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1]是对从1976年（或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共产党打倒“四人帮”、实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一个总称。它是对此前十年“文革”时期的一次告别。从1978年起，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文艺界和其他各界一样进行了反思。终于迎来了文学理论发展的最好时期。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现在的，是文学理论转型和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学术话语专业化、学术化，并且追求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西方文论的中国转化。

从1978年到现在的30多年中，文学理论虽说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但这成绩是令人瞩目的，因为文学理论终于实现了转型，并开始了新的发展。这“转型”可以概括为三个“转变”：从一家“专政”式的独语，转变为“百家争鸣”式的对话；从政治话语转变为学科的学术话语；从非常态的中心话语转变为自主发展的常态话语。这三种变化也可称为对话化、学术化和常态化。这是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依靠文论界老、中、青三代人的共同努力所获得的丰富成果。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它。

下面我试图把这种转型和发展概括为反思期、文学理论自主期和多元综合创新期加以概要的描述。

（一）反思时期（1978—1984）

在新时期开始的时候，文学理论的反思从何开始呢？应该着重指出的是，从1962年10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始就正式实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在中苏论战的背景下，在“反修防修”的背景下，毛泽东不但认为国际上阶级斗争没有解决，国内的阶级斗争也很严重，甚至认为党内领导人和领导集团也有搞修正主义的危险。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党“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演变为“文革”。中国现代以来的政治文化具有极强的制约力和渗透力，政治文化改变了，各行各界都要跟着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直接影响到文艺理论。文艺理论理所当然也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凡是离开阶级斗争的文艺理论都反动的，都在“文艺黑线”之内。因此，在“文革”结束之后，在新时期开始之际，文学理论界的“反思”尽管是多方面的，如当时“形象思维”的讨论（针对概念化）、“共同美”讨论（针对文艺的阶级性）、“真实性”问题的讨论（针对单一的政治倾向性）和典型问题的讨论（针对“样板戏”的类型化、脸谱化），尽管也很重要，也解决一些问题，但都还不是根本问题。这个根本问题是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还是要解除文艺对政治的从属关系？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呢，还是文艺对于阶级和政治可以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才是要反思的根本。

1.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

《上海文学》编辑部于1979年第4期以评论员的署名，发表了《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一文，文章认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是造成文艺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之一，是“四人帮”提出的“三突出”、“从路线出发”和“主题先行”等一整套唯心主义创作原则的“理论基础”。“如果我们把‘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作为文艺的基本定义，那就会抹煞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就会忽视文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就会仅仅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对创作的题材与文艺的样式作出不适当的限制与规定，就会不利于题材、体裁的多样化和百花齐放。”[2]文章的作者意识到，“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有关，因此提出，“工具说”离开了文艺的特点，离开了真善美的统一，从而把文艺变成政治的传声筒。虽然还不敢说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不科学，但强调毛泽东的“政治不等于艺术”。应该说《上海文学》这篇文章触及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根本问题，引起了一场大讨论。从《上海文学》的文章开始，从1979年到1980年，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维护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学者和认为文艺不从属于政治的学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辩。双方都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面找根据，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找根据，但由于大家都只找对自己的观点有利的方面，所以当时的讨论真如“盲人摸象”，交集点很少，当然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

这个问题的转机是从周扬在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征求意见稿”开始的。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和副院长的邓力群就“征求意见稿”于当年9月8日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全文的关键似在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新的提法，不再因袭过去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过去的提法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过于简单化，但现在不必加以批评，还是要给以历史的积极的解释和估价，因为它是时代的产物，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也产生了消极作用），但现在仍然因袭就不适当了。我们想这可能是这次文代会能否开好的一个关键。”[3]这是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党内专家第一次提出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但那次文代会周扬的报告并未否定“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然而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辞》中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4]随后不久，邓小平又在《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980年1月16日）中说：“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5]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1981年8月8日）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我们的一切政治归根结底都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手段，政治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不能为政治而政治，所以也不能为政治而文艺，等等”。

