发表于1978年百废待兴的年代，其重要性和影响力是可以想见的。

1982年，白先生着手主编《史学概论》一书。次年，此书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被一些高校历史系用作教材。此书就历史观、历史文献、史书的编著、史书的体例、历史文学、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中国近代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当前的任务等重要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这是一本独具特点的著作，所论都是学科建设中的重要问题，至今仍有参考价值。1983年，白先生明确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问题，并从历史资料的重新评估、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对外国史学的借鉴、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问题六个方面作了阐述[5]。所有这些，对于史学界的一些同行进一步认识历史学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学科建设，都有重要的启示和积极的意义。

——强调历史著作走近大众。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史学著作如何才能走近大众、便于大众接受？白先生历来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他于1961年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一文，其中讲到一点，就是史学工作者要注意提高“文字的表达能力，要能写出正确表达自己意思的文章，并且要文理通顺，结构完整”[6]。1962年，他在《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一文中，专门讲到“史与文的问题”，进一步明确指出“不学好语文，就不能普及历史知识，不能普及历史教育”。[7]从这里可以看出白先生为什么如此重视史学工作者的语文修养。1981年，白先生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的系列文章中，有一篇是专谈“历史文学”的。这里说的“历史文学”，是指“历史著作中对历史的文字表述”。白先生就这个题目，对中国史学上的历史文学传统作了精彩的概括。他在文章的最后强调指出：“其实，一个历史工作者必须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不要说我们历史上的大历史家都是文学家了，仅就一个普通的历史工作者来说，他对于文学没有一定的修养，是不能胜任这个工作的。”[8]其后，他在他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中，又专设一章“历史文学”，进一步明确了它作为史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重要地位[9]。他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付排之前，请了专业的和非专业的一些同志参加讨论，逐段进行修改，为的是让人们读得懂。正如他在1989年所发表的一篇短文中所说：

问题研究，出了成果，这就须有所表述。古语说得好：“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把自己所了解的都表述出来，并不容易。第一，理解得不透彻，就表述不出来。第二，在文字表述上缺乏训练，即使了解得透彻了，也表述不好。这二者，都是功力上的问题，只要认识到了，加上不断的努力，是可以不断克服的。现在我想说的是第三种情况，这是由于作者没有为读者设想，没有尽可能使用为更多人所能接受的语言文字，以致减少了阅读的群众。抱有这种见解的人，往往有两种认识上的问题。第一，认为文史是两途，治史就不必在文字上下功夫。其实，只要写成文字，就是要让人阅读的，能让更多的人阅读，不比只有少数读者好吗？第二，认为让更多人阅读的作品，总不免于粗俗。其实，让更多人能阅读的作品倒是更须下功夫的作品，是否粗俗要看作品的质量，与读者的多少，并无关系。我们要打破这两种认识上的障碍，走出自己封锁的牢笼，走向群众。这不只关系到个人作品的影响问题，更关系到史学工作的开展，史学工作的社会效益[10]。

——关心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成长。史学工作同其他任何社会事业、科学工作一样，要不断有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补充进来，以保持它的活力。白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家，又长期在高等学校执教，不论是从教育事业的角度还是从史学事业的角度，他都深知培养年轻队伍的重要性。白先生言传身教，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发表的《历史学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1961年）、《治学如积薪，后来居上》（1961年）、《关于历史学科教学、研究的几点意见》（1981年）、《要发挥历史教育应有的作用》（1983年）、《在史学史助教进修班座谈会上的讲话》（1987年）等文章和讲话，都满腔热情地期待着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成长，并在许多方面给予具体的、明确的指导[11]。他不论是讲基本训练，还是讲史与论、史与文、精与博的关系，讲认真读书、文章章法，讲历史、史学、史学史的关系等，都贯穿着“加速培养后备军”的思想[12]，都结合着史学传统来讲，其中也都包含着他自己的甘苦和经验，使人感到亲近、真切，可以身体力行去做。1983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举办的史学概论讲习班结业时，对青年史学工作者讲了这样一段话：

