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化的条件下，商业的原则渗入文艺批评活动，这的确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与此相关联，又产生了一个批评家与作者的关系问题。那就是，批评对于创作来说是否是独立的？较长的一段时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创作高于批评。批评不过是创作的附庸。似乎创作是根本，批评不过是创作的点缀。创作可以独立产生意义，批评则不能独立产生意义。不但作家、艺术家这样看，连批评家自己也这样看。对于作家和艺术家，社会承认他们，给予各种重要的或荣誉的职务，批评家就很少获得这种机会。这样一来，似乎批评家不过是依附作家、艺术家的“食客”。我认为这种局面不改变，那么文艺批评就太可怜了，甚至会失去存在的条件。

这个问题不但关系到文艺批评的地位，而且也关系到文艺批评的根基。文艺批评的根基在哪里？应该说，它既不在政治，也不在创作，而在生活、时代本身。生活、时代既是创作的根基，也是批评的根基。创作与批评都具有时代性。创作与批评的根基是同一的。批评家不是随便说一说一部作品思想和美学上的优点或缺点。优秀批评家应该根据自己对生活与时代的理解，对作品做出自己独特的评判，或者借作品的一端直接与社会文本对话。这样，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如何来理解现实与时代，想对现实与时代发出怎样的声音，就成为他的批评赖以生存的源泉。还是来谈谈别林斯基。大家知道在19世纪40年代前，别林斯基有过一个与现实“妥协”的时期，他接受了黑格尔“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的思想，错误地认为既然俄国专制农奴制是现实的，那么也就是合理的，他写了一些为俄国农奴制辩护的批评文章，他的批评也就无足轻重，不但不可能产生积极的意义，相反依附于反动势力的威严之下。为此他受到赫尔岑严正批评。19世纪40年代初，他迁居彼得堡，耳闻目睹当时俄国京城贪官污吏的腐败和专横之后，悲愤地写道：“这个丑恶的俄国现实充满着对金钱和权势的崇拜、贪官受贿、腐败堕落、道德沦丧、昏庸愚昧等现象，任何聪明才智、高尚举止都会遭到欺压、**，书报检查横行，思想自由被根除。……如果我还为这一切进行辩解，就叫我的舌头烂掉。”[1]这是对现实的全新的态度和深刻的理解，这种对于现实的新态度、新理解为他后来的文学批评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创作与批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这里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也不存在谁依靠谁的问题。但它们合作，共同生产意义。例如俄国19世纪早期的文学意义是由普希金、果戈理和别林斯基共同生产的。普希金、果戈理的作品对时代文本发言，别林斯基则把他们的发言提升了一步，共同对现实发出激奋的声音，这才构成了那时俄罗斯文学的景观。“批评总是跟它所判断的现象相适应的：因此，它是对现实的认识……在这里，说不上是艺术促成批评，或者是批评促成艺术，而是两者都发自同一个普遍的时代精神。二者都是对于时代的认识，不过批评是哲学的认识，而艺术是直感的认识。”[2]批评并不寄生于创作。创作与批评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批评家对“一部伟大的作品说些什么这个问题，其重要性是不在这部作品本身之下的。不管你对作品说些什么——请相信我，你的文章一定会被人阅读，激起人们的热情、思考、议论”[3]。如果我们现在的批评家有这种认识，那么文学批评就会构成“不断运动的美学”，那么批评家创造的世界是与作家、艺术家所创造的世界是同样重要的。当然，你的批评话语不能是不痛不痒的，你必须在评论作品中，要么提出了现实的问题，要么回答了现实的问题，或者其中有关于生活的玄远的哲学思考。

既然创作与批评是平等的，那么，作家、艺术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平等的关系。批评家对于作品则应该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秉持科学的态度对作品的优长和短处做出艺术的总结和概括。不能因为彼此之间是朋友，抹不开面子，就不敢批评。批评的要义就是敢于批评和善于批评。如果面对作品严重的问题，而不能发现，或发现了不敢说真话，这算什么批评家。作家、艺术家面对这样的敢于和善于批评自己作品的短处的批评家，则应以敬重之心待之，乐于接受批评，甚至表达感谢之意。沈从文在《记冯文炳》一文中，并没有因为冯文炳（废名）是自己的朋友，就放松了对其作品不足的批评。沈从文真的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他说《莫须有先生传》“把文字发展到不庄重的放肆的情形下，是完全失败的一个创作”，这样的批评是尖锐的，也是真诚的。在我看来，越是名作家名艺术家的创作就越要对其严格批评，因为读者与观众对他们的作品抱有更高的期待，其作品的影响也更大。批评家不但对艺术负有责任，也对社会大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要达到上面我所说的文艺批评的理想境界，关键是批评家要有自己的生活信念、社会理想和文艺理想。没有社会理想，就不可能对现实做出深刻的理解。没有文艺理想，就不会有对艺术的追求，从而不能对文艺作品做出深刻的评判。没有独特文艺信念的人，一味依附别人的人，不是批评家。批评家在信念的支持下，要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和批评空间，要有坚定的立场。不应该看着人家（例如作家）的脸色行事。同时他也要有自己的批评路径和专业技巧，能说人所不能说，道人所不能道。批评与创作合作，创作家与批评家携手，共同对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1]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书信集》（第2卷），俄文版，1955，第120页。转引自刘宁、程正民：《俄苏文学批评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9-70页。

[2] ［俄］别林斯基：《关于批评的讲话》“第一篇论文”，《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575页。

[3]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