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在新时期最重要的理论话语，是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会上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这个讲话最后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为题发表于《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讲话分为四部分：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引起争论的就是第四部分。争论在中央高层进行，整个过程比较复杂。目前已有相关的学者记叙此事[1]。我们这里不再争论描述的过程，仅就周扬的相关思想作一些分析和评价。

当年胡乔木从政治的角度来批判周扬是否妥当呢？这一点胡乔木生前自己就有回答。在著名的党史学家龚育之为郝怀明的著作所写的“序”中，龚育之说：“周扬作为论战一方，当然认为他讲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自有他的道理，那道理就写在他那篇文章里面；而论战的另一方，批评周扬那样讲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胡乔木，当然也认为那样批评自有他更大的道理，那道理也写在那篇批判文章里面。这两篇文章现在都收在他们两人的文集里，胡乔木的文章，把这场争论定性为‘是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1988年上海一个内部刊物发表一篇文章，认为胡乔木那篇批评文章把问题过分地政治化了。这个刊物的编辑很想知道胡乔木的意见。别人向我说了，我向胡乔木传达了。胡乔木告诉我，他已看过这篇文章，他同意作者的观点，的确是过分政治化。证据是，后来就没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和讨论了。”[2]既然是学术问题的讨论，那么，给周扬的言论上政治的纲，就显然不恰当了，这还堵塞了继续讨论的空间，把人道主义问题重新定为禁区。时间又过去了二十多年，今天我们完全把人道主义当作学术问题，可以实事求是地探讨周扬所说的话是否正确。

周扬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看法，可以分成以下几点：

（一）十七年文艺界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教训必须记取

他说：“在‘**’前的17年，我们对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有关文艺作品的评价，曾走过一些弯路。这和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那个时候，人性、人道主义，往往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能作为科学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他们推行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制造舆论根据。过去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个教训必须记取。”[3]周扬在这里所说的都是事实：第一，十七年一直批判的人性论、人道主义不能被当作研究的对象。如1957年巴人发表了《论人情》，同年，王淑明发表了《论人情与人性》，陈梦家发表了《论人情》，徐懋珍发表了《过了时的纪念》，钱谷融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等，都遭到毫不留情的批判。其实，巴人等发表的言论都是常识性的，并非什么高深的理论，如巴人说：“人情是人与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类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喜爱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希望。如果这社会有人阻止或妨害这些普通人的要求、喜爱和希望，那就会有人起来反抗和斗争。这些要求、喜爱和希望，可说是合乎人类本性的。”可能出于鲁迅对文学的非阶级性的批判，出于毛泽东对人性论的批判，于是把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当作学术的禁区，不许涉及，不许研究，结果连这些普通的常识也被当作反动的言论来对待，被不留情面地批判。第二，周扬作为文艺工作的主持者，自己过去也错误地批判过这些言论，对此周扬做了诚恳的检讨，说“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的确，周扬在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和中国作协理事会上，做了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讲话，列一章“驳资产阶级人性论”，他说：“‘人性论’是修正主义者的一个主要的思想武器。他们以抽象的共同的人性来解释各种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以人性或‘人道主义’来作为道德和艺术的标准，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其中还直接点名巴人，进行严厉的批判。二十多年过去了，周扬对此做了检讨，应该受到欢迎。最后，周扬自己在“文革”中遭到非人性甚至反人道的对待，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体会到人道主义是多么重要，不能不起来与林彪和“四人帮”的惨无人道和灭绝人性的言行进行斗争。这说明一个领导者或学者空谈理论是不行的，必须在生活实践中对相关问题有深刻的体验，才能站在正确的理论立场上，与自己和别人的错误思想划清界线。这也说明周扬为什么对他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意见一直不肯放弃，始终认为自己是有道理的。

（二）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同盟军

周扬在文章中说：“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之中，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4]在这里，周扬一方面跟“西马”划清了界限，不同意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也是一个事实判断，是没有问题的。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多处讲人性、人道主义，甚至把人道主义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谈，例如：“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他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产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就是这种解答。”[5]马克思在这里给共产主义下了定义，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扬弃，其目的就是“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性的复归”；他认为共产主义要解决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矛盾，那么怎样来解决呢？马克思提出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两个重要的词。按照朱光潜的解释，所谓“自然主义”就是“物尽其用”，所谓“人道主义”就是“人尽其才”。就是说只有实行这样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才能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的解放也才能实现。所以，周扬讲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人道主义，或者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完全出自马克思的著作。周扬继续阐述：“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是关心人，重视人的，是主张解放全人类的。当然，马克思主义讲的人是社会的人、现实的人、实践的人；马克思主义讲的全人类解放，是通过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的。马克思把费尔巴哈讲的生物的人、抽象的人变成了社会的人、实践的人，从而既克服了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并把它改造成实践的唯物主义；又克服了费尔巴哈的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把它改造成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或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6]在这里，周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社会的、实践的，从而与费尔巴哈的理论相区别。这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严正立场上，可以说，周扬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胡乔木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一致的。

