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鲁迅的小说创作(1 / 1)

鲁迅的小说收集在4个小说集中,有的则散见于杂文集中。第一部小说集《呐喊》收有1918年到1922年所作小说16篇,1923年8月新潮社初版,1930年北新书局第13次印刷时鲁迅将《不周山》抽出后改名《补天》收入《故事新编》中。第二部小说集《彷徨》收有1924年到1925年所作小说11篇,1926年8月由北新书局初版。《呐喊》《彷徨》都是现实题材的虚构小说。第三个小说集是1926年所作的短篇联缀的自传体小说《朝花夕拾》,1928年9月由未名社初版。第四个小说集是1922年到1935年所作的神话、传说与史实的演义《故事新编》8篇,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此外,第一篇文言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收入《集外集拾遗》,文言小说《怀旧》收入《集外集》,小说《阿金》收入《且介亭杂文》。就文体而言,《呐喊》中的《社戏》与《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的《我的第一个师父》与《女吊》,放到《朝花夕拾》中更合适。

一、鲁迅小说的恶魔风骨与文化意蕴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就推崇“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恶魔派诗人,认为“恶魔者,说真理也”。只有鲁迅推崇的“恶魔”二字,才能恰当地形容鲁迅小说反传统的激进性,执着自由意志的强力色彩,愤世嫉俗的深刻性与复杂性。鲁迅现实题材的小说《呐喊》与《彷徨》中的人物,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启蒙者或受过新文化洗礼的觉醒者,另一类是愚昧的传统世界的老中国的儿女。鲁迅的小说不但深刻揭露了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的罪恶,而且对启蒙者或受过新文化洗礼的觉醒者的主体恶性也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是恶魔的呐喊。在社会群体的眼中,狂人就是恶人:“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后来当整个社会将他看成疯子时,他才觉悟到他在全社会人们的眼中就是恶人:他们“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佃户说的大家吃了一个恶人,正是这方法。这是他们的老谱!”然而只有狂人才是真正的觉醒者,他道破了这个社会在伦理道德掩盖下吃人的隐情,他看出了历史与数目力量的荒谬,他以孤独的自我向全社会挑战,与整个文化传统对立,并且要劝转吃人的人不再吃人。狂人向着现实与四千年的传统说:“从来如此,便对么?”

《阿Q正传》是鲁迅以恶魔之笔对传统中国老儿女的艺术审视。在这个传统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在吃人、被吃。阿Q是属于被吃的一类,他只有以精神的胜利逃避在现实中越来越深重的灾难。问题在于如果阿Q得势的话,他也照样去吃赵太爷、钱太爷以及王胡、小D,这在阿Q的革命畅想三部曲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属于这个传统世界的老儿女很多,有单四嫂子、闰土、祥林嫂以及形形色色的众数,他们都迈不出吃人与被吃的门槛。读鲁迅这些描绘传统老儿女的小说,经常会发现,小说中的主人公固然是愚昧的,有时是邪恶的,但是围绕着他们的文化语境却更其邪恶。孔乙己是个穷酸文人,他迂阔,偷书,在穷困潦倒之时行窃,但是从他与孩子的关系看,也并非没有可爱之处。孔乙己是传统制度的受害者这一点早就有人指出,而鲁迅的深刻性就在于,他对邪恶的揭露并没有到此为止。整个社会对孔乙己奚落、冷落乃至对其生死漠不关心的态度,加剧了他的自我毁灭。柳妈的话对于祥林嫂具有致命的打击,但是如果二人易位,祥林嫂对柳妈也会如此。祥林嫂的儿子被狼吃掉,人们开始是同情的,然而造化总是以时间的流逝洗涤旧迹,于是祥林嫂的诉苦就变成了闲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与笑料。阿Q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愚昧得连自意识也没有,但阿Q也有“毒毒”的念头,他一旦掌权就有杀人的恶念,而围绕着阿Q的文化语境就更其荒谬。当阿Q被绑缚刑场的时候,众数对他的冤案没有丝毫的同情,而成为他们鉴赏一种风景或热闹的对象,众数甚至还责怪阿Q临死没有唱一段戏以使他们的鉴赏更加尽兴。所以鲁迅在《示众》中,就专门“示”这些以“罪犯”为鉴赏乐趣的人的“众”。

在偏于主体表现的小说中,鲁迅以正视人生的艺术之笔表现了创作主体的恶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基于人的恶性的一种学说,他将人之根底的潜意识与“本我”(id)描绘为奉行唯乐原则的**与破坏欲等。鲁迅吸取了弗洛伊德学说的精意并在小说中加以实践。《补天》的开头,女娲就是在肉红色的天空感到不足与多余的性冲动中造人的。《弟兄》中的张沛君与靖甫是弟兄俩,那种亲密无间的兄弟怡怡的感情,令张沛君所在的公益局的同事无不赞美。正好局里秦益堂的两个儿子为了财产打架,闹得老秦心绪不宁,这就更加反衬了张沛君与靖甫的兄弟怡怡是多么难得。张沛君对老秦的儿子为钱争吵感到不能理解,说他与兄弟就是不计较,从没有将钱财放在心上。当靖甫发烧闹病时,张沛君连班都顾不得上而为弟兄请医生诊病,尤其是当他怀疑兄弟是患猩红热时就更加着急,甚至平时不信中医的他在西医迟迟不到的情况下都有点有病乱投医地请中医来诊病。但是在张沛君的梦里,却将他的“本我”暴露出来:因为经济原因,他让自己的孩子上学而不让兄弟的孩子上学,他兄弟的孩子哭闹,他居然以大手掌向自己兄弟孩子的脸上打去,而对外人却说不要听孩子的谎话。这个梦撕破了兄弟怡怡的面纱,暴露了张沛君下意识中的恶性。