希望大家要认真读书，学历史和学旁的都一样，有一个不断补课的过程，没有一劳永逸。要不断地补课，有好多课是要补的。过去我们讲历史，不管中国的和外国的，讲社会生产力总讲得不够。现在，更麻烦了。科学技术在进入了生产过程以后，就是生产力了，当它没有进入生产过程时，它也是潜在的生产力。我们为了懂得一定社会的社会生产力，还要懂得那时的科学技术状况及其生产上的使用状况。这我们就须补充许多知识。此外，经济学、政治学、法学，起码常识都应该有。讲到历史的学术文化问题就更多了。大量的有计划的补课，对于我们有十分迫切性。思想上不能安于小成，安于小成就一无所成了。当然，学问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也不能什么都懂，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但总要要求知道得多一点、深一点，千万不要故步自封[13]。

“不能安于小成”，这是多么恳切的提示和期待。十七八年过去了，当时的青年人现在已经到了中壮年。重新再来读一读白先生的这段话，仍然值得深长思之。

从白先生的工作和论著来看，他对于自己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承担的责任，看得很重，也看得很宽。许多史学家都有一种社会责任意识，但在白先生身上，这种社会责任意识要更自觉、更强一些。这是他六七十年治学道路上的一个最根本的动力。

二、执着的理论追求

白先生在治学道路上的另一个动力，是理论上的兴趣和对真理的追求。

大学时期和读研究生时期的白寿彝先生，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并对朱熹思想和撰述有深入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这种兴趣立即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方面。从1951年出版的《回回民族底新生》一书的末章中，可以看出白寿彝先生当时已经系统地阅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毛泽东关于民族工作的一些论点和论述，格外为白寿彝先生所重视。从1952年出版的《回民起义》资料集的“题记”中，可以看出白先生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观察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分辨历史文献所反映出来的阶级分野和所记事情的真伪。1954年，白先生发表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改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14]等文章，表现出一位忠诚于人民的史学家追求真理的自觉和热忱。他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70年代发表的《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和《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80年代初发表的《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和《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等名篇，表明他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已有很深的造诣。白先生在理论上的追求还有更高的境界，那就是力图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与中国史学相结合。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以及《史学概论》，就是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创造性尝试。然而，他对于这两部书并不是十分满意，认为在理论上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这说明，白先生在理论上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

白寿彝先生对于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理论上的成就与贡献，时时称说，赞叹不已，并时时告诫我们要认真读他们的著作。白先生培养研究生，也是把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放在第一位看待的。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生，他要求他们学习毛泽东关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理论；70年代的研究生，他要求他们读《资本论》第一卷；80年代的研究生，他要求他们读《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白先生在理论上的追求和造诣，对后学是有力的引导，也是他本人在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由于历史环境和个人经历的不同，在老一辈史学家中，白寿彝先生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机会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他在半个世纪里坚持不懈地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从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史学家。对于他在理论上的追求，我们试作这样的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则指导下，结合具体研究领域或具体的研究对象，根据充分的和可靠的历史资料，以辩证的和发展的视野综合种种问题，提出新的认识和新的理论概括。清人黄宗羲强调：“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15]白寿彝先生史学的理论风格，正是集中反映出了他的治史宗旨。这就是：其一，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则尽可能做深入的理解，并善于灵活地把它运用于指导历史研究。其二，这种指导作用，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词句的搬用，而是取其精髓，循其本质，或高屋建瓴，或阐幽发微，皆不脱离其根本，而在思想上又有广阔驰骋的空间。其三，这种指导作用，是紧密地同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结合起来的，即反映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之丰富而可靠的材料是研究的根据。唯物史观作为分析这些根据的方法论，帮助研究者从中抽象出正确的结论；这些结论不是唯物史观一般词句的组合，而是在唯物史观方法论指导下概括出来的新的结论。一言以蔽之，就是对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解和运用。

