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为周树人，浙江绍兴人。鲁迅是杰出的作家，也是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文化伟人。假如没有来自西方的挑战，那么，鲁迅就不会产生那种中国文化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和悲剧意识，也就不会打破自我设限而痛切反省中国的文化传统，而作为文学巨人的鲁迅的诞生也就无从谈起。

一、传统大家庭的宠儿与家道中衰的困顿

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在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祖父周介孚是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内阁中书。母亲鲁瑞的父亲是举人，官至户部主事。他是那一房的长子长孙，本就十分金贵。夏历八月初三生，和“灶司菩萨”一个生日，又是闰年生的“蓑衣包”，据说将来有大出息却不好养，为此家里为他戴上避邪消灾的各种饰物，还拜了和尚做师傅。

鲁迅从小被格外宠爱，作为长子长孙的责任感在幼小的心灵就已培植起来。在这种环境下成长，鲁迅的言行与其后来自述以及描述其童年的传记性文本有很大出入。因为鲁迅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加上他说幼时如何喜欢老鼠而不喜欢猫，如何喜欢花草虫鱼而不喜欢背书，如何向往自由而不喜欢约束，于是一些传记文本就把鲁迅描绘成一开始就对自己置身的文化传统非常反感。事实绝非如此。据母亲鲁瑞回忆：他很小时就很体面，被称为“胡羊尾巴”，经常受到长辈夸赞。5岁时长辈们打牌，其中一位长辈问他：喜欢哪一个赢，小鲁迅说：“我喜欢大家都赢！”被夸聪明懂事。据寿镜吾的儿子寿洙邻回忆，他在三味书屋读书时自视甚高，从不违反学规。只有一次帮妈妈料理家务上课迟到，受到老师寿镜吾的责备，他就在课桌上刻下了一个“早”字，从此再没迟到。据周作人回忆，在三味书屋读书时，除了老师的要求外他还多读了几部经书，尤其是《尔雅》。没有这种严格的要求与训练，如果小鲁迅真的是在百草园里整天玩耍，那么鲁迅后来所表现的那种深厚的国学根底，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据周建人回忆，与别的孩子相比他确实是玩得很少，他课余时间最大的爱好就是买画与描画，尤其喜欢《花镜》《山海经》等书中的绘画，这不但培养了他对美术的兴趣，而且对后来的小说创作也不无裨益。

1893年祖父因科场作弊案下狱，经多方打点疏通判了相当于死缓的“斩监候”。祖父的入狱和父亲的卧床不起，使得少年鲁迅过早地体味到了世态炎凉。一个大家族中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公子哥儿，忽然之间变成了被人讪笑的“乞食者”，对于自尊心很强的鲁迅意味着什么？特别是进当铺当东西，要受多少人的歧视和奚落，可他从来没有推托过，也不曾在母亲面前表露半点苦恼。鲁迅后来经常说，借自己身世的沉浮看世人嘴脸的变换。在现代中国，鲁迅的作品以深刻性著称，这种深刻性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自身的苦难体验换来的。

鲁迅在绍兴的童年与少年生活，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鲁迅幼年接触的民间文化，对他后来透视国民魂灵，乃至从这种魂灵中吸取营养，具有重要作用。鲁迅所接触的民间文化既有口传形态又有戏剧形态。口传形态的民间故事多是祖母与长妈妈讲述的，而迎神赛会和目连戏等民俗文化对他的影响尤深。勾魂的无常，复仇的女吊，都成为鲁迅后来创作的灵感来源。第二，鲁迅小时候经常随母亲回外婆家，家道中落后鲁迅又曾经到舅舅家避难，绍兴附近的乡村作为乡土中国的缩影成为鲁迅创作重要的灵感源泉。

绍兴的人文环境对鲁迅成长潜移默化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在绍兴东南的会稽山麓，坐落着宏伟壮观的大禹陵。形劳天下以自苦为极而拯救苍生的大禹，对于鲁迅的救国使命感有着极大的感召：鲁迅很早就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学医是为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弃医从文是为救治国人的精神，尤其是鲁迅后期，其行色匆匆兴利除害的战斗令人想到的就是为天下奔忙的大禹。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报仇雪耻，对于鲁迅也有不小的影响。他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中的忍辱负重、后来提倡的“壕堑战”以及“一个也不宽恕”的复仇精神，都具有勾践卧薪尝胆的复仇精神。

二、南京求学与赴日留学：被冷落的先知

家里坠入困顿后，一般的出路是做生意或者做师爷，但鲁迅的志趣在读书。不花钱而能读书的洋务学堂就成为他的选择。1898年去南京，先入江南水师学堂，后又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很多人以其“走异路，逃异地”作为他与传统决裂的标志，其实这时他的诗文充满传统情调，其间还回绍兴与周作人一起参加科举考试。但洋务学堂确实为他打开了通向西学的第一扇门，所学的是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矿物学、地质学等从西方输入的基础科学。而且到南京后也开始置身于蔚然成风的维新语境。矿路学堂的新任总办俞明震带头读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对鲁迅世界观触动最大的是《天演论》。进化论揭示的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给他巨大震撼：中国正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如果不自强而与西方抗衡，那么中华民族就会在生存竞争中被淘汰！家庭败落了，祖国也在败落中，怎样拯救家国就成为他沉重的担当。《天演论》之后，他对严复系统译介的西学著作几乎是每本必读，可以说严复是鲁迅通向西学的一座重要桥梁。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及其文学革命的主张，对鲁迅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南京，西方小说很吸引鲁迅的眼球。一次他去水师学堂看周作人，带去了柯南道尔的《包探案》（即《福尔摩斯探案》）、哈葛德的《长生术》以及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他对林纾的翻译作品几乎是每本必读。

