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且先从当代学者刘再复先生的专著《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一书谈起。正如该书导言所说，刘先生试图“悬隔审美形式”，不作文学批评，而是“直接面对文学作品的精神取向”进行文化批判。依此逻辑，他对这两部历来被视为国人必读的古典文学名著得出研究结论，指出：“五百年来，危害中国世道人心最大最广泛的文学作品，就是这两部经典。可怕的是，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仍然在影响和破坏中国的人心，并化作中国人的潜意识继续塑造着中国的民族性格。……这两部小说，正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1]刘再复得出这一结论的理论依据在于，“《水浒传》文化，从根本上，是暴力造反文化。造反文化，包括造反环境、造反理由、造反目标、造反主体、造反对象、造反方式等等，这一切全都在《水浒传》中得到呈现”，小说文本蕴含的两大基本命题就是“造反有理”、“欲望有罪”；而相较于此，《三国演义》则是“更深刻、更险恶的地狱之门”，因为“《三国演义》是一部心术、心计、权术、权谋、阴谋的大全。三国中，除了关羽、张飞、鲁肃等少数人之外，其他人，特别是主要人物刘备、诸葛亮、孙权、曹操、司马懿等，全戴面具。相比之下，曹操的面具少一些，但其心也黑到极点。这个时代，几乎找不到人格完整的人”。[2]

毫无疑问，将《水浒传》、《三国演义》这样两部历久弥新的“文学经典”竟然视为“灾难之书”，一部搞“暴力崇拜”，一部搞“权术崇拜”，进而“影响和破坏中国的人心”，刘再复这一研究结论真可谓“标新立异”，但却也耸人听闻。

通览全书便会发现，刘先生之所以得出这样“匪夷所思”的结论，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违反的正是我反复提倡和强调的“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文化”这一根本原则。他所谓的不是“文学批评”而是“价值观批判”的方法对“文学经典”的重新“解读”，在违背“诗意”的前提下，不仅用“政治批判”肢解和取消了“文学作为文学”的持久永恒的美学魅力，还几乎彻底否定了代表中国古典小说制高点的一大批经典名著，更直接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视为中华民族原形文化的伪形产物，打入了“祸害人心”的“政治冷宫”中。当然，我并不否定刘再复书中的一些观点，甚至其中有些观点仅就政治伦理的人道主义视角来看，我认为还是较有新意、很有创见的。但若从全书总的思路和所得研究结论来看，我又绝不苟同。仅以《水浒传》中观众喜闻乐见的武松“血洗鸳鸯楼”的片断为例，我们从刘再复先生的《双典批判》及其对金圣叹评点的评价中便可看出其研究的尺度与偏颇。

武松如此滥杀又如此理直气壮，已让我们目瞪口呆了。可是，竟有后人金圣叹对武松的这一行为赞不绝口，和武松一起沉浸于杀人的快乐与兴奋中。武松一路杀过去，金圣叹一路品赏过去。他在评点这段血腥杀戮的文字时，在旁作出欢呼似的批语，像球场上的拉拉队喊叫着：“杀第一个！”“杀第二个！”“杀第三个！”“杀第七个！”“杀第八个！”“杀第十一个、十二个！”“杀第十三个、十四个、十五个”，批语中洋溢着观赏血腥游戏的大快感。当武松把一楼男女斩尽杀绝后自语道：“方才心满意足”，而金圣叹则批上：“六字绝妙好辞。”观赏到武松在壁上书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时，他更是献给最高级的评语：“奇文、奇笔、奇墨、奇纸。”说“只八个字，亦有打虎之力。文只八字，却有两番异样奇彩在内，真是天地间有数大文也”。一个一路砍杀，一个一路叫好；一个感到心满意足，一个感到心足意满。武松杀人杀得痛快，施耐庵写杀人写得痛快，金圣叹观赏杀人更加痛快，《水浒》的一代又一代读者也感到痛快。……金圣叹和读者这种英雄崇拜，是怎样的一种文化心理？是正常的，还是变态的？是属于人的，还是属于兽的？是属于中国的原形文化心理，还是伪形的中国文化心理？[3]

