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成立有如金鸡报晓终于划破了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黑暗，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得到了历史实践的有力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本主义思想日渐成为社会主导思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这种民本主义思想彻底摒弃了以往以王权为基础的政治框架和政治目的，将人民置于国家政权制度的中心。

当代文艺也随之进入了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为主题的时代“共名”[2]规范中。这种规范要求文艺工作服从党在不同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要塑造伟大的人民英雄形象，要歌颂生活的光明面，要揭示“历史的本质”和“客观规律”。

在这种文学规范环境下，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文学界又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历史题材创作的繁荣局面。这一方面是由于双百方针的提出暂时打破了题材禁忌，为历史题材创作提供了空隙；另一方面是由于文艺界的反右运动和文艺批判使得部分作家不得不规避现实而转向历史，曲折表达生活体验。而50年代末兴起的对于旧戏的整理、旧戏改革运动也正好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寄托理想的机缘。这一时期最为令人瞩目就是改编自《卧薪尝胆》的诸多戏剧。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给原本发展就十分坎坷的中国经济带来极大损失，而中苏关系的破裂更是雪上加霜，将中国国民生活景况推入低谷。然而，也正是在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国际局势中，中国人民迸发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发挥出了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再一次显示了中国人民群众的坚韧品质。于是“卧薪尝胆”题材获得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关注，从地方戏曲到现代话剧，据此改编的戏剧作品竟达百部。这些剧作大多有明显的附会现实政治需要的痕迹，或积极塑造人民英雄形象，表达了对于人民群众力量的讴歌，或者影射当时艰难的政治、自然环境，鼓吹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

迄今搜集到的剧本中，刻画勾践形象最为全面、翔实的是萧军创作于1960年8月至11月间的长篇历史京剧《卧薪尝胆》。这是当代反映吴越春秋故事中较为完整的一部连台本戏。

20世纪60年代初，萧军调到北京市文联，“为了不使时间浪费、生命空虚”，在长篇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史话》的基础上先改写出《吴越春秋》京剧本的下半部，定名为《卧薪尝胆》，后来又补写了上半部《吴楚之争》，合起来更名为《吴越春秋》。这个剧本篇幅宏大，共分上、下集11部。下集《卧薪尝胆》，以越王勾践为中心人物，叙述了勾践在忠臣良将和黎民百姓的共同帮助下摆脱囹圄，重整河山的经过，一方面发出了激励全国上下同心协力渡过难关的号召；另一方面更通过对勾践的塑造，着力宣扬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

萧军为人刚直不阿、豪迈任侠、崇尚武功，即便是在延安，也始终是精神的流浪者，个人自由主义与当时的革命意识形态有着天然的隔阂。但这种隔阂并没有阻滞萧军为新时代贡献自己的才情，在历史的重要转折时刻，表面游侠的萧军也不愿意被抛在历史的喧嚣之外。在戏曲编委会工作期间，他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改良京剧上来，积极为新文化的建设而奔走。虽然成绩不大，但是他对此所付出的实践是显而易见的。本剧就是一种积极的尝试。

从勾践身上，我们似乎能够看到萧军自己的影子。勾践初期的形象很明显是萧军自身秉性的移植：急躁逞勇，吃软不吃硬，一语不对拂袖而去。当然，萧军的直率任侠并不代表其内心的肤浅。从萧军向毛泽东建议制定文艺政策这一点来看，在这个游侠的内心也存在着某种规范的意识。[3]这种“规范”的意识恰好迎合了当时的文化氛围，也符合萧军心中对于中心话语的潜在归依。勾践从一开始的骄躁逞强，到最后的成熟稳重，成为人民心目中的领导人不正是一种尊崇人民群众利益，符合社会要求的“改造”过程么？

但是，萧军自由散漫的个性对于这种规范化的改造还是多少有些游离的。从勾践在剧中的整体表现和思想的变化来看，勾践的转变缺少深刻的自我认同，而更多的是一种为适应外部需要而接受训导的过程。这样，这个人物就因缺乏内在的转变动而缺少些许人性的深邃与生动。

1961年，著名现代戏剧家曹禺也创作了以卧薪尝胆故事为题材的历史剧《胆剑篇》。《胆剑篇》的故事框架基本符合史实，通过曹禺的叙述，能看出一条较萧军京剧版《卧薪尝胆》更为明晰的有关“改造”的主线：民本主义语境中对君王的自内而外的改造历程。以越国人民为主体的社会生产图景贯穿于整个剧本，显示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而这种伟大作用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表现则是对于“人”的思想本质的改造。如果说“十年生聚”是对社会改造的概括，那么“十年教训”则更多地表现为对于人的改造，尤其是对勾践这位关系国家命运的君王的思想、行为的重塑。

我们将萧军的《卧薪尝胆》和曹禺的《胆剑篇》放在一起来考察，会发现即使是任侠豪迈不谈政治的萧军，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没能摆脱“改造”的流风。他笔下的勾践尽管在初期也是豪爽不羁、逞勇逞强，但是在忠臣良将的辅佐下，最后还是收敛了脾气，得到了人民的拥戴。只是萧军并没有给予这种转变太多情节铺垫，使得人物的转变较为生硬罢了。曹禺的书写有了更多细节铺垫，却又因要凸显人民，而显得“功高盖主”，使勾践这一代霸主失却了几许个性。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031页。

[2] 借用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引入的“共名”概念，专指一种文化形态，即“在20世纪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些概念来涵盖时代的主题。……这些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深刻的涵盖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走向，同时也是对知识分子思考和探索问题的制约。”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3] 刘忠：《精神界的流浪汉——延安时期的萧军》，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