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问题，更难作具体之讨论，是故求一具体之议决案，终不可得，故日，此次会无甚结果也。虽然，余却认为我国参加此次会议，对于当地对吾人之认识，确多供献。六年前加拿大曾有一移民法颁布，事实上即拒绝中国人入口。自此法施行迄今之六年中，我国除有四人因检查弄错而侥幸入口外，再无一人得以入境，是可见绝对不许中国人入口也。两年前，加拿大曾有一商业调查团到我国上海服务，当时第四届之太平洋学会，我国曾请其回国代为说项，改善移民法。该团回国后，颇能代我国宣传，对中国事件，帮助尤多。但因当时加拿大与美国同患经济之恐慌，欧洲移民尚受限制，我国希望取消移民法之奢望，焉能实现？此次在加拿大于大会之外，又以私人关系，提商此事，加拿大对此问题，极表同情，但因实际上经济之困难，取消移民条例（移民法）尚难办到。后经努力奔走之结果，得到一“一部分不根本推翻移民法”之折衷办法。加拿大之移民法只许外国之官吏，商人，及入大学之学生三种人入口，其中所谓商人，乃由加拿大政府行政法律规定，必有九千元资本，限定经营某种营业，运输某种货物，其法至苛。而所谓入大学之学生，更须有当地大学之许可证，方准入口。最近商议之帮助方法，即能由当地之大学发给入口者许可证，同时并请求加拿大政府，将商人入口之规定改变，以期得到移民之方便，是即不推翻移民法，而我国人民之入口得以减去绝对之限制也。此外并积极要求加拿大政府，修正移民法。中国人民每年入口数目，至少须与日本人民入口数目相等，此点能否成功，尚难预料。总之，我国代表此行，对于中国与加拿大之邦交，裨益颇多，而我国获利亦弗浅鲜也。

此次会议，余最以为不然者，即在大会席上皆似唱戏说官话。依余之见，此次赴会者，率皆跋山涉水而来，即使大会席上不能公开商谈，亦应私人谈商，寻出解决之方案，虽曰不能实用，然亦可作参考，较诸无结果而散为善多矣。最奇者，日代表竟谓其不能自由说话，此虽区区小事，然亦可见对方之论调及其态度也。此外关于人与人之关系，更得到不少之良好收获，代表间言谈投机，更使国际中添得永久不朽之无形善感。

余自海外归国，甫及一月，在此一月中，无暇在各处演说。余去美及归国时间，共为四月。在美国加拿大逗留计三月零三天，无时间去用耳听，用眼看，仅用嘴吃，嘴喝，嘴说。故无甚闻见可说。此次蒋（梦麟）太太，王（子文）太太找我说话，余因妇女会成绩卓著，彰彰在人耳目，故该会有所嘱咐，不敢不遵。余以无话可说，只允谈谈“海外杂感”。

余去美先至支加哥，至各大学演讲，又至万国博览会内游览，后至美国东部。此外时间，尽在旅行中。在支加哥，余曾参观万国博览会。该会乃代表百年来之世界科学文化大进步之伟大计划。自一九二一（记者按：疑系1929年之误）十一月普遍于全世界之经济恐慌，不至长久，该会遂仍继续进行。但在博览会中，仍十足表现世界经济恐慌时期之一切不景气。虽然，博览会却仍可代表世界百年间之进步。会中计分：（一）科学馆内，分生物，物理，电学等部。（二）交通馆内，陈列各种汽车及一千八百余年火车发明，以迄今日之高速度火车时代之各时期火车模型，且有火车发明初期，与马车竞赛速度而落后之模型拟物。（三）电汽馆，有美国各大学著名电气公司之两种惊人的试验，（甲）看声音，（乙）听颜色，古书所云“目听耳视”，现竟于科学中证之。然会中亦处处可见经济恐慌痕迹。如参观人购大会纪念品，（上刻大会标记）手杖，烟盒，小刀等物，皆系日本制造，竟无美国工厂出品，此美国经济恐慌深刻化之又一证明。会场中有中国馆，因政府经济拮据，决定不参加，后由商人出洋十三万元布置，惟地方窄小，且不雅观，幸有瑞典某富翁捐助款项，在中国馆附近建一可以代表我国建筑之喇嘛庙。惟中国馆中所陈列者皆系手工业时期之物，甚可憾也。

今请再述加拿大之情形。加拿大地方甚大，人口一千万只合中国四十分之一，可谓地广人稀，人口几全部为苏格兰人，酷类中国之“老西儿”，南方之徽州人。加拿大东部原属法国，故法人后裔，占三分之一。但此两部种族，不同之人民，相处甚安，布告文用英文法文两种。该地人曾邀余在无线电台演说，余操英语演说，加人甚表不满，后余费去四小时之时间，练习法语，作两分钟简短法语演说，大受彼辈欢迎，余之法语演说，彼辈竟能听懂，余亦乐甚。加拿大名义上为英属地，但实际上加拿大为半独立国，亦为国际联盟之会员国。加拿大无强大海陆空军，以“和平立国”为基础国策。加拿大人之国家观念益如斯。苏格兰子孙“外国老西”之魄力，足为吾人佩服之处甚多。如加拿大造成世界交通系统，加拿大太平洋邮船公司，与加拿大国家轮船公司船只来往世界各地，几尽垄断世界航路。余又见加境铁路，有高至一万尺山洞，工程浩大，加拿大东部皆山，其余均为大平原。出产品，大宗为农产物，产麦过剩，小麦一“布西尔”合洋三毛九分，谷贱伤农，农人惟有赔本卖出，此亦世界经济恐慌时之一般现象。

说到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参加国共十国，计美，加拿大，日本，中国，荷兰，澳洲，纽西兰及苏俄等十国。参加各国代表，均在七八十岁以上。会中只中国与加拿大之代表，尽系三四十岁左右青年。中国代表年岁二十至四十左右。加拿大亦与中国同。此使两国代表，感情甚为融洽，及在知识上，能以互相交换之一种原因。又余参观加拿大各大学，历史亦均只几十年，大学教授，多为青年学者，此与吾国情形相同。又加拿大全境，计共九省，合组属地联邦政府，每省有省议会，有自主权。加拿大之政党有三：一，保守党，二，自由党，及新组成之农民合作党。党中领袖均为大学教授，及教授夫人。

本届太平洋会议在落矶山温泉大旅社中举行，大会共十三天。吾人应注意现世界已到达“不得了时代”即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谓资本主义没落期之最后阶段。此点撇去不说，但世界经济确已深刻化，惟余坚信前途仍有希望。余出席太平洋会议，已宣誓绝不谈中日问题，盖事实最雄辩也云。又对国内目前政局氏谓余对国内政治变化，不欲置喙，唯现今世界，只有国与国竞争，国内战争，甚为可耻，希望无分南北男女，团结一致，以建立一近代式新国家云。