矿路学堂毕业后，1902年3月鲁迅启程赴日，4月进入以教日语为主的弘文学院。当时东京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鲁迅参加各种活动，以剪辫表示与清朝的决裂，并作诗《自题小像》表达了自己献身华夏的壮志：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1904年8月底，鲁迅去仙台，但他很快厌倦了仙台医专的课程，抱怨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友人给他寄来小说《黑奴吁天录》，他激动不已，很快读完。一年下来他在医专的平均成绩是：解剖学、生理学、化学等课程都在60分上下，伦理学高达83分，明显表现出对文科的爱好。因此，即使没有幻灯片事件，他仍有可能弃医从文，但幻灯片事件显然是渐进过程中的突破。当时课间课后有幻灯片放映，有一天他在幻灯片上看到了被绑着的同胞因给俄国人做侦探，正被日军砍头示众，而围着的则是来鉴赏示众的同胞。日俄在中国土地上打仗本是国耻，同胞居然如此麻木。他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场面给鲁迅的刺激是深刻的，后来他在小说《药》《阿Q正传》《示众》与散文诗《复仇》中都愤世嫉俗地表现了看客的麻木。从此鲁迅走上了以文学启蒙国民的道路。

鲁迅对于仙台没有留恋，唯一不舍的是他的解剖学老师藤野严九郎。藤野小时候学过汉文，很尊重中国的先贤，对鲁迅格外照顾。当藤野得知他要离开仙台的消息后很是惋惜，并签名送给鲁迅一张自己的照片。学医的短暂经历对鲁迅的文学创作不无裨益。当你读到散文诗《复仇》开始的文句“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当你看到鲁迅经常以国民痼疾的医生自居的时候，你会感到，学医的经历对他的文学事业还是有积极影响的。1906年春夏之际，鲁迅从仙台回到东京，准备发起改造国民性的文艺运动。这时鲁迅被母亲召回绍兴与朱安女士成亲。鲁迅解嘲说这是“母亲娶媳妇”，只待了4天就踏上回东京的路。不过这次回国最大的收获是周作人也被派赴日本留学，二人同船东渡。从此开始了兄弟同吃同住，一起切磋文艺的岁月。周作人成为著名文学家，很大程度上是长兄训导的结果。

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东渡东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在宣传反清革命的同时与康梁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的论战。章太炎前期思想中那种反权威张扬个性绝对自由以及对尼采、拜伦的推崇，对鲁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时他不但在行为上，而且在思想上都告别了改良派而走向了革命派。1907年春他移居中越馆，并与光复会骨干来往密切，陶成章为躲避日本警察的搜捕把光复会的会章、票据等机密文件拿到中越馆委托鲁迅保管。也许他被指示回国暗杀清廷官员而会党以他担心母亲而不用他就在这时。7月后从国内传来徐锡麟、秋瑾被杀的消息，鲁迅的悲痛可想而知。鲁迅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家的不同在于他更注重思想层面而不是实际行动。他在思考，面对麻木的国民，革命之后怎么办。在思想层面是越复杂越好，而实际层面则是越简单越好，太复杂了反而丧失了行动的勇气。因此，鲁迅作为革命家的缺点，恰恰是他作为思想家的优点。

1907年夏，鲁迅酝酿了一年的文艺运动终于要破茧了。他和二弟联合了许寿裳等试图创办《新生》文艺杂志。当鲁迅准备好稿件，连封面插图都设计好了的时候，却因为抽逃了资本，剩下一文不名的二弟和许寿裳。《新生》流产了。鲁迅为《新生》预备的《摩罗诗力说》，不久便发表在河南籍留学生创办的《河南》杂志上。此外从1907年12月到1908年12月，鲁迅在《河南》杂志上还发表了《人间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与《破恶声论》。他在《新生》上想说的话在《河南》杂志上说出来了。

