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世纪 80 年代初的反思时期，主要的努力是在拨乱反正，破除“极左”思潮的 “泛政治”话语对文学理论的束缚的话，那么到了80年代中后期，文学理论研究者似乎获得了充分的信心，开始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自主性的追求。个人的学术话语从 80年代初就有了，但没有形成潮流。直到 80年代中期，解放思想已成定局，在现实需要的背景下，在西方当代文论涌进的背景下，在读书成为热潮的背景下，在学术视野得到开拓的背景下，个人的学术话语才应运而生。

1985 年被称为文艺学“方法年 ”。北京、厦门、扬州、武汉等地都召开了专门讨论文艺学方法的学术会议。长期以来我们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即社会历史批评，不但没有获得生动的丰富的发展，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被庸俗社会学化。单向的、孤立的、静止的、线性因果关系的、机械的思维方式，使文艺学研究陷入泛政治化的境地。思想解放的结果是，大家意识到一定要拓宽各种不同的方法的运用，获得不同的学术视角，对于文学事实进行不同的解释，对文学经验获得不同的理解，对文学问题作出不同的解答，这样文学理论才能走向学术化。1985年，刘再复发表的论文《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影响很大。他认为近年来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除了从破到立这个总趋向之外，还有四个突出的趋向：（1）由外到内，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转向深入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2）由一到多，由单一的哲学认识论或政治阶级论维度来考察文学现象转变为从美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种角度来考察文学；（3）由微观分析到宏观综合，由孤立地就一个作品、一个作家或一个命题进行思考、分析转变为从联系的、整体的观点进行系统的宏观综合；（4）由封闭体系到开放体系，吸收外来的西方的文论的养料和不断吸收文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的养料。文章最后指出这四种趋向的七个较突出的具体表现。[1]

果然，方法的革新很快取得了学术成果。1986 年被称为“文学观念年”。“泛政治”话语“退场”，学术话语终于“出场”。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 6期和1986年第1期上，刘再复发表了长篇论文《论文学的主体性》。刘再复论文的主旨是：“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系统”，“我们的文学研究应当把人作为主人翁来思考”，“把人的主体性作为中心来思考。”[2]论文的这个主旨有明确的针对性，那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认识论倾向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论文学的主体性》的主要论点是“文学中的主体性原则”，“就是要求在文学活动中不能仅仅把人（包括作家、描写对象和读者）看作客体，而更要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为目的。具体说来就是：作家的创作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力量，实现主体价值，而不是从某种外加的概念出发，这就是创作主体的概念内涵；文学作品要以人为中心，赋予人物以主体形象，而不是把人当成玩物与偶像，这是对象主体的概念内涵；文学创作要尊重读者的审美个性和创造性，把人（读者）还原为充分的人，而不是简单地把人降低为消极受训的被动物，这是接受主体的概念内涵”。[3]刘再复就上述观点展开了洋洋洒洒的论述。刘再复论文的意义不在于具体论述一个问题，而在于文学观念的学术立场的转变，即从过去的机械的反映论文学观念，转变为价值论的文学观念。因为在强调文学的主体性的时候，刘再复的核心思想是要论证人，主体的人，人的经验，人的尊严，人的思想感情，人的性格，人的命运，人的活动，等等，这才是最具有意义和价值的。一切离开“人”这个主题的文学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

总的看来，刘再复1985年至1986年间提出的文学主体性思想，尽管不是没有逻辑的概念的缺陷，但作为一种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同的文学观念，即主体性文学观念，还是让人们充分意识到，文学主体性理论相对单纯认识论文艺学的批评而言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标志着不同于认识论文艺学的主体性文艺思想的出现，这对于中国文艺学的变革与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尽管他的学术化的理论也遭到了不少质疑，但已经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了。立论者和批评者已经失去了政治的考量，一个学术化话语的时代终于降临了。可以说，以讨论文学主体性为发端，文艺学界各种学术话语从此不断涌现出来，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文学观念，出现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所谓“多元共生”的理论局面终于形成。就是在新世纪，学术化的话语也一直延续着、发展着，学术研究走上了正轨。

[1] 刘再复：《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读书》1985年第2、3期。

[2]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3]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