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剧作中的人物，尤其是主人公形象，都应该充分的立体的展现。但相对而言，在影视剧的创作中，正剧中的人物即使是以平面的表象呈现，也能为观众所接受，甚至获得艺术创作的成功。比如那些以动作为主的惊险片、功夫片、警匪片，如美国影片《生死时速》，如希区柯克的某些情节片如《三十九级台阶》之类，如我国以打斗为主的影片《少林寺》、《少林小子》等，虽然人物难免有模式化、类型化乃至表象化之嫌，但由于情节的紧张精彩、画面的生动引人，仍不失为一类成功的剧作。喜剧也可以如此：它的主人公只要通过外部动作的离奇古怪、迥异常人，而不必向观众**内心世界，就能够产生令人发笑的戏剧效果，乃至颇为深刻的社会与人文内涵。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尽管是默片，主人公连话也不说，却一样能成为出色的经典之作，便是有力的证据。

但是，悲剧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如果展示不足或根本没有，使人物形象缺乏立体感，观众便不能与之“同呼吸、共命运”，对这个主人公的死亡或毁灭，就很难产生“悲”的审美感受，而悲剧也就不能称为悲剧了。因此，悲剧创作中，应该特别注意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展示。

比如联邦德国的著名影片《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若从表象的故事情节看，根本算不上什么悲剧：

纳粹的“第三帝国”灭亡前夜，新娘玛丽娅与新郎赫尔曼在炮火中仓促结婚，一夜之后，赫尔曼应召上了战场。纳粹战败，玛丽娅获知丈夫死亡。为了谋生，她竟然到与丈夫打仗的美国兵营作舞女，并与美国黑人军官相识、相恋而同居。正当玛丽娅与黑人沉醉于即将有孩子的幸福时，赫尔曼突然归来，扑向玛丽娅**的黑人军官。这时，玛丽娅却用酒瓶砸死黑人。在这部分戏中，如果我们不了解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自然就会觉得她的行为几乎不可理喻。而下面的情节就更难理解：丈夫把杀人的罪过揽到自己身上而被关进监狱后，玛丽娅马上与一个富有的企业家同居，并作他的秘书，并因此得到了她希望的首饰、小轿车、洋房和可观的“私房钱”。同时，玛丽娅却又不时到监狱看望丈夫。赫尔曼因企业家的“帮助”提前出狱后，远走他乡。玛丽娅却又十分珍视丈夫每月从外地寄来的玫瑰花束。不久，企业家病死，而恰在此时，玛丽娅一直盼望的赫尔曼回来了，两人住进豪华住所。本该幸福地生活了吧？却出人意料——在玛丽娅没关煤气而点火吸烟（有意还是疏忽，剧情故意模棱两可）所引起的大爆炸中，夫妻同归于尽！

然而由于影片对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作了充分的艺术展示，使观众完全理解并同情玛丽娅，并与之感同身受：她是一个十分忠诚于神圣婚姻的德国女子，无论在行动上迫于生活困境与生存必需，她怎样的“随波逐流”、“随遇而安”，但对自己的合法婚姻，在其内心深处却一直怀着神圣的虔诚，并视为自己人生的支柱。基于此，她可以将自己与企业家的同居之事对狱中的丈夫坦言相告：“……他不会伤害我。你知道，是我愿意和他睡觉，没有人强迫我。因为他给了我工作，我必须依赖他。”当丈夫大惑不解：“现在外面的情况是这样吗？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冷酷吗？”玛丽娅：“我不知道别人怎样，我想如今是冷酷无比的时代。”而当企业家真诚地向她求婚时，她回答：“你是认真的，我也不想轻率。我要对你直说，我不能和你结婚。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作你的情人。”影片就是通过玛丽娅的这些对话、内心语言以及内心世界的银幕化镜头展示，使观众进入到主人公内心深处：她是把灵与肉分割开来，而始终不渝地忠诚于她与赫尔曼的合法、神圣的婚姻关系。进而，她为社会所迫、为生存必需所做的一切，就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内涵，其内心复杂的矛盾与痛苦，也就能获得观众的同情了。也正因如此，到影片最后，当她历尽苦难、饱受折磨，终于盼到合法的丈夫归来，新生活即将开始，却得知自己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婚姻已经被丈夫卑鄙地出卖（赫尔曼为早日出狱，与企业家私订协议：后者出力使其出狱，他则同意将妻子转让给后者）时，其痛苦、绝望就可想而知，那最后的大爆炸，也自然就是无可选择的最后归宿了。