1978年，白寿彝先生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指出：

理论方面有两个问题，一是理解，一是运用。理解上，要求完整地、准确地学习，不容易。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就是说不能离开经典著作的当时历史条件和经典作家的意图去理解当时的论断。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典作家的意图去理解经典著作，就不可能完整准确。当然这要下更大的功夫。在运用上，往往在理论运用上运用得好，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工作，得出新的结论，就是发展。要求理论上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不要求发展，停滞不前，让理论僵化，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要有这样的认识，要有这样的责任感，也要有这样的气魄和信心。这样，对我们提高信心、推动科学发展才有利。如果光是在那里绕大圈子，没有一点创见提出来，那么，研究工作的意义不大。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详细占有材料，得出新的结论，就是创造性的结论，就是发展。[16]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白寿彝先生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性地进行历史研究的一个总的认识。

白寿彝先生学术研究领域广泛，在交通史、民族史、宗教史、史学史、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方面，多有建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重新认识和阐述中国通史教学体系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在历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表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国家观、阶级观、民族观、文化观等，都有深刻的理解。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经过理论上的拨乱反正，白寿彝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理解上和运用上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这个时期，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见解。

例如，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分期问题。这是中国通史中的重大问题之一，史学界在认识上分歧很大。针对这种情况，白寿彝先生在1977年提出这样的观点：“讲社会发展规律，首先还要讲经济基础，讲什么呢？生产力、生产关系嘛。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很缓慢，抓这个，困难大。生产关系抓哪一个呢？要抓农民阶级，但是首先要抓地主阶级。为什么？因为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看封建社会变化，在地主阶级身上体现得清楚些。有了这个材料，再分析农民阶级、分析农民战争，就好办得多。……还有一个，从民族关系上来分析。”[17]显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在学术上带有突破性的进展，其根据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学说和辩证法思想。后来，白寿彝先生把这个见解进一步展开，具体论点是：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和官绅地主是地主阶级演变的几个主要标志；据此，他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成长时期（秦汉）、发展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继续发展时期（五代宋元）和衰老时期（明清）。结合这一论述，他还同时考察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考察了农民阶级身份的变化、国税与地租的分离、农民起义口号的演变、民族关系的密切、中外关系的发展等，形成了一个综合多种因素和标志的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理论。

又如，关于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及其与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问题。这是研究中国史学史和发展当今中国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1983年，白寿彝先生在一次题为《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明确地指出：

我们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学的基础上，在对我们过去的史学遗产的总结基础上来进行工作。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方面。但具体起来，它用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普遍真理体现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特点里面，二者并不矛盾。[18]

提出这个问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于：第一，把中国史学遗产研究的重要性，提高到与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有直接关系的高度上来认识，从而为研究中国史学确定了位置、明确了方向；第二，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同总结中国史学遗产联系起来，这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特点找到了具体的形式和实现的途径。白寿彝先生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几十年的积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白寿彝先生自己所从事的中国史学研究以及在他主持下的各项史学史研究，都恪守上述这一基本思想。

再如，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问题，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的《导论》中指出：

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的。我们的祖国，曾经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多民族的统一。我们经过的统一，有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多民族内部的统一和多民族的统一，后者又包含区域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的民族的统一。[19]

这不仅指出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且强调了这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从而避免对这个问题作形而上学的简单化的理解和说明；同时，充分表明了中华民族中的各个民族在推动祖国统一事业中都曾经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史学工作者尤其是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者曾有过激烈的争论。针对这些争论，白寿彝先生于1981年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指出：

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这一点是谁都不能否认的。[20]

面对激烈的学术争论，白寿彝先生高屋建瓴，透过纷繁复杂、矛盾错综的历史现象揭示出历史的本质，并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局着眼，阐明了这一历史本质意义和价值。这一认识对于如何看待现实的中国各民族的关系，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从白寿彝先生的治史宗旨与创新历程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重要启示。

