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情有独钟，不但在延安时期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60年代致力于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而且在新时期开始以后，在实践证明毛泽东在文艺问题上也有不当说法之后，周扬晚年仍然充满热情地重新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但是他的阐释有了全新的内容，这是他顺应时代变化的结果。他的阐释主要包括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上继承传统与革新创造的关系三个方面。

（一）文艺与生活的关系

周扬不再像五六十年代那样过分强调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的斗争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而是另外开辟了一个向度来理解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他说：“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把生活的整体作为自己的对象。它从生活出发，又落脚于生活，并给与伟大的影响于生活。作家任何时候都应当深入生活，忠实于生活，写他自己所熟悉的、有兴趣的、感受最深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作家不应只根据一时的政策，而应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观察、描写和评价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的真实性与政治性是统一的。”[1]在这段话中，周扬对于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理解，不再停留在深入生活和改造思想这一点上，而提出过去从未提出过的、作家可以“写他自己所熟悉的、有兴趣的、感受最深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应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观察、描写和评价生活”。这是观察视点的变化，他不是从政策的统一视点去看生活，而是从以个人体验为本位的视点去看生活。这两个不同的视点是有根本的区别的。后一个视点才真正符合创作的内在规律。如果周扬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这种理解，那么像茅盾、巴金、夏衍、田汉、老舍、曹禺、沈从文等一大批中老年作家就不会纷纷搁笔，放弃文学创作，而会乐于拿起笔，写自己熟悉的、有兴趣的、有体验的、深思熟虑的生活，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观察、理解、描写和评价生活，我们“十七年”的文学该会涌现出多少优秀作品！实践证明，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正是由于走了这一种文艺与生活关系之路，才走出一片新的天地。

对于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周扬也有新的解释。他说：“作家和艺术家在认识和反映生活的时候，应该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作指导。这种世界观承认社会生活是充满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社会主义文艺要勇于揭露和反映生活中的矛盾与斗争。是正视矛盾、揭露矛盾，还是回避矛盾、掩盖矛盾，这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艺术观的反映。所谓歌颂与暴露，并不是彼此对立的、不相容的，而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关键在于站在什么立场，歌颂什么，暴露什么。文艺创作既要描写人民生活中的光明面，也要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有光明面就有黑暗面，有颂扬就有批判。社会主义文艺负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任务。‘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丢掉这种批判精神，它的革命性就丧失了。”[2]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不要和敢不敢呈现生活真相的问题，如果敢于呈现生活的真相，那么无论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都可以进入文学作品，因为有光明就会有黑暗，在这里对创作不设置禁区是理所当然的。

（二）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以后“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周扬在此前与此后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都有所阐述。1979年，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对于这个问题的阐述从两个角度切入：首先，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周扬认为：“我们所说的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更不是一小撮野心家和阴谋家的政治。我们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因此，文艺反映人民的生活，不能与政治无关，而是密切相连，只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也就必然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3]这第一个角度是把政治理解为人民的利益与需要，所以文艺不能脱离政治。其次，周扬又在这个问题上，考虑到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问题：是不是党提什么政治口号，就要求文艺紧跟，并且图解这个政治口号呢？在这里周扬提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应当是依靠群众包括尊重专家的群众路线的领导，应当是由外行变为内行，按照文艺规律办事的实事求是的领导，而决不应当是凭个人感情和主观意志发号施令的领导。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应有自己的自由，领导不要横加干涉……”这第二个角度是从党领导文艺的方式方面进行论述。尤其是最后一句“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应有自己的自由，领导不要横加干涉”，真正解放了作家和艺术家的思想，给创作带来了广阔的自由的空间。这两个角度互相补充，一方面说文艺不能脱离人民的政治，一方面呼吁给作家创作的自由，这种理解是可取的。

邓小平提出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但“文艺也不能脱离政治”后，周扬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周扬首先是从唯物史观出发，来梳理文艺与政治和社会经济基础的关系。他说：“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从属于经济基础，往往要通过政治作为中介，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推动文学艺术发展的最后动力还是经济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文艺也是上层建筑，最后决定它们的发展的还是经济基础。”[4]“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以及各种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的各种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直线式的。……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重视政治对文学艺术的巨大影响；但他们都从来没有讲过艺术要从属于政治。艺术不但受政治的影响，也受宗教、哲学、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各种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密切联系的，互相影响的，各种意识形态同时又都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当然，不是绝对的独立性，因为它们归根结蒂最后被经济基础所决定。……如果否定了包括文艺在内的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否定了包括文艺和政治在内的上层建筑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否定文艺除接受政治影响之外，还接受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否定了除政治作用于文艺之外，文艺也反作用于政治，总之，把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以及上层建筑各种因素之间的本来是极为复杂的关系过于简单化、庸俗化，这就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而是走向了它的反面。”[5]周扬在这里像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及许多中外学者那样，首先肯定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在这个前提下再论述了意识形态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作用与反作用，认为文学在各种类型的意识形态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 从而否定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命题，这在理论上是符合唯物史观的，是很有说服力的。其次，从“从属”的狭隘性的角度，周扬也作了论述：“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决不能穷尽整个文艺的广泛范围和多种作用，容易把文艺简单纳入经常变化的政治和政策的框框，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表现狭隘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导致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涉。”[6]最后，周扬认为政治分为两个部分，即虚的部分和实的部分。虚的部分是政治思想、政治态度、政治观点。实的部分就是政党的领导。但政党的领导要落实到人，这“人”就是人民群众，所以文艺为政治服务说到底是为人民群众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也能从历史的角度作出说明：形势永远在变化，过去认为是正确的东西，现在已经不适用了，这样就不能不随着形势的变化提出新的口号。

（三）文艺上继承传统与革新创造的关系

这个问题周扬在多篇文章和讲话中谈过。主要重复了毛泽东的对待文化遗产应批判地继承、古为今用、外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思想。周扬新的解释不多，主要是认为只有熟悉中外各种文化艺术遗产，我们才能继承，也才有资格批判。但考虑到他的文章与讲话都是在“文革”刚刚结束之后，所以重复毛泽东这些正确的论点和基本原则，还是有意义的。

[1] 同上书，第222页。

[2] 周扬：《继往开来 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周扬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224页。

[3] 周扬：《继往开来 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周扬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

[4] 周扬：《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周扬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页。

[5] 周扬：《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周扬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245页。

[6] 同上书，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