《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与《破恶声论》转向了个性解放的价值层面，出现了反对物质文明、批判“破迷信”等与科学救国不谐和的声音。《文化偏至论》对改良派的思想批判，明显与洋务派和维新派的思想划出一个界限。这些文章的值得重视，在于它们几乎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新文化运动是以个性精神为核心的伦理道德革命，而在十年前的《文化偏至论》就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任个人”就是倡导个性解放，而个性从传统的合群中走出来而不随波逐流，不为世俗所移而孤独地主持着自己，就必须具有强大的意志力，所以鲁迅又张扬主观的灵明，推崇“强大之意力”。为此他在哲学上介绍了克尔凯戈尔、斯蒂纳、叔本华、尼采与易卜生等“多力善斗之士”。《摩罗诗力说》则以拜伦等恶魔派诗人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否定了宁静平和的“中国之诗”。鲁迅有感于恶魔性的否定与批判精神使西方迅猛发展，而善性的肯定精神使中国发展缓慢，所以他高举“恶魔派文学”的大旗，以颠覆中国传统文学的平和善性，目的是为了使中国动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此鲁迅详细介绍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支奇、裴多菲等恶魔派诗人，认为其诗歌的恶魔精神“力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文中已蕴含了阿Q的影像，并确立了鲁迅的启蒙范式：精神界之战士应是上抗天帝下启民众的恶魔，对奴隶群众的姿态应该是像拜伦对希腊陋劣之民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在《摩罗诗力说》最为推崇的拜伦与《文化偏至论》最为推崇的尼采之间具有深层的精神联系，正如尼采在自传《瞧！这个人》中说的，人们一定会把他与拜伦的《曼弗雷特》密切联系在一起。如果说《文化偏至论》是文化论文，那么《摩罗诗力说》则是文学论文，这种文化与文学的双重变奏，与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一并发生几乎也是一致的。只不过《文化偏至论》比起陈独秀的伦理革命更具有现代性，《摩罗诗力说》则标志着中国古典文论的终结与现代文论的开端，其精神实质与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而且以文学与人类其他领域的比较、中西诗歌的比较以及拜伦对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国恶魔诗人的影响研究，使其还是中国第一篇真正的比较文学论文。然而在章太炎的影响下，这种现代性又是以古奥的文言文的拟古形式出现的。鲁迅没有成为陈独秀那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也许正如尼采说的是来得太早了。如果不是鲁迅后来获得那么大的成就而将这些文章收在《坟》里面，也许就完全被人忘却了。

1908年春，鲁迅又移居许寿裳包租的夏目漱石曾经住过的“伍舍”，并与许寿裳、钱玄同、周作人等成为章太炎的及门弟子，在《民报》社的房间里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自从师从章太炎之后，鲁迅的文章是越做越古奥，这点在《破恶声论》中就能看出来，肯定迷信，歌颂中国的家族制度与天人合一，似乎很符合章太炎的“用国粹激动种性”，但是文章又将“尽义务”视为一种“恶声”，推崇“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的绝对之主我的个人。

在理论倡导的同时，鲁迅与周作人一起向中国译介新文艺。他在与周作人一起翻译《域外小说集》的前后，曾广泛阅读了外国小说，除了夏目漱石、森欧外的作品外，对于日本流行的自然主义与法国的现实主义，鲁迅并不喜欢，而是喜欢俄国的安特莱夫、迦尔洵、果戈理、柯罗连科以及波兰的显克微支等人的作品。鲁迅尤其为安特莱夫的象征主义与恶魔的美所吸引，曾翻译过安特莱夫的《红笑》，《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就收有鲁迅翻译的安特莱夫的《谩》与《默》。鲁迅的这些阅读与翻译活动，对他五四之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1906年初弃医从文到1909年3月《域外小说集》的出版，鲁迅尝到了一系列的失败——策划出版的文艺杂志流产，发表的独具慧眼的论文没有人理睬，与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二册一共卖出去20套零一本，连本钱也收不回来，于是计划中的第三册只好停止出版。这个印刷数量与尼采发疯前的著作印数可以相提并论，这是先知无人理睬的痛苦与寂寞。青年是多梦的花季。鲁迅在日本做过很多梦，直到回国的前夕还在做着去德国深造的梦。但是由于周作人忙于和羽太信子结婚，需要钱财，加上母亲也需要供养，鲁迅于1909年8月结束了7年多的留日生涯。

三、从杭州、绍兴、南京到北京：革命与沉沦

1909年秋季开学，鲁迅已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生理、化学教师，在与许寿裳等一起进行了抵制夏震武的“木瓜之役”后，次年为照顾母亲，鲁迅从杭州回到故乡，任绍兴府中学堂督学兼博物教员。后来鲁迅辞去教职在家抄录、整理《会稽郡故书杂集》以及《古小说钩沉》。他感觉绍兴人“用心卑险，不可施救”，只有在范爱农的友情中，才感到毫无遮拦的坦率和温馨。

辛亥革命的爆发使鲁迅和范爱农都亢奋起来。当杭州光复的消息传到绍兴时，越社召开庆祝大会，鲁迅被公推为大会主席，并且发表演说。此时人心浮动，都知道要“来了”，却不知道来的是什么，而一帮投机分子如谋害秋瑾的章介眉，却成立了打着革命旗号的绍兴军政分府。鲁迅当机立断，在中学堂组织武装演说队，迎接王金发的革命军到来。王金发到绍兴后，召开群众大会，以革命的军政府取代了投机革命的军政府，表示诸事不能独断，并且免除苛捐杂税，公祭徐锡麟与秋瑾等革命烈士，鲁迅和范爱农就被他任命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的监督（校长）和监学。王金发还把谋害秋瑾的章介眉逮捕，大大地张扬了革命的正气。不久鲁迅创作了一篇文言小说《怀旧》，从一个童子的视角，对国民的“来了”心态予以透视，并且讽刺与揭露了秃先生的投机嘴脸。

