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许地山与叶圣陶相提并论的唯一理由，即他们是文学研究会中特色最鲜明与成就最大的作家。在五四时期，如果说许地山是最富有特色与创作个性的作家，那么，叶圣陶就是文学研究会中小说创作成就最大的作家。

一、叶圣陶的小说特色

叶圣陶（1894—1988），名绍钧，字圣陶，苏州人。五四前当过小学教员，发表过文言小说。他是新潮社成员，又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后来他担任过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杂志的编辑，也曾在大学任教，对中国的语文规范很有贡献。1949年后担任过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与教育部副部长等职。五四时期他虽然与朱自清等一起出版诗集《雪朝》，然而能够代表他创作成就的作品是小说。自1922年之后他连续出版了《隔膜》《火灾》《线下》等短篇小说集及童话集《稻草人》。

在文学研究会诸作家中，实践茅盾的写实主义主张的就只剩下一位叶圣陶了。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将他引为同道说：“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地、写实地描写着灰色的卑琐人生的，是叶绍钧。”叶圣陶的艺术之笔，将小知识分子、小市民的生活与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不过，叶圣陶的“写实主义”并非无可争议。且不说他早年的文言小说具有较强的浪漫主义色彩，就是在他投到新潮社与文学研究会阵营而以白话创作“为人生”的小说时，也并非“写实主义”能够说明他的创作的，茅盾也认为他初期的作品对人生不那么客观而是抱着理想的，“他以为‘美’（自然）和‘爱’（心和心相印的了解）是人生的最大的意义，而且是‘灰色’的人生转化为‘光明’的必要条件。”而这种不客观的文笔一直到1927年左右的短篇小说《夜》《冥世别》中也很明显。值得重视的现象是他对柏格森的爱好。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应该对左拉、泰纳、孔德等人的艺术与哲学感兴趣，而不应该对柏格森感兴趣。柏格森的学说不仅是反科技的，而且是反理性的，客观、冷静地理智观察的方法也为他所排斥；他极力推崇的是本能和直觉。他与尼采与弗洛伊德等人对现代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21年叶圣陶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文艺谈》中说：“柏格森以为唯直觉可以认识生命之真际，我以为唯直觉方是文艺家观察一切的法子”。1922年叶圣陶在《诗》月刊上发表《诗的泉源》，认为文艺家应该“以直觉、情感、想象为其生命的泉源”。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普实克在《叶绍钧和安东·契诃夫》一文中对叶圣陶现代主义艺术倾向的分析，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完全忽视情节，对话几乎自成一体，与具体人物形象塑造无关，它不过是渲染气氛、交代背景或人物关系的工具。我们经常见到海明威、乔伊斯或福克纳等现代西方作家使用相同的手法”。此外，普实克还注意到叶圣陶小说重视叙述者的作用，“大多数小说都让叙述者同他们发生关系，或直接用第一人称写，它使我们倍感亲切”等现代派因素。当然，普实克认为契诃夫也是一位摆脱现实主义而迈向现代的作家，他引托尔斯泰评论契诃夫的话，认为不能把契诃夫与屠格涅夫以及他本人的艺术方法相提并论，契诃夫的方法更像“印象派绘画”。其实叶圣陶的许多小说如《春游》《不快之感》等，也仅仅是用直觉捕捉到的瞬间的印象。因此，契诃夫和叶圣陶的小说都运用了独特新颖的自由形式，“叶绍钧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没有情节，或略微有一点情节。”而且“叶绍钧和契诃夫两人的作品都有些特殊的‘黑色幽默’”，“像契诃夫一样，叶绍钧能够渲染出最阴暗的灰色、苦痛、残酷。”有时候这种绝望与孤独具有存在主义的意味。而普实克举例分析的作品，却是《饭》《孤独》等在传统视野中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小说。因而普实克指出：“欧洲的中国文学学者和中国自己的批评家，都没有从叶绍钧短篇小说中分析出他的独创性”，甚至将他当成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的后裔。普实克的分析尽管主要着眼的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不同的艺术技巧，但是他的出色的分析论证，无疑是对叶圣陶只能划归现实主义之说进行了根本性的颠覆。而这样一来，将文学研究会与现实主义画等号的任何企图，都是站不住脚的。可以说，文学研究会诸作家创作的主导倾向是浪漫主义的，并且兼容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