《呐喊》中的《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与《彷徨》中的《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有鲁迅本人的影子,也有范爱农等人的影子。N先生出国留学不久就剪去了辫子,几年后因家境的问题不得不回国谋事,却受尽了没有辫子的苦,走在路上到处是奚落和笑骂,他就抡起手杖拼命地打。而魏连殳居然被看成异类,当作外国人,他似乎走了一条从“怪人”到“恶人”的路。所谓怪人,是指魏连殳与众不同的个性。他学的是生物教的却是历史,对人爱理不理却爱管人的闲事,说家庭应该破坏却定时给祖母寄钱。他心理阴暗,自寻烦恼,将人看得很坏,却将希望寄托在小孩子身上。但是,当他变得一无所有时,他平时热爱的孩子马上对他变脸,访问他的那些才子也不来了。当愿意他活几天的人也被敌人诱杀后,他就觉得无所顾忌了。于是魏连殳转而变成“恶人”向社会与庸众复仇。他当上了杜师长的顾问,叫大良的祖母“老家伙”,叫大良、二良装狗叫、磕响头,甚至吐血死后还仿佛冷笑着自己的死尸。《孤独者》所表现的魏连殳的情感方式,显然带有鲁迅深受其影响的拜伦、尼采的恶魔精神,这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话语中也表现得很明显:“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伤逝》是鲁迅作品中比较温情的一篇,但是并非不含恶性。如果换一个从传统善的伦理观念的作家来处理这个故事,那么就可能会以子君的善良与不幸来反衬始乱终弃的涓生的邪恶;但是《伤逝》以第一人称的忏悔口吻叙述故事,就减缓了传统观念较强的人们对涓生的谴责。不过涓生的恶性并非就消失了。他曾经爱过子君,但是婚前以为了解的一切,婚后却变成了隔膜。爱的新鲜已过,背公式似的复习也令人生厌。涓生明明知道子君对自己是很爱的,而且知道自己吐露对她不爱的话语对子君是一种“毒气”。但是,自己的不爱是一种事实,如果连这种真实都不能正视而苟安于虚伪,那么自我的个性也是虚假的。在厌腻子君的冲动下,涓生向往着自由:“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明的闹市,黑暗的夜……”渴望自由的涓生终于用真实的“毒气”熏死了子君,虽然子君死后涓生又对“真实”发生了怀疑,他想象子君在被他遗弃后的境况:“负着虚空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

《故事新编》中的《铸剑》是一曲恶魔复仇的歌。一个国王专制残暴,不高兴就杀人,他让眉间尺的父亲铸剑,这位最好的铸剑师在铸出两把剑之后,自知死期已到。凶暴多疑的国王不会让世上再有更好的剑而以铸剑者作为试剑的第一人,眉间尺的父亲只将雌剑交给了国王,而将雄剑留给了妻子,希望妻子肚里面的孩子长成后用雄剑为自己报仇。小说开始母亲就对眉间尺能否报仇表示疑虑,因为眉间尺虽然折磨并踩死了老鼠,但是在折磨过程中屡屡表现出同情心。主人公黑色人宴之敖者则不同,他好像来历不明,没有职业,行为诡秘,却没有同情心,而具有不可抑制的复仇心理。宴之敖者直译就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流浪者,显然是鲁迅自谓。他对眉间尺说的话也充满恶性:“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在眉间尺因为软弱而不能完成复仇任务时,黑色人挺身而出,要了眉间尺的头和雄剑,进宫向暴君复仇。黑色人要了一个金鼎,当下面的火使金鼎的水沸腾时,他将眉间尺的头抛进去,趁国王前来观看时,用雄剑将国王的头砍入水中。但是眉间尺的头根本不是国王的头的对手,黑色人自削己头进水,几口就咬得国王没有回口之力,最终三个头都在金鼎中融化。黑色人的复仇利剑不仅刺中了暴君,也刺中了良民,这些良民除了喜欢围观与鉴赏外,还颇为国王的头居然与其他两个头混在一起出殡而愤慨。因而宴之敖者既是暴君的叛逆,也是良民的叛逆。在这里我们又联想起在鲁迅的启蒙结构中,精神界之战士应该是上制天帝与下启民众的恶魔。

鲁迅其他讽刺小说,如《肥皂》与《高老夫子》,深刻地揭露了表面上推崇孝女、保存国粹、满口仁义道德的新旧之间的人物,暗地里却在孝女或女学生身上做贪**的白日梦。甚至在《兔和猫》《鸭的喜剧》等小说中,鲁迅在表现动物可爱的同时,也表现了动物界残酷的生存法则。《呐喊》与《彷徨》中只有《一件小事》是以人的善性厌弃主体的恶性,这是托尔斯泰主义影响的结果;不过在《呐喊》与《彷徨》中《一件小事》显得很另类,其他小说则是拜伦、尼采式的恶魔精神的表现。