第一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指导历史学研究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迅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曾经出现过对唯物史观作简单化、绝对化的理解和运用，在“**”中唯物史观更遭到“四人帮”的严重歪曲，这是严重的教训。但这并不是唯物史观本身的“过错”所造成的。相反，当人们经过“**”后的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并接触到大量涌入国门的西方史学的历史理论，冷静地来思考、学习、运用唯物史观时，更加确信了它的真理的价值。在这方面，白寿彝先生是始终不渝的、坚定的信仰者和实践者，他近20年来在历史的诸多领域所取得的许多重大成就，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个阶段所取得的新的重大成就，都证明了唯物史观对于指导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及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第二点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充分吸收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这是批判继承史学遗产的需要，也是发展当前史学的需要。白寿彝先生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首先，他十分重视历史资料的多方面功能。他认为：“历史资料，第一，它是记载过去的事情，记载过去的历史，同时，还是用于解释现在的资料。如果不懂历史资料，我们无法解释现在，对当前的好多问题解释不了。”“第二，历史资料不只是研究历史的资料，同时还是好多种学科的研究资料。”他进而认为，这些资料，既是学术史资料，又是学术资料：“我们可以把它们叫作历史资料的二重性。”[21]显然，对于历史资料作这样的理解和运用，必然使历史著作不仅反映着中国历史的内容和特点，而且还带着中国民族的精神传统和思想传统，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其次，他十分重视中国史书的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及其在当今历史撰述上的借鉴意义。他担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和他主编的《回族人物志》，都是对中国史书多种体裁的综合运用和新的创造，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普遍关注与好评。最后，他十分重视中国史学注重文字表述的优良传统，即历史著作之文字表述的审美要求。他的论著，尤其是近50年来的论著，大多写得深入浅出，使人读来容易理解，而又深受启迪。至于说到他对回族的深厚感情，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厚感情，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深厚感情，都充溢在他的论著之中，是阅读过他的著作的人都可以感受到的。

三、突出的通识器局

中国史学传统上有两点很突出，一是贵通识之才，二是贵独断之学。白先生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使其具有时代特点和科学精神。

白先生称道史学上的通识之才，他在发掘和阐发这方面的思想遗产的研究上，显示了他的深思与卓识。他论《史记》的“通古今之变”历史思想时指出：“《史记》重视历史变化，重视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变革。……《史记》要求以‘通古今之变’的态度去看历史，这是跟正宗儒学对立的又一个方面，是跟后者所倡言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相对立的，也就是以一种历史态度跟武断的非历史态度相对立的。”他十分重视《史记》的十表，认为：“《史记》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白先生还深入分析了司马迁提出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原则，认为这是《史记》“提出来的‘通古今之变’的方法。总的来说，这八个字有要求考察诸历史现象、诸历史事件全部发展过程的意思。分开来说，‘原始察终’似注意于考察原委者较多，而‘见盛观衰’似注意于历史的转折者较多”。他进而举出许多篇章对此进行论证[22]。

在中国史学上，司马迁是最早以“通古今之变”为撰述宗旨的史家，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郑樵、马端临、章学诚等人都是盛赞贯通古今作史宗旨的。除了古今的通以外，还有思想的通，《史通》、《文史通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白先生综合古代史家之“通”的底蕴，提出以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即世称“三通”为基础，加上《史通》、《资治通鉴》和《文史通义》合为“六通”，并撰《说六通》一文。他认为：“在‘三通’以外，加上《资治通鉴》，再加上刘知幾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六通’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可合称为‘四史六通’，这是我国中古时期历史著作中的代表作。”[23]他的文章对“六通”分别作了分析和评论。

在教学中，白先生也力主“通”。早在1950年，他在《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和历史教学的一些实感》一文中，就批评对于中国史学不能贯通讲授的做法，即“教到哪里算哪里，教到秦汉就结束了的有，教到南北朝结束了的有。即使勉勉强强地教到清末，也往往是到后来跑跑野马，并不是事先就有计划”[24]。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改进中国通史教学的具体意见。30年后，他再次批评类似现象：“培养出来的中青年教师，在大学毕业多年以后，还难以胜任一门完整的课程。甚至于一个教师只能教一章一节的课程，一门课程要好几个人合教。”[25]他针对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两门“通史”的教学现状指出：“一门课程搞了四年，要经过好多位教师去讲授。这个‘通’字很难做到，可以说‘通史’不‘通’。”[26]他建议压缩通史的分量和课时，多开专门史、断代史、国别史。通史压缩了，就有可能讲得好，这要求教师“在轻重去取之间，在脉络贯通之间下功夫”，“教师要有点‘别识心裁’”。[27]白先生自己授课多年，教学经验丰富，他的这些见解都有很强的实践性，容易被人们理解和实施。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白先生的通识主要反映在历史研究中和历史撰述上。关于中国历史，白先生提出了一个总纲：《中国历史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1978年）。这篇文章，实际是提出了关于认识和撰写中国通史的一个框架，它涉及年代、社会历史分期及各个时期的特点，以及与之相关的许多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1977年）、《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1984年）二文，反映了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总的认识。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和多卷本《中国通史》，在内容上差别很大，在表述上也风格各异，但在“通”字上下功夫，则是一致的。《中国通史纲要》是一部通俗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著作，全书仅30万字，为的是便于中外一般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此书的“通”突出地贯穿在它的体系和脉络方面。