我们认为叶圣陶小说是写实中有浪漫与现代主义倾向。《一生》表现了乡下妇女动物一样的痛苦，《金耳环》与《外国旗》表现了战乱带来的民生涂炭。不过，叶圣陶最擅长描写乡村教育界，《饭》《校长》与《潘先生在难中》将离乱时代的校长、教师的存在状态与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饭》中的吴先生与《潘先生在难中》的潘先生都是小学教员，一个为吃饭低声下气，一个在离乱中奔逃于城乡之间，作者对这些小人物的出色刻画，很见艺术功力。而《校长》是后来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的先驱。《孤独》与《夜》则能够表现出本体意义的孤独与残酷。

原典阅读

孤独（节选）

吃饭时老先生觉得饭煮得太硬了，稀疏的几个牙不大济事；又觉得汤不很烫，咽下去不大舒服。表侄女见他吃得很艰难，揣知老人家对于饮食另有癖好，便替他改盛较烂的饭，又为他重做一碗沸烫的汤。他才勉强将半碗饭吃下去。

饭后休息了一会，绥之有点不耐了，向夫人说，“这是去的时候了，我们去吧。”又向老先生说，“今天很不凑巧，不能同老伯多谈一会，我们有个……”夫人便抢着说，“刚才我已告诉伯伯了，我们有个消寒会。真不凑巧，否则可以多谈一会。希望伯伯改日再来这里玩一整天。”两人说时都现出抱愧的笑容，但也可以认作厌弃的傲态。

“我本来也要走了，我不能就此躺在这里！”老先生感慨地说。他心里尤其愤愤，但并不恨谁，只恨自己不是，他想，“为什么忽然动念，要到这里来！这里岂是我该逗留的！现在果然被人家赶走了！”他便支撑着坐起来，又支撑着站起来，预备要走。这使绥之夫妇感觉不好意思了。两人不约而同地说，“不要紧，可以再坐一会。”

“我本来要走了，改日再见吧，”他开始举起艰困的脚步。

“那么不虚留了，你自己要保重呢，”表侄女以女性特有的声调与他道别。

“多谢。”

“雇一乘轿子，坐了去吧，”绥之亲切地劝说。

“不必。我慢慢地走去，可以活动活动血脉。走得乏了，沿路见茶馆可以休息。而且也可以临时雇轿。”

绥之夫妇送他到门首，看他孤独的背影在懒懒的冷冷的阳光中慢慢地移动，两人同声叹一口气，说，“可怜！”他们回进去略微整理一下，便携手赴消寒会。听了几曲雅歌，开了几回笑口之后，便把老先生给与他们的印象忘得干干净净了。

老先生一路走着，一路哮喘；咳嗽发作时，便站定了只是拍胸脯，待咳过了再走。他心里不断地悔恨，“这一趟去看他们真是多事。”还想起了别的感慨：“现在什么事情都变了，看在眼里总觉得不合适。朋友聚会是有的，为什么要夫妇两个一同去！这算显示你们是成双作对么！未免太难为情了。”他这样想着，眼睛里便放出无力的含怒的光，也不管他们两个并不在他面前。

他在路上喝了三回茶，歇了三回脚，才走到每天去的那家茶馆里。这仿佛是到了久别的家了，坐上那破旧的椅子觉得特别有味，伙计斟来的白开水也异常甘美。他就此默默地享受着。其他茶客的喧声笑语，当然和平日一样，足以引起他的孤独之感。他只有避的一法：他的耳朵本来就不大灵便，又加上个特意的不注意，一切声音就只是迷迷糊糊的，没有意义了。他又勉强拒绝内心的愤慨等等，不让这些感情火焰一般冒起来。他的眼皮阖着，但并不入睡。

茶馆里开窗本不多；冬天的太阳一偏西，就滚一般地溜走了，于是更觉阴暗而有寒气。众人呼出的碳气和吸水烟的人吐出来的烟升腾不散，一切人物全有点模糊，仿佛在浓雾之中。不很明亮的挂灯点起来了，只染黄了附近的一团烟气，其外依然被着阴影。这样情形，老先生有几十年的经验了，当然全不去注意。

愤慨的火焰虽经拒绝，还不免时常要偷偷地冒起来。他就张开眼睛看看四围，或者喝一口白开水。这一次开眼时，茶客已没有一个了，方才觉得耳朵里有好一会不听见迷糊的喧声了。伙计在那里摆齐那些散乱的椅子，很不高兴的样子，只用一只手将椅子轻轻一拖，不管它齐不齐也就算了，椅足触地板发出寂寞的声响。这分明是不能再留了，老先生只得怅惘地走出来。几阵尖风把他一吹，便引起剧烈的咳嗽。