从刘先生对《水浒传》以及对金圣叹评点的批判中可以看出，其批判的政治性视角是十分鲜明的。刘再复与金圣叹，前者是“悬隔审美意识”的政治文化批判，而后者则正是基于“审美意识”的文学性视野内进行文学的审美赏析与情感评价，这是两人对《水浒传》进行批评的逻辑前提，也是学术立场上的根本分歧。刘再复对文本解读的问题在于：他一边要搁置文学批评进行文化批判，而另一边却要反过来对诸如金圣叹的“文学评点”进行大加否定，实可谓前后矛盾，毫无统一的批评“标准”或“原则”可言。

对待同一部文学经典，刘再复之所以得出与金圣叹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其症结就在于他们“裁判”文学的视角或价值标准在“文学性”与“政治性”的逻辑起点上便发生了分离。金圣叹在评点“血溅鸳鸯楼”时曾明确地指出：

此文妙处，不在写武松心粗手辣，逢人便斫，须要细细看他笔致闲处，笔尖细处，笔法严处，笔力大处，笔路别处。如马槽听得声音方才知是武松句，丫鬟骂客人一段酒器皆不曾收句，夫人兀自问谁句，此其笔致之闲也。杀后槽便把后槽尸首踢过句，吹灭马院灯火句，开角门便掇过门扇句，掩角门便把闩都提过句，丫鬟尸首拖放灶前句，灭了厨下灯火句，走出中门拴前门句，撇了刀鞘句，此其笔尖之细也。前书一更四点，后书四更三点，前插出施恩所送棉衣及碎银，后插出麻鞋，此其笔法之严也。抢入后门杀了后槽，却又闪出后门拿朴刀。门扇上爬入角门，却又开出角门掇过门扇，抢入楼中杀了三人，却又退出楼梯让过两人。重复随入楼中杀了两人，然后抢下楼来杀了夫人。再到厨房换了朴刀，反出中堂拴了前门。一连共有十数个转身，此其笔力之大也。一路凡有十一个“灯”字，四个“月”字，此其笔路之别也。[4]

非常明显，金圣叹的评点紧扣文学文本，在作品言语的细读品味中，体验人物的形象、动作、心理乃至于文本的表现技法。其意在于“文”，而并非“文本”之外的政治伦理的道德谴责。强调“因文生事”，即重视从艺术作品的审美形式、叙事结构等文学内部审美规律出发去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典型，从而揭示小说的叙事特点及其艺术价值。金圣叹在《水浒传·序三》中还曾说道：

《水浒传》所叙，叙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绿林，其事不出劫杀，失教丧心，诚不可训。然而吾独欲略其形迹，伸其神理者，盖此书七十回、数十万言，可谓多矣，而举其神理，正如《论语》之一节两节，浏然以清，湛然以明，轩然以新，彼岂非《庄子》、《史记》之流哉！[5]

在此，金圣叹“独略其形迹，伸其神理”也正是注重一种文学的“审美”的阅读，而非对“绿林”好汉们“劫杀”、“丧心”的政治伦理的社会学批判。

《水浒传》如此，《三国演义》亦然。如果我们总是如刘再复君一样，搁置“审美”的眼光，而纯粹地从一种道德伦理的角度去解读文学作品，那么且不说貂蝉、孙夫人（孙权妹妹）等人物形象仅仅只是一个个“政治马戏团里的动物”，即便如刘备、曹操、诸葛亮、司马懿、关羽、张飞等家喻户晓、喜闻乐见的人物典型也仅仅只是好用儒术、法术、道术、阴阳术、诡辩术的“伪君子”了。如此丰满多姿、栩栩如生、形态各异的人物典型，一旦被纳入到刘再复君“悬隔审美形式”的政治视野的“文化批判”中，便个个成为了同一模式中机械复制的、索然寡味且充满“匪气”、“暴力”的“无法无天”的一串“政治符号”了。

从刘再复与金圣叹的分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忽视文学自身独特的审美规律，仅仅从单一的道德伦理的政治性的角度去解读文学作品，进行文化批判，我们是不可能从中体验到丝毫的“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美学意涵及其审美快感的。问题的病症就在于：用单一的政治性社会性的眼光取代了“审美的”批评标准，不是以一种“美学”的眼光，从文学的历史的审美规律出发去分析作品，从中体验文学蕴含的审美价值。对于刘再复先生《双典批判》中所持的“批评偏执”，我们同样可以借用恩格斯评价歌德作品时所作的评论来加以批评，恩格斯曾指出：