《朝花夕拾》描绘了作者的成长历程,充满了对传统的颠覆与对自由的向往。鲁迅通过对《二十四孝图》的解读,嘲讽与批判了儒家的孝道。“老莱娱亲”让一个七十岁老头拿着“摇咕咚”娱亲,是拿肉麻当有趣,“一到‘卧冰求鲤’,可就有性命之虞了”。尤其是“郭巨埋儿”,就更令小鲁迅害怕,觉得家境不好该埋的正是他。这些念头是颇不合于孝道之善的。小鲁迅向往的是自由,从周玉田读《鉴略》时,鲁迅着迷的是《山海经》;从寿镜吾在三味书屋读书时,鲁迅念念不忘的是他的百草园,他的蟋蟀们、覆盆子们和木莲们……成长中的鲁迅越来越孤独,对故乡绍兴也产生了疏离之情,他在《琐记》中说:“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在《朝花夕拾》中,最具有恶魔意味的,一个是鲁迅喜欢的动物,一个是鲁迅喜欢的鬼魂。《朝花夕拾》的第一篇就是《狗·猫·鼠》,如果我们能够与《呐喊》中的《兔和猫》以及鲁迅其他作品中的动物联系起来看,那么,就会发现鲁迅喜欢的动物系统也是具有反传统的恶魔意味的。

鲁迅喜欢凶猛爽直的富有恶性的动物,不喜欢狡猾伪善的动物。他在《狗·猫·鼠》中说:“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在这方面,人比动物是何等惭愧。结合鲁迅的杂文来看,鲁迅喜欢老虎、狼、猫头鹰、鸱枭等动物,不喜欢听话的狗、媚态的猫与善良的羊……中国传统在喜欢温顺的猫时还不喜欢老鼠,鼠头鼠脑、鼠目寸光、胆小如鼠、抱头鼠窜、鼠窃狗盗、过街老鼠等成语,没有一个不是贬义的。鲁迅却从小就是仇猫而喜欢老鼠的,老鼠纵然是作恶却是自由的作恶,而不是听某某主子的使唤。

与喜欢老鼠、狼、蛇等恶性动物类似,鲁迅在理性启蒙与反对迷信的新文化运动中,却始终没有忘记阴间的鬼魂,尤其是“无常”与“女吊”等厉鬼。《无常》一篇,考究了书上关于无常的记载,回忆了他小时候进入“阴司间”对他满带恐惧的探望,描述了绍兴民间的迎神赛会上无常的表演。他虽然是阴间的恶鬼,却富有同情心。他勾隔壁癞子魂魄时,因为阿嫂哭得悲伤,就放他还阳半刻。阎罗以为他徇私舞弊,就将他捆打四十。无常在责罚中变得越加公正,鲁迅对此迷恋不已。在鲁迅将要死亡时,又想起了阴间的恶鬼,并创作了《女吊》。在绍兴的民间做“大戏”或“目连戏”的时候,鲁迅就曾扮过鬼卒,疾驰到野外的荒坟中,环绕三匝,下马大叫,将钢叉用力地连连刺在坟墓上,驰回上台,再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于是,种种孤魂厉鬼,就会跟来一同看戏。戏开演之后,人事之中杂以厉鬼,火烧鬼、淹死鬼、科场鬼、虎伤鬼……在男吊出现之后,女吊女性的吊死鬼就出场了。因为古来吊死的人中以女性居多,所以当女吊在悲凉的喇叭声中穿着大红衫子蓬松着长发出场时,是最令人紧张的。夏济安认为,鲁迅对这些鬼魂有一种隐秘的爱怜,很少有作家能以这样大的热忱来讨论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主题,使他区别于同代人的,正是他承认这种神秘,从不否认它的威力。

二、鲁迅小说的艺术选择与文体创新

从瞿秋白将鲁迅说成是“清醒的现实主义”之后,现实主义就成为概括鲁迅小说及其他文体的定论,这个定论一直影响到今天。然而,这个定论是有问题的,因为鲁迅小说突出的特点不是客观的摹写与再现,而是主观对客观的介入与搏斗、浓重的抒情、精妙的象征与反语讽刺。欧美的著名学者基本上不认同以现实主义概括鲁迅的小说。捷克学者普实克从对《怀旧》的分析开始,兼论鲁迅五四时期的小说,认为小说风格是现代主义的。美国学者韩南从对鲁迅发生影响的作家的角度,认为鲁迅对西方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表现技巧不感兴趣,而喜欢象征主义与讽刺、反语的表现技巧。佛克马认为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不仅影响到鲁迅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并且也潜在地影响到他的语言系统。那么,中国学者的现实主义说与西方学者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说究竟有多少合理性?