他走过一家水果铺时，看见一大堆橘子摆在那里，红色在煤油大手盏的光中发亮。忽然念头一动，便买了一个，藏在袖里。他在冬令不大吃水果，因为那种冰冷的感觉太刺激了。现在买这一个橘子，原来想逗引屋主人家的孩子叫他一声。但是他失败了！

老年人对于幼年的情景，记忆特别深刻。对于近时的遭历，便比较浮浅一点。但在没有忘掉之前，却又会时时逐一想起，正像许多模糊的画片在眼前晃过一样。他躺在**，再也不能入睡，他那孤独的心尽在那里看画片呢：“表侄女看我的病这样轻淡，世间那还有亲切的同情！……少年人总喜欢胡闹，天寒便闹什么消寒会！……事情全变了，胡闹还要夫妇同去！……我的妻，她死时那副青色的脸！……‘成双到老’，这句话何等甜美，但何等伤心！……没有一个孩子送她！……可恨那孩子偏不肯叫我！……恨什么呢，全没有我的分了！”

种种思念在他心头波浪一般涌起，循环不已。两脚只是不见转温，像插在冰窖里。身体被被袱和衣裳压得不能动弹，只好僵僵地蜷着。四围是无边的黑暗和沉寂，好像那光明热闹的世界把他忘了。

——叶圣陶：《叶圣陶文集》（第1卷），251—26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原典点评

这篇小说通过对一位老人的孤寂的描写，表现了带有本体意味的孤独。读完了小说，仿佛空气中都弥漫着孤独。小说开头写老人买了一个橘子，想以此让房东的孩子叫他一声，然而孩子只要他的橘子却不叫他，使他感到孤独；他想起日间去茶楼避免孤独，然而茶楼里人们的谈笑风生反而愈显其孤独；他去表侄女家，说起表侄女应该要孩子，然而表侄女却说孩子靠不住而白头夫妻最重要，就更使他感到孤独——因为他的伴侣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就离他而去。然后就是节选的部分，表侄女与丈夫要一同参加消寒会使他不得不早点离去，又将孤独留给他。他最后只能拖着病体，在**消受孤独……这篇近万字的小说几乎没有情节，却非常富有艺术表现力。

二、许地山的小说与散文

许地山（1893—1941），名赞堃，字地山，笔名落花生（落华生），台南人。1917年许地山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不久便与郑振铎、瞿秋白等一起合办《新社会》旬刊，积极参与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毕业留校任教，并开始修习神学。1923年与冰心、梁实秋等同船赴美国留学，学习印度哲学与宗教史，1927年到1935年先后任燕京大学教授与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五四时期发表小说与散文，并在1925年结集为中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与散文集《空山灵雨》出版。

文学研究会的王统照与冰心、庐隐等作家的创作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若是与许地山的作品相比，这种差异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在五四文学中乃至整个现代中国文学中，许地山的作品都表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异性。摄取西方文学营养成为五四一代文人的共性，但是这种摄取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之为世界主义文化的前提下的。即西方不是独异的，而是最合于人性发展的地方，因而是中国应去掉自身的独异性而向他们取法的地方。因此，尽管五四作家大都是到各国留学回来的，其中一些作家也将异国的生活移到纸上，如陈衡哲、冰心笔下的美国，徐志摩笔下的英国，瞿秋白笔下的苏联，但是，他们都没有像浪漫主义时代拜伦的《东方叙事诗》或普希金的《南方叙事诗》那样，将异域独特的风情呈现给中国读者，使人读后有一种既感觉独特又感觉神秘的异域情调。而许地山的小说虽有以南洋、印度为背景的，但有些小说的背景只不过是闽粤一带。然而后者的地方色彩都能渲染出一种浓烈的异域色彩和情调，让人感到独特和神秘。就此而言，许地山的小说最具浪漫主义的品格。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以西化为特征的运动，对科学的推崇是毫无疑义的，仿佛科学能够解释和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因而五四文学的浪漫主义，多侧重于对个性和自由的推崇，对自我的暴露，以理想对现实的否定，以及在个性解放后主体对生活的悲剧性感受并由此产生的感伤颓废，而没有对科学技术的抗议；郭沫若甚至在《笔立山头展望》一诗中，对欧洲浪漫主义最为反感的工厂烟囱里冒出的黑烟，赞为“黑色的牡丹”“二十世纪底名花”。然而，欧洲的浪漫主义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与科学理性主义发生了激烈的对立。浪漫主义的始祖卢梭，就公开打出反对科技进步的旗帜，后来的浪漫主义作品缅怀基督教的有之，向往神秘之异教的亦有之。在五四文学的浪漫主义中追随拜伦、雪莱、尼采者有之，但是追随宗教神秘色彩的浪漫主义者却绝无仅有。因为在推崇科学的时代，这有点显得“逆历史潮流而动”。而许地山的独异性也在这里，其小说集《缀网劳蛛》散发着一股浓重的宗教气息。而且许地山的复杂性在于，他在“五四”之前就受过洗而为基督徒，然而在他五四时期的小说中佛教色彩却远远要大于基督教色彩，他满脸胡须的脱俗形状又使他赢得了“许神仙”的外号，后来他果然写出了《道教史》（上）。于是佛教的人生即苦海以及轮回业报，基督教的博爱，道教的随顺自然，似乎在他的小说中都有表现。