在现在这期间，以我们所感受到的痛苦，究应负什么责任？以过去四年中，又在怎样的环境中生存着？一些认识错误的人，以为现在的状态是突然发生的，殊不知此乃一定转变的事实，过去一部分的青年，呼口号，贴标语，甚至卧轨请愿等……其结果仍是无济于事，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学识，能力，远不如他国进步之速。为什么我们这样不如人呢？一则因为我们不肯责备自己，二则祖宗留下的罪恶甚重，在三十年以前，一般先知先觉之士的著作，如《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都能表现出自责的心理，替祖宗洗刷以往的罪恶，这二十年来所以能有点革新的成绩，就是清末时代，有一些革命青年，不满于现状的结果，到现在还不能救国，乃是我们自责的程度不够，以细微的成功，便自夸起来，年来因感小孩脾气式的打闹与自满的错误，才又回复到二十年前的自责，我们要自责，不仅于一事一物上着眼，要注意到我们的全部文化，无论精神方面，物质方面都要下一番考究工夫。朱程当时，具有改革的思想，倡议“格物致知”“正心修身”却不会利用舆论来摧毁什么缠足之类的恶习。社会的演进，是不断的向前的，各民族都以保障固有的势力为前提，民族主义之倡兴，即基于此，所谓民族主义有不同的三阶段：一，排外，二，自夸，三，创造，但我们只取第一二两点，却放弃了第三点，我个人以为凡有利于我者，应不分畛域，取其所长，痛下决心，责备自己，才能有进，古人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我们现在的状态，是自己弄成的，不是某一国家跟我们宿世怨仇而发生的。今后我们晓得祖宗给予我们的智识能力不够用，我们又没有洗刷祖宗造下的罪恶，因此我们除了在文化的各方面，努力充实外，乘此未亡之前，“自责”“知耻”社会才能有进，国家才能有救！

昨日到沪因时间匆促未及准备，决就此次自出国所得感想，略作简单报告。本人所得感想可有两点：（一）出席第六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二）本人代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参与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纪念大会。今先从纪念一点讲起。我感觉得哈佛在美国成立三百年，并不为奇，因欧美大学历史有近千年的，不过哈佛所值得庆祝的，乃因美国于一七七六年革命，而哈佛成立于一六三六年，比较革命还早一百四十年。在纪念会中，到会的全世界学者百三十余人，其中有曾受该大学学位者七十五人，本次给予学位者六十二人。讲演分文学、科学二组，在两个会场举行，演讲时每一人提交论文一篇。每日讲演，在这七十五位学者中，个个都是前辈，由大会发给每人小册子一本，上载每代表所代表学术机关的名次。我看到这名次排列就发生了最大感触，第一名埃及大学，它成立到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第二意大利大学，也有九百多年；第三法国巴黎大学也有九百年；第四英国牛津，第六英国剑桥，至于本人代表的北京大学，则排在四百一十九号、南开四五四号，中央研究院于民国十七年成立，不过八年的历史，所以次序数字为四九九。

说也惭愧，我们中国已具五千多年历史文化最早的古国，反屈居于最末的次序，这固然由于政治经济不安定。然而一个学术机关的不能机关化，不能组织化，也是极大的原因。如中国汉学在东汉二千余年前，就有祭酒国子监，曾经过一次大学学生三万人的学潮。及至宋代又有书院的设置，如洛阳书院、白鹿洞书院等等，卒以学校随着政治为转移，以致不能继续，其结果国内竟没有成立五十年的大学。反观欧洲大学，人才辈出，不论现代，就说被人看不起的中世纪大学，所造出来的人才亦多。即如欧洲文明中心之文艺复兴、宗教革命、新科学等等，其领袖人物如Baccaccio、Petrarch、Luther、Calilio、Newton诸人，或为大学学生，或为大学教授，所以欧洲的文明，绝不是偶然的事，而文明的造成，实以大学为主。尽管人们骂中世纪的大学全受着宗教的支配，它们对于欧洲的贡献，确是不少。中国五千余年古国，今名次竟排至四九九号，这都是老祖宗没有遗产流传。但诸位也不必悲观，因中国名次以下，还有六位小弟弟，五位中最出风头的是普林斯顿大学附设的高等研究所，虽则次序落后，然而它能吸收高等人才，如相对论发明者爱因斯坦氏，即在该所罗致之列。于是普林斯顿渐成为全世界数学研究的中心。麻省大学之理工研究院，则由理化学家密立根与安德逊等任教，它们成立年纪虽小，学术人才之多，几居首位。所以我们中国固然老大，然如能急起直追，不悲观，不自倨，将来也许有好的现象。

其次说到此次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感想：该会在约桑密地举行。那个地方是平地耸出来的山峰，上入霄汉，山石壁立，风景美丽。最使人感触的，乃是在约桑密地附近地名，都是西班牙名字，如San Francisco,San Jose等。西班牙古帝国从前是个不得了的国家，疆域沿南美洲、中美洲，以及北美洲、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都有它的殖民地，但往昔威武，而今安在？目前他们内战正打的猛烈，将来如何，尚在不可料之中。所以凡一国家，苟专恃武力，必有失败之日。从太平洋之美国北面加拉斯加，以迄南端菲律宾，其间莫不在扩充军备。尤以澳洲及新锡兰两地，以前真乃世外桃源，至今也莫不大造飞机，提炼汽油，其余新加坡，荷属东印度，更在设防购机，不遗余力。他们都准备什么，其目的为何，当然是明白的。我在七月离沪，于十七日到达神户，正由神户上岸至东京途中，见东京《日日新闻》刊载我国西南问题（当时西南局势正紧张）一篇通讯，说中国统一，已有十之八九有完成希望。以后余在美国，美联社社长霍华德曾来华视察，于十一月九日发表文字于全美二十八家报馆，说从前外人对中国认为不能统一，现在竟统一了，错误的观念，应当纠正。日本自一九一四年（民三）至一九三一年十七年中，前七年称霸太平洋，因为各国因欧战不能东顾。后十年虽然有《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巴黎和约》以及海军军缩会议之限制，但日本仍乘势利用其霸权，直至“九一八”后，更见伸张，中国因被侵略。同时各国因日货倾销，也起了恐慌，所以我在三年前出席太平洋学会，谈到日人横行，竟无一人肯表同情。迄至此次前往出席，形势大变，这就是一味侵略的结果。从前他人受日人宣传蒙蔽，今则日人侵略俱有事实证明，辩也无益，况且日货倾销，英、法、美均感威胁，且都觉得日本销货情形，与一九一四年欧战前德国无异，所以不得不在限制日货倾销之外，再加强军备。“九一八”以后，苏联势力伸及太平洋，美国沿太平洋增防，与夫中国统一，全因日人专恃霸道而引出。所以我说日本的霸道，自“九一八”以后，即失去其全盛时期，以后打起仗来，别人不会援助我们，不过行霸道者自己会将敌人请来。譬如欧战开始，比利时、美国由英、法请求加入而不肯，后来还是德国鱼雷艇横行直撞，将好多大船撞沉了，它们才肯出头。所以远东一旦有事，我们的敌人自己也会将它的敌人请来的。

