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再复先生的《双典批判》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如果仅仅从某个单一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就会发生偏执甚至偏见。当然也并不排除有新的研究发现，如刘再复先生书中的某些论点。但就总体来说，这种泛文化的“文化批判”模式所得结论在某一方面也许很深刻、很尖锐，然而，它却不可能全面广泛地深入到文学作品中以解决文学理论自身面临的问题。历史已经证明：在文学艺术问题的研究中，倘若采取一种单一的认识论，单一的政治性视界，单一的社会学批判，单一的概念推演，逻辑玄辩，而没有从文学自身规律出发，采用多学科综合整体性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有出路的。而当前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学界热议的所谓“文学理论的危机”，其症结也就在于此。我以为，要摆脱这种局限，或者说要摆脱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困境，就必须坚持跨学科的整体性研究视野，走综合多元的道路。这也正是我多年来反复呼吁并倡行“文化诗学”的学理意图。因为，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变革更新，“文化诗学”为我们的文学研究走向更深、更广的层次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思维方法与理论体系。

自1949年以来，在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中，大体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其一，受“苏式”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影响，继承过去政治性的“革命话语”传统，并秉持“苏化”马克思主义“唯物认识论”的思维方法。这种研究模式在政治意识形态异常严酷的话语语境中具有“权威性”和唯一有效的“合法性”，并深深烙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文艺特征的讨论、美学问题的哲学论辩以及80年代初期的文艺理论研究中。其二，受西方文化研究的影响，试图从前一阶段的认识论、本质论的模式中跳出，而转换为“泛文化”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模式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期“文化热”及“文化转向”的语境中热度很高，并延伸到世纪之初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及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中。其三，试图摆脱第一阶段认识论的研究模式，也反对第二阶段中脱离文学文本的“泛文化研究”模式，但同时又希望将“文化研究”视野纳入到文学研究中，因此，受西方新历史主义跨学科综合整体性研究的话语启发，提出了“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而纵观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如上三种研究范式，只有坚持“审美文化”路径，走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文化诗学”之路，才是我们文艺理论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究其原因，下面我将对此进行逐一论证。

在1949年前后的文学理论研究中，因深受“苏式”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影响，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美学研究等，均深陷在单一的“认识论—反映论”的话语模式中，严重制约并阻碍着学术的进一步发展。1949年前较有代表性的无疑就是作为“先知者”与“孤寂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蔡仪。在1942年出版的《新艺术论》中，在讨论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时，蔡仪开宗明义就指出：“为什么艺术和现实在我们意识里会这样混淆呢？难道是如朗格（Lange）所说的错觉吗？不是的，这和一般的所谓错觉不同，它们在我们意识里发生混淆，其实是它们都能诉之感性而给予我们具体的印象，这原因又是由于艺术是以现实为对象而反映现实的，也就是艺术是认识现实并表现现实的。”[1]蔡仪将人的感性意识均看成是对现实的“认识”和“反映”，他的学理逻辑究竟是什么呢？蔡仪指出：“艺术是作者的意识的一种表现，而就社会说，它是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虽然归根结底同是基础的反映，同是上层建筑，同是服务于基础而巩固基础，然而也有正确的意识形态（如科学）和歪曲的意识形态（如宗教），也就还有不同的性质和不同的意义。……艺术的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正确地反映现实的就是符合于客观真理的意识形态，而歪曲地反映现实的则是违反客观真理的意识形态，因此两者的性质和意义也还是有不同的。”[2]这种将对“客观真理”的反映作为科学与文学艺术共同遵循的理论原则，不仅造成了随后《新美学》中“一切学问都是根据着人们的认识，而美学既是一种学问，也就是要根据着人们对于客观的美的认识”因而“美在于客观事物，那么由客观事物入手便是美学的唯一正确的途径”[3]这一基本观点，更直接为1949年后的文艺美学问题奠定了马克思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理论基调。延续着蔡仪《新美学》的思路与逻辑，爆发于1956年由“批判朱光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而展开的“美学大讨论”在论争的起点上也陷入到“美是什么”的“本质论”模式中。人们毫无例外地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寻理论资源，以批判别人的“主观唯心主义”并证明自己的“客观唯物主义”立场。而被广泛引证并遵循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反映论原则就正如当时年轻的李泽厚所说：“美具有不依存于人类主观意识、情趣而独立存在的客观性质。美感和美的观念只是这一客观存在的反映，模写。美是第一性的，基元的，客观的；美感是第二性的，派生的，主观的。承认或否认美的不依存于人类主观意识条件的客观性是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分水岭。”[4]正是在这种论争逻辑的主导下，“美学大讨论”长期受限于“主观—客观”的认识论的模式阈限内，并在一种“白板式”的反映中扼杀了人的“主体性”。因此，美学研究也在“西方现代美学模式”的强行阻断以及“苏联认识论美学模式”的强行取代、普及推广中发生了历史的滞退。

