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地电影

中国电影较之世界电影的诞生晚了10年。1905年，舞台戏曲纪录片《定军山》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电影正式诞生。但之前已经有许多外国电影在中国放映。早在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又一村”就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电影进入中国的最早印迹。此后1902年北京开始放映电影，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皇宫内还放映过。1908年，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在上海虹口建立了虹口大戏院，这是中国第一个电影院。1913年，《难夫难妻》和《庄子试妻》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电影开始进入短故事片创作阶段。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五四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全面的冲击。对电影来说，20年代是中国无声电影积累经验、熟悉电影规律、掌握艺术技巧的摸索期。1921年，《阎瑞生》《海誓》《红粉骷髅》三部最早的长故事片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电影由短而长的历史飞跃。直到1923年，随着自始至终关注人物命运、情节设置环环相扣的《孤儿救祖记》的出现，中国的长故事片进入了比较成熟完整的发展阶段。此后整个20年代，制片业迅速繁荣，影片创作与日俱增。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至1931年10年间共生产了约650部影片，同时商业电影的类型尝试也分外热闹，社会片、爱情片、战争片、伦理片、古装片、武侠神怪片等多种类型蔚为壮观。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分成了两个阶段：1926年以前，中国电影主要以谐噱滑稽和社会家庭问题的喜剧短片为主，涌现出任彭年《呆婿拜寿》（1921）和《得头彩》（1921）、张石川《滑稽大王游沪记》（1922）和《掷果缘》（又名《劳工之爱情》，1922）等滑稽短故事片；1926年以后，商业类型片风起云涌，产生了侯曜编导的古装片《西厢记》（1928）、张石川导演的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1928）等重要影片。