诸位同学：本人此次赴美，负有两任务：一为代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参加美国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纪念；一为代表中国出席第六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刚才有同学提议到要扩大庆祝北大的三十八周年纪念。请诸位想想，才三十八周年，这是值得庆祝的年岁吗？

哈佛大学今年是三百周年纪念，这该使我们多么可惊，但是此次该校纪念会上其次序为三十一号，在这个号数之前，仍有三十个三百年以上的学校呢。这真是使我们相信不过的事，譬如说第一号是埃及大学，他成立到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了，其他也都有八百年、六百年、五百年不等的学校。那么我们中国呢，先说本人代表的历史最老的北京大学吧，它在该会的排列单上是四百一十九号，南开大学是四百五十四号，中央研究院是四百九十九号，乃为次序单全部号次的倒数第六名，当时本人非常惭愧！

为什么在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国，大学的历史却会这样短？假如由北大往前类推，国子监学院太学生等，一直保持到现在，其历史何止数百年。不过中国的教育总是随着政治制度而变迁的，结果弄得连四十年历史的大学都找不到。不过以后我又看到比我们号数还次的五个当中，竟有最出风头的普林斯顿大学附设的高等研究所，和麻省大学之理工研究院，是世界数学和理化学的研究中心。所以我感到我们的历史虽短，然而还有努力的余地。

其次，再说第六届太平洋会议，到会代表共十一国，今年开会时使我最大的一个感觉便是在过去几次会议中，对中国问题并不注意，但今年却不同了。可以说大部分代表的眼光都是注视在中日问题上，即向抱平和态度，做事圆滑的英国，态度也表现得非常积极。不过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并不要相信人家会援助我们，假如自己不能够自强自立，始终是翻不过身的。

所以我们的结论有两点：（一）是中日问题并非单独的东亚问题，乃为一世界问题。（二）中国过去无有力的领导，而处处吃亏，所以世界各国为了使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不受到某种影响起见才有《九国公约》的成立，先使中国有自力图强的机会。但在过去几年中，中国无有力的领导，未能利用机会以自强，而受到种种威胁。

近两年来民气渐强，领导也上了轨道；这也是此次会议对中国态度转变的一大原因。还有一点应说的，便是苏联代表此次在会议席上对其本国军备数目的报告，非常惹人注意。因为其他国家对自己军备都保守秘密，怕人知道，而苏联却这样坦白。猜其用意，乃德日之接近，使苏联有顾东失西之虑，故以诡言威胁欺骗其敌人，使其不敢轻易进攻也。还有许多事情要向诸位报告，但因时间过久，肚子一定很饿了，只好以后找机会慢慢的讲吧。

九年来一向留在外国，好久没有穿中国衣服，好久没有说中国话，这次说话，也许要带出外国字来了，请大家不要见怪。承蒙诸君招待，非常感谢，只是因为回国十小时以内就闹腹泻，非常狼狈，所以两次定期都不能到，先向诸位道歉。

这九年之中，诸位在沦陷区，在后方，所作的许多抗战工作，我都没有参加；所受各种苦痛，也没有受到。好像是国家放了我九年假，现在回国，真有一种假期终了的感觉。

刚出去的时候，完全是考察性质，奉政府非正式的使命，去看看美国对我们抗战的舆论和态度。后来，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命出席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历史科学会议，那时是一九三八年。这个会议我国还是第一次参加。自欧洲回美就奉命回到外交方面工作了。

我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这整整四年之中担任着外交工作，责任实在是非常轻松的。每天不过换几套衣服、出席几次茶会或者Cocktail Party，没有订过一次条约，没有接洽过一次借款，没有捐过一笔钱。而且，我对他们说老实话，不讲究外交词令，我们有困难就老老实实告诉他们；我要他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是老老实实的人。

后来，我的任务没有以前轻松了。政府已经看到，在我们一国单独挺身抗战之外还必须要注意世界局势的转变。不过老实说，我实在还是一无成绩可以报告诸位听的。

我在没有递国书的时候广州失陷了。在递国书前三天武汉又陷，这正是国家最倒霉的时候。虽然我们一向主张说负责任的话，不怕人家笑骂、不怕人家嫌我们不时髦，但是在这广州、武汉相继沦陷的时候，我觉得这态度还不够，觉得我自己还应当参加意见、参加判断。我的报告是否准确，在历史上可以起作用，——我觉得只说负责任的话是不够了，我觉得实际负责任，比说话摇笔杆的负责任，还要艰难。写文章的人往往随便议论，并且常欢喜写翻案文章，但负责办事的却不容许如此的。

一九四二年秋天本来想回国，但是我有心脏病，医生说不适宜于高飞。而在重庆常常要跑很多石级，昆明又是海拔六七千尺高的地方，有心脏病的人都不相宜。于是，又在美国耽搁了几年。当时应回国从事文化工作的愿望也不能达到了。

出国的最初五年，从未从事学术研究，一篇文章不写，一点考据和研究的工作也没有作，即使讲演，也从没有什么心得。虽然得了三十一个荣誉学位，却并不是用功拿来的。于是下了一个决心，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这几年中，努力于“无声无臭”，“无声”是不说话，“无臭”是不招摇，专心读书研究，利用这个国家给我的假期训练自己，预备回国来做一个教书匠。

去年九月政府发表我做北大校长。事前教育部和我没有一个字的联络。因为他们晓得我有一个弱点：国家在艰难的时候，政府发表我什么事，我是从不迟疑、从不否认的。北大的职务是一种光荣，但也是很艰巨的工作。我愿意做一个教书匠，一个史学家，这一点就算是我这余年中的一些“野心”罢。