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取代“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这对新时期的文学理论界来说，是在反思中所实现的一次重要的一步，从根本上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为文艺的发展、文学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当然问题不仅仅在于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口号本身，而在于这是一次真正的“拨乱反正”。所谓“乱”者，是长期以来，完全把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不平等父子关系。似乎父为子纲、儿子依附于父亲是理所当然的。“从属”者，按照《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即依附，附庸之意。所谓文艺从属于政治，就是文艺是政治的依附和附庸。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这样来理解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分成两部分，即制度的部分和意识形态的部分。意识形态多种多样，政治、法律、哲学、历史、宗教、艺术等，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但又相互独立。就是说，政治意识形态、法意识形态、历史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艺术意识形态，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分主仆，是平等的，但又相互作用，这里没有父子、主仆之分。这才是“正”。我们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次“拨乱反正”。文艺的相对独立性，强调文艺自身的特点，使文艺和文艺理论摆脱了狭窄的约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的空间。在这期间，不少理论家发表了不少很好的意见，如王春元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是个错误的口号》（《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3期），林焕平的《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邹贤敏、周勃的《文艺的歧路》（《新文艺论丛》1980年第3期），曹廷华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是不科学的命题》（《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等等。

2.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到“文学是人学”命题的重新确立

实际上，“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更深的根源在我们是否承认人性、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在于是否承认文艺要表现人性、人情才会有魅力。众所周知，鲁迅由于特定的环境批判过人性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批判过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这样人性论与人道主义问题就一直成为学术的“禁区”。如果有人重提人情、人性、人道主义这些与文艺问题息息相关的话题，那么就必然会遭到毫不留情的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先后有钱谷融、巴人等提出过“文学是人学”、文学应该“写人情”，都遭到无情的批判。

但是“反思”的声音终于出现，从1978年到1984年这段时间，讨论人性、人道主义的文章达到三四百篇，形成了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老一代的文艺理论家如朱光潜、周扬、黄药眠、王元化、汝信、钱谷融等都发表了论文，参与这一重要的讨论。为什么这些大家都参与这些问题的讨论呢？我想原因起码有二：第一，在“文革”中，不尊重人、不把人当人的现象到处都是，不讲人性、人道的思想和行为达到一个顶峰，大家不但目不惨睹，而且深受其苦；第二，这个问题是比“文艺从属于政治”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个问题真正解决了，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才能理顺，也才能得到真正的科学的解决。

文学理论界提出的问题主要有：（1）人性、人道主义是什么？（2）人性、人道主义与文学的关系是什么？（3）人性、人道主义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下面就这三个问题简单评述前边提到的几位大家的观点。

朱光潜的观点。（1）“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人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力量”就是人性。“据说是相信人性论，就要否定阶级观点，仿佛是自从人有了阶级性，就失去了人性，或者说，人性就不起作用。显而易见，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阶级观点是一种歪曲。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是共性与特殊性或全体与部分的关系。部分并不能代表或取消全体，肯定阶级性并不是否定人性。”[6]（2）“人情”是人性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文艺作品中的人情味就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东西。有谁爱好文艺而不要求其中有一点人情味呢？”[7]同时朱光潜认为只有肯定人性、人情的存在才能有“共同美感”的存在，而历代作家创作的许多悲剧、喜剧等都是具有共同美感的。（3）朱光潜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整部书的论述，都是从人性论出发的，他证明人的本质力量要尽量发挥，他强调的‘人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本质力量’便是人性。马克思正是从人性论出发来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8]就是说，朱光潜认为人性作为人的自然属性是天然的存在，文艺作品要有人情味、写出共同美，才是人民喜闻乐见的。而人性论是马克思所强调过的，甚至是他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一个出发点。这就冲破了长久以来的一个学术禁区。

黄药眠的观点。黄药眠的观点与朱光潜不一样。（1）他不同意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他认为是所有人类共同的特质，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东西。他在承认自然人性存在的前提下，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首先强调生物的本性，好像这个本性因为受外界事物的刺激，于是形成了感觉。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并不是被动地去感受外在的刺激，而首先是在劳动实践中，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主动地去感觉和认识世界，同时并在感觉和认识世界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因此人的感觉，有别于动物的感觉，它是社会文化历史所造成的结果。人一生下来，就在社会历史环境中生活、劳动，人们所闻所见以及其他一切感觉所及，几乎全部是人化的事物。人们就是在和这些事物接触中养成了人化的感觉，因此人的感觉也只能是社会化的感觉。”[9]总起来看，黄药眠认为人的感觉，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感觉，也就是人性，人性是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人性的本质是它的社会性。（2）他用上述观点来理解人性与文学的关系。他肯定文学作品是要写人性的，但不是写动物性，而是写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古往今来的文学艺术作品，就可以看出它们并不表现自然人的**裸的本能。同样是写恋爱，在‘五四’前后，我们对于描写男女青年的恋爱小说，是把它当作提倡民主反对封建礼教的进步运动的一部分来看的。至于到了后来没完没了的卿卿我我的恋爱小说，那就被当作左翼文艺的对立物而加以批判了。《金瓶梅》对性行为方面的**裸的描写是比较多的，但我认为这本书的好处恰恰不是在这个地方，而是在作者把小城市的恶霸生涯以及人情世态写得栩栩如生。”[10]（3）马克思主义是阶级论者不是人性论者。应该说，黄药眠的看法，特别是他对人性的社会性的看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理论的；他对文学与人性描写的见解也较切合文学作品的实际。