王金发初到绍兴，还是听舆论顾大局的，但是在士绅和百姓的包围下渐渐腐化。鲁迅看到没有监督的权力只能是腐败的权力，就想以舆论制约权力。根据鲁迅的倡议，监督政府的报纸就由越社来办。1912年1月3日《越铎日报》问世了，创刊号上的《〈越铎〉出世辞》就出自鲁迅的手笔，认为随着专制政治的瓦解，越人有了集会、出版和思想的自由，《越铎日报》的功能则是“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越铎日报》开始批评军政府、王都督、王都督的亲戚，试图以舆论制衡权力。于是，在鲁迅为首的舆论监督与王金发的权力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随着报纸对军政府的批评，王金发居然不发给学校经费。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只能辞去校长之职。今之无知者说鲁迅不知民主为何物，其实早在百年以前鲁迅就为争取民主和新闻自由而受迫害，甚至丢了饭碗。好在许寿裳来信告知他，蔡元培聘他去“中华民国”教育部工作，鲁迅才避免了范爱农惨死的结局。而作为革命烈士徐锡麟的学生的范爱农，没有死在清政府治下，却死在为自己欢迎来的军政府治下，使得鲁迅非常悲痛，一口气写了《哀范君三章》，吟诵出“故里彤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沉清冽水，能否洗愁肠”的诗句，第一首曰：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

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

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

奈何三月别，遽尔失畸躬。

鲁迅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反思者，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成为鲁迅《药》《阿Q正传》《头发的故事》等很多小说与杂文的灵感源泉。

1912年2月底，鲁迅离开绍兴，到南京“中华民国”教育部任职。不久，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的总统之位，鲁迅在5月初随教育部从南京迁往北京。到北京后，鲁迅很快就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兼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全国的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从“做官学”的角度看，如果鲁迅肯随波逐流，投机钻营，那么以他的学识和年龄，无限的“光明前途”正在向他展开。但是，深通中国这个“官国”的打官腔、说官话的包围与投机等“做官学”的鲁迅，从担任佥事到1926年南下厦门，15年竟毫无长进，中间还因为触怒教育总长章士钊而被罢过官。鲁迅不投机钻营，并不表明他做官不认真、不履行职责，他是靠自己的学识与认真做事做官。鲁迅曾是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热情支持者，并且为实施美育献计献策。他曾领导美术调查处的工作，为计划建立的美术馆、博物馆等进行研究和准备工作。他参与了儿童艺术展览会的筹备工作，还参与了京师图书馆与历史博物馆的筹建工作。

作为忧国忧民的传统士大夫的现代传人，鲁迅的苦乐是与国家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的。从1912年到1917年，鲁迅亲眼目睹了袁世凯做皇帝、张勋复辟等一幕幕丑剧。一颗要给中国带来“热风”的心被凛冽的严寒冻得结冰了，变成“死火”。鲁迅越来越颓唐，其消除精神痛苦的方法就是“麻痹”和“忘却”，用他后来在《呐喊·自序》中的话说，就是“沉入国民中”与“回到古代去”。所谓“回到古代去”，就是读古书、抄古书与古碑。如果算上回国后就辑录整理的文献，那么，鲁迅在古籍整理方面的贡献丝毫不弱于很多从事古籍整理的教授：计有《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嵇康集》《岭表录异》《沈下贤文集》《谢氏后汉书补逸》、虞世南《史论》《虞世南诗》《俟堂专文杂集》《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志目录》《汉画集》等，尤其是《嵇康集》，编校多达十数次。他“麻痹”和“忘却”精神痛苦的另一种方法是读佛经。鲁迅研读佛经，大约从1914年开始，这一方面固然有章太炎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在辛亥革命后精神极度痛苦。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当时读佛经用力甚猛，并赞叹释迦牟尼真是大哲，使他明白了许多难以解决的人生问题。

鲁迅似乎离他留学日本时期所做的梦越来越远了。但是对于作为文学家的鲁迅而言，痛苦与沉默对于他都是宝贵的财富。设想一下，如果留日时期的鲁迅登上文坛，那么，可能的结果就是**飞扬有余而深刻沉郁不足。经过多年的压制和对人世沧桑的洞察，鲁迅就能够将**巧妙地包裹在深刻沉郁的美学风格之中。而且鲁迅研读佛经与辑录、整理古籍，对他的创作也不无裨益。佛经使得鲁迅在“洞见三世”、观照人生上更为深刻，《野草》中的人生哲学或有佛经的启示。嵇康的个性和文章对鲁迅影响巨大，不读魏晋文章，读鲁迅的文章往往会感到很隔。就小说来讲，鲁迅使中国小说从传统向现代得以成功转型。这种成功转型，一方面固然受益于对西方现代小说的阅读，另一方面也得力于鲁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熟知，两者的融合才铸就了鲁迅的成功。所以鲁迅的小说在五四时期一出现，起点就非常高。