主人要我就一个新从外国回来的人的看法，对国内情形说些话。题目太大了，不容易交卷。在国外的人常常看见大处，不见小的地方，因此有时就看到了整个的一面，不挑小眼儿。但是回国之后才知道和国外所闻的确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十个月前所乐观的，十个月后也许就有可以悲观之处。我从本月五日到上海，至今才两个礼拜，晤见朋友不少。上海的名片有两寸高，南京的名片也有两寸高，听到的话悲观的居多，对将来并且很有抱失望的。但是我虽去国九年，并没有和国内隔离，更从没有减少对国内的关怀。我以为用研究历史的态度看起来，我们是用不着太悲观的。

九年以前，或者十五年以前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们都曾仔细考虑过局势，我也从不主张轻易作战。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经济、文化、工业等等的基础都有些不敢接受这种挑战，打这空前大仗。到庐山会谈的时候，我们认为忍受得已经够了，正像一个患盲肠炎的人，明知开刀可以有性命危险，但是为保全自己的生命，也不能再怕冒险。所以，我们就接受了挑战，参加了战争，一打就打了八年。

用研究历史的眼光看起来，我们现在所受的痛苦，一部分固然或者还是由于我们的努力不够，但大部分或者还是因为历史上的必然。以美国之富强，胜利以后至今也还没有恢复常态。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已经胜利，却决不是已到了休息或者“惬意”的时候。存了这样的想法，我们也许就不至于太悲观了。

我们应当研究我们的缺点究竟在什么地方，是人才吗？学问吗？然后努力加以克服。也许我们要再吃五年或者十年苦，但是如果只吃苦而不作探讨和研究，那么吃苦的时间只会更延长。我们文化界、教育界应当在这五年十年之间咬紧牙关、尽力挽救和改善目前的局面。如果我们自己先就悲观，觉得世事不可为，那么国事真更将令人悲观、令人觉得不可为了。

我们能做什么？本是一个可大可小的题目，今天希望在一点钟以内讲出来。在讲本题之前，我愿提一下刚才主席（阎子亨君）介绍词里的话，他说我过去在政治上的主张与公能学会的精神很相近。我愿给他的话一个证明。

从前我们办过一个小报，叫做《努力》，在第二期上，我就提出：“我们不谈主义，只要一个政府，要一个好政府。”当时的北京政府的政令只限于在北京，连天津都到不了。因此我提出要一个政府、要一个好政府。有人问我好政府的条件，我说：第一是要有操守，有道德；第二是要有能力，负某部门责任的官吏，一定要熟习并且专长于这部门的业务。

当时我没有看到南开的校训：“公”、“能”这两个字，但我所提出的是与“公”、“能”相一致的。这是我给主席的话加一个注解，也是加一个证明。

我要说的是：我们能做什么？不管是南开校友会也好，北大同学会也好，公能学会，或是市民治促进会等团体都好，我们要问一问：我们能做什么？

来天津以前，今天早晨我与张佛泉、谭炳训诸位先生去参观北平市参议员选举的五个投票区。从这里我们训练了自己，教育了自己。从这次办理选举的经过来看，当局者很想把选举办好，事前请了学校里的好多政治学家和许多别的先生们去研究，去想办法，可见办选举的人是想办好它。至少我在北京看到的是如此。

但是我们看了几个选举区以后，觉得有缺点，有值得批评的地方。因为办选举的人自己没有经验，也很少看过别人选举。拿选举的法律条文做教科书，就难以解决实际困难。譬如选举时旁边有个代书人，凡是不会写字的选民可以请代书人代写选票，加上旁边两个监视人，选一票至少要被三个人知道，这就不能算是秘密投票，就难免受人威胁利用。但“代书人”的办法是选举法的细则上规定的。那么根本的毛病在那里？根本毛病在于宪法。

宪法规定普选，不分性别，不分教育程度，不计财产，只要满二十岁就有选举权，这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制度，我们是迎头赶上了。但是我们选民的“能”不够，我们看见一个老太太来选举，竞选的人递给她三张片子，走到代书人面前，她不知道要选谁。另外我们看到一位瞎子来投票，这太感动人了，外国记者忙着替他照相，但是他也不知道选谁。有人建议他用手在候选人名单上任指一个，但他是盲人，连指的能力都没有，结果由他的小孙子在名单上随便点了一个，这是我们看见的，这是公开的，并没有人贿选。但结果是如此不合理！

错误是在制宪时种下的，当时我们没有反对普选，是一个大错。我们只根据书本，没有勇气走出看看，为了“普选”的美名，我们没有看看全国人民的水准，没有看看他们的能力。将来发生坏的效果，我们参加制宪的人都有责任！我希望在座的人都去看看选举的实情。

我们还看了北平的职业选举，市商会和市教育会就没有“代书”的事。比区域选举的情形好得多了。市商会用间接选举，手续繁复；市教育会用直接选举，在十个候选人当中选七位参议员，方法简便，效果也良好。

从这里我们得到两个教训：第一、选民教育程度高的，选举就办得好。第二、选民应该有限制，在宪法没有修改以前，没有办法根本解决。但是，我们可以接受各种经验教训，改正既有的缺点，天津就可以改正北平所发生的一些可以避免的错误。候选人应该加以限制，应该要他负责。英国规定候选人须缴两百镑保证金，选票不及选民三分之一时，保证金就充公为选举经费，这办法也许太严，但我们绝不能让一个人随便去登记一下就成为候选人。我们要让他负责任，候选人减少，就可以全部印在选票，选民只要在名下画个“×”，不会写字的人总可以画“×”，“代书人”可以免除。这就改正了一个缺点。

我们要能够接受经验，改正缺点。这算是我的引论，以下谈正文。

我们能做什么？这要靠我们的知识水准，教育程度和技能修养。究竟一个没有军队支持，没有党派协助的个人能做些什么？以我想，至少有三大类的事情可做。我愿用几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类：可以说是消极的，以我个人为例，我民国六年回国，当时立定志愿不干政治，至少二十年不干政治。虽然真的过了廿一年才干政治，但是不到二十年我却常常谈政治，先后我参加或主持过《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和《新月》等政治性的杂志。因为忍不住不谈政治，也可以说不能不问政治，个人不问政治，政治却时时要影响个人，于是不得不问政治。

我只是学弥尔（J.S.Mill）。这是一位十九世纪的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还可以说是大思想家。中国有严复译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就是他划时代的巨著。这是一个天才；三岁能用希腊文作诗，五岁能通拉丁文。由于家庭教育好，使他受教育的时期缩短了二十五年。弥尔先生有肺病，但是他活到六十多岁，几十年的时间没有参加实际政治，但他一直在自己的本位上写政治论文、批评实际政治，他的著作给英国政治以很深的影响。而如今有人称他为自由党“精神上的父亲”，工党“精神上的祖父”。弥尔这种批评政治，讨论政治的精神，我们可以学习，也是我们所能做的！这是指个人方面。

