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爷坊ちゃん

吴季伦 译

从小，我这来自父母的鲁莽性子，

真害自己吃足了苦头。

从小，我这来自父母的鲁莽性子，真害自己吃足了苦头。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回，我从二楼的教室往下一跳，摔伤了腰，疼了快一个星期。或许有人要问：“为何要做这种傻事？”说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理由，只不过是从刚落成的二层楼校舍朝下探看时，班上有个同学促狭地大声嚷嚷，故意激我是个胆小鬼，说是谅我胆子再大，也绝不敢从这里跳下去。后来，校工把我背回家，父亲当即横眉竖目地骂道：

“哪有人从区区二楼跳下来就摔伤腰的？”我回嘴说：“那我下次跳一趟漂亮落地的给您看看！”

又有一回，我向朋友们炫耀一把亲戚送的西洋小刀，刀刃在阳光下闪耀着亮晃晃的光泽。其中一个朋友说这小刀虽亮，看起来却不怎么锋利。我拍胸脯说没那回事，尽管拿任何东西来切给你瞧。那朋友说，那就拿你的手指头来试吧。我当即回他们说，这把小刀用来切根指头简直不费吹灰之力，话还没完，刀子已朝右手拇指的指甲斜着划进去了。幸亏是把小刀，加上拇指的骨头又硬，这根指头才到今天还连在我手上，只是留下来的这道伤疤，怕是跟定我一辈子了。

家里的院子往东走二十步，有一块朝南的小菜圃，地势较高，中央栽有一棵栗树，我把这树上的栗子看得比自己这条命还要紧。每逢栗子成熟的时节，我一起床就溜出后门，捡拾落在地上的栗子带去学校吃。紧挨着这块菜圃西边的是一家当铺的院子。这家当铺的店号是山城屋，有个约莫十三四岁的儿子叫勘太郎，胆小如鼠，却敢翻过方眼篱笆来这边偷栗子。有天傍晚，我躲在折叠门的后面，终于把勘太郎给逮个正着。勘太郎一时无路可逃，竟没命似地往向我飞扑过来。他大我两岁，胆量虽小，力气倒是挺大。他那颗大扁头朝我心窝扎过来，又撞又顶的，不巧滑了一下，脑袋瓜就这么一骨碌地钻进我夹衫的袖筒里了。我这只手一下子被绊住，没法使唤，急得胡乱挥臂，勘太郎的脑袋瓜就这么在袖筒里左甩右**的。到最后，他终究捱不住了，在袖筒里狠狠咬了我的胳膊，疼得我把勘太郎推到篱笆上，伸脚一勾，撂倒了他，令他往前方摔了出去。山城屋的地面比菜园这边矮了六尺，于是勘太郎一个倒栽葱，“哎唷”一声跌进自家的院子里，还把篱笆压垮了大半。勘太郎跌下去时顺势扯掉了我的袖子，这下我的胳膊总算恢复自如了。当晚，母亲到山城屋赔不是，也把我夹衫的那只袖子一并取了回来。

不单如此，其他的恶作剧我也做过不少。有一回，我领着当木匠的兼公和开饭馆的阿角一起踩坏了茂作的胡萝卜田。田圃里的胡萝卜秧还没长齐，上面铺着一层稻草，我们三个在那里玩了大半天的摔跤游戏，把整片胡萝卜秧全都压坏了；另一次是我把古川家田里的那口井给填了，气得人家找上门来兴师问罪。那口水井是砍下粗大的孟宗竹，挖通竹节，深埋进地底引水给附近的稻田灌溉用的装置。可当时我不晓得那是做什么用途，就把石子、木片等杂物统统塞了进去，直到竹筒不冒水了才回家吃饭。结果一家子正吃着饭时，古川就涨红着脸冲进来骂人了。印象中，后来好像是赔钱了事的。

父亲对我毫不疼爱，母亲同样只喜欢哥哥。我哥哥长得格外白净，又喜欢反串旦角唱戏。父亲每每见到我，总说这家伙不会有出息的，母亲也说我成天闯祸，为我的前途忧心。事实上真让他们料中了，我的确不成材，活着只差没去坐牢了，也难怪他们担忧。

母亲病逝前两三天，我在灶房里翻筋斗玩，一不小心撞上了灶台的边角，胸肋疼得要命。母亲极为恼火地说“再也不想看到你这孩子了”，并且要我去住亲戚家，怎知道后来竟在那里接到了母亲的死讯。我实在没想到母亲那么快就走了，早知她的病情那么严重，自己真该老实一些。一回到家里，哥哥便责怪我不孝，说母亲是被我早早气死的。我气不过，扇了哥哥一个耳刮子，惹来父亲狠狠训了一顿。