四、北京：从坟头上呐喊到荒原中彷徨

在1917年1月之前，鲁迅已在留心《青年杂志》，因为这个月他将《青年杂志》10本寄给在绍兴的周作人。鲁迅可能把陈独秀办《新青年》当成他当年在日本办《新生》了，因而文学革命发生的一年里，鲁迅还在埋头抄古碑，表明他的绝望是深重的。他的痛苦灵魂在古书与古墓之间游走。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那么鲁迅这个文学天才与思想巨匠，可能就在沉默中灭亡了。然而鲁迅没有继续沉沦下去，在钱玄同到他居住的绍兴会馆拉稿成功后，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了。当然鲁迅并非没有顾虑。面对前来拉稿的钱玄同，他将中国比作一个绝无窗户而万难毁坏的铁屋子，屋里人由沉睡而入死灭并不觉得痛苦，如果你将他们惊醒，他们又出不了铁屋子，会增加他们的痛苦。钱玄同说，几个人起来了，就不能说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鲁迅说：“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就有了《狂人日记》。

当然，不轻易改变自己观点的鲁迅，在加入这个运动之前在调整自己的思路，以与新文化运动保持大致的协调，这也是他迟迟没有介入的原因。第一，从《文化偏至论》到《〈越铎〉出世辞》，鲁迅将看取西方文化与光复旧物相结合，就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但在新文化运动中他抛弃了这一文化选择，走向彻底的西化与反传统。第二，在章太炎的影响下鲁迅的文章是越做越古奥，而文学革命是以胡适的白话文改革为起点的，鲁迅经过调整之后将反对白话文看成是现在的屠杀者，放弃了拟古的文风。第三，鲁迅在公开场合不再肯定迷信、不再将民主与个性解放对立起来。第四，在美学风格上，鲁迅为了与乐观理性的启蒙主将取同一步调，在悲剧的结尾处往往点缀些亮色。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不但与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与西化倾向保持一致，而且他出山后显得比其他人更激进。他从多侧面批判中国的节烈观、伦理观和家族制度，认为中国文明就是吃人的文明，中国的历史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奴隶的循环，中国文学是“瞒和骗”的文学，说中国的国粹就是脓疮，不如割去跟别人一样的好。因此，赋予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以实质性内容并显示了文学革命实绩的，是鲁迅的小说与杂文。从发表《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拾，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孔乙己》《药》等小说。鲁迅将小说的启蒙性与正视人生的真实性、洞察历史的深刻性以及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进行了完美的融合，与当时的新诗相比，显然不是一个档次。

然而，鲁迅的呐喊不同于乐观与理性的陈独秀、胡适，他站在“坟头”上的呐喊中充满了惨厉与凄怆。尽管他主动与新文化运动保持一致，但是他在做出调整的每个方面都有独特的思考与保留。他固然激烈地反传统，但是像他那样背着古老鬼魂的启蒙者并不多见；他固然在杂文中以科学反对迷信，但他指斥独断的科学家不能体悟天堂之极乐与地狱之悲哀。他固然在《药》的结尾在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表明革命还有后来人，但他强作的欢颜却充满悲怆和绝望：瑜儿的母亲以为是瑜儿显灵，革命者与其母亲都没法沟通，在死静的氛围中乌鸦“呀”地大叫直飞上苍，令人感到安特莱夫式的“玄学的恐怖”。其实《药》的叙述本身就表现了一个极度悲观的主题：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一个姓华，一个姓夏，华夏代表中国，革命者寻求救国救民的药，民众寻求强身健体的药，而革命者的血竟然成了民众强身治病的药，革命者凛然大义的话语在民众眼里却是疯子的胡说八道，所以最后两种药都失效，失效的结果就是留下两座新坟。

尽管新文化运动没有驱除鲁迅的悲观绝望，但是他开始反抗绝望，向虚无挑战。与此同时，亲情的温暖也在给他以情感上的慰藉。1917年初鲁迅向蔡元培推荐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任教。随着周作人在北京文化界的成功亮相，1919年8月鲁迅买下八道湾住宅。鲁迅为此回了一次故乡卖掉了新台门故宅，重回故乡构成了小说《故乡》的灵感来源。尽管他在爱情上不如意，但是一个由母亲、朱安，周作人及其妻、子等众多亲属构成的大家庭，对他孤独的情怀是一种慰藉。五四时期，他一方面翻译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以及安特莱夫等人的个人主义、颓废主义作品，另一方面又翻译了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以及爱罗先珂等人的人道主义作品。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小说与其翻译作品之间的精神关系，他笔下个人反抗与沉沦的人物与前一类作品的翻译有血脉关系，后一类翻译作品则与鲁迅的《一件小事》《兔和猫》《鸭的喜剧》等有精神渊源。鲁迅迁入八道湾住宅后在小说创作上也很勤快，《呐喊》最初版本收集的15篇小说，除了《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之外，其余12篇都是在八道湾写成的，包括《阿Q正传》。