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结合着他的整个时代、他的文学前辈和同代人来描写他，也不能从他的发展上和结合着他的社会地位来描写他。[6]

正如恩格斯在致拉萨尔的信中评价《济金根》“是从美学的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7]所指出的一样，文学艺术作品的价值，关键在于它具有一种特殊的审美感染力量。而这种艺术的感染力则源自于人们特有的“裁判”——“诗意的裁判”，即从“美学的历史的观点”进行文学的审美评价，而非道德的、政治的、非审美属性的评判标准。其原因在于，文学所表现的东西并不仅仅只是生活本身，而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体验，是作家情感的把握和评价。苏珊·朗格在分析长篇小说时也曾批评说：

但是它是小说，是诗，它的意义在于详细描绘的情感而不在于社会学或心理学的理论。正像D.戴克斯教授所说，它的目的简直就是全部文学的目标，就是完成全部艺术的职能。所以，对它的评价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一种文学判断。……今天的多数文学批评家，往往把当代小说当作纪实，而不是当作要取得某种诗的目标的虚构作品来加以赞扬或指责。[8]

应该承认，“文学是满足人的审美需要的活动，其本质是审美”[9]，因此，如果我们忽视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文学经典的创生语境以及作者的写作目的，忽视了文学作品无法取代的自身独特的审美规律与特色，而一味地从后现代的政治性视角切入加以社会性的批判，就必然在审美的流失与取代中“破坏”或“肢解”文学艺术的文化品位及其“诗意”魅力，造成“文学经典”解读的庸俗化、浅薄化。

当然，我也想附带说一点的是，刘再复先生的《双典批判》尽管在立论的逻辑起点上因“政治立场”而“搁置”了文学的审美意涵，导致对文学经典解读的偏差，但是，如果我们不涉及文学的审美评价，也单纯地仅从政治性的视角去阅读，却也不失为开阔视野、研读文学作品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因为对文学艺术的判断，有描述性判断，也有评价性判断，前者强调对作品的直接审美经验，而后者侧重于社会性因素的参与。从《双典批判》的阅读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刘再复从一种政治价值的伦理立场企图在“文化批判”的评价中，尝试提出一种“改良”或“劝导”的目的，因而势必对其中的“文学性”要素加以撕扯和抹煞，但我们完全可以站在“审美文化”的立场，权当刘先生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确立了一种“标准”或“理由”，而且这种“标准”也只涉及让人们“如何去观看和评价一件艺术品”，而不关乎“为我们提供一种判定一件艺术品好坏的永恒性标准”[10]。所以，可以去阅读，开阔研究视野，但不必赞同其观点和结论。

总而言之，“文化诗学”主张文化批评的视野，因为从文化视角出发能够超越传统的就文本而讨论文本的“新批评”式的自闭性缺陷，从“品质阅读”上升到“价值阅读”中，从而加深并拓宽对文学作品意蕴的理解。但是，从文化视角进行批评，又绝非如刘再复君一样，为达到一种“改良”或“劝导”的政治性目的，而不惜“搁置”文学的审美属性，简单化地采取一种单一的政治伦理的批判视角，进而导致对“文学经典”阅读的功利化、浅薄化。我们提倡的“文化诗学”，具有文化的品格，并注重文学的审美文化属性。因此，需要从文学作品自身出发（而非脱离开作品的形式和语言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空谈其意义），并将文学当成一种“审美的精神文化”来加以对待，在此基础上，再通过文化视野的引入，在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伦理、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美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宗教等的“文化圆周”上加以综合整体地考察研究。这样，我们不仅能够“入乎其内”——在文学的语言之维、情感之维上，研究文学的语言、形式、叙事结构、人物形象，体验作品深层的审美意蕴，还能够“出乎其外”——在文学的文化之维上，通过“互文性”的互动参照，在历史语境的追问中揭示文本背后所隐藏的作家的审美理想及其价值意图。

[1] 刘再复：《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5页。

[2] 同上书，第27、99页。

[3] 刘再复：《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4-45页。

[4] （清）金圣叹、（明）李卓吾点评：《水浒传》，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61-262页。

[5] （清）金圣叹：《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序三》，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7页。

[7] 同上书，第347页。

[8] ［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3页。

[9] 童庆炳：《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8-79页。

[10] ［美］H.G.布洛克：《美学新解》，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