与此类似的同样反映在1949年前后直至“**”前后的文艺理论问题中。自1953年由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季摩菲耶夫的《文学概论》将文学“鲜明凸出的特质”确定为它的“形象性”，认为文学的本质在于“形象的生活的反映”[5]后，随后出版的谢皮洛娃的《文艺学概论》也将文学视为“艺术反映生活”并将之看成“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形式”，认为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反映生活并特别积极地促进对社会生活的理解”[6]。受此影响，在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领域中，从反映论、认识论出发将文学看成是形象的社会生活的反映，便成为了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并加以“教条化”地沿袭。例如，由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中即指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这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映论的原则在文学问题上的运用”，只不过文学不同于科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它的基本特征在于“通过形象反映社会生活”。[7]这种思想同样体现在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中，“文学艺术的基本特点，在于它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共同点就其来源和作用看都是“来源于客观世界，是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8]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哲学上的“反映论—认识论”思想几乎笼罩着整个“十七年”的文学研究。在这种模式阈限内，无论是文学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还是理论研究与批评中的简单化、庸俗化，都严重阻碍了文学研究的向前发展。

从上可看出，文学研究中的“认识论”范式，因其思维方法上的二元对立以及模式背后渗透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它根本无法解释各种文学艺术及美学上的问题，更无法肩负起文学研究的使命，因而注定了在随后“形象思维讨论”、“文学反映论的反思”中日渐被“审美意识形态论”所取代。

文学理论研究的第二种范式也正是当下仍较为“火热”的“泛文化研究”模式。这种思维方法在理论的缘起上深受西方“文化研究”的影响，并希望通过这种话语机制的转换超越传统的局限于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而换以对“文艺的自主性进行历史的、社会学的分析”，并在知识社会性的考察与历史自省中试图超越过去的“认识论文艺学”、“工具论文艺学”及“本质化文艺学”模式。[9]众所周知，西方“文化研究”主要是指英国伯明翰大学1964年成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其主要代表有霍加特、威廉斯及霍尔等人。中心成立之初是为亚文化族群，特别是个人阶级文化和青年亚文化族群作辩护，研究的对象也主要是阶级、文化及传播学，但他们对于文化研究的定义莫衷一是，或是“日常生活的文化形式和实践”，或是“文化与空间的关系”，或是“探究权利的形形色色，各不相同，包括性别、种族、阶级、殖民主义等等”，或是认为“文化研究是一个人们用来将他们对大众文化的迷恋合法化的技术性词汇”。[10]雷蒙德·威廉斯在《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派》一书中认为，文化研究对早期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突破是从对作品的详细分析开始的，但立场也是非常鲜明的，那就是“以一种资产阶级经济作为先决条件，然后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接着是某些复制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文本”[11]。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文化（the study of culture）的方式”，其策略在于将“许多学科——其中主要是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研究、人文地理学及社会学”，“带入到对文化的研究之中”。[12]在“伯明翰学派”跨学科研究的推动下，文化研究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后最为活跃的一个理论领域，并且这种研究还将注意力从过去以“精英文化”为主体的文化现象推衍到了边缘领域，如大众文化以及与大众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领域中。于是，广告、时装、流行歌曲、摔跤节目等等，这种对日常生活现象的关注与批判成为了文化研究学者“介入”社会的一种批判方式。[13]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加上中国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进程，这种“文化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不仅契合了改革开放后市场化、庸俗化的消费主义之风，还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并介入社会的热情这一学术语境形成了同构关系。因为，文化市场与文化工业崛起、大众文化的蔓延等新的文化景观需要人文知识分子作出应对。而包含现实性批判意识并强调跨学科研究的西方“文化研究”模式恰好提供了理论的范式。因此，在中国的“文化研究”中，其指向的也仍是日常生活文化、大众文化，它关注大众传媒，关注全球化，关注人的身份认同，展现的是与主流权利话语相对抗的质疑、消解和批判的立场，正如赵勇教授所说：“文化研究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在倡导‘穿越学科边界’的‘跨学科方法’，也在积极地把文化研究打磨成一种进行社会斗争、从事社会批判的武器。”[14]可见，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或领域，其开放性的批判是次要的，更为重要的是，文化研究是一种政治层面的强烈介入，是一种文化与权力关系的探讨，是一种对社会不良政治经济制度和操控舆论的坚决反击和批判。