新文化运动很快退潮了，鲁迅所担心的觉醒的几个人无力走出铁屋子却要体验痛苦似乎变成现实。鲁迅也由“呐喊”而陷入“彷徨”，并在荒原上独自反抗绝望。反抗绝望，就是当生命陷入痛苦与荒诞时，绝不虚构先验的希望、爱与美等虚无缥缈的本质逃避自己在自由荒原上的选择，也绝不放弃个人自由而逃避到群体中。痛苦中再加痛苦就是兄弟失和。家庭遭难后，鲁迅长兄如父，着力培养周作人，但这种兄弟怡怡的感情到1923年7月14日终止了，周作人的日本妻子在其中起到了极为恶劣的作用。既然周作人把鲁迅的《伤逝》看成是写给他的，也就有理由推测，周氏兄弟关系太密切了，以致使得羽太信子成了被冷落的“第三者”，由此而对鲁迅实施诽谤。从此，兄弟彻底翻脸，各走各的路，再无私人来往。兄弟失和对鲁迅的伤害，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鲁迅陷入前所未有的精神痛苦之中，然而艺术是苦闷的象征，鲁迅最具有艺术表现力的作品如《野草》《彷徨》，展示了惨厉的真实人生。如果说《彷徨》与《呐喊》有什么差异，那就是《狂人日记》中的那个疯子在《长明灯》中被关了起来，群众仍是麻木看客（《示众》），而觉醒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毁灭了——他们或者像《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无奈地与传统妥协，或者像《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借着权力进行绝望的反抗并在极端的分裂中毁灭，或者像《伤逝》中的涓生在无路可走的歧路上彷徨，或者像《伤逝》中的子君不能承担沉甸甸的自由而死去。

《野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所有文本中文字造诣最高的作品，它把汉语的表现力提高到一种令人惊叹的高度。《彷徨》固然没有《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这样伟大的杰作，但总体而言，艺术的表现技巧却更加圆熟。如果将《祝福》与《明天》相比，将《肥皂》与《白光》相比，将《示众》与《一件小事》或《鸭的喜剧》等相比，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以《肥皂》为例，这是鲁迅讽刺艺术高超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一开始就写四铭回家给太太买了一块肥皂，然后对家人说他在街上遇见的一个要饭给祖母吃的孝女，有两个光棍竟然说：“阿发，你不要看得这货色脏。你只要去买两块肥皂来，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他在家里宣扬礼教，要表彰孝女，斥责两个光棍的言行，然而，他的太太和朋友都先后一针见血地看透了他买肥皂其实是受了两个光棍的启发，将孝女当成意**的对象。小说通过一块肥皂，先是由他的夫人疑心讥骂，然后是他的朋友道统、薇园的讽刺与嘲笑，一步步把四铭那种阴暗处的贪**的心理揭示出来。小说的讽刺辛辣而又深刻，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肥皂”作为象征，也暗含着中国需要新文化的肥皂去洗一洗四铭肮脏的思想。

五四时期鲁迅除了在教育部做官，还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兼课。1925年北新书局出版了他的讲义《中国小说史略》。除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与考据外，《中国小说史略》难能可贵的是在芜杂的古代小说中寻找到了其内部的演化与流变，以及这种流变与社会变迁和思想风潮的关系，并且对文本进行了画龙点睛式的品评。因此，《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划时代的学术经典。

大学还给鲁迅送来一位相伴后半生的情侣。鲁迅不爱朱安，他曾想“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陈账”。1925年3月11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自治会领袖许广平给鲁迅写了一封长信，倾诉了对鲁迅的敬慕与学校里的学潮等事，从此二人通信非常频繁，很快成为知己。不过，爱的代价却是他以教育部官员的身份深深介入了反对女师大校长乃至教育部领导的学潮。为此，他亲拟《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代学生起草《呈教育部文》，还发动在教育界影响甚大的浙江籍教授支持学生，为被教育部取消的女师大学生上课，与教育总长章士钊针锋相对。为此，他与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背后以陈源为代表的英美派文人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在杂文中对“正人君子”进行了冷嘲热讽。章士钊一怒之下罢了他的官。许广平则深为他的义无反顾为学生考虑甚至不怕丢官的义举所感动，并主动向鲁迅示爱。1926年3月18日，鲁迅让许广平给自己抄稿子。这一天到执政府门前请愿以援助外交的学生遭到了屠杀。与许广平并肩战斗过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领袖刘和珍饮弹牺牲。他认为这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一天，并且相继写作了多篇作品抒发愤懑。屠杀之后，接着就是对进步文人的迫害。随着奉系军阀的到来，他确实感到了危险。当然他离开北京，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觉得在北京不好处理和许广平的关系。他和许广平约好：一个去广州，一个去厦门，两年之后再相见。

1926年9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在厦门大学担任国文系教授和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他在孤寂中作的《写在〈坟〉后面》是他所有序跋中最有表现力与思想深度的名篇，同时还将《朝花夕拾》中的后几篇作完。鲁迅的到来给保守的厦大带来了清新的风，很多学生聚集在他的周围。在他的支持下，厦大学生很快就成立了文学社团“泱泱社”，并出版《波艇》杂志。鲁迅在厦门仅4个月就到广州“奔月”去了，然而他的离开在厦大却激起了很大的波澜，学生挽留不成，发起了抗议并进而改革厦大的运动，有20多名学生离开厦大，有3人追随鲁迅去广州。学生在为鲁迅举行的送行会上，首次将鲁迅与孔子相提并论，认为鲁迅是智德兼备的学者，是大仁大勇的革命导师。