如果对鲁迅的艺术选择与文化选择一并考察的话,就会发现,鲁迅的艺术选择不可能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鲁迅在留日时期最推崇的是拜伦与尼采,前者是从浪漫主义走向现代的,后者就是现代主义的先驱。鲁迅的文化选择是“任个人”与“张灵明”,“任个人”要求个性精神的扩张,“张灵明”要求推崇主观与意志。从五四时期鲁迅以“个人的自大”反对“合群的自大”来看,他的文化选择与留日时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对尼采、叔本华、克尔凯戈尔等人的推崇,正是鲁迅上推崇浪漫主义、下选择现代主义的文化根源。与现实主义推崇客观与再现不同,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共同特征就是对主观的推崇,只不过浪漫主义推崇的是主观抒情,现代主义更注重对主观的深层开掘。因而当时以“张个性”“重主观”为救国药方的鲁迅,不可能对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很感兴趣。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都是以宗教与科学为本,自然主义甚至要以科学遗传的方法将人纳入实验室,这与鲁迅反物质而重主观的文化选择是格格不入的。所以留日时期鲁迅喜爱的作家除了拜伦、雪莱、普希金等浪漫派,还有象征派和颓废派的安特莱夫、迦尔洵、梭罗古勃等。五四时期,鲁迅翻译最多的是阿尔志跋绥夫、厨川白村、爱罗先珂、望·蔼覃、安特莱夫等人的作品,表明其艺术选择是鲁迅留日时期的延续。鲁迅喜爱的作家又深受19世纪末思潮的影响,如安特莱夫深受到叔本华与尼采等人的影响,阿尔志跋绥夫则深受施蒂纳、尼采等人的影响。

鲁迅与尼采、叔本华、克尔凯戈尔等人的文化选择是有所差异的:对于尼采而言人的自由意志的张大与超人本身就是目的,然而,鲁迅的“任个人”与“张灵明”乃至培植超人都是手段,拯救灾难深重的华夏才是目的。正是在这里,显示了鲁迅是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拯救家国社稷的现代传人。鲁迅这种强烈的现实使命感使他不可能一味地沉入主观、自我,更不可能遁入“艺术之宫”或“象牙之塔”,而忘记了自己要拯救的民族的现实——社会客观性,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将鲁迅与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鲁迅不喜欢逃离现实、缅怀中古的德国浪漫派与英国湖畔派,而喜欢具有战斗品格和反传统精神的“恶魔派诗人”的浪漫主义。鲁迅对法国为艺术而艺术的象征主义也没有兴趣,而更喜欢俄国安特莱夫、迦尔洵等具有写实性的或者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象征主义。在鲁迅的小说中,即使像《狂人日记》那种浓重的抒情与面对几千年传统的象征寓意,《故乡》与《伤逝》那种深情的怀旧和浪漫的独白以及《兄弟》对人的潜意识的开掘,也都展示了主人公赖以活动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尽管《幸福的家庭》中有意识流的技巧,从《孤独者》中能听到拜伦与尼采的“恶声”,而《铸剑》则是一篇具有现代意味的浪漫传奇,但是,鲁迅又表现了在现实社会中,“幸福的家庭”是难以存在的,“孤独者”也受到了“众数”的迫害,所以鲁迅让人们“铸剑”向现实的暴君和良民“复仇”。因此,鲁迅是以现代主义、浪漫主义为主导并兼容了现实主义。[1]可见,欧美学者过于强调鲁迅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甚至以此作为鲁迅全部的艺术选择,固然是谬误的;但是,国内的一些学者却把鲁迅仅仅是兼容的现实主义作为鲁迅全部的艺术选择,并以此解释鲁迅的小说,也失之偏颇。

鲁迅将主体的道德判断与客观的写实相结合的企图,表现在他对果戈理、夏目漱石、显克微支等人的讽刺作品的浓厚兴趣上。韩南认为“讽刺的写实”是很难运用的艺术模式,因为二者有很多对立之处,写实是对人类经验本身的再现,而讽刺以戏谑语与反语等,起着与写实描述不同的效果。然而在鲁迅的小说中,却达到了巧妙的结合。总之,“摩罗诗力”通过尼采等19世纪末思潮的洗礼而获得了现代性,二者相结合构成了对鲁迅的实质性影响,而俄罗斯小说更多地提供给鲁迅作小说的技巧。当然,《红楼梦》等白话小说传统,尤其是《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以及中国诗歌抒情传统的深层渗透与中国画的勾魂灵、画眼睛技巧,对鲁迅的小说创作都有重要的影响。这就使鲁迅小说具有浓重的诗化特征。

中外文学的影响不能取代鲁迅的文体创造。鲁迅的文体非常新颖独到,构成了一个很难与任何作家混同的艺术世界,这里有阿Q、闰土、祥林嫂等传统中国的老儿女,也有孔乙己、陈士成、四铭、高老夫子等形形色色的文人,还有狂人、疯子、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等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文人。换一个作家去写鲁镇附近的普通流民,有多少作家能写出阿Q呢?这是因为鲁迅有一种尼采式愤世嫉俗的情怀,是主体对现实世界的变异,从而出现了一个陌生化的艺术世界。而贯穿于鲁迅小说中的讽刺与反语的表现技巧,更是鲁迅语言世界的特色。因此,鲁迅是现代中国最具创新意识的文体家,使小说真正成了中国文学的正宗。然而,鲁迅文体世界的构建却是通过颠覆既有的文体规范实现的,而在对传统文体的颠覆中,鲁迅的文体又经常是以杂糅的形式出现的。

鲁迅小说既不同于六朝志人志怪、唐传奇到《聊斋志异》的传统文人小说,又不同于宋元话本以来的短篇白话小说传统。当然鲁迅在颠覆传统小说文体形式时,借助了西方小说的文体资源,尤其是果戈理、安特莱夫、契诃夫等人的小说形式。人物说话不再用“道”而用“说”,而且与传统小说将“说”一律置于那段话的前面不同,而是与西方小说那样经常置于那段话的后面,小说的分段形式也与西方小说很相似。然而鲁迅的小说文体又不同于他所借鉴的这些西方小说的文体形式,这一点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就说得很清楚:“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可见,鲁迅借鉴的西方小说的文体形式使其小说文体截然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短篇小说,但中国戏曲、绘画不求形似而注重神似的技巧以及传统诗歌的抒情性与悲剧精神对鲁迅小说的深层渗透,使其小说又不同于西方小说的文体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的小说文体是在“取今复古”的基础上的一种“别立新宗”,并且是以对既有小说文体形式的颠覆姿态出现的。