在早期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张石川和郑正秋是最重要的开拓者和创作者，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1913年，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和郑正秋导演的《难夫难妻》是中国第一部故事短片；1916年张石川导演的《黑籍冤魂》最早采用了叙事的“省略法”和拍摄技巧的变化尝试；1922年，他们带头成立了中国最早的电影龙头公司——明星公司，并编导了早期最优秀、最成熟的滑稽喜剧《掷果缘》；1923年，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是中国第一部提倡教育主题的社会片；1924年，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和徐琥导演的《玉梨魂》是中国最早涉及寡妇再嫁问题的电影；1928年，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火烧红莲寺》是中国早期形态成熟的武侠片，成功引领了武侠神怪片热潮；1930年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的《歌女红牡丹》，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片；1933年，郑正秋导演的《姊妹花》为中国有声电影的发展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挖掘。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带来的民族矛盾激化以及社会动**，中国电影进入了比较突出的变化期。以1937年全面抗战为界，战前中国电影在短短几年间就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表现在以下方面：1.以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的《狂流》（1932）为代表，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左翼进步电影运动；2.以吴永刚导演的《神女》（1934）、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1934）、孙瑜导演的《小玩意》（1934）为代表，无声电影达到了成熟的最高峰；3.以《歌女红牡丹》为起点，并以应云卫导演、袁牧之主演的《桃李劫》（1934）为标志，中国电影真正进入了按照有声电影艺术规律创作的阶段，相继问世了袁牧之导演的《马路天使》（1937）、沈西苓导演的《十字街头》（1937）等优秀作品。战时由于领土的沦陷和战争的激烈进行，中国电影的创作基本上被划分成国民党统治区、上海孤岛、沦陷区等复杂的格局，而且电影创作数量很少；但左翼进步电影人仍在努力，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宣告成立，同年7月30日上海电影界人士成立了“电影工作人协会”，1938年1月具有广泛统一大战线的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提出了战时电影运动的纲领和任务，并联合港台地区进步电影人拍摄出了一系列进步作品。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国民党通过接收原日伪电影资产以及建立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来压制进步电影的生产；即便这样，战后进步电影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数量上都达到了空前成熟，不仅大量涌现出诸如蔡楚生和郑君里导演的、时间跨度长达11年的情节史诗悲剧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及史东山导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等宏大作品，还出现大量诸如沈浮导演的《万家灯火》（1948）等多种风格的现实主义作品，而且还问世了费穆导演的、开创中国散文诗化风格的非主流人文电影《小城之春》（1948）。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根本上指明了中国电影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从1949年至1966年电影发展的历史看，“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成为了绝对的主导。电影与政治的联系从来没有像这个阶段那样紧密，不仅电影的发展脉络随着政治运动的起伏波动发生了四起四落的重大转折，而且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是“政治的电影”，歌颂新时代和控诉旧时代、歌颂集体英雄主义和反对个人英雄主义等主题成为了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和政府的全力支持下，电影一方面完成了对私营电影公司改造的任务，拍摄出了《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等众多正面展现阶级斗争和弘扬革命精神的优秀影片；另一方面通过成荫和汤晓丹联合导演的战争史诗电影《南征北战》（1952）等，基本树立了熔革命豪情、敌我矛盾、崇高**和银幕诗情于一炉的新中国电影美学风格。在经历了孙瑜导演的《武训传》被批判带动的创作低潮后，紧跟毛主席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电影又呈现出比较繁荣的发展态势。这一阶段多种题材样式的电影纷纷兴起，《董存瑞》（1955）等革命历史题材大胆突破英雄人物高度模式化、概念化的创作方式，《新局长到来之前》（1956）和《不拘小节的人》（1956）等讽刺喜剧针砭社会问题进行大胆地批判，还有诸如《护士日记》《柳堡的故事》等涉及革命战士、知识分子私人情感的电影也能一定程度上出现；此外还有戏曲片、历史片等也蓬勃发展，影片《祝福》的问世，标志着新中国彩色影片开始出现。1956年著名理论家钟惦棐在《电影的锣鼓》一文中大胆提出“电影为工农兵服务不应该变成工农兵电影”的理论观点引发文艺界开始遭受严厉的政治批判，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钟惦、吴永刚等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人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电影又陷入了第二波的低潮。在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建党40周年之际，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献礼影片的生产，并由邓小平向电影界做动员，于是《林则徐》《林家铺子》《青春之歌》《聂耳》《五朵金花》等一大批“十七年”电影中艺术水准最高的优秀作品纷纷呈现，好评如潮，而且真正百花齐放、卓有成就，迎来了第三次**。之后经历了因1959年反右倾运动而跌入低谷的一段时间，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三年自然灾害的到来以及政治上开始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周恩来总理再次落实电影文艺政策并倡导探索中国电影民族化道路，短短两三年间诸如《红色娘子军》《红旗谱》《李双双》《小兵张嘎》《农奴》等一大批电影主管部门明确倡导的“四好电影”（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出炉，欢欣鼓舞地迎来了“十七年”电影的第四次**。1965年以后，随着政治批判运动的加剧和**的开始，新中国电影再一次陷入低潮，而且创作的低迷状态整整延续了10年。

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专权，江青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姚文元提出的“三突出原则”，否定了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的艺术成就，并要求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直接导致了注重“敌远我近、敌暗我明、敌小我大、敌俯我仰”等僵硬化模式的“样板戏”的产生，问世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八个样板戏。电影创作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倒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解放了被禁锢的思想；1979年，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重要政策；同年电影理论界也迈出了大胆而关键的步伐，著名影评家白景晟和钟惦分别撰文提出了“电影与戏剧离婚”、著名女导演张暖忻和文化研究学者李陀呼吁“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等理论主张。这些都直接引发了新时期电影的复苏和兴起，这一时期多代导演共同努力创造电影的新发展。第三代导演谢晋创作力勃发，连续拍摄了反思“**”的《天云山传奇》（1980）、《牧马人》（1984）等作品，并成功创造了独特的“政治伦理电影”模式。在“**”前毕业、“**”期间被耽误的众多第四代导演，包括张暖忻、郑洞天、谢飞、黄健中、吴贻弓、滕文骥、吴天明、胡炳榴等，在这一阶段充当了急先锋，创作并引领了以《邻居》《沙鸥》《小街》《喜迎门》《我们的田野》《城南旧事》等一系列出色的作品为代表的纪实主义电影、心理探索式电影、喜剧式新农村电影、散文化电影等潮流。20世纪80年代中期张军钊电影《一个和八个》作为发轫之作，以陈凯歌、张艺谋、黄建新、田壮壮、吴子牛等作为主力的第五代电影人脱颖而出，他们以反思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深刻主题、强调淡化情节和注重影像造型等自觉的创作观念，推出了《黄土地》《孩子王》《黑炮事件》《错位》《猎场札撒》《盗马贼》《晚钟》《红高粱》等众多优秀作品，既开创出中国电影全新的艺术风格，也成功地将中国电影带入了国际影坛；虽然此后随着《红高粱》的问世，严格意义上的第五代电影运动基本结束，但是第五代电影人还是以独特的艺术个性为中国电影创作出许多杰出的优秀电影。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中国都市题材电影也开始发展，1988年因为《顽主》《轮回》《大喘气》《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四部均改编自王朔小说的电影同时出现而被称为“王朔电影年”，标志着都市电影的创作热潮，其后涌现出黄建新《站直了，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等优秀作品；同时这一时期在《当代电影》和北京电影学院等理论机构的积极推动下，娱乐片由自发走向了自觉，很多第五代导演也积极参与其中，产生了包括张军钊《孤独的谋杀者》（1986）、李少红《银蛇谋杀案》（1988）、张建亚《少爷的磨难》（1987）、周晓文《最后的疯狂》（1987）以及张艺谋《代号美洲豹》（1987）等影片，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又创作出《双旗镇刀客》《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影片。同时期，陈佩斯、陈强父子的“父子系列”以及张刚的“阿满系列”喜剧也积极推进，随后《新龙门客栈》等合拍片商业潮流也不断高涨。

