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文学革命后涌现出来的最大的一个文学社团，发起人有周作人、沈雁冰、叶绍钧、郑振铎、王统照、耿济之、许地山、郭绍虞、孙伏园、朱希祖、瞿世瑛、蒋百里12人，1921年1月4日成立于北京。后来冰心、庐隐、老舍、王鲁彦等陆续入会。可以说，文学研究会当时几乎网罗了整个文坛的精英，不但有《新青年》的周作人、刘半农等人以及新潮社的叶绍钧、朱自清、俞平伯、孙伏园、郭绍虞等人，甚至连英美派的徐志摩、朱湘等也都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宣言》说发起研究会有三个意思，一是“联络感情”，二是“增进知识”，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并且宣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文学研究会简章》则宣称其“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与茅盾接编、改造《小说月报》都在1921年的1月，《小说月报》原来是鸳鸯蝴蝶派的刊物，茅盾接编后就变成了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而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初就向鸳鸯蝴蝶派发起了批判。此外，文学研究会还主办了《文学旬刊》（后曾以周刊或周报的形式面世）以及《诗》月刊等。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初，除了出版刊物与丛书，还组织读书会并且分了很多组，不过后来这个松散的文学社团主要靠《小说月报》来维系，随着《小说月报》第23卷毁于1932年日寇的“一·二八”战火，文学研究会就画上了休止符。
一、茅盾客观写实的理论倡导与文学研究会创作的矛盾
在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与发展中，无形中形成了茅盾等人的骨干作用。五四时期的茅盾主要贡献在于文学批评与理论倡导，他从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立场对中国文学传统展开了批判。他在《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中认为中国文学的传统观念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第一种倾向“主张文以载道的”在于取消文学的独立价值；第二种倾向则是把文学当成游戏和消遣而不把文学当成一种严肃的工作。他推崇的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把文学当“成了一种科学，有它研究的对象，便是人生——现代的人生；有它研究的工具，便是诗（Poetry）、剧本（Drama）、说部（Fiction）。”他甚至将美与真实画了等号，认为应该“尽量把写实派自然派的文艺先行介绍”。他对客观与真实的推崇使他跳过写实主义而直奔自然主义。“自然派作者对于一桩人生，完全用客观的冷静的头脑去看，丝毫不搀入主观的心理”，使他佩服得不行，使实地观察和客观描写成为他的批评的一个重要标准。以真实为美，使人想到罗丹，不过对他的文学批评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文中推崇的左拉以及在《文学与人生》等文中推崇的泰纳。在唯新是趋的时代，新浪漫派即现代派的出现使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在西方已成明日黄花，然而他认为，新浪漫派在理论上或许是最圆满的，但未经自然主义的洗礼对于中国文坛等于向瞽者夸彩色之美，因而还是应该倡导写实主义、自然主义。
问题是在文学研究会作家中，王统照小说的唯美追求与主观伤情，许地山小说的异域色调、宗教神秘与传奇情节，冰心诗歌与小说的抒情特征，庐隐小说的浪漫感伤，几乎都与茅盾的理论倡导相悖。他也觉察到了其理论倡导与五四文学的创作实践之间的距离，他在《什么是文学》中说：“我又觉得现文坛上太多了感伤的作品，这是件可虑的事。一般青年的作品小说，多含着绝望的悲观。譬如描写入一公园，看见了一棵树，一只鸟，一条堤，自己登在一间小小的书室中，便说是大自然欺我了。再譬如得一女友的温辞，便引为知情；过后又去访她，相见时很是平常，于是立时悲哀起来，或者甚至要自杀……”有心人不难发现，这种概括批评与梁实秋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何其相似：梁实秋批评五四文学情诗太多，接吻太勤，自诉衷肠，悲切感伤，离家不到百里便说如何流浪，割破一手指便夸说自杀未遂……普实克以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来概括五四文学的思想与审美范式，认为这种文学的特征是“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悲观主义以及对生命悲剧的感受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反抗的要求，甚至自我毁灭的倾向”。李欧梵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等著作中，以颓废感伤为中心词，全面反省了五四文学的浪漫主义特征。可以说，虽然褒贬不同，但对五四文学浪漫特征的概括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二、王统照的小说