《命命鸟》描写加陵与敏明自由恋爱在家长的阻挠下双双自杀殉情的故事。为自由恋爱而自杀，这在浪漫主义文学中是屡见不鲜的故事。然而他们自杀时的泰然和欣慰，却具有涅槃归真的宗教意味。在《缀网劳蛛》中，这种宗教色彩就更浓烈。在小说主人公尚洁与史夫人的对话中，就表现了她的宗教人生观。尚洁救助受伤的盗贼，体现的是一种大慈大悲的精神，然而行为并不检点的丈夫却将之看成是她的行为不轨。不过，面对丈夫的怀疑，她毫无怨言地默默度日；面对丈夫的自我流放，她也不挽留而任其自然。她说：“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破了就补，再破再补，任其自然。这篇小说在对西西弗斯式的荒诞命运的描绘中，表现的却是佛教的人生本苦及大慈大悲的精神、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与道教的随顺自然。

在小说的艺术表现技巧上，鲁迅之后五四小说的结构同中国古典小说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古典小说从唐传奇、宋人话本到《聊斋志异》，都是有头有尾地纵向地讲故事，所以情节较为曲折；而五四小说则截取生活的横断面，压缩、淡化情节，用以描写人的复杂性和内心世界。但是，许地山的小说却与五四小说的这一艺术走向相反，而是追求纵向的情节的曲折，使之成为五四小说中独一无二的传奇小说。如《商人妇》一篇，描写惜官送衣袋空空的丈夫去南洋谋生。十年后她赴南洋，丈夫已成富翁，并另娶新妻，把她卖给印度商人做第六妻。她在印度商人死后，从大妇的欺压下逃了出来，读完女校后就当了乡村教习。九年后她重访前夫，得知由于前夫出卖发妻，为人不齿，使得生意也做不下去了，落了个去向不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长篇小说《罪与罚》，不过写了一个大学生杀死一位老妇人，然后自我悔罪的故事，相比之下，许地山这一短篇的情节，要比《罪与罚》曲折得多。《商人妇》令人想到宋元话本中那些叙述商人命运的曲折故事，而小说中的宗教气息又让人想到西方中古的浪漫传奇。可以说，许地山小说的浪漫主义色彩，既不同于王统照的理想主义，也不同于庐隐的感伤主义，而是以异域色彩、宗教意味与浪漫传奇的情节为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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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

在高可触天底桄榔树下。我坐在一条石磴上，动也不动一下。穿彩衣底蛇也蟠在树根上，动也不动一下，多会让我看见他，我就害怕得很，飞也似地离开那里，蛇也和飞箭一样，射入蔓草中了。

我回来，告诉妻子说：“今儿险些不能再见你的面！”

“什么原故？”

“我在树林见了一条毒蛇：一看见他，我就速速跑回来；蛇也逃走了。……到底是我怕他，还是他怕我？”

妻子说：“若你不走，谁也不怕谁，在你眼中，他是毒蛇；在他眼中，你比他更毒呢。”