随着20世纪90年代社会政治的进一步开放、各项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以及电影市场化体制调整的进一步加深，中国电影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和格局。第五代导演鲜明自觉地进行创作转型：一方面诸如融合文化历史和观赏娱乐的陈凯歌《霸王别姬》、张艺谋《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何平《炮打双灯》等艺术电影继续出现，屡屡捧回国际大奖，享誉海内外；一方面现实主义回归成为主要潮流，张艺谋《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黄建新《埋伏》、李少红《四十不惑》佳作迭出，还引领了宁瀛纪录风格的《找乐》和《民警故事》、杨亚洲《没事偷着乐》等新一波的现实主义创作；另一方面商业化创作趋向也日渐明显，诸如张艺谋《英雄》和《十面埋伏》、陈凯歌《和你在一起》和《无极》、何平《天地英雄》等影片都是自觉接受商业意识之后的创作尝试。另外这一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强调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电影”得到了更大力度的倡导和推动，涌现出诸如《开国大典》《大决战》《周恩来》《惊涛骇浪》等一大批优秀电影，题材涉及了革命历史题材、伟大领袖故事、当代现实题材等多领域多范畴，比较成功地挖掘了将意识形态和娱乐观赏相结合的风格特征。

此外，一些新生代导演或从地下慢慢浮出水面、或自觉投入主流电影的姿态，以时尚多样的风格、全新的视听语言积极创作，涌现出诸如张杨《爱情麻辣烫》和《洗澡》、路学长《长大成人》和《卡拉是条狗》、金琛《网络时代的爱情》和《**茶》、娄烨《苏州河》和《紫蝴蝶》、李虹《伴你高飞》、陆川《寻枪》和《可可西里》，以及张元《过年回家》和《绿茶》等众多比较出色的作品，同时姜文、霍建起、顾长卫等成长于第五代、却个性化发展于新生代时期的人，也分别推出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那山那人那狗》和《暖》《孔雀》等许多非常优秀的电影。当然从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到21世纪，中国电影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以《甲方乙方》《不见不散》《天下无贼》《手机》《私人订制》等系列影片开创黑色幽默式中国内地贺岁电影的冯小刚，他的贡献不仅仅在于独特风格的喜剧创作，还在于对内地自觉的商业化创作和电影产业化的逐步推进所起的重要作用。

2002年以后，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在产业改革的促动下快速发展，产量、票房、竞争力都大幅提升。截至2013年，中国电影年产量已保持在800部左右，票房总额已达到227亿元人民币，并陆续涌现出《人再囧途之泰囧》（票房12多亿元人民币）、《西游·降魔篇》（12多亿元人民币）、《心花路放》（截止到2013年10月15日超过9亿人民币）、《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7亿多元人民币）等高票房影片，同时也突破了以往由高成本大制作影片主导的电影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