王统照（1897—1957），字剑三，山东诸城人。1918年考入北京中国大学英文系，1922年毕业并留校任教，在泰戈尔来华期间曾为其讲演做翻译，后在山东及东北的中学任教。1934年赴埃及以及欧洲多国考察，1935年回国担任《文学》月刊主编。抗战爆发后在上海的高校与书店工作过，1946年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1949年后任山东省文化局局长等职。五四时期他的创作有短篇小说集《春雨之夜》（1924）、《号声》（1928），长篇小说《一叶》（1922）与诗集《童心》（1925）等。他的《一叶》也是五四时期较早出现的长篇小说。
五四时期，王统照注重主观表现与诗意象征。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外国作家是叶芝和泰戈尔。他推崇叶芝的原因在于写实主义“纯重客观”，浪漫主义“纯为兴奋的”刺激，只有现代主义的叶芝能够将热烈的情感与窎远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他与文学研究会的冰心、叶绍钧等都追求“爱”与“美”、童心与自然，但冰心的“爱”是母爱，王统照的“爱”则是两性之美；叶绍钧的“爱”与“美”对于“灰色的人生”来说是一种光明和理想，而王统照的“爱”与“美”则是交相辉映的，并具有形而上的本体意味。在现实生活与“诗意的思”之间，王统照更倾向于后者，并以“诗意的思”去凝视现实的罪恶。“诗”使他的作品具有浓烈的感情和感伤的色调，“思”则使他的作品具有象征意味。因此，即使是在描写下层社会的不幸的《湖畔儿语》等小说中，也流露出作者忧愤感伤的情感。
他的长篇小说《一叶》叙述背景涉及义和团、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作者无意去客观再现这些社会画面，而是通过李天根的父亲被族人气死，情侣慧姐被遗老逼死，好友张柏如的被诬入狱、迫害成病、去国不归，悟出人生乃是飘落的一叶、悲哀与人永远相随的哲理。这部小说是以诗为序的，且看《一叶·诗序》第二节的最后三句：
为何人生之弦音上，都鸣出不和谐的调子？
为何生命是永久地如一叶的飘堕地上？
为何悲哀是永久而且接连着结在我的心底？
也许，更能代表王统照五四时期“诗意的思”的，是《沉思》《微笑》一类小说。《沉思》中的女模特儿琼逸，那美丽的**便是“爱”与“美”的化身，她想通过绘画的中介使“爱”与“美”律动于整个世界之中；然而她的这一美妙的思想却不为世俗世界所理解，那些从权势、功利、私欲出发的人们，不是想利用她，就是想占有她。《微笑》就更神：一个小偷关在狱中，麻木的灵魂如身体一样也在狱中，但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女犯人的“微笑”，这充满爱的美丽微笑是那么具有神力，使他幡然悔悟，出狱后就变成了一个有知识的工人。这些诗化的小说，都含有这样那样的人生哲理，是“诗意的思”的典型形态。只不过由于“思”的清浅，才使这些作品显得分量不够。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在《王统照短篇小说集·序》中，说自己以“不生动的文字写青年，恋爱，虚浮的幻想”，虽说是谦虚之辞，但也不无道理。现代主义本是人类成熟期的一种文学思潮，但在中国的青年接受者那里，却变异为一种理想主义加青春的感伤。王统照的小说在描写上喜欢浓墨重彩，在语言上常用冗长的欧化文法的句子，使之在文学研究会作家中也是极有特色的。他的作品虽受象征主义的影响，但是象征主义对他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技巧，而内在的精神占主导方面的，还是以浪漫主义为主导。不过这种浪漫主义应该打一些折扣，就是其理想主义往往流入童稚气，就此而言，他与冰心的作品倒有不少相似之处。
三、冰心的诗歌与小说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福州人。随父在烟台度过了童年与少年。1918年入协和女子大学学医，在“五四”影响下转到文学系，1919年开始发表小说与诗歌。1923年出版诗集《繁星》《春水》与小说、散文合集《超人》，并赴美留学。留美期间所写的《寄小读者》于1926年出版，冰心在小读者那里找到了文学的归宿，从1958年到1978年又写了《再寄小读者》与《三寄小读者》等。