因文化研究注重和强调的仍是一种知识社会学的政治性批判，是人文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中凸显自己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参与意识的回应与表达。所以，“文化研究”范式其关注的重心已非传统的作家作品，而是“已经完全离开文学研究的传统对象，转而研究一些像城市的空间建构（广场、酒吧、咖啡馆、民俗村、购物中心），广告，时装，电视现场直播，校庆，等等”[15]。这种研究倾向与西方文化研究的思路是近乎一致的，即：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历史经典不同，文化研究注重研究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精英文化不同，文化研究注重大众文化，尤其是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主流文化不同，文化研究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亚文化、女性文化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文化经验和文化身份；与传统文学研究将自身封闭在象牙塔中不同，文化研究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关注文化中蕴含的权利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如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16]那么，这种文艺理论的“泛文化研究”范式又能否解决文学理论的问题呢？我认为，这种文化研究的方法我们既要提倡，又要加以改造。在《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中，我曾指出：

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理论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说它是挑战，就是文化批评对象的转移，解读文本的转移，文学文本可能会在文化批评的视野中消失。说它是机遇，主要是文化批评给文学理论重新迎回来文化的视角，文化的视角将看到一个极为辽阔的天地。[17]

正因为“文化研究”引入了跨学科的知识，强调文学与政治、社会、历史、哲学等学科的互动互构关系，这种文化视野的拓展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认识论”模式以及单一的学科视角，还能够极大地拓宽我们文学研究的理论格局，这是它的可取之处。但是，这种脱离文学文本自身而一味与政治社会勾连的“泛文化研究”模式，不仅远离了文学文本丧失了“文学理论起码的学科品格”，更在“越权”式地承担文化批判、政治学批判、社会学批判的任务中将文学拉向远离文学的疆场。[18]因此，从学科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泛文化研究”的范式也不能很好地解决文艺理论存在的问题。

文学理论研究的第三种范式——“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它是基于以上两种研究范式均是在无力解决文学理论存在的问题这一根本困境基础上而生发出来的。它不仅在反思“认识论”范式中重视文学的“自律性”及其“审美性品格”，也在反思“泛文化研究”范式中强调文学的“他律性”及其“文化视野”。因此，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变革，走一条既重视文学的“富于诗意”的“审美性品格”，又关注文学之外的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的“文化诗学之路”，成为了文艺理论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最关键的原因有三。

其一，文化诗学采取了多学科综合整体性的研究视野，强调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互动互构关系，这有效防止了“认识论研究”模式中单一性的学科视角，为将文学研究引向更深、更广的学理层次提供了理论可能。

其二，文化诗学重视“文化研究的视野”，但又坚持“诗学”的落脚点，坚守文学研究的诗意品格，强调文学的“审美文化”属性，因而既更新了文学研究的思维方法，又有效防止了“泛文化研究”模式中学科品格的流失。

其三，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方法论的革新，提供了一套既切合文学本体又更加贴近实际的知识话语体系。它不仅满足了历史文化语境中文学与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相交织因而体现出的话语复杂性这一“现实性实际”，能够在文学与多学科视角的参照中揭示这种作品的复杂性；还满足了多元媒介融合时代下文学面临新问题、新对象而传统研究范式又无法涵盖与无力言说这一“理论性实际”，能够在“文学性”与“审美文化属性”这一前提下提供一套更加全面合理，更加有机系统的“文化—诗学”的阐释路径，有效地化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危机，肩负起文学理论的时代职责。

[1] 蔡仪：《新艺术论》，《美学论著初编》（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2] 同上书，第23页。

[3] 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1951年版，第17、20页。

[4] 李泽厚：《门外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

[5] ［苏］季摩菲耶夫：《文学概论》，平明出版社1953年版，第127页。

[6] ［苏］谢皮洛娃：《文艺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3-14页。

[7] 蔡仪主编：《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7-18页。

[8] 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4-35页。

[9] 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4页。

[10]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2页。

[11] ［英］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派》，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60页。

[12] ［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3] 可参阅［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4] 赵勇：《透视大众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15] 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4页。

[16]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7] 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18] 李圣传：《文化诗学的理论困境与突围对策》，《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