但我心里想着，要两方互相惧怕，才有和平。若有一方大胆一点，不是他伤了我，便是我伤了他。

——许地山：《空山灵雨》，4—5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

原典点评

许地山的短篇小说较长，而《空山灵雨》中的散文则很短，本篇比中学课本中所选的《落花生》更短。“空山灵雨”本就富有禅意，《弁言》中的“生本不乐”表明了许地山的散文与佛学的精神联系。本篇开头的两个“动也不动一下”的重复，以及飞也似地逃回家与飞箭一样地射入蔓草中的对比，表明了本篇的诗意。诗意中又蕴含着“思”：既然“我”与蛇都逃，究竟是“我”怕蛇，还是蛇怕“我”？妻的换位思考的确是不易之真理，自工业革命后物种的锐减速度令人惊讶，蛇也经常端上人的餐桌，人才是地球上最凶恶的动物。而“我”又从妻子的话中悟出另外的哲理。

三、李金发、梁宗岱与刘延陵等人的诗歌

除了已讨论过的王统照、朱自清、冰心，文学研究会还有哪些诗人？1922年出版的诗集《雪朝》是文学研究会诗人的一次集体亮相，收有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诺、郭绍虞、叶圣陶、刘延陵、郑振铎八人的诗歌。刘延陵（1894—1988），江苏泰州人，他的《水手》一诗以其诗意对比、讲求韵律及鲜明的意象而成为佳作：

一

月在天上，

船在海上，

他两只手捧住面孔，

躲在摆舵的黑暗地方。

二

他怕见月儿眨眼，

海儿掀浪，

引他看水天接处的故乡。

但他却想到了

石榴花开得鲜明的井旁，

那人儿正架竹子，

晒她的青布衣裳。

李金发（1900—1976），原名淑良、权兴，广东梅县人。他1919年赴法留学，后来专修雕塑与油画，在波德莱尔《恶之花》与魏尔伦等象征派诗歌影响下开始创作新诗。1923年他先后编定诗集《微雨》和《食客与凶年》并寄给周作人，周作人认为其诗别开生面，编入新潮社丛书，两本诗集先后于1925、1927年出版。1925年回国并参加文学研究会。

虽然李金发诗歌在艺术表现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其诗作无疑是当时具有现代深度的作品，而且想象力丰富，遣词运笔新颖独到。与传统诗歌相比，他的象征派诗歌越过了一般的哀怨感伤，而刻意表现个人在死亡面前的孤独、焦虑、幻灭的灰暗情绪，暴露主体的恶性与丑陋。《有感》写道：“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然而在“死神唇边”能笑得起来么？于是“我有一切忧愁，/无端的恐怖”（《琴的哀》），“无量数的感伤，/在空间摆动，/终于无休止亦无开始之期”（《小乡村》）。“日间生活的虚无，/如原野之火燎着，/生强的流放，/太单调而孤独了。”（《Néant》）“世纪的衰病，/攻打我金发之头，/如深秋的雾气，/欲使黑夜更朦胧。”（《印象》）在这绝望的心态下，自然美也变质了。传统诗人无论伤春悲秋，赞花之美是一致的，但李金发写花却是“你夜来变态之可怕，/如女人之暴怒”，“清晨之芬芳/毒了多少人鼻”（《花》）。花变丑，爱情也不再美好：“我梦想微笑多情之美人，/仅有草与残花的坟墓，/在我们世界里，/惟这个是真实。”（《心游》）于是在这颓废、幻灭的情绪里，诗人唱起了《夜之歌》：

我们散步在死草上，

悲愤纠缠在膝下。

粉红之记忆，

如道旁朽兽，发出奇臭，

遍布在小城里，

扰醒了无数甜睡。

我已破之心轮，

永转动在泥污下。

在这灰暗情绪的驱动下，诗人品味着人的恶性。“我们的生命，/如残道的泥泞般可怕”（《人》）。人是“残忍而愚昧之生物”（《丑》），与罪恶总是相伴而行：“罪恶之良友，/徐步而来，/与我四肢作伴。/幽幽之长夜，/留下点/恶魔深睡之影。”（《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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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妇