冰心的诗歌师法泰戈尔，多是含有几许哲理的二至五行的小诗，有的仅是一瞬间的印象，以歌颂母爱与童心为主，思想的触角是多样性的。且看《春水》三三：
墙角的花！
你孤芳自赏时，
天地便小了。
再看《春水》六七：
信仰将青年人
扶上“服从”的高塔以后，
便把“思想”的梯儿撤去了。
“五四”的个性解放，到了文学青年那里就具体化为对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的追求。但是这一为五四文学感兴趣的主题，冰心却置之不理。在冰心感兴趣的思想学说和作家中，她学到的是泰戈尔的一点浪漫余绪以及基督教与托尔斯泰爱的说教。当冰心以童心和自然来阐发这种爱的哲学时，是带点浪漫精神的。不过冰心根本上是个文学上的孩童，她更愿意逃向母亲的怀抱，来躲避沉重的自由。因而无论何种说教，对冰心那优美的艺术感性都足以构成妨害。她仿佛一个纯洁的小姑娘，那出口的声音便是优美的艺术，只是这艺术更多是属于孩童的。冰心后来转向《寄小读者》的儿童文学，还是选择了一条很适合自己的艺术之路。
然而奇怪的是，冰心在五四时期是以“问题小说”名世的。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否定了追求解放的新女性，赞美了亚倩的贤妻良母主义。《斯人独憔悴》则写颖石、颖铭兄弟在学校里参与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但是一到家里却不得不屈从卖国媚日的父亲的**威。如果不是因为她优美的文笔，这些浅显的问题也发表不出来。倒是《庄鸿的姊姊》等小说，在忧郁的抒情中更富有表现力；《寂寞》描写小小与妹妹那种纤细童真的感情，也表现了极佳的艺术的感性。一到《超人》和《悟》等小说，冰心就变成了试图表现哲理的说教家，艺术上就陷入失败。《超人》中的何彬是根据尼采学说制造出来的一个傀儡，除了执着孤独、心肠冷、怪僻并准备被爱的哲学击溃外，一点内在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也没有。《悟》改变了《超人》式的以暗示感化何彬的叙事策略，使小说变成肤浅的哲学讨论。
冰心的小说，在优美宛转的叙事写景中总流露出一种温柔亲切的感情，再加上她那淑女式的含蓄格调，使她的小说具有诗化的倾向。《超人》中反复出现的“慈爱的母亲，满天的星，院子里的花”就是这种诗化倾向的表现。冰心的小说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传统的中和之美的体现者，“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很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因此，如果硬要以某种“主义”概之的话，那么，冰心可以说是一个半古典、半浪漫（理想与抒情）的作家。
原典阅读
《繁星》一三一
大海呵，
那一颗星没有光？
那一朵花没有香？
那一次我的思潮里
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冰心：《繁星》，《冰心选集》，39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原典阅读
冰心在大海边长大，大海就像她的摇篮，她的故乡；无论走到哪里，大海都深深刻在她的心中。大海对于冰心，就像星与光、花与香那样密不可分。这首小诗意象与韵律皆美，是早期白话新诗中的佳作。
四、朱自清的诗歌与散文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字佩弦，原籍绍兴，生于江苏东海。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次年入哲学系。他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开始发表白话新诗。1922年与俞平伯等合办《诗》月刊，并一起出版诗集《雪朝》。1923年发表长诗《毁灭》。其五四时期的创作，收在1924年出版的诗歌与散文合集《踪迹》与1928年出版的散文集《背影》中。他以诗名世，却没有多少诗歌佳作。他的新诗虽然比胡适等人的新诗显得富有**，但是这种**并没有经过诗歌语言的沉淀，这在他的《送韩伯画往俄国》《赠AS》等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长诗《毁灭》也存在着这个问题。相比之下，《光明》等小诗还有点诗味，且看《细雨》：
东风里
掠过我脸边，
星呀星的细雨，
是春天的绒毛呢。
他的散文比诗歌富有艺术感染力，《荷塘月色》《春》《匆匆》《绿》《背影》等都是周作人所称的“美文”，即以极为华彩的语言写景状物，所营造的美境超过了文言文。当然对此并非没有争议，叶绍钧在肯定其艺术成就的基础上认为这类散文太注重文辞而有伤自然的缺憾，夏志清则认为这类散文空洞而滥情。我们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例来分析一下他的散文。这篇散文以细致幽婉的笔调描画六朝古都南京的秦淮河美丽的夜景，在情景交融中触发了对于历史的感怀：