母亲过世以后，留下父亲、哥哥和我三个人过日子。父亲成天无所事事，见了面老是数落我样样不行，简直成了他的口头禅。直到现在，我依然不明白究竟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合他的心意，天底下就有这样莫名其妙的老子。哥哥说什么要当企业家，努力用功学习英文。他的性情本就阴柔，鬼黠狡猾，我们处不来，差不多十天里总要吵上一架。一次下棋时，他卑鄙地埋了一着伏棋，见我左支右绌，便得意洋洋地冷嘲热讽。我一气之下，将手上那只“飞车”棋子朝他眉心扔了过去，棋子划破了皮肤，出了一点血。哥哥向父亲告了状，父亲气得扬言要和我断绝父子关系。

当时我心想，这下只能等着父亲把我逐出家门了，结果一个在我家待了十年的女佣阿清，哭着替我向父亲求情，父亲总算息了怒。不过，我没有因此惧怕父亲，倒是对阿清感到过意不去。听说阿清出身名门，明治维新时期家道中落，只好出来帮佣，现在已是个老婆子了。不知什么缘故，这老婆子对我分外疼惜，真教人猜不透。因为不单母亲在离世前三天对我失望透顶，父亲更是终年拿我无计可施，就连街坊邻居都嫌我是横行霸道的牛魔王，唯独阿清一人当我是个宝。我自知生性不讨人喜欢，所以即使不被人看在眼里，也没当一回事，阿清的百般溺爱反而令我不解缘由。阿清时常趁着灶房里没人时夸奖我：“少爷秉性好，做人正直。”可我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假使我秉性真有那么好，那么除了阿清，其他人应该也会对我好一些才是。因此每逢阿清这样称赞时，我总对她说自己不爱听恭维话，结果这个老婆子又喜上眉梢看着我说：“就是因为这样，才说你的秉性好呀。”瞧她的表情，宛如炫耀我是她一手打造出来似的，那感觉让我有些头皮发麻。

自从母亲过世后，阿清更是疼爱我了。我当时年纪小，对于她的格外疼爱十分纳闷，有时觉得她真多事，别来烦我反倒图个轻松；可有时又对自己的想法感到过意不去。尽管我这么想，但是阿清对我的疼爱依然不减，时常自掏腰包送我豆馅煎饼和梅花饼，还会私下买来荞麦粉，在寒冷的夜晚冲一碗荞麦粉热汤悄悄地端到我的枕边，有时甚至会带汤面回来给我吃。阿清不单给我买吃的，还送过我袜子、铅笔，以及笔记簿。在我大了些以后，她甚至曾经借过我三元钱。并不是我开口问阿清借钱的，而是她自己送来我房里，说是知道少爷正愁着没零花钱，让我尽管拿去用。我当然说不要，可她非让我拿着不可，只得当作向她借下了，其实心头喜滋滋的。我把这三元钱收进小钱包揣在怀里，去了趟厕所，一不留神竟掉进茅坑里了，无奈之下只得磨蹭着出来找阿清一五一十讲了经过，她很快找来一根竹竿，说要帮我把小钱包捞上来。不多时，我听见哗啦啦的冲洗声从水井那里传来，走出去一瞧，阿清往挂在竹竿尖上的小钱包不停地泼水。接着她打开钱包察看，只见那些一元钞票全被染得褐黄，上面的图案也看不清楚了。阿清把钞票拿到火盆上烘干后交还给我，说是这样就行了。我凑鼻闻了闻，嫌钞票臭，阿清说那就交给她去换吧。也不晓得她是上哪里去、又用了什么法子的，总之最后她带着三枚银币回来。我已经不记得这三元钱后来拿去做了什么用途，当时只说很快就会还她，但始终没有偿还。时至今日，纵使想给她十倍的金额，却再也没有办法了。

阿清总是趁父亲和哥哥都不在家时给我东西，可我这个人最讨厌的就是暗地里独自占便宜。虽说和哥哥处不好，可我还是不愿意瞒着哥哥收下阿清给的零嘴和彩色铅笔。我曾问过阿清，为什么只给我，不给哥哥呢？阿清不以为意地回答，您哥哥有父亲买给他，不打紧的。但我认为这样不公平，父亲纵然顽固，却不至于偏心，然而在阿清眼里，仍是认定父亲就宠哥哥一个，只能说她太疼我了。这个老婆子虽是世家出身，可惜没读过书，遇上这种情形，就是和她讲理也说不清。阿清的执着不单表现于对我的溺爱，甚至认定我将来肯定出人头地。至于我那用功读书的哥哥，她说瞧那唇红齿白的，往后肯定没出息。对于老婆子的执着，我唯有两手一摊了。她坚信自己喜欢的人未来一定飞黄腾达，而自己讨厌的人必然穷愁潦倒。那个时候的我还没有立定志向，但听着阿清成天说我绝对会扬名立万，不禁起了自命不凡的念头，如今回头想想，简直可笑。有一次问了阿清觉得我会成为什么样的大人物，阿清似乎也说不上来，只说少爷日后必定住在气派的高门大院，且出入皆有人力车相迎。