此外，团体方面英国有个费边学会（Fabian society）。费边是缓慢的意思。费边学会可以译做绥进学会。他们研究社会主义，反对激进的政治主张，时常讨论、研究，出了许多小册子。结果费边学会成为英国工党真正的前身，他们的研究结果成为工党政治理论的基础。

今天我们的许多团体，像公能学会、市民治促进会，就可以学一学费边学会，就能做研究政治讨论政治的工作。

第二类我们能做的可以学美国的“扒粪主义”。“扒粪主义”起于二十世纪初年，美国有一些新闻记者感到许多大小城市都有所谓“BOSS”，我们可译为“老板”。这种人并不是大资本家，大政客，只是凭着权术、手段，经过多少年的活动，把持着这个城市的一切恶势力。所谓“扒粪运动”，就是有计划，有知识的，对恶势力常作战。根据调查的事实，来攻击恶势力，结果得以很大的效果。

我们要有扒粪的精神，不要单是喊打倒贪污，究竟贪污的证据在那里？我们可以调查，研究。在天津的人可以调查天津的机关，可以查账，没有一种假账是查不出来的。这种事，个人能做，团体也能做。

第三大类能够做的，我也举一个例来说明：一九四四年美国有个C.I.O.P.A.C.的组织，就是美国有名的两大劳工组织之一的“工业组织联合”（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的缩写。一九四四年正是美国人民最黯淡愁苦的一年，对德战争还十分紧张，对日战争也没有结束。罗斯福总统第三任已经期满，大选快了，按惯例，总统连任三次已经空前，连任四次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大局危急，人民希望他连任，这有什么办法？再两年以前（1942年）国会改选的时候，美国的有资格投票的人有八千万，但是实际投票的只有三千多万人，人民对选举不发生兴趣。国家大局交给谁来主持呢？这时C.I.O.P.A.C.做了两件事情，一是鼓吹人民参加选举，踊跃投票，一是做候选人调查。他们认为好的人，把他过去的言论，行为，事业成就，调查清楚，然后公布出来，让选民有明白的认识。对他们认为坏的候选人，也把他过去的行为过失，荒谬言论，搜集起来公布给大众。这两种工作似乎很简单，但这工作教育了美国人民。当时许多自由主义的教授、专家都来参加这个工作。其结果，不仅是使C.I.O.P.A.C.本身的组织加强，同时使一九四四年选举投票的人数增加到五千多万人。许多老的议员都落选，议会里添了许多新人物。这是这个P.A.C.努力的结果。这种工作，我们目前就亟须做，这种是我们能做什么的第三类的答案。

以上所谈的三大类来讲，第一是消极的研究、讨论，来影响政治，个人、团体都能够做。第二是要不怕臭，努力扒粪，调查，揭发，总会使政治日渐清明。第三是以团体的力量做大规模的调查和教育工作，直接推动了选举，积极促进了政治。

这三条路都是有成绩的，都可以训练我们，促进我们达到两种目的：一种是“公”，一种是“能”。做我们所能做的，我们可以得到“公”、“能”的好社会，“公”、“能”的好政府。

院长，副院长，各位委员：

诸位今天这样的招待我，真是我莫大的荣幸。多年来我在国外跑来跑去，受立法机关的招待只有两次，一次是我任驻美大使的时候，新泽西州（New Jersey）州长爱迪生先生（J.Edison）——大发明家爱迪生的儿子，邀我在新泽西州的两院联合会讲话。第二次是一九四九年，我到美国路经檀香山的时候，夏威夷议会邀我在上下两院分别讲话。夏威夷虽还不算是美国正式的一州，但议会也是民选的。我国和日本在夏威夷都有很多侨民。很有趣的夏威夷上院议长是日籍的美国公民，下院议长是中国籍的美国公民。那时正是我们国家多难的时候，我个人能够先后受到这两个地方的立法机关的招待，并跟他们讲话，实是一件荣幸的事。而今天我们中华民国的立法院给我以这样盛大的招待，更是我莫大的荣幸，我非常感谢，我觉得不敢当。请诸位接受我最诚恳的谢意。立法院的同仁中有很多是我的老朋友、老同志、老同学。有这机会见面，我也很高兴。

刚才院长给我出了两个题目，要我报告国外情形，又要我谈谈国外的立法机关。我很惭愧，觉得这两个题目对于我都太大。

行宪立法院成立了四年多。在座有许多是制宪的国大旧同仁，我们回溯历史，当还记得制宪时的困难情形。中华民国宪法就是那时制定的。说到宪法我觉得我们的宪法有许多地方与世界的宪法很不相同，有一些规定是别的宪法所没有的。譬如在立法机关之外有国民大会这个重要组织，别国宪法里很少有这样的规定，同时，立法院监察院也不完全和西欧英美系统的两院议会相同，并且我们的立法院是没有法子解散的，立法院可以倒阁（行政院），而内阁不能解散立法院，这也是我国宪法中一种比较特殊的条文。我不懂宪法学，没有学过政治，以我外行的看法，我觉得我们立法院的地位是最特殊的，是最高的立法机关，在宪法的保障之下没有法子被解散。

刚才院长说立法院只有四年多的历史，好像是自谦幼稚。以我这个虽参加制宪国大，但没有学过宪法学，没有学过政治的人的观察，觉得这四年来大家已经创立了中华民国立法机构的好传统。这个传统，有些是宪法所规定的，有些是诸位在议会的规则里创制的。其中有几件也是很特殊的，例如委员有五分之一的人数出席便可以开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定。尤其在这几年国家危难，大陆整个崩溃的时候，大家奔走离散，以五分之一为开会的法定人数，是很有道理的。恐怕当初订这条规定时并没有想到将来会发生作用。这是一种很好的“遗风”，值得将来保留的。关于这一点，许多朋友们谈到英国议会的开会人数，英国下院有六百余议员，以前只要有三四个议员到会便可以开会，后来改为有三十至四十人到会便可以开会。我们立法院规定有总数五分之一的委员出席便可以开会，是很聪明有远见的。还有一条规定，我当初是很不赞成的，在行宪的那一年，我从北方到南方，立法院的朋友告诉我立法院的表决是规定无记名的，我听了以后，觉得这是值得严重考虑的。议会的代表是代表区域选民或代表职业团体，对于议案的表决，应该有对区域选民对职业团体负责任的表决方式，如点名的方式。国外议会对于普通议案的表决，是由议长用口头表决（Viva Voce），赞成的说“是”，不赞成的说“否”，然后由议长宣布：多数通过，或多数不通过。至于重要议案则只要一个人提议要点名，议长便要采用点名方式表决。