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逗起缕缕的明漪。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我们这时模模糊糊的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所载的。我们真神往了。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们的船便成了历史的重载了。
这些梦联结着历史的兴衰、民族的存亡，因而本篇与《绿》《荷塘月色》等几乎是纯然写景的散文不同，而是具有更多的历史承担与人文关怀。很快，桨声灯影与明月垂杨的交相辉映便使人陶醉了。定都南京的王朝都非常短命，从三国到南朝的六个朝代很短命，南明、太平天国与国民党政府也都很短命，难道这与秦淮河的金粉红颜所象征的纸醉金迷生活没有关系吗？这种纸醉金迷对于任何血肉之躯都是莫大的**，道德人格很难挑剔的朱自清也并不例外。他拒绝了歌妓的歌唱，却又难以抵挡这种**：
我这时被四面的歌声**了，降服了；但是远远的，远远的歌声总仿佛隔着重衣搔痒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痒处。我于是憧憬着贴耳的妙音了。在歌舫划来时，我的憧憬，变为盼望；我固执的盼望着，有如饥渴。虽然从浅薄的经验里，也能够推知，那贴耳的歌声，将剥去了一切的美妙；但一个平常的人像我的，谁愿凭了理性之力去丑化未来呢？我宁愿自己骗着了。不过我的社会感性是很敏锐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镜，而我的感情却终于被它压服着。
散文的后半部分表现的就是他在道德良心与妙音**之间的挣扎。因此，本篇不但具有《荷塘月色》《绿》等文漂亮的美景描写与《背影》等篇的人文关怀，而且具有厚重的历史感以及在感性**与道德良心之间的挣扎，因而在艺术表现上更值得称道。
五、庐隐的小说
庐隐（1899—1934），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闽侯人。1919年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五四时期在《小说月报》等刊上发表小说，1925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就小说的文笔、艺术的构思来讲，庐隐都比不上冰心，但是庐隐之所以在五四后与冰心齐名，就在于其作品比冰心的更能表现五四文学的精神。茅盾在《庐隐论》中说：“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的关系”；“我们现在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茅盾大概没有讲第二个人与“五四”有这么密切的联系。庐隐在私生活上，也是“五四”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的勇敢的实践者，她与未婚夫解除了婚约，与有妇之夫结婚，丈夫死后又再婚。庐隐的个人感伤小说如《或人的悲哀》等就明显受到了《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影响。如果说冰心是一位传统的温柔淑女，那么庐隐则是一位自由开放的新女性。冰心感到人间处处充满着“爱”，而庐隐则感到她是在无爱的人间走着人生的路。
无论是私生活还是作品的自叙传性质和感伤色调，庐隐都有点像郁达夫。她最早的小说《一个著作家》《一封信》等有向外正视现实的努力，不过这种努力被愁云惨雾的控诉淹没了。加之五四退潮给她带来的迷茫，于是她文风一转，就一头扎进自我表现的海洋之中了。《海滨故人》中的露沙、《或人的悲哀》中的亚侠、《彷徨》中的秋心等就都是庐隐本人的化身，正如郁达夫小说中的那位“于质夫”。郁达夫说小说是作家的自叙传，日记、书信是最好的文体，这一点恰好为庐隐所实践。她的小说《象牙戒指》《归雁》《云鸥情书集》等，不是大量插入日记和书信，就是纯用日记体和书信体。但是解放了的弱女子，在没有传统的家，没有上帝，也没有冰心式的母亲怀抱的荒原上，要独自承受冷酷的自由，这就注定了庐隐那一颗悲哀的心灵对生活的悲剧性感受。而她喜欢的又是悲情哲学家叔本华，所以她认为悲哀是情感上的高峰体验，具有美妙的审美快感，甚至与神灵接近。当然，庐隐小说在语言的表达上存在着缺憾，一泄无余的抒情对小说的艺术性也构成了妨害。
六、鲁彦、王任叔等人的乡土文学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在提出“乡土文学”的概念时并未以“写实”或“写实主义”加以界定，相反，鲁迅将“乡土文学”与勃兰兑斯笔下的“流亡文学”相提并论，而“流亡文学”题目下讨论的正是夏多布里昂等浪漫派作家。当作家以获取的现代观念审视家乡的旧物时，流露更多的是浪漫情怀，鲁迅以“写出他的胸臆”与“隐现着乡愁”等词汇描述“乡土文学”，他接着所举的例证恰恰又是许钦文的抒情小说《父亲的花园》与鲁彦的抒情小说《灯》。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乡土文学与写实画了等号，还有“乡土写实派”。