关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也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同盟军这一问题，周扬说：“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亦译人文主义），是资产阶级先进思想家提出来的，在打破封建思想束缚，揭露中世纪神学和宗教统治方面，曾经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在某种条件下，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同盟军。”[7]这段话所说的也不过是一个事实而已。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但要反对资产阶级制造的谎言，揭露其剥削、压迫人民的本质，而且也要反对比资产阶级更为腐朽的封建主义思想的束缚，反对宗教对人的控制，而在后一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就可以结成同盟军，向共同的敌人——封建主义和神学作斗争。我们可以补充说，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对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及其作品持肯定的态度，甚至加以赞扬，也是基于这些作品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可以通过它们来为无产阶级革命寻找部分依据。从这个意义上看，周扬说的人道主义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同盟军这一问题，完全是言之成理的。在中国，由于封建主义的势力特别强大，从“五四”开始引进的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敌人是“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具有启蒙性质的民主革命斗争中，我们还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因此，人道主义成为我们反对封建主义的一种武器，也就可以理解了。土地改革中贫苦农民对地主的控诉，就常常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人道主义这个武器。就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实事求是地说，封建主义思想仍然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障碍，资本的非人道的剥削重新浮出水面，这时候我们也仍然可以借用人文主义（也就是人道主义）的思想武器，对一切反人文的现象进行批判。正是从上述意义上，周扬说“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军”，应该是有道理的。并且，周扬在讲了“同盟军”问题之后，又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根本缺陷。他说：“必须指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是根本不同的。它的根本缺陷，是用抽象的人性、人道观念去说明和解释历史。尽管这种人道主义学说，对旧制度的抨击，也曾经显示出某些激动人心的力量；对历史的认识，也有过片断唯物主义的见解，但总的来说，未能跳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框框。作为整个思想体系，未能成为科学。”[8]周扬是在批判的前提下来讲“同盟军”，因此他的“同盟军”论并没有混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界线。

作为一位文艺理论家，周扬为什么要讲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呢？这是因为过去经常呼吁人性和人道的常常也是文艺理论家。巴人、钱谷融等都是文艺理论家，他们呼吁文学要写人性、写人情，讲“文学是‘人学’”，但都遭到了无情的批判。周扬此时出来讲人性、人道，当然是对这些被批判的人表示抱歉的意思，同时也说明文艺创作需要人学的基础。文学艺术如果不写人性、人情，就不可能动人，不可能获得成功。这三十多年来的文学创作，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写人性、人情上面放开了手脚。

（三）不是说社会主义就没有任何异化了

这是周扬遭到最多责难的一个论点。首先是对“异化”概念的理解。周扬说：“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个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异化’是一个辩证的概念，不是唯心的概念。……马克思讲的‘异化’，是现实的人的异化，主要是劳动的异化。”[9]周扬所讲的“异化”概念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讲的“异化”是一致的。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劳动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10]。马克思所讲的劳动的异化是说，工人生产出产品，但产品成为一种异己之物，反过来支配工人。周扬正是在领会了马克思的概念之后提出他的看法的。这两者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其次，也是根本的，就是社会主义时代有没有异化现象。这是争论的焦点。周扬说：“承认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反对异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这就把异化的最重要的形式克服了。社会主义社会比之资本主义社会，有极大的优越性。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就没有任何异化了。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过去就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是我们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这和费尔巴哈批判的宗教异化有某些相似之处。所以，‘异化’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用不着对这个名词大惊小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不害怕承认现实。承认有异化，才能克服异化。”[11]如果我们认为周扬对“异化”的界说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就必须承认，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面的力量由于各种原因转化为异己的力量，这种事实的确存在于经济领域、权力领域和思想领域。就经济领域说，由于非公有经济日益强大，私人企业主实际上就是资本家，他们对工人的剥削是明显存在着的，工人劳动的异化不但没有克服，而且有所增加。这个问题我们只需考察一下农民工与私营企业主的关系，就可以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在权力领域里，由于官员的贪腐现象仍然严重存在，官员变成罪犯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这些官员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蛀虫，就是说人变成虎豹豺狼，变成非人，这是不是异化呢？思想领域的问题更多，我们需要物和钱，但物欲和钱欲一旦发展起来，就成为拜物主义和拜金主义，人反过来被物和钱控制和支配，这是不是异化呢？所以，周扬所讲的三个领域的异化被社会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80年代初期留下的那场讨论，既然如胡乔木后来所承认的那样是学术讨论，就不能政治化，不能随意上纲上线，就不能扣帽子。学术问题不能设禁区，只能用百家争鸣的方法去解决。另外，有些问题，不要忙着下结论，要等待实践的检验。不能一边在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边又用主观意志对待学术讨论问题，匆忙下政治结论，不给学术讨论留下必要的空间。再一点，学术面前人人平等，不是谁的官大，真理就握在谁的手里。胡乔木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周扬是中央委员，但真理不在于谁的官更大。这是那场讨论给我们留下的思考。我们必须吸取这个教训。

周扬的文艺思想经历了四个时期，即“左联”时期的幼稚、延安时期逐渐走向成熟、北京前期遭遇到的尴尬、北京后期的反思和新的探索，虽然一度又成为争议的对象，但应该看到，他经过大风大雨的不寻常的考验之后，经历了起伏跌宕的时代变迁和自身的艰辛磨砺之后，他北京后期的文艺思想，是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体会，是反思的结果，是感悟的产物，所讲的是真话、实话和诚恳的话，他为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建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并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1] 可参见卢之超《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的相关部分，以及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一书的相关部分和龚育之为该书所写的“序”。

[2] 参见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序”第4页。

[3] 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周扬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4页。

[4] 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周扬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页。

[5]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6] 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周扬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页。

[7] 同上。

[8] 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周扬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页。

[9] 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周扬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7页。

[10]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11] 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周扬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