1927年1月鲁迅到达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系主任和教务主任。在广州的前4个月里，是鲁迅一生不多的欢愉时光：与许广平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与好友许寿裳相见，受到中山大学中的国共两党的拉拢与吹捧。然而，鲁迅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在欢迎他来中大的大会上，国民党方面的副校长朱家骅在主持会议时赞颂鲁迅是战士与革命家，但鲁迅在发言时声明自己不是战士与革命家，因为倘若是战士与革命家就该在北京与恶势力战斗，而不会躲到革命后方来。很快就有川流不息的访客，与源源不断请他演讲的事发生，他自述是经常有一班青年，连劝带逼将自己绑出去，演讲一些起承转合的命题作文，他自嘲说自己竟到“革命的策源地”来做八股文。在广州期间，鲁迅创作了历史题材的小说《铸剑》，编定了《朝花夕拾》与《野草》，并为《野草》写了《题辞》。

欢愉的时光是短暂的。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使鲁迅跌落到痛苦的深渊。4月15日广州也陷入血雨腥风中，一个自称革命党派的人去屠杀另一个自称革命党派的人，被杀的同是一些热血青年。鲁迅后来说“我让血的游戏吓怕了”，但他还是召集各种会议，积极营救被捕学生。在营救无效的情况下，4月21日鲁迅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中山大学极力挽留，左一份聘书右一份聘书，鲁迅都置之不理。9月25日，痛苦颓唐到想搁笔不作的鲁迅致信台静农，对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予以谢绝。“四一二”对鲁迅的启蒙思路予以毁灭性的打击：他唤醒青年难道就是让他们自相残杀？《答有恒先生》表现了思路轰毁的人道情怀，他说自己使人觉醒的文章是在给屠杀者制造“醉虾”，他的自救“还是老法子，一个是麻痹，一个是忘却”。如果不是创造社、太阳社稍后以笔尖的围攻逼着鲁迅说话，那么鲁迅沉默的时间会相当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的确是鲁迅一个新的起点。

五、上海十年：左翼斗士及其复杂性

1927年9月27日鲁迅离开广州，10月3日到达上海，从此与许广平定居上海。鲁迅声名所系的作品多数是在北京创作的，但上海十年却是他声名鹊起的秋收时期。与在北京既做官又在大学教书不同，上海十年他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作家。尽管蔡元培请他做大学院的特约著作员，尽管他到过上海的多所高校演讲，但鲁迅并没有再在大学里兼课，更没有在国民党政府任职。那么，本来准备搁笔的鲁迅到了上海又是怎样声名大振的呢？

作为反抗暴政的斗士并被左翼文坛奉为精神领袖，可以解释鲁迅名声的陡然上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刚刚到上海，就受到了左翼文坛全面围攻。倡导“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太阳社联手，集中火力批判鲁迅这个“反革命”。鲁迅到了上海与梁实秋的笔战，则是与英美派文人论战的继续。尽管鲁迅厌恶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起哄，但他对待与政府抗争的革命文学倡导者与对待英美派是有所不同的。鲁迅是一个以颠覆性与批判性为特色的“文化恶魔”，他在正史和野史之间喜欢野史，他批判正宗的神明而表同情于孤魂野鬼。当时国民党是台上的屠夫，共产党是被屠杀的“流寇”。从这个角度来讲，鲁迅对共产党人有着深深的同情。现在批判他的人都是共产党阵营的青年，有的甚至是从国民党的屠杀中幸存下来的，所以他在与他们论战时也在进行着自我反省与批判，在悄悄阅读他们宣扬的革命文学理论。但是以鲁迅倔强的个性，是不会轻易认输的，于是鲁迅的“投降”变成了反击，他后来说自己确实认同那些科学的文学论，不过这些文学论都被那些“革命文学家”歪曲了。

共产党阵营中第一个为鲁迅打抱不平的是冯雪峰，很快革命文学论战的双方在冯雪峰的斡旋下联合起来。1930年3月2日由鲁迅及创造社、太阳社成员等组成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宣告成立。在瞿秋白1934年1月离开上海前，鲁迅与“左联”的关系是蜜月期，他成为“左联”的旗帜和精神领袖。瞿秋白代表中共领导“左联”，却又像学生一样对鲁迅充满敬意。他为《鲁迅杂感选集》所写的《序言》，认为“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并推崇“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的代名词。”不久国民党政府对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伟森五位左翼作家的屠杀，极大地激起了鲁迅的愤慨，他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伸冤。在此期间，鲁迅还参与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争取人权的组织，他对推动现代木刻艺术与左翼美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鲁迅向“左”转的思想逻辑何在呢？五四时期尽管鲁迅对苏联冷淡和怀疑，但是苏联的书他一直在购买。鲁迅到上海以后，正赶上苏联在国家的驱动下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资本主义世界却发生了持续了五年的空前绝后的经济大危机。20世纪30年代整个世界是一个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在向“左”转。本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救国兴邦是鲁迅思想结构的根底——在日本时鲁迅既崇奉张扬恶性与强力的尼采，又崇奉张扬良心人道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但是在这种西化的词汇下面，则是感时忧国的深层语法在发生根深蒂固的作用：推崇尼采是为了自强强国，推崇托尔斯泰则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那么当他看到走俄国人的路也可以救国并进而向“左”转，就是合乎逻辑的。可以说，从扬弃中国固有文化到扬弃前期的西化思想，中国文化不以信仰为重而以务实经验处理问题的实用理性，显然在发生着重要的潜在作用。而且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张与五四时期鲁迅的思想确实并不矛盾，如站在被压迫被侮辱的下层人立场说话，推崇武装斗争，注重经济问题，鲁迅向“左”转最艰难的是群众问题与个人自由。“左”转后鲁迅的作品确实显得辩证了。他的杂文《沙》，谴责中国老百姓一盘散沙的矛头与五四时期不同，而是直指统治阶级。他在反传统时也更注意发掘传统中的积极因素，这在他的小说《理水》《非攻》与杂文《中国人失去自信力吗》中表现得很明显。鲁迅本来就是“精神界之战士”，向“左”转之后，以笔为投枪向统治者、现实的丑恶及上海滩的文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其中包括民族主义文学家、自由人、第三种人、闲适文学倡导者和想成名的文坛小贩等形形色色的文人。