鲁迅从未试图将主体的文思表达统一于一种小说叙述模式,而是根据表达的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文体形式。如果硬要在鲁迅小说中寻找相似的文体形式,那么《狂人日记》与《长明灯》都是以象征的技巧写疯子与传统的对立,但《狂人日记》是用第一人称的日记体来展现心理的流动,《长明灯》则是运用比较客观的第三人称手法来叙述的。《孔乙己》与《白光》都是以白描的手法写科举对传统文人的摧残,前者是用一个咸丰酒店小伙计的眼光“我”来观察孔乙己;后者是以小说主人公陈士成的视角来叙事,只不过在最后有了一点变换,因而两篇小说的文体差异仍然很大。《明天》与《祝福》都是以白描的手法写传统妇女的不幸命运,然而,《明天》第三人称的叙事略有平铺直叙之感,而《祝福》则以“我”的介入,剪辑了最能表现祥林嫂命运遭际的几个生活片段,并且以反语与画眼睛的技巧加以凸显,技巧更显圆熟。《肥皂》与《高老夫子》都是以讽刺与反语技巧表现在传统向现代的蜕变时代趋新犹旧的文人,但是,《高老夫子》的讽刺稍嫌漫画化,而《肥皂》的讽刺更为超然,也更加精妙。鲁迅其他小说则是一篇一种文体,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叙述模式。

《故事新编》被很多人目为历史小说,鲁迅自己也在《序言》中说“历史小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另一种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的,言下之意就是《故事新编》属于后一种历史小说。然而鲁迅的这种非现实小说至少与一般的历史小说尚有两种差别:第一,鲁迅的取材并非仅限于历史,而且还包括了神话(《补天》《奔月》《起死》)与传说(《铸剑》),因而从取材上看将之都归为历史小说就不很妥当。第二就是在对过去的叙述中插入现代的细节或词汇,试图打通古代和现代的隔阂,表示现在是过去的结果。胡梦华以风化主义立场攻击爱情新诗,被鲁迅当作古衣冠的小丈夫放到了《补天》中女娲的**;高长虹对鲁迅的攻击言论被纳入《奔月》中,成为逢蒙对羿的攻击;《理水》中文化山上的学者之言行,很多都是顾颉刚、潘光旦等人的话,于是在大禹的中国上古时代居然出现了“OK”等英文语词。从历史的角度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中国上古时压根儿就没有英语。《故事新编》中的每一篇几乎都有现代的细节或词汇,甚至比较严肃的《铸剑》中的眉间尺不喜欢“红鼻子的人”,显然是在影射讽刺顾颉刚。因此,在历史的叙述中杂有现代的细节与语言,鲁迅将这种技巧称为“油滑”。可以说,鲁迅以现代生活细节与词汇的插入,颠覆了传统历史小说的文体规范,铸造了一种神话传说与历史题材的独特文体。

《朝花夕拾》更是难于归类的文集。《朝花夕拾》文体的混杂性,表现在鲁迅其他文集中的某些篇章归入这本文集似乎更合适。《朝花夕拾》充满了回首往事的“念旧”情调,其中有回想儿时的故乡念旧,如《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的《我的第一个师父》,《呐喊》中的《社戏》就是这种文体;也有鬼魂念旧,如《五猖会》《无常》等篇,《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的《女吊》属于这类文体。很多人将《朝花夕拾》归入散文文体,但是《朝花夕拾》中的《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范爱农》等很多篇章实在比《兔和猫》《鸭的喜剧》《一件小事》更像小说。《范爱农》与《呐喊》中的《头发的故事》类似,在表现技巧上比《头发的故事》更巧妙。开篇因范爱农对老师徐锡麟的态度,“我”以为“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范爱农是鲁迅的挚友,鲁迅在这里运用的是欲扬先抑的小说家笔法,这种带有虚构与反语的笔法在《阿长与〈山海经〉》中也使用过;而《头发的故事》则显得平铺直叙。也许,人们会以鲁迅的小说是虚构的,而《朝花夕拾》是纪实的文学来反对将之归为小说。然而,周作人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考据出鲁迅的小说大都是有真实原型的,甚至一些生活细节都是来自真实生活的。另一方面,《朝花夕拾》是以具有西化倾向的成人眼光对传统的儿时经验的重构与虚构,这一点我们在讲鲁迅生平的第一部分就分析过。可以说,在从不违犯学规、甚至以“早”字铭刻戒己与在《五猖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反对一切来自传统的束缚向往自由之间,在恪守传统与《琐记》中所表现的过早地背离传统之间存在着很大虚构。因而将《朝花夕拾》归类为短篇连缀的自传体小说,比归类为一般的散文更加合理。

原典阅读

狂人日记

某君昆仲[2],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3],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4]而且伤心。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他儿子,嘴里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眼睛却看着我。我出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陈老五赶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拖我回家,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他们的眼色,也全同别人一样。进了书房,便反扣上门,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这一件事,越教我猜不出底细。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