当初立法院定无记名投票这条规定，我所以不赞成，因为立法院立法委员，代表全国各区域各职业团体，代表人民，代表各党各派，会议时对一个议决案，意见不一定一致，记名表决，可以看出那个党，或者那些人的意见，有个负责的表示；有了无记名表决的规定，恐怕将来养成不负责的现象，使一个党，对他们的党员无法控制了，人民也没有办法来追问他所选出的代表对于某个法案是赞成，还是反对，负了什么责任。我这个意思，曾明确地和政府以及立法院的朋友谈过，无记名表决的规定，是世界各国议会最特别的一条。但是这一条经过立法院几年来的运用，使我最近的思想，少许有了一点转变。最初中华民国立法院定这一条也许觉得不很合理，但由于诸位先生以公道态度来运用它，也许在世界各国议会中，可以保留了一种特殊的传统，特殊的遗风。因为在今天的中华民国没有对立的党，只有一个大党在立法院占绝大多数，在这个时期这一条对少数人也许是一个保障。我从前的看法错误了。诸位先生在实验中，采取了这一条规则，由于这条规则的运用，也许能做成功中华民国立法院优良的起点。

张院长要我介绍一点外国的议会制度，我简单说一点最不合理的外国议会制度。就英国议会来说，它是各国议会之母，为议会的老祖宗，下院六百多位议员，而议席上铺着红毯子的凳子，只有四百个座位，最多只能容三分之二的议员。虽然在二次大战中，议会被炸，修建以后做了新的凳子，但是英国人很守旧，仍然是那么多座位。座位不足人数。当开会的时候，最初只要有三四个人就可开会，后来规定到二十人，三十人，现在规定十分之一也只要六十人就可开会。许多议员都常在国会的餐馆休息，听到表决的铃声的时候大家才进会场，赞成的站在一边，不赞成的站在另一边，分队表决。表决完了，又回休息室休息。他们的传统遗风没有过半数的规定，实行了几百年，还影响到别的国家放弃过半数开会制度。像中华民国立法院采用五分之一的法定开会人数，倒可以树立一种好的遗风。

还有一个最不合理的制度，就是美国参议院会议通则的一条规定，即讨论不能中止。这个规定与众议院规定不同，因为参议院议员是由各州选出的，每州二名，最初十三州只有二十六个议员，都是各州孚人望的元老，坐在两张桌子旁边面谈，在大家讨论到没有话说时，大家心悦诚服，再来表决。所以有这个规定，这本来是客气的意思。可是这种传统，后来变成对参议员的重要保障。他们一个案子，只要有少数一二个人反对，他要阻止案子通过，只要取得发言权，就可以无限制的说下去。说了三五个钟点，疲倦的时候还可以让给别人发言，略作休息再来继续发言。这样拖延下去，甚至拖延几日之久，拖到会议闭会的时候案子不能通过，无形的延搁起来。这种捣乱（Fili bustering）办法在我做学生的时候就曾看到威斯康辛州参议员拉·佛莱特（La Fallet）等以九个人反对一个案子，应用这个办法阻止了一个议案的通过。那时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参议员中一些爱好和平的，反对威尔逊总统参战，所以用这一条规则来反对他，到后来政府运用参议院的多数，才好不容易把案子通过。

当时大家觉得这条规则殊无道理，对于会议的进行有障碍，但是还有保障少数的作用，结果只对这条作一个修正，规定有十六位议员的提议，经全体议员三分之二的赞成通过，才可以限制讨论，限制每一位议员的发言时间不得超过一点钟。计算一下参议院的九十六位议员，每人发言一点钟，需要九十六点钟，讨论一个问题，如果经九十六点钟的讨论，要有四天四夜，除了每天的休息时间之外，最少得要八九天的讨论，才能说完。他们这种规定，虽然不合理，可是现在实行了一百六七十年，还没有办法把它废止，其原因就是能在特殊情形下，发生某种保障少数的作用。

当我还在美国作学生的时候，时常看到参议院有人反对某一个议案发表许多演说，今天说了，明天再说，明天说不完，后天又说，我就想过，为什么不能定一个法律把它停止呢？等到我老了一点，年纪大一点，人情世故也懂了一点，才觉得这个规定好像也有它的道理，所以觉得有许多东西我还是知道得太少。我很抱歉，因为这几年我在国外不大到各国国会去看他们开会，没有多少研究，但是过去也稍许研究过各种国会的制度。比方分组委员会的组织，各区域代表人数，以及选举年限等，觉得许多地方是值得参考的。我个人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贵院同仁能够有机会参加世界性立法机关的组织，轮流参加各种会议，至少每年能有几个人出去看看许多国家的国会组织，可以得到许多暗示，也许他们有许多方法比我们好。譬如贵院的委员会分组制度，似乎值得重新考虑，委员会太大，而且主席只是召集人，不是固定的主席，讨论专门一点的法案，往往不容易得到结论，等于一个全院委员会。像这一种情形，是不是值得考虑呢？不过，这仅是举例而言，我绝对不敢对贵院的制度有所批评，我只以为各国议会制度是值得去看看的。譬如美国国会有好几个委员会权力最大，拨款委员会不重要，但筹款委员会（Ways and Means Committee）的权力大极了。筹款的方式是发公债还是抽税呢？"Ways and Means"的意思是想法子。要他想法子筹款，所以他对于拨款的案子可以将原案减去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这个委员会人数很少，主席就是多数党的领袖。譬如现在美国由民主党执政转变为共和党执政，共和党上台，很多人乐观，我就和许多朋友说过不可太乐观。因为共和党竞选政纲有一条很重要的规定，就是对内要紧缩，他们认为民主党的政府机构太庞大，对内对外花钱太多。我就告诉我国的朋友们说：这一党上台，参众两院都是要改组，就是他们说的“改组国会”。怎样改组呢？就是每个委员会的主席要由多数党担任；委员会的人数，多数党也要占多数，最少要多一个人。美国议会明年一月开会，我们看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组成，就纽约州的众议员Tober先生的资格经验各方面来说，明年他一定当选主席。而Tober先生是有名的最能削减款项的刽子手。尽管参议员塔虎脱先生说外援款太多了，我们要削减，对欧洲要削减，对中国不能减少；但是筹款案子都得先从众议院开始。我举这一例，是说明有的地方我们不能太乐观了。我们明白共和党上台有很多要改进，他们的紧缩政策也许要影响到我们。我说这样话，并不是要诸位悲观，而是表示我们对国外许多政治的变迁，不要看得太过度乐观。同时举这个例子表示其立法机关委员会的权力之大。因为有固定人数，有系统，代表党、代表多数党，一个案子委员会不提出就没有法子通过。如果委员会不提出而要在全院会议提出，就要费很大的力量，一定要过半数表决才能够提出。这种制度也许值得我们参考。我很希望各位有机会参加世界性的议会团体，去看看各国议会的工作情形。一方面使得我们感觉到我们已有了几种特殊值得保存的特殊传统，一方面借此得到借镜而有所修改。这是我以一个不懂政治不懂宪法的人随便说的。