尽管如此，鲁迅在很多方面仍然是超越“左联”的。他历来反感那种让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的言行，因为在他看来，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更好地活，决不能给人凶煞恐怖的印象。他始终不曾像有些左翼文人，说投入“左联”就不要自己的个性自由了，他独特的地方恰恰是不完全放弃个人的自由。他后期对屈原“不得帮忙的不平”的评价，显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人要有独立的人格。这从他对左联的奴隶总管的批判中也可以看出来。瞿秋白离开上海后，鲁迅与“左联”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他最后弥留的日子，充满了与“左联”的“奴隶总管”的斗争。而鲁迅充分肯定围绕在他周围的青年作家如巴金、胡风、萧军等人的个性选择，以至于这些人因个性太强而无法适应后来抹煞个人自由的集体主义生活。此外，他对那些被挤到社会边缘者给予了特别的同情。阮玲玉明明是被小报杀的，后来这些小报又来鞭尸，他就为阮玲玉打抱不平而写了《论“人言可畏”》等几篇文章。也许那些“极左”人士让人抹煞个性自由而屈从团体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反倒是鲁迅的将个人的自由与团体的利益打成一片的追求，更切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是其他一切人自由的条件”的那个“联合体”。

鲁迅向“左”转之后，文化恶魔的批判性与颠覆性并没有减弱，只不过与五四时期相比，个人自我剖析的文章在减少，而社会政治批判增多了；然而鲁迅没有简化人生，在20世纪30年代仍然保持着对人性复杂性的认识。《采薇》里的伯夷兄弟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绝非一望而知；《我要骗人》《女吊》《死》等文章，更表明鲁迅对人间伦理与生死的复杂性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左翼作家以为“革命文学”与五四文学划出了一个界限，随着左翼文学的发展这些作家越来越明显地否定五四文学传统；但是鲁迅并没有否定五四传统，而是借着他在左翼文坛巨大的影响力，传承着五四文学新传统。他晚年培养的作家张天翼、萧红与萧军也都以其创作实践在承传着五四文学传统。鲁迅逝世后，胡风自命为鲁迅传统的维护者，反对的也是左翼文学割断与五四文学的精神联系，胡风培养的传承鲁迅文学传统的路翎，在40年代还在呼唤个性解放。

鲁迅的上海十年，建立了有爱情的家庭，并且老来得子，对其孤独是春风般的慰藉。他也经常参与重大的聚会，如萧伯纳来沪的会见。然而自己的战友，争取人权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自己的学生辈好友柔石等被枪杀，使其经常出离愤怒！他本人也曾被列入暗杀名单，后来国民党政府顾及到暗杀一个大文人国际舆论实在太坏才罢手。不过直到去世，他都背着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对其以“堕落文人”为名下发的通缉令。他经常到内山书店避难，但需要仗义执言时，他宁死也不退避：他参加杨杏佛葬礼时连钥匙都不带以示决绝，他为柔石等被枪杀的五位青年作家伸冤时，连史沫特莱都极为担心，他说总得有人为他们说话。他行走在自己为之奋斗的祖国的地雷阵中。

“左联”后期，鲁迅与“左联”领导人周扬等发生了深刻的矛盾，他看不惯这些人不搞文学创作，以鸣鞭为业绩的姿态。不顾鲁迅病重“打上门来”的徐懋庸，使鲁迅找到了一个批评这一群人的出口。鲁迅赞同胡风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并非鲁迅因为这些人不尊重他就标新立异，而是他一贯的思路。他担心“国防文学”的口号会使这些以鸣鞭为业绩的人将与抗战无关的文学统统排斥，甚至斥为“汉奸文学”。鲁迅曾在“五卅惨案”后中国人爱国热情高涨时，说有一个人拿了另一个人的大衣，被拿的人不让拿，拿人大衣的人说，在国难当头时你还关心自己的大衣，真是个亡国奴！晚年在《半夏小集》也否定了“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这就是鲁迅具有现代性的爱国观，也是他为什么更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以及左翼文坛的分裂，对后来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他的逝世成为现代文化界的一件大事。9人治丧委员会中既有宋庆龄、蔡元培，也有毛泽东。送葬时，灵柩上覆盖着上海人民敬献的“民族魂”旗帜，巴金、张天翼、胡风、萧军等16位作家抬棺，跟随着上海各界上万群众以及苏联、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的友人。中国共产党在《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中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改绍兴县为鲁迅县、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等八项要求。全国各地及日本东京、法国巴黎，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地也相继举行了追悼会或纪念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