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世纪90年代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随着“985”工程和“211”工程的实施，国家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越来越大，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各个高校建设文科学科的力度大大加强。理工科学校也纷纷转型，朝着文、理、工兼备的综合大学方向发展。为了一个文科博士点，各高校可以说花了“血本”，为建立一个博士点动辄投入几十万元、一二百万元。各个高校“争夺”博士点的高地“战争”愈演愈烈。建设学科成为各高校的主题。一个学校的优势已经不再是每年能招多少学生，也不是一个学校有多少教授，而是有多少硕士点和博士点。文艺学博士点由北京师范大学一个点，到1985年复旦大学建第二个点，1987年山东大学建第三个点。到现在文艺学专业在全国已经有20多个博士点。

建立博士点意味着学科化的团队话语开始形成。因为凡要组建博士点都得设立几个有特色的学术方向。既然要设立学术方向就不能不相互靠拢，或共同研究同一个课题，实现理论创新，团队学术话语成为一种新的动向。以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的研究方向为例，从1983年建立博士点开始，发扬“团队精神”，锐意创新，形成更为宏大的课题规模，先后组织“六大战役”：一是完成国家教委项目，其成果形式为《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上、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这是中国第一部中西比较文论的专著，参加的老师和学生近20人，这部专著在境内外学界产生较大影响；二是完成国家“七五”规划重点项目“文艺心理学研究”，出版系列著作15部，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现代心理美学》，把朱光潜教授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心理学》大大推进了一步，引起学界瞩目，参加人员达到14人；三是编写出观念更新的教材10多部，其中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理论教程》被国内高校广泛采用，发行量达百万册，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参加人员20多人；四是撰写出版具有开拓性的“文体学丛书”（5部）和“文艺新视角丛书”（5部），其中文学文体学方面的著作具有开创意义；五是出版“文化与诗学丛书”共10本，提出并实践了“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六是组织出版“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共14本，在学界已有很好反响。自1985年始的20余年间，我们的学科团队承担了国家、省部级和国际合作项目45 项，获得科研基金 300 余万元，出版著作60余部。我们之所以把完成这些科研项目叫做打完“战役”，就是因为它们不是一个人、几个人完成的，是十几个、几十个人长期相互切磋、通力协作完成的，靠的是学术团队的整体力量。这些话语，已经不完全是个人的学术话语，而是学术团队的集体的话语。虽然我们的著作不是没有缺点和问题，但从研究规模上，团队协作上，理论创新上确有质的变化。

不仅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术团队这样做，其他各个高校的优秀的文艺学学术团队也同样如此做，这可以说是各个高校的自然的共同的选择。当然，大家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是放弃了个人的学术话语，实际上个人的学术研究仍然在做，但已经对自己的研究作出了适当的调整，以便参与到团队的学术活动中去。

更出人意料的是，世纪之交，教育部投入大量经费建立了百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革新国家级重点学科的评审办法。“基地”的设立是2000年到2001年发生的事情。国家重点学科的再次评定是2002年发生的事情。这两件事情，让所有在高校从事专业的教师们意识到，教育部要组织“国家队”了。于是，一个高校的业绩如何，已经不能停留在学校有几个硕士点和博士点上面，而是要看你所在的学校有多少个“基地”、多少个“国家级重点学科”。非常幸运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点于2001年被列为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又于2002年被列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因此，我们更深切地感到在建立这些学术组织的背后，就是要求高校不但要很好地建设专业和学科，而且要进一步发扬团队精神和协作精神，担负起与我们国家发展相称的科学研究任务，实现理论创新，出色完成基础研究和国家急需的实用研究，为我们国家在世界上攀登各个专业的学科的学术高峰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