鲁彦（1901—1944），原名王衡，浙江镇海人。因为他1920年成为北京大学的旁听生后，听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程，加之阅读鲁迅的小说，对鲁迅甚为仰慕，就取了鲁彦的笔名。他是多产作家，五四时期的小说收集在《柚子》《黄金》两个短篇小说集中，其后又有《童年的悲哀及其他》《小小的心》《屋顶下》等短篇小说集以及《乡下》《野火》（又名《愤怒的乡村》）等中长篇小说。
作为鲁迅小说的仰慕者，鲁彦小说与鲁迅小说之间的密切联系就毫不足怪。小说《秋夜》就受到《狂人日记》的影响，觉醒了的个人也是以疯子现身的，他独自奋然前行，在昏沉的旷野中，冲破赵家的狗的狂吠，越过人间的凄苦与惨叫，但其内心又充满矛盾。小说以梦幻与象征的形式展开，具有浓重的主观抒情性。《阿长贼骨头》在叙述技巧与人物描写上受到《阿Q正传》的影响，阿长是易家村的一个小偷，作者以《阿Q正传》式幽默文笔描写他的出身与形状，甚至一些细节也有相似之处。譬如他耍赖摸了阿芝老婆的奶之后——
阿长喝醉了酒似的，挑着担子回到家里。他心里又好过又难过，有好几天只是懒洋洋的想那女人的事。但他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一会想到这里，一会又想到那里去了。
“女人……洋油……大饼……奶……一百念……贼骨头……碰翻了！……”他这样的想来想去，终于得不到一个综合的概念。
这一段就是对阿Q摸了小尼姑的脸后想念女人的吸取。鲁彦小说的抒情风格在《秋雨的诉苦》《灯》《狗》等篇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鲁彦的《柚子》则非主体的抒情，而是以主体将客体变形，在冷嘲与滑稽的描写中透出悲凉。小说以一种反语冷嘲的笔调描写湖南军阀杀人如麻，并把杀掉的人头比作不值钱的柚子，而且这是一种进步：“从前杀头须等圣旨，现在县知事要杀人就杀人，大概是根据自由论罢。”小说在“在玩世的衣裳下”，透露出极度的悲愤。除了主体的抒情与悲哀，鲁彦在《自立》《阿卓呆子》《菊英的出嫁》等小说中，将泥土的气息与乡间的陋习移到纸上。这些小说中写实性明显增强，而更具写实性的是他的小说《黄金》，将小市民史伯伯等人的拜金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细致描绘了他热切希望儿子寄钱回家，以及街坊邻居态度的变化；通过这种世态炎凉，表现出在资本侵入离乱的中国之时，中国传统的德治与人情的沦丧。这是一篇很有艺术表现力的佳作。
描写乡间陋习的文学研究会作家还有蹇先艾与许杰。蹇先艾（1906—1994），贵州遵义人。五四时期的短篇小说收集在《朝雾》中。他的《到家的晚上》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具有浓重抒情性的散文。《水葬》是一篇描写乡间陋习的佳作，骆毛偷东西被抓，按照桐村古已有之的处理小偷的方法就是水葬。小说将一种愚昧而又残酷的原始酷刑以及众人对这一酷刑的欣赏，绘成一幅鲜明的图画，呈现在读者面前。当然小说中也偶有反语的技巧，如称“文明的桐村”，骆毛被水葬与母亲盼骆毛回家的对比也加重了对这种酷刑的控诉。许杰（1901—1993），原名许世杰，浙江天台人。他描写乡土的小说有《赌徒吉顺》与《惨雾》等。《惨雾》描写的就是乡间的陋习——农村具有原始野蛮色彩的械斗。玉湖庄与环溪村为了争夺一块逐渐积成的沙渚地，发生了几进几出的大规模的拼杀，令人想到荷马史诗中的原始斗勇；然而在几十年之后的“文革”中，中国乡间因为分属派别的不同而发生大规模的械斗，又重演了一次。
王任叔（1901—1972），浙江奉化人。他也是鲁迅的仰慕者，笔名巴人就是鲁迅发表《阿Q正传》时用过的笔名，为了维护鲁迅的文学传统不惜与老友阿英笔战，还与唐弢一起合办《鲁迅风》，其中篇小说《阿贵流浪记》明显留有《阿Q正传》的影响。1922年他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五四时期发表的短篇小说收入《监狱》《破屋》两个集子中，后来又出版多部短篇小说集以及《莽秀才造反记》等中长篇小说。他在五四时期的小说具有浓重的抒情性。《凄清》写一个文学青年为社会不容以及失恋后的潦倒，令人想到郁达夫的小说。《风子》写独居上海亭子间的凌风子，为隔壁男女的**所扰而不能入睡，于是对自己的婚姻与**展开了意识流式的联想。《美底消灭》令人想到王统照的《沉思》，小说中的少女是美的化身，然而却成为商人的外室，这是美在现实中的毁灭。当然，他还发表了具有乡土色彩的小说《疲惫者》《孤独的人》等小说。《疲惫者》受到《阿Q正传》的影响，主人公运秧是一个阿Q式的流民，愚昧而又喜欢夸张，他住在阿Q土谷祠式的三圣殿，后来也被当小偷抓进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