周扬的观点。周扬在1983年3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最后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周扬首先说明“文革”前17年，我们对人道主义、人性问题的研究以及有关文学作品的评价，曾经走过一些弯路。现在认识到，那时把人道主义、人性论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有很大的片面性”。他提出现在要“恢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周扬关于人道主义的主要论点是：（1）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他说：“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中，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11]“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现实的人道主义”。[12]（2）马克思改造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提出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一转变过程中，与“异化”问题有密切关系。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异化。“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不害怕承认现实。承认有异化，才能克服异化。”[13]在舆论的压力下，周扬于1983年11月对社会主义异化论作了检讨。1984年1月胡乔木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长篇论文，对周扬的社会主义异化论提出批评。但后来胡乔木又认为周扬所谈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仍然属于学术问题，他的文章过于政治化了。[14]非常遗憾的是周扬没有谈到人性、人道主义与文学的关系。在50、60年代，周扬是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的主将之一，他在新时期的这一转变是具有解放思想的意义的。

20世纪50、60年代直到“文革”十年，人性、人道主义问题都是理论禁区。当时仍有一些追求真理的人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如巴人在《新港》1957年第1期发表了《论人情》，钱谷融在《文艺月刊》1957年5月号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王淑明在1963年第3期的《文学评论》发表了《关于人性问题的笔记》，都遭到了无情的批判，“文革”中被说成是“黑八论”。新时期开始以来的这次人性、人道主义和文学问题的讨论，的确是冲破了禁区。尽管对人性问题、人道主义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总的发展趋向是肯定人性、人道主义是存在的，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命题，如认为虽然不能说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却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原则，人学成为新兴起的一门学科。人性、人道主义的正面探讨，大大促进了人们对文学的理论，如认为文学实际上是人、人性的全部展开，是人的本质理论的对象化等论点已经被普遍接受。这种认识表明了在新时期开始之际，在文学理论领域，人和人性的觉醒成为一个明显而重要的表征。

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的深入讨论的一个结果，就是“文学是人学”命题的重新确立。“文学是人学”是高尔基的提出的命题。1957年钱谷融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他发挥了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的思想，阐明了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的内在联系，认为“文学的对象，文学的题材，应该是人，应该是时时在行动中的人，应该是处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在文学创作中，“一切都以人来对待人，以心来接触心”。“人”是文学的中心、核心，“文学是人学”。在这个命题中“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还得到特别强调。[15]该文发表后长期受到批判。新时期开始，钱谷融再次强调，“文学既然以人为对象，当然非以人性为基础不可，离开人性，不但很难引起人的兴趣，而且也是人所无法理解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所产生的伟大作品之所以能为全人类所爱好，其原因就是由于有普遍人性作为共同基础。”“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应该是其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在文学领域，“一切都是为了人，一切都是从人出发的”，“一切都决定于作家怎样描写人、对待人”。[16]王蒙指出，人性具有多样性和可塑性，“文学作品是写人的，一篇作品的思想力量和道德力量和他们具有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不可分的”，“三中全会以来的文学作品中，人道主义精神的发扬，对于人性和人情的诸多方面的关注、刻画或美化，对于人的尊严的维护和召唤，成为一个重要的特点”，但“作品的内容决不限于人道主义和人性，等等”，马克思从未反对也不拒绝真正的人性和人道主义，不敢描写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性就不可避免的导致创作的模式化、概念化而走向反艺术的道路。[17]钱中文认为人性共同形态是人物性格、典型的构成要素，可从真实性、历史性与道德要求等三方面评价人性共同形态的描写。他认为以往把人性片面理解为阶级性，并将阶级性进一步狭隘化为人为的斗争，这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对人的血肉之躯的恐惧，反映于文艺理论中表现为对于人性的恐惧。经过讨论，大家大体上确认除了阶级性，还有共同人性，这“乃是这场人性问题讨论的重要收获”。而共同人性，与阶级性一样是现实的人的根本特征，是社会现实关系的组成部分。问题不是文学中有无共同人性，而是如何认识和描写人性。文学中人性描写具有抽象性与具体性两重性，因此不能把对于人性的共同形态的反映笼统地称为抽象的人性描写，也不能把文艺人性描写统称为人性论宣传。唯物史观反对人性论，但不排斥人性。“只有那些具体、生动地描写了健康的、符合生活逻辑的人性共同形态的作品，才能给人以审美享受。”人性的共同形态是人物性格、典型的构成要素，有时人物性格的刻画直接通过人性的共同形态来表现，人性论的典型和庸俗社会学的典型论都离开了现实的人。对于人性共同形态的描写可以从真实性、历史性与道德要求等三方面进行评价，“这三个方面大致可以用来区别文学创作中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无产阶级文学中的人性形态描写之间的不同，也可以用以区别无产阶级文学和优秀的古典文学中人性共同形态描写的同异”。[18]