类似的悲剧主人公很多，像古希腊著名悲剧《美狄亚》中的女主人公为报复丈夫对爱情的背叛，竟然亲手杀死自己与丈夫所生的两个儿子、杀死了丈夫及新娶的公主。而尽管美狄亚的残忍令人发指，但由于观众已经了解到她所受伤害的强烈程度，更由于剧作者将其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美狄亚曾不顾一切地爱上了前来索取金羊毛的伊阿宋，为此，她背叛了自己的父亲，并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帮助他窃走了父亲的金羊毛，然后与他结婚。后来，伊阿宋为了争夺王位，又利用美狄亚谋杀了她的叔父……美狄亚为了爱人，舍弃了一切，毅然跟着伊阿宋，背井离乡。她为他生儿育女，她希望与他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不料，伊阿宋为了个人的富贵荣华，在争取王位继承权时，却无情地抛弃了美狄亚，另娶公主格劳克为妻，并要把她驱逐出境！在这种情况下，愤怒得几乎发狂的美狄亚的行为，就可以让观众理解了。而母亲杀死亲生儿子，虽能“理解”，但要观众毫无保留地站在美狄亚一边，没有充分的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展示，还是不行的。所以，剧作在“杀子”这场戏中，极力表现、渲染主人公的复杂心态：为报复伊阿宋，她要灭绝他的家门后代，以此刺痛其心；但要杀的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实在无法下手。于是，弃妇的恨与慈母的爱在她心中展开了剧烈的交锋——“我的孩子，你们为什么拿这可爱的眼睛来望着你们的母亲？为什么向着我最后一笑？哎呀！我怎么办呢？朋友们，我如今看见他们明亮的眼睛，我的心都要碎了啊！”但她随即就想道：“难道我想饶恕我的仇人，反招他们的嘲笑吗？！”于是，她终于下定决心：“啊，我的不幸的手啊！快拿起，拿起宝剑，到你的生涯的最痛苦的起点上去！不要畏缩，不要想念你的孩子有多么可爱！不要想念你是怎样生养了他们！在这短暂的一刻，且把他们忘掉，到后来再哀悼他们吧！他们虽然是你杀死的，可你到底也心疼他们啊！……我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

看，就在这样翻江倒海的内心冲突中，主人公举起了复仇的手。于是，谁还会一味指责她？谁还会不因这样变态的复仇举止，更体会到主人公世间罕见的悲剧命运呢？！

对主人公内心世界进行充分展示，从而使影片获得成功的作品比比皆是，如我国的著名悲剧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对女主人公素芬的内心展示；如《我这一辈子》中对男主人公“我”的复杂内心运用各种手段所进行的展示；如香港电视连续剧《金瓶梅》（谭铭导演）中对女主人公潘金莲复杂内心、矛盾性格的展示等，均可参看。

对悲剧主人公内心世界展示的重要，还有更具说服力的例证，就是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麦克白斯》——

在这部悲剧中，主人公若单从“道德、良知”层面上评判，决然一个恶棍、凶手，一个利欲熏心的暴君。但由于作者有意避开这个层面，而从“复杂人性”这一层面来表述故事，并极力向观众正面展示他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于是便产生了极有“学术价值”的艺术效果：当他罪有应得的毁灭结局最终展现在观众面前时，虽然人们知道必然如此，却还是对他不无同情，并为他的“自取灭亡”感到某种莫名的悲凉。

正如别林斯基所说：“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斯是一个坏蛋，但却是一个拥有强大而深刻灵魂的坏蛋，因此，他不使人憎恶，却使人同情。”[10]朱光潜先生也如是言：“一个穷凶极恶的人如果在他的邪恶中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坚强和巨人般的力量，也可以成为悲剧人物。”[11]

确实如此。尽管在实际生活中，像麦克白斯这样的野心家、阴谋家绝不会引起我们的同情，但由于剧作者在相对封闭的艺术时空之内，强烈而细微地向观众充分展示了他的内心世界，对其渐次丧失理性与良知的心理过程作了出色的描述，于是便成功地用麦克白斯所体现的那种人性的深度、力量和智慧压倒、掩盖了观众的憎恶、反感。因他作为一个“人”所体现的宏伟气魄与强大灵魂，因在这个艺术形象身上所体现的不断沦落又不断反思、既痛苦又无可救药的真实心理过程，使这个“道德”上的恶棍便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地转化成“情感”上的好人了！

总之，对悲剧人物，尤其是悲剧主人公内心世界的艺术刻画，是决定作品感染力强弱，乃至关乎整部作品成败的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