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

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户的话,明明是暗号。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

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他们似乎别有心思,我全猜不出。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样;况且是要吃的时候。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

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

早上,我静坐了一会。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我说“老五,对大哥说,我闷得慌,想到园里走走。”老五不答应,走了;停一会,可就来开了门。

我也不动,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果然!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大哥说,“今天你仿佛很好。”我说“是的。”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我说“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们还壮。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

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

但是我有勇气,他们便越想吃我,沾光一点这勇气。老头子跨出门,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说道,“赶紧吃罢!”大哥点点头。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见,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这几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5];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

至于我家大哥,也毫不冤枉他。他对我讲书的时候,亲口说过可以“易子而食”[6];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他便说不但该杀,还当“食肉寝皮”。我那时年纪还小,心跳了好半天。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他也毫不奇怪,不住的点头。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既然可以“易子而食”,便什么都易得,什么人都吃得。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也胡涂过去;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我晓得他们的方法,直捷杀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祸祟。所以他们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试看前几天街上男女的样子,和这几天我大哥的作为,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最好是解下腰带,挂在梁上,自己紧紧勒死;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否则惊吓忧愁死了,虽则略瘦,也还可以首肯几下。

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记得什么书上说,有一种东西,叫“海乙那”[7]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可见他也同谋,早已接洽。老头子眼看着地,岂能瞒得我过。

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伙吃我呢?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

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

其实这种道理,到了现在,他们也该早已懂得,……

忽然来了一个人;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满面笑容,对了我点头,他的笑也不像真笑。我便问他,“吃人的事,对么?”他仍然笑着说,“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我立刻就晓得,他也是一伙,喜欢吃人的;便自勇气百倍,偏要问他。

“对么?”

“这等事问他什么。你真会……说笑话。……今天天气很好。”

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问你,“对么?”

他不以为然了。含含胡胡的答道,“不……”

“不对?他们何以竟吃?!”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狼子村现吃;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斩新!”

他便变了脸,铁一般青。睁着眼说,“有许有的,这是从来如此……”

“从来如此,便对么?”

“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

我直跳起来,张开眼,这人便不见了。全身出了一大片汗。他的年纪,比我大哥小得远,居然也是一伙;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所以连小孩子,也都恶狠狠的看我。

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

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

大清早,去寻我大哥;他立在堂门外看天,我便走到他背后,拦住门,格外沉静,格外和气的对他说,

“大哥,我有话告诉你。”

“你说就是,”他赶紧回过脸来,点点头。

“我只有几句话,可是说不出来。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

“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8],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9];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10]。

“他们要吃我,你一个人,原也无法可想;然而又何必去入伙。吃人的人,什么事做不出;他们会吃我,也会吃你,一伙里面,也会自吃。但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虽然从来如此,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说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说,前天佃户要减租,你说过不能。”

当初,他还只是冷笑,随后眼光便凶狠起来,一到说破他们的隐情,那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大门外立着一伙人,赵贵翁和他的狗,也在里面,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抿着嘴笑。我认识他们是一伙,都是吃人的人。可是也晓得他们心思很不一样,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吃,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别人说破他,所以听了我的话,越发气愤不过,可是抿着嘴冷笑。

这时候,大哥也忽然显出凶相,高声喝道,

“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

这时候,我又懂得一件他们的巧妙了。他们岂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佃户说的大家吃了一个恶人,正是这方法。这是他们的老谱!

陈老五也气愤愤的直走进来。如何按得住我的口,我偏要对这伙人说,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

那一伙人,都被陈老五赶走了。大哥也不知那里去了。陈老五劝我回屋子里去。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上。

万分沉重,动弹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我晓得他的沉重是假的,便挣扎出来,出了一身汗。可是偏要说,

“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十一

太阳也不出,门也不开,日日是两顿饭。

我捏起筷子,便想起我大哥;晓得妹子死掉的缘故,也全在他。那时我妹子才五岁,可爱可怜的样子,还在眼前。母亲哭个不住,他却劝母亲不要哭;大约因为自己吃了,哭起来不免有点过意不去。如果还能过意不去,……

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亲知道没有,我可不得而知。

母亲想也知道;不过哭的时候,却并没有说明,大约也以为应当的了。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11];母亲也没有说不行。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但是那天的哭法,现在想起来,实在还教人伤心,这真是奇极的事!

十二

不能想了。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十三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一九一八年四月。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422—43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注释为本教材作。

原典点评

本篇发表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发表时首次使用“鲁迅”的笔名。

《狂人日记》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可以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西方文化史上的意义相提并论。如果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西方文化传统进行了价值翻转性的批判,那么《狂人日记》则是对中国四千年的文化传统进行了颠覆性的重估。狂人从“仁义道德”中看出“吃人”,“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大哥教我做论时与我观点完全相反以及“从来如此,便对么”等细节与语言,只有从对传统价值翻转的角度才能得到深刻理解。对于本篇的主题还可以与鲁迅的《灯下漫笔》等杂文进行参照阅读。