除此之外，待我成家立业以后，阿清打算随我住在一起。她三番两次央求我届时可得收留她，讲得我也当自己真有了房子似的，满口答应下来。岂料这老婆子很有想象力，径自做起计划来了，逐一问我喜欢住在哪里？曲町还是麻布[270]？在庭院里架个秋千吧？屋子里有一间洋室也就足够喽云云。那时候我根本没想过拥有自己的房子，所以每次都回答阿清：“我既不要洋房也不要传统家屋，那些玩意我一件都不想要。”谁知道这样一来，她又夸我清心寡欲、心地善良了。总之，不管我说什么，阿清总少不了称赞一番。

母亲离开人世后的五六年间，我的日子就在遭父亲责骂、和哥哥吵架、吃阿清的零食及听她夸奖之中度过。我无欲无求，已是心满意足。我想，其他孩子应该都是这样的。只不过每每遇上什么事，阿清张口闭口都是我可怜呀、不幸呀，说得我也觉得自己该是可怜和不幸的。除了这些，我倒没有一丝一毫的烦恼。真要说，顶多就是父亲不给零花钱让我叫苦不迭吧。

母亲去世后第六年的正月，父亲也因中风而撒手人寰了。那年四月，我从一所私立中学毕业，六月，哥哥也从商业学校毕业了。哥哥费了番工夫，在某家公司的九州岛分店谋了个差事，要去外地工作。他说要把房子卖了，将家产处理妥当再去公司报到，但我还得留在东京继续求学，就回答哥哥悉听尊便，反正我也不想给他添麻烦。就算随哥哥一起搬去外地，两人还是要吵架，他在气头上肯定又会对我冷嘲热讽。哥哥想必不会嘘寒问暖，但我毕竟住人屋檐下，不免要低声下气。于是我打定主意自己过活，至多去送牛奶，总可以填饱肚子。之后，哥哥找来一个旧货商，把那些不值钱的家传物什全都贱卖了，而这栋屋子则经人介绍，卖给了一位财主，听说赚到一大笔钱，详情我自是无从得知了。至于我，约莫在一个月前到神田的小川町租屋住下，等决定去向之后另做安排。阿清对于住了十多年的屋子转手让人，感到非常遗憾，可毕竟屋子不是她的，根本无从置喙。阿清向我频频发牢骚，说是少爷如果再大上几岁，就可以继承这间屋子喽。倘若真如她所说，年龄大个几岁就可以继承，理应现在就能继承了。这个老婆子什么都不懂，满心以为只要我年纪大一些，就能得到这栋哥哥的屋子[271]了。

哥哥和我就这样分开了，为难的是该怎么安顿阿清。哥哥自然无法带她走，阿清也压根不愿当个跟屁虫，随他远赴九州岛；至于我，连自己都蜗居在四叠半的廉价公寓里，随时都可能搬离此地，眼下的窘境真教人一筹莫展。我问了阿清，有无打算去别人家帮佣？阿清这才下定决心告知，直到我买房子、娶妻之前的这段日子，她只好去投靠侄儿了。阿清的这个侄儿是法院的书记官，日子过得还算滋润，以前曾劝过阿清两三次去他那里享享清福，可阿清没有答应，认为帮佣也无妨，她还是想留在长年住惯了的地方，怎料世事多变，如今与其换到陌生的东家小心伺候，不如去打扰侄儿来得好一些。阿清又叮咛我，早日娶妻买房，她好来帮我打理生活。想必是因为比起亲侄儿，她更喜欢我这个外人吧。

在临去九州岛的两天前，哥哥来到我的住处给了六百元，说这笔钱想拿去做生意或是缴学费读书都好，总之他往后和我无关了。以我哥哥的个性，这么做已算有情有义。尽管觉得不要这区区六百元也不至于没法过日子，可他这种不同于以往的直爽作风甚合我意，于是谢过之后收下了。接着，哥哥又掏出五十元要我顺便转交给阿清，我也答应下来了。两天后，我和哥哥在新桥车站道别，那就是我们兄弟的最后一面了。