钱谷融、王蒙和钱中文的论述获得文论界多数人的认同，可以视为“文学是人学”命题的重新确立。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斗争和其他各种原因，人性论、人道主义一直遭受批判。在新时期开始之际，人性、人道主义这个与文学创作和评论密切相关的问题，被肯定为马克思主义的命题，这是一个根本的转折，是文学理论界的重大收获，也从更深的层次否定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应该说，从1978年到1984年文学理论界讨论的问题很多，但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人性、人道主义与文学的关系这两个问题最为重要。可以说，新时期的文学理论由于反思了上述两大问题，真正获得了发展的新起点。

（二）追求文学理论自主性时期（1985—1990）

如果说80年代初的反思时期，主要的努力是在拨乱反正，破除“极左”思潮的“泛政治”语言对文学理论的束缚的话，那么到了80年代中、后期。文学理论研究者似乎获得了充分的信心，开始了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自主性的追求，开始了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特有的话语的建设，文学理论学科意识的生长也大为加强。

1.追求文艺学方法论的突破

新时期文学理论自主性的追求是从“文艺学方法论”的讨论切入的。1985年被称为“方法年”。北京、厦门、扬州、武汉等地都召开了的专门讨论文艺学方法的学术会议。为什么文艺学的方法会引起大家的关注呢？这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不但没有获得生动的丰富的发展，反而某种程度上被庸俗社会学化。单向的、孤立的、静止的、线性因果关系、机械的思维方式，使文艺学研究陷入狭窄的学术空间，大家对此的不满演变为对于方法的多样性讨论。其目的是企图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的运用，获得不同的学术视角，对于文学事实进行不同的解释，对文学经验获得不同的理解，对文学问题作出不同的解答，这样文学理论不但可以学术化，而且研究空间和维度也大为扩大，而不必紧紧地跟随政治的单一风向的变化而变化。换句话说，文学理论能不能变成一种自主的学问，很大程度上依赖研究方法自觉性和多样化，研究空间的拓展，特别是对文学问题解释的多样化。“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独断态度和个人独语，并不是学问。学问是追求真理，真理个人不得而私，真理属于许多学者不同路径的探讨过程和结果。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理论，其中当然有科学认识，但更多的往往是一种价值判断。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和科学认识并存的学科领域，人言言殊的情况是时常发生的。因此，方法的革新和多样化对于文艺学来说就是必然的。

1985年，刘再复发表的论文《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影响很大。刘再复把方法论发展趋向视为文学研究思维空间拓展的需要，认为文艺研究必须注意新观念和方法，并对传统观念和方法作某种程度的反省。新方法论的介绍和运用，目的在于从更深的层次上理解文学自身各方面的本质特征，揭示文学历史发展进程，以促进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繁荣。认为近年来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除了从破到立这个总趋向之外，还有四个突出的趋向：（1）由外到内，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转向深入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2）由一到多，由单一的哲学认识论或政治阶级论维度来考察文学现象转变为从美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种角度来考察文学；（3）由微观分析到宏观综合，由孤立地就一个作品、一个作家或一个命题进行思考、分析转变为从联系的、整体的观点进行系统的宏观综合；（4）由封闭体系到开放体系，吸收外来的西方的文论的养料和不断吸收文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的养料。最后指出这四种趋向的七个较突出的具体表现。[19]刘再复的文章因其对传统的方法批评而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但大体而言，这次文艺学方法论的讨论不但是十分有必要的，而且讨论的结果也是有益的，主要是开阔了视野。