的确，各位在国家危急的这几年中，能够与政府一起，支持政府渡过难关，可以说是贵院树立了中华民国立法机关的遗风，慢慢造成一个——我在外面几次公开讲话中也谈到过我所希望的——合法的批评政府，合法的反对政府，合法的制裁政府的机关。我以一个不懂宪法的人妄谈政治，总觉得民主政治最要紧的基础，就是建立合法的批评政府，合法的反对政府，合法的制裁政府的机关。在现阶段，立法院是最高立法机关，而且受宪法保障，没有方法解散的立法机关。合法的批评，合法的反对，合法的制裁，当然是全国人民所瞩望的，我们立法院当然也就是全国人民所瞩望的国会。我初来台湾时，有人告诉我立法院有一个传统，就是自居在野，而把行政院看作在朝。这一传统，在我看来，至少不是一件坏事。我以为这就是中华民国行宪四年来有意无意形成的传统。这传统对于宪政具有深长意义。使立法院居于在野，居于合法的批评，合法的反对，合法的制裁政府的地位，无论如何解释，对我这个外行人，总觉得这一传统是很好的现象。本来所谓三权分立制度，就是希望有制裁有平衡有均衡的作用。五权分立也是如此。只要这种传统是基于公道态度，爱护国家，爱护人民，保障人民权利，帮助政府渡过难关，替人民树立合法的批评，合法的反对，合法的制裁的一种传统，一种遗风，这是很有价值的。我以外行和老百姓的眼光观察是如此。对于各位先生谨表示敬意和感谢。

我很诧异，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的座谈会，规模竟是这样的大。我先以为只是二三十人大家在一起谈谈的，想不到人数竟有这么多！座谈会要变成演讲会了。但我并不预备作正式的演讲，请仍照旧有的方式来进行。

联合国中国同志会座谈会过去所谈的多是关于文化方面的，包括古今中外。今天要我来讲的，仍是文化的一部分——五十年来的美国。

五十年来的美国，我亲眼见到了四十三年。四十二年前，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我国有七十个公费留美学生，那时都还留着辫子，我便是其中之一。从那时起，我在美国读了七年的书，五年在大学城（以大学为中心的乡村城市）的康乃尔大学，两年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十年后——一九二七年又回到康乃尔大学。以后，每隔几年便要去美国一次。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都去过。一九三九年奉命为驻美大使，做了四年的外交官，卸任后，因心脏病继续留居美国，又住了五年。一九四九年再度赴美，又住了三年。总计我在美国共住了二十年。这是我认为我可以向大家谈谈现在这个题目的原因。同时，五十年来的美国，在世界文化史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使美国变成了世界领袖。这是我要讲这个题目的另一个原因。

五十年来的美国，这个题目范围实在太大，不知该从何说起。我们简单的找出几方面的事实，将五十年前的与五十年后的作个比较，看看有什么不同。便可以知道五十年来美国文化的进步。

五十年前，美国人的财产是不缴纳所得税的。十九世纪末叶，美国政府拟开始实行所得税。可是，联邦最高法院却宣告所得税是不合法的，他们认为美国是自由平等的国家，有钱的不应该就多出钱，这是违背平等、不合宪法的。

一九〇〇年，美国钢铁大王卡里基每年的净收入为二千三百万美元，煤油大王劳克福每年的收入也在几千万美元，均不用纳税。而那时的散工，每天的工资仅得一点五美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二百天工可作的话，每年收入不过三百美元。工人平均的收入每年只有四百美元至五百美元，比起钢铁大王、煤油大王的收入，实有天渊之别。

一九一〇年，共和党的塔虎脱做总统，一般人都说他是守旧的，其实他是很有作为的。他是主张国际和平最力的人，美国的所得税法，就是在他的任内由国会通过的。为了通过所得税法，特别提出宪法修正案，经四十八州的追认而成立。三年后（1913年），威尔逊总统时代，所得税才开始实行。当时的税率很低，年收入三千元至二万元的，纳税百分之一；结过婚的人，税率的起征点自四千元开始。这样低的税率，说起来实在可笑。

所得税实行了三年以后，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彼时所得税的征税机构已完全建立，人民也养成了纳税的习惯，于是将所得税税率提高，成为美国战时主要的财政来源。第四年，所得税的收入超过了关税；一九二〇年，更超过关税十倍。照现在的规定，以钢铁大王二千三百万元的年收入，要缴所得税百分之九十以上。艾森豪威尔不久以前新任命的未来阁员（国防部长）威尔逊，三年前个人年薪达六十余万美元，是全美薪俸最高的一人，他要缴所得税百分之八十，薪俸的实得数只有十余万元了。

自实行所得税后，美国五十年前贫富悬殊的现象已告消灭了，现在美国人是以中产阶级占多数。据一九四八年的统计，年收人一千元以下的，占全人口百分之十四点五；年收入一千元至二千元的，占全人口百分之十（两项合计起来约为全人口的四分之一）；年收入二千元至三千元的，占全人口百分之二十点六；年收入三千元至五千元的，占百分之三十三点六（全人口三分之一）；年收入五千元至一万元的，占百分之十七点九；年收入一万元以上的，仅占百分之三。最可注意的是，现在美国有钱人与无钱人所用的东西及日常生活上的各种享受，都完全一样。五十年前，在美国七千六百万人口中，销售的女子丝袜十五万五千双，而一九四九年，全国内销尼龙丝袜达五万四千三百万双，平均十四岁以上的女性，每人每年可穿丝袜十双，有钱的、无钱的都是一样。再说汽车，五十年前美国的汽车还很简陋，价钱却很贵，修理站极少，马路又崎岖不平，拥有汽车的人为数极少，全国汽车总共不过一万三千八百五十辆。那时威尔逊总统还是大学教授，大骂汽车是最代表阶级性的，有车阶级兜风，无车阶级吸灰尘！一九〇八年，怪人亨利·福特，一个未受教育的机械工匠，看到这种情形，决心制造一种人人可以享用、人人买得起的汽车，发明了T式摩托汽车，最初售价每辆九百五十美元，后来逐年增加生产（最初每年制造18000辆，十二年后每年制造125万辆），逐次减低售价，由九百五十美元跌至七百八十美元、四百九十美元，一九二四年已跌价至二百九十美元，真正是人人买得起了。现在美国已登记的汽车四千四百万辆，平均每三人有一辆汽车。他如香烟、剃刀、电话、无线电收音机、电视器、真空吸尘器等，也莫不是普遍化、标准化地大量生产，廉价供应。一些特殊的物品，反而近于绝迹。无论有钱的、无钱的，都作同样的享受，化极少的代价，可以得很高的享受，连交通不便的偏僻乡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电视设备。纽约有一家唱片代购社，原只有一间店面，现则扩充了许多间，每间都堆满了各种音乐唱片，托购的更是络绎不绝。