我躺着思索这六百元的用途，若拿去做生意呢，一来麻烦，再者我也不是那块料，况且六百元这么点数目更不可能做出什么像样的买卖，即便做得成，以我现在的学历，往后就无法在别人面前抬头挺胸说自己是受过教育的，怎么算都划不来。我看还是别拿去做生意，用这笔钱缴学费读书吧。把六百元分成三份，每年缴两百元，可以读三年。若是发奋读书，三年下来总能有些成就。接下来，我开始考虑该进哪一所学校才合适。我从小对任何一门功课都不感兴趣，尤其是语言学啦、文学啦，见了就发愁，更别提什么新体诗，二十行中我连一行都不懂。思前想后，没一样喜欢的，学什么都一样讨厌。所幸，有天经过物理学校[272]，瞥见张贴在校门前的招生海报，心想这就是缘分吧，于是向校方索取简章，立刻办妥了入学手续。如今回想起来，在决定自己的前途时，我这遗传自父母的鲁莽性子又一次铸下了错误。

在校的三年期间，我虽和同学一样用功，毕竟天资不佳，名次总是倒数来得快。就这样过了三年，我居然顺利毕业了，想想连自己都觉得奇怪，可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于是老实安分地离开了校门。

毕业后第八天，校长派人叫我返校一趟。还以为什么事找我，去了才知道原来是四国地区的一所中学需要数学教师，月薪四十元，校长问我意下如何。老实说，我虽然读了三年书，既无意愿执教鞭，也不想到乡下去，但也没有其他的打算，所以在听到校长的询问后，当场就答应下来了。想来，这同样是传自父母的鲁莽性子在作怪。

既然答应了人家，那就非去应聘不可了。这三年来，我蜗居在四叠半的房间里，不曾受过半次责备，也用不着和人吵架，算得上是我这辈子较为逍遥的时光。不过，现在这个四叠半的房间也得退租了。从出生以后，我唯一一次离开东京，就是和同学去镰仓远足的那一回。然而，这一次可不是到附近的镰仓，而是必须去非常遥远的地方了。从地图上看，那地方在海边，只有针尖一般大小，想来不是什么像样的地方。我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村镇，也不晓得住着什么样的人们。不知道也无妨，用不着担心，去就是了。只不过远赴异地，多少有些费事。

老家那间房子卖了以后，我仍时常去探望阿清。她这位侄儿还真是个好人。我每次去，只要他在家，总会热情款待一番。阿清还当着我的面，向侄儿炫耀我的种种事情，甚至吹嘘我一毕业就要在曲町买座宅邸、去公家上班。阿清的吹捧羞得我面红耳赤，而且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很多次。她还把我小时候尿床的事也抖了出来，教人十分难堪，不知道阿清的侄儿听了这些话之后做何感想。不过阿清的想法守旧，似乎依然活在封建时代里，仍当我是她的主子，并且认为自己的主子，当然也是侄儿的主子了。这一来，反让她侄儿觉得丢人现眼了。

就在工作全都谈妥，即将启程的前三天，我去探望了阿清。她染上风寒，躺在一个面北的三叠房间里。见到我来了，她连忙坐起来问少爷几时买房子呢？她以为我只要一毕业，口袋里就会冒出钱来，实在犯傻。倘若我当真如此神通广大，她这个老婆子怎有资格唤我少爷呢？我只轻描淡写地告诉她，我暂时没法买房子，要到乡下去。她听了大失所望，将散乱的花白鬓发抚了又抚。我看她实在可怜，便安慰她：“虽然不得不去，但不久就会回来。明年暑假我一定回来。”说完，见她脸色还是不大好，于是又问她：“我买些土产回来给你吧，想要什么？”她回答：“想吃越后[273]的竹叶糖。”我从来没听说过越后的竹叶糖，况且她根本误解了我赴任地的方位。我告诉她：“我去的乡下那边好像没有竹叶糖。”她便反问：“那么，您去什么地方？”我说：“西边啊。”她又追着问：“比箱根远还是近呀？”这一来一往，费了我好一番唇舌。

动身的当天，她一早就来帮忙打理。她来这里的路上从杂货店卖了牙刷、牙签和毛巾，全都塞进我的皮革提包里。我说不要这些东西，她仍坚持要我带走。我们一起乘车到火车站，上了月台，她直勾勾地望着我进到车厢，热泪盈眶，细声说道：“说不定再也见不到面了，少爷得多多保重！”我没有哭，只是险些掉下了眼泪。火车开了。好一会儿，我猜她已经走了，怎料从车窗探头朝后望去，阿清仍旧站在原地。那条身影，看起来非常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