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化——“路线”话语(1 / 1)

新时期开始之际,文学理论界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文革”路线的完全政治化的话语中解放出来。“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就是“文革”路线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是要继续接受和背负这份“遗产”呢,还是要拒绝这份“遗产”?这就展开了“凡是”派和解放思想派之间的斗争。

1979 年对文艺学界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上海文学》第4期发表了《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一文,文章认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是造成文艺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之一,是 “四人帮”提出的 “三突出”、“从路线出发”和 “主题先行”等一整套唯心主义创作原则的“理论基础”。“如果我们把‘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作为文艺的基本定义,那就会抹煞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就会忽视文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就会仅仅根据 ‘阶级斗争’的需要对创作的题材与文艺的样式作出不适当的限制与规定,就会不利于题材、体裁的多样化和百花齐放。”[1]文章强调,“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有关,并认为“工具说”不符合文艺的特点,结果把文艺变成政治的传声筒。政治错了,文艺也跟着错。应该说,这篇文章从解放思想的立场触及了文艺从属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根本问题,从而引起了一场大讨论。以这篇文章为导火线,1979年至1980 年,文艺学界围绕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维护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学者和认为文艺不从属于政治的学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辩。双方都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面找根据,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找根据。应该说,不论当时争论双方是否意识到,他们所说的所主张的都不是个人的话语,而是不同“路线”的话语。

“路线”话语的变化,还是自上而下展开的,是从周扬1979年11月1日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告《继往开来 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征求意见稿”开始的。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就“征求意见稿”于当年9月8日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全文的关键似在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新的提法,不再因袭过去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过去的提法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过于简单化,但现在不必加以批评,还是要给以历史的积极的解释和估价,因为它是时代的产物,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也产生了消极作用),但现在仍然因袭就不适当了。我们想这可能是这次文代会能否开好的一个关键。”[2]这是自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党内专家第一次提出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政治服务”。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1979年10月30日)中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3]随后不久,邓小平又在《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980年1月16 日 )中说:“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4]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1981年8月8日)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我们的一切政治归根结底都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手段,政治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不能为政治而政治,所以也不能为政治而文艺等等。”

作为政治化话语向学术化话语的过渡,这段时间文艺学界讨论了毛泽东过去提出的“形象思维”问题、“共同美”问题。

我想强调的是,在新时期开始之际,文艺学界似乎很热闹,每个人都在发言,但我不得不说,多数人的发言仍然是有不同“路线”背景的,并没有进入到深厚的学理层面,因此这不是众声喧哗,不是百家争鸣,如果说有“家”的话,就是“极左”一“家”,或反“极左”一“家”。不论你那时说了什么,不过是两家中某一“家”的话语而已。因此,那时高校的学术组织虽然大多恢复了“教研室”的活动,但活动的内容主要是教学,至于学术观点上同一个“教研室”就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即两种政治化的“路线”的声音。除一些例外,“教研室”不展开任何学术研究的活动,也没有学术研究的任务。

我还想强调的是,从意识上说,对于建立学术组织各高校不但还无此要求,甚至有可能认为是一种“负担”。那时,各个高校的许多老教授渡过了“文革”的险滩,存留下来,但无论老、中、青,对于申请博士点,建立学术组织的意识,都还十分薄弱,或者根本看不到博士点对于将来学术发展的重要意义。等到 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以后,各高校建立学术组织和学科的意识有了,甚至意识很强烈,但那些能够领衔建立博士点的老教授先后辞世,各校相同的学科之间竞争十分激烈,要申请下一个博士点又谈何容易。大家知道,新中国建立学位制是1980年的事情。国务院学科组遴选头一批博士点,文艺学学科根本没有任何一个学校去申请。我当时隐隐约约意识到“博士点”的重要,便去找了我的老师黄药眠教授,提出要申请文艺学博士点的愿望,希望他能够领衔“出马”。黄先生当时对我说:“我们要博士点干什么?我不是博士,你也不是博士,我们如何能带出博士?”我无言以对,觉得自己是不是有“非分”之想,于是退了回来。1983年国务院学科组评选第二批博士点,这一次我鼓足勇气,向身体还算健康的黄药眠先生再次提出北京师范大学要以他为带头人申请文艺学博士点的愿望。黄药眠先生毕竟有眼光,这一次他同意了。我填了两张纸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表格。当时担任国务院语言文学学科组的负责人钟敬文教授后来告诉我,对于黄药眠先生的申请,评审组只是用几分钟议论了一下,大家都表示同意,就通过了。我们当时的申报条件就是一位正教授、两位副教授和若干名讲师。当时有这样条件的何止我们一家?不过我们的“意识”比他们领先一步而已。

[1] 本刊评论员:《 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上海文学》1974年第4期。

[2] 《从胡乔木、邓力群给胡耀邦一封信谈起》,《人民政协报》2004 年10月21日。

[3] 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编:《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10页。

[4]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与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