从今天的观点看，1985年的文艺学方法问题的讨论，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思想倾向的表演：一种是科学主义的方法，一种是人文主义的方法。两种方法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潮，代表了对文学的两种不同理解。

科学主义方法，在当时最主要就是新、老“三论”的兴起。“新三论”就是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老三论”则是协同论、突变论和耗散结构论。在这新、老“三论”被引进文艺学研究的同时，生物学的、物理学的、神经生理学、脑科学、模糊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也纷纷被引进文艺学研究领域。他们力图把文艺学纳入到定量化、精密化和科学化的轨道，使文艺学学科的研究获得完全的科学性，可以避免文艺学的研究随着政治的风向的变化左右摇摆。当时有不少学者热衷于科学主义的方法，发表的文章很多，生僻的自然科学术语被大量运用，自然科学术语“大爆炸”，晦涩艰深的文章流行于文学研究刊物与报纸。方法热中这一股科学主义思潮，形成了对传统文艺学的冲击。不过在过了2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很少能记住这些文章说了什么。真正给人留下印象的是林兴宅教授发表于1984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的论文《论文学艺术的魅力》。林兴宅《论文学艺术的魅力》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描述和研究文学的魅力，他突破了以往对文艺的经验性描绘，建立起了艺术魅力的结构模式、对应模式和个体发生模式，力图打开探索文艺魅力的新视角。他指出，艺术魅力本质上是文艺作品的复杂功能体系产生的综合美感效应，它不是纯粹的对象的客观属性，而是欣赏者对作品的审美关系的产物。真实性、新颖性、情感性、蕴藉性是文艺作品的四种基本审美素质，魅力的产生的内在根据是文艺作品的美学结构与欣赏者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对应。艺术魅力作为艺术认识的一种表现，它的实现是一个生成过程。艺术魅力是文艺作品的美的信息对欣赏者的刺激导致欣赏者的审美心理结构历史积淀和心理组织作用形成的合力。[20]特别要提到的是他运用了这种新方法，对一些文学现象进行新的阐释，发掘出传统文学方法论不曾发现的新视域，比如在《论阿Q性格系统》[21]中对于阿Q性格系统的阐释，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在当时引起了学界的轰动。这篇论文可以看成是科学主义方法在当时取得的实绩。

很明显，科学主义的方法论者认同唯有科学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并认为文学领域的问题也完全是属于认识论的，既然完全属于认识论的，那么就可以借助于科学一步步去接近文学问题的本质，从中去寻找不可更改的规律来。但是科学主义的方法在短暂的流行之后，遭到了批评。这主要是由于不少科学主义的文艺学研究论文，生搬硬套，滥用术语，晦涩费解，未能与研究的对象（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相契合。很自然地，另一些主张人文主义方法的学者对科学主义方法提出质疑。如有的学者提出：“艺术精灵”的意义永远是“测不准”的，“从学科的整体意义上看，建立一门‘严密的’、‘精确的’、‘客观的’、‘规范的’文艺科学是不切实际的”。[22]有的人的批评更为尖刻，说：不要将刚刚从政治学中解放出来的文艺学匆匆卖给自然科学。当然这些说法都言过其实。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科学主义的文论引进了俄国20世纪初的形式论文论、英美的“新批评”、法国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结构主义批评（包括叙事学），此外还有文体学批评、符号论批评、语义学批评等，经过中国学者的加工改造，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那么，人文主义方法论这一派学者对于文学是怎样理解的？对于文学学科又有何见解？他们又提出来什么方法呢？他们显然认为文学是情感的领域，是美的领域，情感和美的领域的事情是极为微妙的，是测不准的，绝对不可以定量化、精确化、严密化和模式化。文学学科主要是情感评价问题，对于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更多要靠体验，在感性体验的基础上，才可能上升为理论的概括和分析。这种理论的概括和分析不是纯科学的，经常糅进了主观的因素，对同一事实可以作出不同的个性化的解释。因此，他们提出的人文主义的文艺学方法，在那时主要是文艺心理学的方法。出版于1982年的金开诚的《文艺心理学论稿》，尽管仍然使用普通心理学的观念解释文学，但受到青睐。1985年出版的陆一帆的《文艺心理学》、余秋雨的《戏剧审美心理学》、鲁枢元的《创作心理研究》也受到好评。稍晚一些的还有余秋雨的《艺术创造工程》（1987）、王先霈的《文学心理学》（1988）、夏中义的《艺术链》（1988）等。这些著作作为人文主义方法的第一批成果，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在朱光潜30年代的《文艺心理学》基础上结合新的文艺实际大大前进了一步。后来随着西方现代文论的引入，直觉主义的、生命哲学的、精神分析学的、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接受美学的等方法，成为人文主义文艺学方法论的一些流派。