本篇以日记体从狂人的意识流动,来写狂人逐渐觉醒以及试图劝转吃人的人不再吃人的过程,所表现的现代感受是真实而深切的。小说以第六节“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为中轴,前面五节写的是狂人的逐渐觉醒,后面七节写的是狂人试图劝转吃人的人以及最后的希望。因为狂人面对的是四千年的传统,所以小说运用象征技巧,以“赵贵翁”象征家族制度的族长,“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象征中国的历史传统,将揭露的对象从现实回溯到四千年文明。然而,小说的绝望表现在,从传统承担者的视角看,狂人觉醒的过程就是其发疯的过程。狂人越是觉醒,在传统眼里就越是疯狂,二者的鸿沟就越深,狂人启蒙的话语就越是疯话。小说的前面有一段文言小序,文言与白话的矛盾张力更显示出作者构思的精巧。其中“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表明了作为民族精神医生的作者的深刻忧患。因此,虽然本篇受到果戈理《狂人日记》的影响,但正如鲁迅所说,后起的《狂人日记》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

原典阅读

大团圆

赵家遭抢之后,未庄人大抵很快意而且恐慌,阿Q也很快意而且恐慌。但四天之后,阿Q在半夜里忽被抓进县城里去了。那时恰是暗夜,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悄悄地到了未庄,乘昏暗围住土谷祠,正对门架好机关枪;然而阿Q不冲出。许多时没有动静,把总焦急起来了,悬了二十千的赏,才有两个团丁冒了险,踰垣[12]进去,里应外合,一拥而入,将阿Q抓出来;直待擒出祠外面的机关枪左近[13],他才有些清醒了。

到进城,已经是正午,阿Q见自己被搀进一所破衙门,转了五六个弯,便推在一间小屋里。他刚刚一跄踉,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栅栏门便跟着他的脚跟阖上了,其余的三面都是墙壁,仔细看时,屋角上还有两个人。

阿Q虽然有些忐忑,却并不很苦闷,因为他那土谷祠里的卧室,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那两个也仿佛是乡下人,渐渐和他兜搭[14]起来了,一个说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他们问阿Q,阿Q爽利的答道,“因为我想造反。”

他下半天便又被抓出栅栏门去了,到得大堂,上面坐着一个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子。阿Q疑心他是和尚,但看见下面站着一排兵,两旁又站着十几个长衫人物,也有满头剃得精光像这老头子的,也有将一尺来长的头发披在背后像那假洋鬼子的,都是一脸横肉,怒目而视的看他;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

“站着说!不要跪!”长衫人物都吆喝说。

阿Q虽然似乎懂得,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

“奴隶性!……”长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说,但也没有叫他起来。

“你从实招来罢,免得吃苦。我早都知道了。招了可以放你。”那光头的老头子看定了阿Q的脸,沉静的清楚的说。

“招罢!”长衫人物也大声说。

“我本来要……来投……”阿Q胡里胡涂的想了一通,这才断断续续的说。

“那么,为什么不来的呢?”老头子和气的问。

“假洋鬼子不准我!”

“胡说!此刻说,也迟了。现在你的同党在那里?”

“什么?……”

“那一晚打劫赵家的一伙人。”

“他们没有来叫我。他们自己搬走了。”阿Q提起来便愤愤。

“走到那里去了呢?说出来便放你了。”老头子更和气了。

“我不知道,……他们没有来叫我……”

然而老头子使了一个眼色,阿Q便又被抓进栅栏门里了。他第二次抓出栅栏门,是第二天的上午。

大堂的情形都照旧。上面仍然坐着光头的老头子,阿Q也仍然下了跪。

老头子和气的问道,“你还有什么话说么?”

阿Q一想,没有话,便回答说,“没有。”

于是一个长衫人物拿了一张纸,并一支笔送到阿Q的面前,要将笔塞在他手里。阿Q这时很吃惊,几乎“魂飞魄散”了: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这回是初次。他正不知怎样拿;那人却又指着一处地方教他画花押。

“我……我……不认得字。”阿Q一把抓住了笔,惶恐而且惭愧的说。

“那么,便宜你,画一个圆圈!”

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

阿Q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那人却不计较,早已掣了纸笔去,许多人又将他第二次抓进栅栏门。

他第二次进了栅栏,倒也并不十分懊恼。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惟有圈而不圆,却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于是他睡着了。

然而这一夜,举人老爷反而不能睡:他和把总呕了气了。举人老爷主张第一要追赃,把总主张第一要示众。把总近来很不将举人老爷放在眼里了,拍案打凳的说道,“惩一儆百!你看,我做革命党还不上二十天,抢案就是十几件,全不破案,我的面子在那里?破了案,你又来迂。不成!这是我管的!”举人老爷窘急了,然而还坚持,说是倘若不追赃,他便立刻辞了帮办民政的职务。而把总却道,“请便罢!”于是举人老爷在这一夜竟没有睡,但幸而第二天倒也没有辞。

阿Q第三次抓出栅栏门的时候,便是举人老爷睡不着的那一夜的明天的上午了。他到了大堂,上面还坐着照例的光头老头子;阿Q也照例的下了跪。

老头子很和气的问道,“你还有什么话么?”