《中国通史纲要》在体系上的特点，是对每一时期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作综合的叙述。例如，它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同生产力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叙述，把思想文化的发展和政治状况结合起来考察，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表象的多样性和内在的统一性体现了历史前进的辩证法则，而《中国通史纲要》的这一体系正是要向读者展示这个法则。

《中国通史纲要》在勾画历史轮廓时，是采用“粗线条”的手法。这是因为，唯有用“粗线条”，才能使轮廓清晰、醒目。《中国通史纲要》中的“远古的遗存”跟“古老的神话和传说”两章，概括了奴隶社会以前的全部历史。而关于奴隶社会，《中国通史纲要》径自从商代说起，对于夏朝是不是奴隶社会这个目前尚在研究、探索的问题，则不去深究。根据同样的道理，作者把东周初年和春秋战国作为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而不勉强论证奴隶制究竟亡于何时，封建制究竟兴于何时。至于封建社会，作者明确提出了“成长”（秦汉时期）、“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继续发展”（五代宋元时期）和“衰老”（明清时期）四个发展阶段。从1840年至1949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五四运动”把它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中国通史纲要》勾画的这样一个中国历史轮廓，既反映了作者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进程的独到见解，也易于给读者留下鲜明的印象。

多卷本《中国通史》在“通”的方面的要求是：作为通史，一方面，要求全书各卷之间脉络贯通，要求于阐述沿革流变之中体现“通”的精神，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要求每一卷阐述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诸因素间的关系，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要求各卷阐述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包含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国与外国的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外社会历史比较研究。此外，在年代上，它始于远古，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也是它在“通”的方面不同于现有许多中国通史著作的地方。当然，由于本书部帙浩繁，参与撰写的作者人数很多，在对“通”的要求上和体例上各卷情况有所不同，这是难以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撰述方面，白先生的通识同样有丰富的、广阔的展开。他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两篇文章，是在具体研究方面和宏观把握方面对中国史学史作了“通”的概括[28]。他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以大约10万字的“叙篇”，就“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有关史学史的古今论述”、“我的摸索和设想”等问题做了系统的阐说。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叙篇”，是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一部论纲，其理论上的见解、脉络上的连贯、学科建设上的构想，真正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地，是通识的一种很高的境界。

白先生在治史上的通识，还反映在关于民族史、民族关系史、宗教史、交通史、历史教育等领域的研究中。大家知道，在学术研究中，能够在某个领域中达到“通”的要求，很不容易；要达到通识的境界，就更不容易了。清代史家章学诚论史学上的“史部之通”说：

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29]

杜佑、裴潾是唐朝人，司马光、郑樵是宋朝人，章学诚把他们的著作看作是“史部之通”的“极盛”的表现，足见他对“通”的推许。这里，章学诚说得很概括。明清之际的史家王夫之对《资治通鉴》的“通”有比较具体的说明，可与章学诚所论互相发明。王夫之写道：

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30]