对于上述科学主义的和人文主义的文艺学方法，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这两种方法是相反的，但又是可以互补的。朱立元说：“在我看来，文艺现象本身是极为复杂的动态网络结构系统，它允许人们从各个方面、视角、层次去剖视它，从总体上把握它，从静态方面去考察它，从动态中去研究它。若就其能否定量化、精密化、模式化地研究这一角度而言，我认为文艺存在着两重性：它既有理性、形式、结构等可测定的方面，也有感情、内容、灵感等‘不可测关系’。这就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方法论都提供了用武之地。文学就是人学，文艺学的研究中心也应该是艺术活动的主体——人。人的艺术活动同样有可测定与不可测定两方面。所以，目前科学主义方法论并不排斥人，而且也往往把研究的触角伸进主体领域。在这一点上，两者是互相渗透的。”[23]

当时，对于文艺学方法论的讨论，也发表过一些为传统的社会历史方法辩护的论文，这些论文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这诚然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又批评这种方法论的更新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从今天的观点看，1985年开始的方法论讨论，不论科学主义或人文主义都从不同的角度坚持了辩证思维，应该说在哲学层面上没有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但在具体方法有所探索、有所发展，这对于文艺学研究如何解放思想、如何开创新局面影响深远。更何况在文艺学方法论的讨论中，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历史的”的方法，得到深入的讨论，有的学者较深入地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学批评中运用比较方法的特征，指出：第一，在文学的比较研究中，自觉地贯彻和坚持唯物辩证法；第二，自觉地把比较对象置于一定的历史联系中，强调历史主义的观点；第三，注重文艺的特殊规律，把美学的观点渗透到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中，又通过作家、作品的深入比较总结出艺术创作的美学规律。辩证逻辑的、历史的、美学的观点三者的统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学研究的基本特点。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批评运用的辩证性、历史性和美学性三大特征，恰恰反映了这种统一的三个侧面。这种三统一的特点，对于我们文艺学等研究都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24]这些讨论都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学方法论的理解，这不能不说是重要的收获。

2.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论争

1986年被称为“文学观念年”。文艺学方法的讨论首先要落实到文学观念的革新上面。特别是“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的重新确立，很自然地要从文学之“根”的人的角度去思考文学观念的革新。政治功利主义、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反映论的思想相结合，从根本上说，就是忽视人和人性。如在文学活动中忽视主体的人的问题变得十分严重，如创作问题上，一味强调写重大题材，而忽略了作家作为实践主体的感受与体验；对文学作品中人物命运的轨迹和性格逻辑的破坏，把人物当作傀儡来调动；作品写出来，不论读者喜欢不喜欢，硬塞给读者，忽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能动作用等。这些情况都在呼唤文学主体性的出场。

《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和1986年第1期发表了刘再复的长篇论文《论文学的主体性》。刘再复的论文的主旨是：“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系统”，“我们的文学研究应当把人作为主人翁来思考”，“把人的主体性作为中心来思考”。[25]论文的这个主旨有明确的针对性，那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认识论倾向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在批判“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中，主体性问题的提出可以说恰逢其时。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主要论点是：“文学中的主体性原则，就是要求在文学活动中不能仅仅把人（包括作家、描写对象和读者）看作客体，而更要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为目的。具体说来就是：作家的创作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力量，实现主体价值，而不是从某种外加的概念出发，这就是创作主体的概念内涵；文学作品要以人为中心，赋予人物以主体形象，而不是把人当成玩物与偶像，这是对象主体的概念内涵；文学创作要尊重读者的审美个性和创造性，把人（读者）还原为充分的人，而不是简单地把人降低为消极受训的被动物，这是接受主体的概念内涵。”[26]刘再复就上述观点展开了洋洋洒洒的论述。刘再复论文的意义不在于具体论述一个问题，而在于文学观念的转变。即从过去的机械的反映论文学观念，转变为价值论的文学观念。因为在强调文学的主体性的时候，刘再复核心的思想要论证人、主体的人、人的经验、人的尊严、人的思想感情、人的性格、人的命运、人的活动等才是最具有意义和价值的。一切离开“人”这个主题的文学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