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的赚钱原则渗入到当前的文艺批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穷无尽的作品讨论会变成了为一个又一个作者的“捧角”会，“树碑立传”会。各种媒介的广告评论，千篇一律，根本不看作品的好坏、高下、精粗；它们变尽各种技巧，热闹“炒作”，吸引眼球，为的是电影公司、电视台、电影院或出版社的“滚滚财源”。商业大潮对文艺批评的渗透，问题还不完全在这里，而是在于这种以金钱为目的的商业逻辑，腐蚀了文艺作者和批评家。作者为了商业目的而不惜迎合读者、观众的不健康的趣味，而批评家则昧着良心当起这些作品的吹鼓手。更有甚者，有的批评家不惜用学理和自己的声名做赌注，硬把作品中一些丑恶至极的内容曲解成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东西，极尽吹捧之能事。在这商业性的“炒作”中，批评家似乎也可以分到一杯羹。当然也有的批评家同样是为了商业上的考虑，而搞所谓的“酷评”，硬把一些作品的缺点或根本算不上缺点的地方加以放大，用似是而非的理由加以“抹黑”，完全丧失了实事求是之心，其目的是为了使文章或著作“轰动”，发行量飙升，这样就可以拿到一笔可观的稿酬和别的利益。

其实，商业大潮对文艺批评的渗透，与“文革”中和“文革”前那种高喊“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极端政治化看似不同，看似处在两个端点上，实际上其思想方式如出一辙。极端政治化的批评把一切都归结为阶级斗争，当帮派的“打手”，以获得“赏识”，获得话语权，进而坐收“左派”的权与钱之利；商业化的批评的目标则是提高收视率或促使图书畅销，其等而下之者甚至打着批评的幌子，或明或暗中饱私囊。就是说，这两种批评都把文艺当成是“依附性”的，前者依附于政治权力，后者依附于金钱利润。他们把文艺批评贬斥到“依附性”的地位，最终都是为了一己的权与利。这两种批评的一致点还在于，在批评的背后都缺失了人、人性、人文关怀。这是最要害的问题。他们明知是在说假话，却仍然要说假话，这不能不说丧尽了批评家的良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已成为政策，这当然是必要的。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已经不可阻挡，也是可以预计的。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和批评家的作品可能会被纳入到产业中去，理所当然成为商业的一部分。问题在于作家、批评家自己应该明白自己的态度和立场：那就是自己所做的是“事业”还是“产业”？真正的作家、批评家当然要凭着自己的人生信念，把创作和批评当事业来做。既然所做的是“事业”，那么就是为“道”，为了信念，而不仅仅是为了钱。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尽管我们无须达到孔子那样的境界，可对于批评家来说，“说真话”，说自己想说的话，总是起码的要求。“真”、“真实”、“真诚”，无论对作家还是批评家而言，都是一种“道”。如果连这个“道”也达不到，那么就要想一想俄国大批评家别林斯基说的话：“……在我看来，说你所不想说的话，用自己的信念投机，这不仅不如沉默和忍受贫穷，甚至不如干干净净死掉。”[1]

[1] ［苏］别列金娜选辑：《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