章学诚论《资治通鉴》的“通”是在于“合纪传之互文”，主要是从史事上和体裁上说的；而王夫之的这一番议论，则是从内容上和思想上道出了《资治通鉴》之“通”的含义。

由此可见，一个领域的“通”尚如此不易，若干领域的“通”以及各领域之间的“通”，就更加难得、更加可贵了。白先生正是在这三个层面上的“通”都做出了努力、都取得了成就的史学家。他关于史学史和民族史的研究，对通史的研究和撰述有促进和深化的作用；反之，通史的研究和撰述，也有益于对史学史、民族史的认识和把握。从专史中可以看到通史的背景和修养，从通史中可以看到专史的功力和见识。这是白先生之通识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也是我们借以探讨和认识他的史学成就的一条“捷径”。

中篇 史学成就

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以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民族史最为突出。同时，他在伊斯兰教史、中国交通史研究方面，也有重要的成果。他对于历史理论的重视，贯穿于他的许多论著之中，这使他的著作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不仅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而且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一、中国史学史：三个时期的三个稿本和史学史思想的发展

白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起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至90年代止，前后约60年时间。在这60年中，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写出了三个中国史学史稿本。他在《白寿彝史学论集·题记》中这样写道：

本书所谓史学，主要是指史学史。像民族史那样，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更确切地说，是一门在树立中的学科。史学史的任务是阐述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对于中国史学史来说，是要我们对本国史学做出系统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总结。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没有长期细致的工作，是做不好的。我在40年代初，因学校要开设这门课程，我开始试写讲稿，讲稿写到清末。60年代初，我另起炉灶，重新写史学史讲稿，写到刘知幾，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起来，没有能继续写下去。这一次的讲稿，在北京师范大学排印了，题作《中国史学史教本》。1983年六月，我开始写史学史的第三个稿本，在1984年十二月完成了第一卷，题名《中国史学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个稿本已不知弄到哪里了。第二个稿本虽只印了五百本，但毕竟是印出来了，因而得以保存下来，并在相当范围内得以流传。现在的第三个稿本，虽在不少地方已与《教本》大不相同，但《教本》仍有可以参考的地方，还有不少章节是第三稿还没有写到的。[31]

对于第一个稿本，我们已无从得知其面貌。第二个稿本是《中国史学史教本》初稿，曾经作为教材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使用过，并在国内广泛流传。它包含两篇十章。第一篇是“先秦、秦汉间的史学”，从“远去的传说”写到“战国、秦汉间的私人著述”，凡四章。第二篇有六章，从“司马迁”写到“刘知幾”。《中国史学史教本》在学术上有两个方面的突出成就。一个成就是，它把刘知幾以前的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梳理出了一个流畅的头绪。另一个成就是，它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远去的传说”同史学的关系，怎样看待“原始的历史观念”、“神意的崇奉”与“人事的重视”对于史学发展的影响，对“战国中叶以后诸子的史论”的概括，等等。《中国史学史教本》有一个特点，即不仅脉络清晰，而且重点十分突出，如对司马迁、刘向、班固、范晔、刘知幾等的史学的评论，都十分精到。本书在当时产生的主要影响，是它重视了史家、史书的思想的研究，如论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指出“《三国志》与‘风化’”的关系，袁宏的重视“名教”，以及评论刘知幾的历史思想等。这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史上，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第三个稿本是《中国史学史》第一册。这是白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史》的第一卷，它包含“叙篇”和“先秦时期中国史学的童年”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分别展示出全新的气象。“叙篇”论述了理论问题、分期问题、思想遗产问题和关于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设想。这对于史学史学科的“树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关于先秦时期的史学，白先生在第二个稿本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的认识，一是提出了“历史观点的初步形成”，二是提出了“历史知识的运用”。前者进一步强调了对于历史观点的研究；后者则明确地提出了史学同社会的密切关系，从而进一步阐明了史学的社会作用和社会价值。

在撰写三个中国史学史稿本的同时，白先生还发表了许多论文。1999年，在白先生九十华诞之际，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论集》，正是从这些论文中精选出来结集而成的。白先生在这本论集的题记中说：

本书是1946年至1993年陆续写出的，其中包含两类性质的文章。一类是专论性质的，大抵是分别就某一史学家或某一历史著作来立论的，分量比较多，这里只能收入18篇。又一类是通论性质的，大抵是分别就史学史某些方面来立论的，多少总有一些新的看法，也收了18篇。