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

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

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

黑夜与蚊虫联步徐来，

越此短墙之角，

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后，

如荒野狂风怒号，

战栗了无数游牧。

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

我的哀戚惟游蜂之脑能深印着；

或与山泉长泻在悬崖，

然后随红叶而俱去。

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

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

化成灰烬，从烟突里飞去，

长染在游鸦之羽，

将同栖止于海啸之石上，

静听舟子之歌。

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

徜徉在邱墓之侧，

永无热泪，

点滴在草地，

为世界之装饰。

——李金发：《李金发诗集》，5—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原典点评

对李金发的《弃妇》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弃妇》表现的无疑是现代人的困境。T.S.艾略特将现代人的困境比作被上帝抛弃后挣扎在无依无靠、没有价值的荒原上；而李金发的《弃妇》则将现代人比作上帝的“弃妇”，于是只能“徜徉在丘墓之侧”，面对“枯骨之沉睡”“黑夜与蚊虫”。

文学研究会诗人中具有象征主义色彩的，还有梁宗岱。梁宗岱（1903—1983），广西百色人，祖籍广东新会。他以好争辩闻名，1924年出版诗集《晚祷》，并赴法留学，与瓦雷里、罗曼·罗兰都有交往。诗集《晚祷》是爱情与宗教的双重变奏，《泪歌》《途遇》《晚情》等都是情诗，《晚祷》《暮》《星空》等诗则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在表现上是浪漫与象征的双重变奏，如《散后》之一：“幽梦里，/我和伊并肩默默的伫立，/在月明如洗的园中。/听蔷薇滴着香露，/清月颤着银波。”再看他的具有泛神色彩的《夜露》：

当夜神严静无声的降临，

把甘美的睡眠

赐给一切众生的时候，

天，披着件光灿银烁的云衣，

把那珍珠一般的仙露

悄悄地向大地遍洒了。

于是静慧的地母

在昭苏的朝旭里

开出许多娇丽芬芳的花儿

朵朵的向着天空致谢。

从1944年出版的新旧诗合集《芦笛风》看，他已厌弃自由体诗而在为新诗寻找格律。

四、孙俍工等外围作家及文研会不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原因

孙俍工、王思玷等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小说而非会员的作家，可以算文学研究会的外围作家。孙俍工（1894—1962），原名孙光策，湖南隆回人。孙俍工的《家风》通过两代人的对立表现新旧冲突，老太太无可奈何地叹息：“家风坏了！”孙俍工经常“为人类的前途忧虑着战栗着”，小说《前途》借火车出发前人的焦虑、忙乱、拥挤，以及火车开动后旅客的“到了么”“几时才到”“能不能平安无事的到”的期待和忧虑，来表现人的“前途”的茫然不可知。读这篇小说时，首先令人想到的就是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王思玷（1895—1926），山东峄县人。如果说《风雨之下》《偏枯》还带点新文艺腔，那么《刘并》就是一篇比较优秀的描写农民的小说。在《刘并》中，“被太阳的喜乐染成红色”的浮云和带着“湿润、扑鼻的粮香”的凉风的风调雨顺，并没有给热爱土地的庄稼汉刘并带来福乐，丰收反而招致了一场大祸。小说《瘟疫》《一粒子弹》和《几封用S署名的信》则很有表现力地描写了农村的战乱以及对战争的抗议。很遗憾的是，这位有才气的小说家却在31岁为了迎接北伐的军事行动中殉国。

正如陈独秀与胡适都倡导写实主义，而显示了文学革命实绩的鲁迅小说并非写实主义一样，茅盾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理论倡导，也没有导致文学研究会作家遵从现实主义的写作技巧。甚至茅盾本人，在早期的中篇小说三部曲《蚀》与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中，也运用了夸张、变形、象征、隐喻的艺术技巧，并且具有浓重的抒情特征。只是后来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客观地描写现代都市，才推出了《子夜》等现实主义作品。五四文学之所以出现了理论倡导上的现实主义与创作实践上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要求冷静地摹写人生而在创作实践上却具有浓重的抒情性，一个重要原因是五四文学伦理革命的核心精神是个性解放。追求个性精神以及个性对社会整体的反抗挑战，基本上还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课题，而“五四”退潮后个性的孤独焦虑又有现代主义倾向。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是建立在对近代工业城市商品化与金钱化的人际关系的再现上的，它与19世纪机械的世界观相联系，将社会看成是一部机器，作家对此进行客观报道与解剖，而要做到这一点须有一种不可动摇的统一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或者是基督教的原罪（现实主义），或者是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科学（现实主义尤其是自然主义）。因而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发展最充分的城市上海，才有了现实主义的温床，马克思、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推崇，又成为现实主义创作的理论依据与统一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