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不先追溯一下“审美”特征论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社会文化语境，那么我们似乎可以把文学说成是任何一种事物。因为文学和文学活动涉及的范围很宽，怎么来理解文学都可以。文学是摹仿，文学是复制，文学是再现，文学是反映，文学是表现，文学是情感的表现，文学是有意味的形式，文学是义理，文学是道，文学是抒情言志，文学是语言，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文学是更高悬浮于上层的意识形态，文学是特殊的意识形态，文学是原型，文学是格式塔，文学是教育，文学是真善美的统一……我们还可以这样一路说下去。所以早就有学者认为，与其问文学是什么，还不如问文学不是什么。任何一种文学界说，都有它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都有它针对和批判的对象。

那么，20世纪80年代初，在文学的界定上面，我们遭遇到什么问题呢？ 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会议有个“纪要”。在这个“纪要”里，江青说：“文艺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思想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艺工作由于过分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到了1957年以后已经有“左”的倾向，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到处可见。可是，江青认为还不够“左”，不够“革命”，甚至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路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政”，全盘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工作，根本不顾基本事实的存在。

“文革”开始后，江青把“极左”的东西推到了极端。那时“八亿中国人只有八个样板戏”，过去的一切作品，除少数的作品外，差不多都被批判为“封资修”大“黑货”。那时“政治”就是一切，“阶级斗争”就是一切，“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切。那么文学是什么？“文革”前开始流行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被接过来加以延伸，形成了所谓的“三突出”、“从路线出发”和“主题先行”等唯心主义理论。1974年，原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插手编写的《文学基础知识讲话》，第一讲副标题就是“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1975年张春桥论“全面专政”的文章，又把这一理论推进一步，提出“文艺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文艺工具论甚嚣尘上，到了“文革”后期，连毛泽东自己也不满了，1975年年初他在与邓小平谈话中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邓小平说：“现在文艺并不活跃。”毛泽东又说：“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1]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我们遭遇的就是“文革”留下的这种僵死的对于文学的解说和混乱的文学情况。

提出新说取代旧说，是那时一代文艺理论工作者遇到的棘手问题，也是重要的历史使命。当时遭遇的困难是：一方面，那些“极左”的僵硬的旧说不行了，可仍然有部分人对旧说“感情太深”，一时难以摆脱，变着花样维护旧说。例如，1979年《上海文学》第4期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为文艺正名——“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文中说：“造成文艺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创作者忽略了文学艺术自身的特征，而仅仅把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一个简单工具。”[2]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认为，文艺同理论思维一样，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人类所以在理论之外还需要通过文艺来认识世界，就因为文艺具有理论不可替代的特点和作用。文学艺术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用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3]这样一篇拨乱反正的平和的文章，在当时就引起了强烈反响；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而且反对的声音很响亮。一篇题为《坚持无产阶级的党的文学原则——“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容否定》的文章指出：“在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一切文学艺术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是一条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不容否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否定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就是否定文艺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而就是否定无产阶级的党的文学原则。一切革命者必须坚持这一根本原则，因为它是无产阶级文艺的生命线。”[4]实际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毛泽东，都没有说过“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只有江青自己说过。这类带有“左”的情绪的文章在当时触目可见。这说明当时要进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仍十分艰难。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把西方流行的关于文学的各种解说照搬过来，如说文学是形式，文学是原型，文学是语言，文学是自我表现，等等。西方的社会情境与我们毕竟不同，文学的具体情况也有很大区别，更何况我们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即使我们是在谈最富情感特征的文学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脱离马克思主义。

正是在这困难的时刻， 1979年召开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邓小平同志在会上发表“祝辞”，其中说：

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5]

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6]

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7]

这些“祝辞”如同春雷，振奋了文艺界人们的心。不久，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与任务》一文中更明确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文学理论工作者受邓小平“祝辞”和关于今后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思想的鼓舞，开始解放思想，力创新说。于是，当时的文学理论界不约而同地从“审美”或“情感”这个角度切入，来研究“文学是什么”这个千百年来反复研究过的问题。在整个80年代，蒋孔阳、李泽厚、钱中文、王向峰、孙子威、胡经之、王元骧、童庆炳、杜书瀛、陈传才、畅广元、王先霈等文学理论界的学者都力图从“审美”这一视角立论，力图给文学一个新的界说。当然，这个建立新说的过程是充满艰难的，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的“反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他们每走一步都不能不左顾右盼，不能不谨慎从事。并不像现在的年轻学者想象的那样，以为提出文学审美特性不过是举手之劳。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2页。

[2] 陆梅林、盛同主编：《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下），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5页。

[3] 同上书，第1146页。

[4] 《上海文学》1979年第7期。

[5]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6] 同上书，第9页。

[7] 同上书，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