美国现在已经做到了没有阶级了，其所以能够慢慢的造成了这种地步，有两种主要原因：

一、社会思想的革新运动

五十年前，美国工商业巨子如钢铁大王卡里基，煤油大王劳克福，银行大王摩尔根，为了垄断市场，特组织托辣斯。正当他们威风显赫的时候，新闻界人士兴起了一种扒粪运动，专门研究事实，搜集证据，揭发黑幕，引起社会的革新。首先是女记者黛贝，她费了很多的工夫研究美孚煤油的历史，看看煤油大王是怎样的操纵着全美以至全世界的市场，结果揭发了托辣斯的内幕。另有一位记者林肯·史丹芬，为研究市政腐败的原因，探究幕后操纵的老板（Boss），到处去访问、找材料，结果在杂志上发表了《圣路易城的黑幕》。美国霍斯特系报纸的主持人威廉·霍斯特（去年去世），年轻时也是一个扒粪运动的健将，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社会改革者。他曾设法偷出了煤油大王与大批参、众议员来往的信札，内中许多是分期送款的证据，霍斯特将它一一摄成照片，于一九〇八年在报上发表。五十年前，美国劳工是无组织的，他们多来自欧洲，因为受不了欧洲政治的、宗教的压迫，特跑到新大陆来，希望过着自由平等的政治的宗教的生活。可是因为人数太多，工厂容纳有限，厂主们看了这种情形，乃以没有训练的、工资最低的工人为标准，来雇用工人。工人们不容易找到工作，有了工作的，待遇也极低，生活是痛苦极了，尤以大城市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处的工人最甚。新闻记者雷斯把工人困苦的情形写成了一本书，名叫《那一半是怎么生活的》，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对工人遂予以组织，并改善其生活。除了新闻记者积极于社会思想革新的运动外，一些政治家们也参加了这个工作，老罗斯福总统便是其中之一。老罗斯福总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能说善写，有胆量，有勇气，三十多岁已大露锋芒，人家批评他是个野心家，选他为麦金尼的副总统，企图把他打入冷宫。麦金尼是领导美国战胜西班牙的人，除帮助古巴独立外，又使美国的领土大加扩充，菲律宾都成了美国属地（以前属西班牙）。美国人有许多是不喜欢美国走上帝国主义之路的，因之，对麦金尼甚表反对。一九〇一年，麦金尼竟被一神经病人刺杀，老罗斯福遂得由冷宫进入白宫。老罗斯福籍隶共和党，该党本是个资本家的党。当他就任之初，也极力宣称将继续执行麦金尼的政策，可是第二年便叫司法部提出诉讼反托辣斯法案，解散摩尔根等所组织的西北铁路公司，开始打击托辣斯。当这个案子提出的时候，摩尔根穿着大礼服出席一个晚会，从电话上获得这个消息，面目失色，很气愤的说：“这个小孩子，政治掮客，不同我好好商量！”老罗斯福一面打击托辣斯，一面并作种种的社会立法。有一天早晨，老罗斯福总统一面早餐，一面翻阅辛克莱的小说（这本小说是描写芝加哥屠宰场的黑暗与不卫生）。老罗斯福看了这些材料以后，立刻召集阁员和卫生专家商议改革，并向国会提出食物（包括药品）卫生检查法案，以改善公共卫生。这个法律，可以说是从一部小说出来的。

以人民的疾苦为背景，以事实和证据为武器，暴露黑暗面，唤起社会和政府的注意，从社会立法上加以改善。这种运动在美国文化史上占最重要的一部分。

二、大量生产主义

大量生产的方法，就是以科学的组织，细密的分工，依一定的程序，使原料从这面进去那面出来变成制成品。这个方法首先大胆采取的，便是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他利用科学管理的方法，减低成本，缩短生产过程，提高工人待遇，减少工作时间，增进生产效率。这样，一方面可以达到大量生产和产品低廉的目的，一方面增进社会生活水准加强购买力。多产多销，仍旧是赚钱的。这种方法很快的运用到所有的工业上去，一切的物品都是价廉物美的，使所有的美国人可以享受。在大量生产中，除制造技术外，还要注意到广告。广告是帮助大量生产的好工具，它的宣传，引起人们的欲望。当福特初制汽车时，许多报纸都画了一些可笑的漫画挖苦他，福特却并不见怪，认为这是免费的宣传广告，反大为鼓励，所以销路一天一天的广。

五十年来美国工业化的发展，不是为少数人的享受，而是为多数人的幸福，五十年前被视为恶人的，五十年后成了社会的恩惠者。煤油大王在五十年前曾拨出一笔巨款捐赠教会作慈善事业，教会认为他的钱是脏钱，拒绝接受。后来他将财产移充教育基金，组织普通教育委员会，由有社会眼光的Gales（盖尔斯）代为计划，以教育为中心，最重要的是大学教育。大学当中注重医学教育，创办医学研究院。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得到了他的拨款二千二百万美元的基金，全世界的公共卫生医学都受他的影响。钢铁大王当初也是被人厌恶的，晚年，他把所有的财产登报公布，并征求如何使用。后来，以一部分财产创办了许多公共图书馆，以另一部分拨充世界和平基金，这能说不是伟大的贡献吗？

总之，五十年来的美国，是以社会的制裁，政治的制裁，和社会的立法，建立了自由民主制度。以大量生产建立了工业化的自由平等的经济制度，提高人民生活，无贫富之悬殊，作同等的享受，用不着革命（也不会有革命）而收到革新的效果。

我很感谢“美国之音”邀我参加林肯总统的一百五十年大庆典。

我是一九四六年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的国民大会的一个代表，我想说一个故事，让我的美国朋友们知道林肯的思想怎样会变成了《中华民国宪法》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的领袖，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平常说，他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和美国林肯总统的三句话是相通的，林肯说的：“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当时还没有适当的翻译。中山先生自己的翻译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说，他的民族主义就是“民有”，民权主义就是“民治”，民生主义就是“民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