阿Q一想,没有话,便回答说,“没有。”

许多长衫和短衫人物,忽然给他穿上一件洋布的白背心,上面有些黑字。阿Q很气苦:因为这很像是带孝,而带孝是晦气的。然而同时他的两手反缚了,同时又被一直抓出衙门外去了。

阿Q被抬上了一辆没有蓬的车,几个短衣人物也和他同坐在一处。这车立刻走动了,前面是一班背着洋炮的兵们和团丁,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后面怎样,阿Q没有见。但他突然觉到了:这岂不是去杀头么?他一急,两眼发黑,耳朵里喤的一声,似乎发昏了。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他意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

他还认得路,于是有些诧异了:怎么不向着法场走呢?他不知道这是在游街,在示众。但即使知道也一样,他不过便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要示众罢了。

他省悟了,这是绕到法场去的路,这一定是“嚓”的去杀头。他惘惘的向左右看,全跟着马蚁似的人,而在无意中,却在路旁的人丛中发见了一个吴妈。很久违,伊原来在城里做工了。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小孤孀上坟》欠堂皇,《龙虎斗》里的“悔不该……”也太乏,还是“手执钢鞭将你打”罢。他同时想将手一扬,才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捆着,于是“手执钢鞭”也不唱了。

“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在百忙中,“无师自通”的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

“好!!!”从人丛里,便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来。

车子不住的前行,阿Q在喝采声中,轮转眼睛去看吴妈,似乎伊一向并没有见他,却只是出神的看着兵们背上的洋炮。

阿Q于是再看那些喝采的人们。

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救命,……”

然而阿Q没有说。他早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

至于当时的影响,最大的倒反在举人老爷,因为终于没有追赃,他全家都号咷了。其次是赵府,非特秀才因为上城去报官,被不好的革命党剪了辫子,而且又破费了二十千的赏钱,所以全家也号咷了。从这一天以来,他们便渐渐的都发生了遗老的气味。

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521—52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原典点评

《大团圆》选自中篇小说《阿Q正传》最后一章第九章,前面的八章名为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从中兴到末路、革命、不准革命。《阿Q正传》最初以巴人的笔名连载于1921年12月4日—1922年2月12日的北京《晨报副刊》,“巴人”是取“下里巴人”之意。

《阿Q正传》创造了很多纪录,第一,这是现代中国作品中唯一发表不久就获得国际盛誉的作品;第二,本篇从发表后就不断被评论、研究,截至20世纪末评论与研究本篇的文字超过原文本百倍以上;第三,由小说中主人公衍生出来的“阿Q相”“阿Q精神”已成为现代汉语的常用词。《阿Q正传》创造的现代中国文学的这三项纪录至今还没有作品打破。

本篇所运用的象征技巧往往被人忽略,其实阿Q本身就是一个象征性的大典型,他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就是中国国民精神逐步走向堕落的精妙象征。小说中的一些细节,如果仅仅从写实而不从象征的角度就不好理解,譬如阿Q被抓进监狱不烦恼,画不好一个让自己送命的圆圈却徒生烦恼。但是,从象征的角度就非常好理解了,因为圆圈正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它是贯穿全篇的精神线索: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是不敢正视现实失败而退回内心的精神团圆,阿Q革命三部曲是“彼可取而代也”的旧制度的重建与循环,也就是原地不动画圆圈式的“革命”,因而小说最后以反语性质的“大团圆”结尾,又是对传统的喜欢大团圆的圆满心理的一种反语讽刺。阿Q进监狱不烦恼而画不好圆圈烦恼就表明,阿Q对中国文化象征符号的热爱已经超过他的感性生命。而且这个圆圈又是双关的,它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又是一个死刑判决书的画押符号,正是这个符号杀死了阿Q,这在象征意义上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杀死了阿Q,所以在这里鲁迅提出的对传统文化的控诉,跟《狂人日记》里提出的礼教吃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狂人日记》的控诉是显性的,而对鲁迅的中国文化观缺乏研究的人,很难领悟到《阿Q正传》暗含的深层意义。由此还可以解释为什么给主人公取名阿Q,“Q”就是圆圈,那个小尾巴就是要打破大团圆,或者说西方文明已经进来了,圆圈已无法再圆了,甚至像阿Q无师自通地热爱中国文化象征符号的人,无论怎么努力都画不圆了。这种解释还可以用小说中另外一个人物小D加以佐证,鲁迅后来说小D叫小同,大起来和阿Q一样,因为小D是个半圆,大起来也就成了一个圆圈了。夏志清认为鲁迅为小说主人公取名阿Q是“故弄玄虚”,小说“格调也近似插科打诨”,[15]可见他就没有读懂《阿Q正传》,这也导致了他居然将张爱玲《金锁记》的文学地位抬到《阿Q正传》之上,令人啼笑皆非。

夏志清忽视《阿Q正传》的艺术成就非常不应该,因为他的小说史不以小说的发展演变的研究而以艺术细读见长。事实上,《阿Q正传》所运用的艺术技巧是最复杂多样的。小说将西方小说的叙述技巧与中国章回体小说的营养相结合,以反语与幽默以及夸张与荒诞的表现技巧来凸显阿Q的魂灵,以喜剧的笔法叙述阴暗悲惨的故事。当然,《阿Q正传》运用更多的是反语技巧。从《怀旧》到《孔乙己》《风波》,鲁迅都运用了反语技巧,在《阿Q正传》中除了语言上的反语,还运用了情境反语。小说的幽默主要是以反语营造的,其中情境反语的运用使小说的幽默可以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黑色幽默相提并论,如阿Q被当小偷抓起来却自以为是因革命而被抓,这种情境反语的运用使幽默走向了荒诞。然而,与黑色幽默相比,《阿Q正传》的荒诞尚是理性控制的,而没有走向黑色幽默非理性的荒诞。此外中国传统的画眼睛、勾魂灵的传神论及国画艺术,对小说也有影响,并且与反语技巧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夸张性的传神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