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尚处在建设阶段，所发表的有关作品多带有起步性质，很期待同志们的指教。

不论是“专论性质的”，还是“通论性质的”，作者都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对史学史学科的建设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下面，我想着重从白先生的史学史思想方面，谈谈他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树立”和“建设”所做的贡献。[32]

——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理论。这里，首先要谈到的，是白寿彝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理论，尤其是关于学科性质的界定。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首次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并具体讲到了中国史学史应包含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33]。从中国史学史专业或学科的创立来看，梁启超位居首功，自无疑义。在他之后，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但是，尽管梁启超提出了“史学的成立及发展”这样的问题，他却没有说明“什么是史学”、“史学研究是什么”这些关键问题。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什么是史学史”、“史学史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自也未能得到明确说明。当然，事物本有一个发展过程，我们不应苛求梁启超。1938年，金毓黻撰《中国史学史》，深受梁启超的影响，从史官、史家讲起，亦未曾涉及什么是“史学”等问题。1944年，周谷城发表《中国史学之进化》（后更名为《中国史学史提纲》）一文，指出：“历史为人类过去之活动，属于生活的范围；史学为研究这种活动的结果，属于知识的范围。”[34]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关于“历史与史学之别”的较早的说明。此前，早在1924年李大钊出版的《史学要论》中，已十分详尽地讨论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的问题[35]。但李大钊所论并未引起史学界的广泛注意，正如周谷城所说：“虽然历史与史学之别，固截然不可混同者；但过去治史者或完全不知有这等区别，或知有这等区别而不十分措意，或十分措意而无适当之词以表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范围”[36]。周谷城是在论中国史学的进化时讲这番话的，其着眼点在“史学”，故必须明确史学的对象。这一点很重要。然而此文在表述上没有强调“史学史”，所以也就没有从理论上涉及“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刘节撰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稿》，是继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之后又一部很有成就的著作，但它也没有对“什么是史学”、“什么是史学史”等问题做出明确的阐述。这种情况表明，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虽已有了一定的展开，但从学科建设来说，却仍处在起步阶段。

20世纪60年代初，史学界关于史学史的讨论，推动了史学工作者对史学史的认识。在这个学术背景之下，白寿彝先生于1964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37]，提出了阐明规律、总结成果以及理论和资料等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说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这篇论文涉及学科建设的一些重要问题，对学科建设有突出的积极意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中断了这一发展势头。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白先生这篇论文明确提出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任务，系统地论证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任务，系统地论证了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问题，从而把关于中国史学史基本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此后，随着‘**’的开展，讨论也就中止，问题没有根本解决。”[38]白寿彝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性质的探讨和论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1983年他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的出版，人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一趋势。本书开宗明义，论述了历史、史料、史学等范畴，指出：“历史，就其本身而言，是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历史。史学以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当然跟自然史也有密切的关系。”又进而指出：“什么是史学？史学是通过史料研究历史发展过程本身的学科。”[39]这是继李大钊《史学要论》之后，又一次比较集中而又十分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历史”与“史学”的联系与区别的理论成果。这一理论成果为进一步探索史学史学科的性质提供了直接的前提。1986年，白寿彝先生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的“叙篇”，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里程碑。“叙篇”第一章分别论述了“‘历史’一词的歧义”、“史学的任务和范围”、“史学史的任务和范围”等基本问题。它论史学的任务和范围是：“史学的任务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它的范围可以包括历史理论、史料学、编撰学和历史文学。”[40]显然，这一概括是对前引《史学概论》有关论述的发展。它论史学史的任务和范围是：“史学史，是指史学发展的客观过程。我们这部书[41]，就是以中国史学史为对象，按照我们的理解，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论述。按照这样的任务，本书论述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史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42]这一概括，比起前引《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的论述，又前进了一大步。从这些论述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性质这一基本问题，得到了明确的论证。这距离白先生发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已有20个年头，上距梁启超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已整整70年了。

这是白寿彝先生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在理论上的最重要的贡献。

——关于史学史领域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的贡献，还突出地反映在他具有丰富的史学史思想。这是他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特点，也是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别出心裁和卓尔不群之处。

白寿彝先生的史学史思想有丰富的内容和多方面表现，本文只根据我目前认识到并以为是一些重要的方面做初步的概括：

第一，对史学遗产的高度重视和精辟分析。这是白先生史学史思想的一个重要出发点。白先生在1961年发表的《谈史学遗产》长篇论文，可以看作是他关于史学遗产的一份“宣言”。文中论到了整理史学遗产“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并从史学在意识形态和现实社会的关系中的地位、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史学遗产中的重大问题同当前历史的关系三个方面论证了这种意义。文章从史学基本观点、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史学工作的作用、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史学家和史学著作、史书体裁七个方面的遗产做了精辟的分析。文章还就“精华和糟粕”、“要百家争鸣”等问题发表了见解[43]。这篇论文首次详尽地论证了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反映了作者对于史学遗产同现实社会、历史研究、探讨史学发展之密切关系的认识。我个人认为，先生后来的许多论著，如《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1964年）、《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1964年）、《谈史学遗产答客问》（1981年）、《史学概论》（1983年）等，都是从这篇论文发展而来。4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重读此文，仍然感到它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

第二，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所谓科学的认识，不只是讲先出现了什么史家、什么史书，后出现了什么史家、什么史书；也不只是阐述先有什么修史制度，后有什么修史制度。所谓科学的认识，主要是在根据充分事实的基础上揭示出史学发展规律，而其核心是捕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如何创造出来一定的史学、产生出来一定角色的史家。1984年白先生在讲“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时指出：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我们的史学史工作也应该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为此，他认为“有两个重要问题，是应该多下点功夫及早解决的”。他说的第一个问题，“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如“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还是无规律的？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还是杰出人物是历史的主人？”“还有，生产状况的升降，地理条件的差异，人口的盛衰，以及历代的治乱盛衰，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这些现象如何认识”，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问题。所谓规律，就是要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提升去发现，去概括。先生举出《史记》、《通典》、《资治通鉴》、《通志》、《明夷待访录》、《日知录》、《文史通义》等著作，说明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他尖锐地指出：“我们对于以上这些著作，在理论上的发掘很不够，对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缺乏总结，以至我们关于史学史的专书中的表述，显得内容贫枯。”[44]白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富于理论色彩和理论深度，皆出于探索规律这一撰述宗旨。人们从这里可以得到两点重要启示：一是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是认识史学发展的基础；二是对史学名著在理论上进行发掘和总结，是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的途径之一。

第三，全面地和深入地认识“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这是他讲的两个重大问题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主要是指“史学的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史学家是否重视历史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白先生举出《诗》、《易》言论和汉、唐史事进行论说，指出：“其实，在中国史学史上，这是一个老问题，不少古人曾经用言论或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在我们研究史学时，很少注意这个问题，甚至有时还觉得这是一个狭隘的、实用的问题，不愿理睬。我觉得，应该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给它以应有的地位。”[45]这个问题以及上面所讲的那个问题的提出，都是有针对性的、为着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而提出来的。白寿彝先生认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著作，“有一个比较共同的地方，就是它们受到《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影响相当大，史书要籍介绍的味道相当浓。金毓黻先生的《中国史学史》和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是两部比较好的书，但也似乎反映它们由旧日的史部目录学向近代化的史学史转变的艰难过程”[46]。金著撰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于40年代；刘著撰于50年代，经后人整理、出版于80年代初。白先生的这番话，指出了80年代治中国史学史的路径。关于上述两个重大问题，他的结论性意见是：“在中国史学史上，重要的问题不少，这两个问题，恐怕是当前更为重要的问题。在史学史的编撰上，一个史学家一个史学家地，一部史学名著一部史学名著地写，这可以说是必要的，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所难免的。但是否可以要求更高一些，要求更上一层楼，是否可以把这些以人为主、以书为主的许多框框综合起来，展示出各个历史时期史学发展的清晰面貌呢？这当然不容易，但总还不失为一个可以考虑的前进方向吧。”[47]按照我的理解，这就是先生说的“甩掉旧的躯壳”，研究和撰写新的中国史学史著作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