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死在一九二五年。他死后二十一年，这些思想就概括在《中华民国宪法》的第一条里，这一条的全文是：

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

所以我们可以说，林肯的盖梯斯堡演说的一部分，现在用孙中山先生自己翻译的文字，永远生存在中华民国的宪法里。我相信这是我们中国人民对林肯表示的最高的崇敬。

今天我们庆祝林肯一百五十年的纪念，正当全世界的危机时期，我们不能不感觉林肯的生平事业对我们有一种新的意义。

这种新的意义就是：林肯当日面临的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一个分裂的世界。分裂林肯的国家的，是一种把人作奴隶的制度。分裂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是一种把人作奴隶的新制度。

在一百年前，林肯曾宣言：

一个自己分裂的家庭是站不住的。

我相信，在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的状态，这个政府是不能长久存在的。……将来总有一天，或者全部都是奴隶，或者全部都是自由人。

林肯本人是反对奴隶制度的，他相信一切的人，在无论什么地方，都应该自由。

但他也是一个搞实际政治的政治家，所以他总不免有一种希望，——一种无可奈何的希望：他总希望反对奴隶制度的人们能够“限制这种制度的推广”，能够“把这种制度认作一种不可再推广的罪恶，但是因为这种制度确已存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只好容忍他，保护他”。

他这种希望，若用近几年流行的名词来说，可以叫作“围堵”和“共存”的政策（The policy of“Containment"and"Co-existence”)。

但是林肯没有机会可以实行他的“围堵奴隶制度”的政策。从他被选作美国大总统，到他就职，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已有七个南方的邦宣告脱离联邦国家了，他们已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并且把独立各邦境内多数炮台也占领了。

林肯就总统职之后三十九天，战争就爆发了，——那个可怕的战争一直延长到四年之久。

林肯总统迟疑了一年半，方才颁布它的释放南方各邦境内全部黑奴的命令。最后的解放黑奴命令是一八六三年元旦颁布的。

当他迟疑未决的时期，他在一封信里曾说：

我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救这个联邦国家。……如果不解放一个奴隶而可以救国，我要干的。如果解放全部奴隶而可以救国，我也要干的。……

当时战事的延长扩大，使他不能不承认释放奴隶的命令不但是道德上的必要，并且是军事上的必要。

直到今天，全世界最不忘记的、最崇敬的林肯，就是那位伟大的奴隶解放者林肯。

我们现在纪念林肯的生日，我们很自然的都回想到他在一百年前说的那几句富有预言意味的话：

我相信，在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的状态，这个政府是不能长久存在的。……将来总有一天，或者全部都是奴隶，或者全部都是自由人。

林肯在一百年前说的这几句话，今天在我们的心里得着同情的响应，正因为我们现在正面对着一种新起的、更残酷的奴役人们的身体与精神的奴隶制度，——这种新起的奴隶制度已经把一个很大部分的人类都变作了奴隶，并且还在很严重的威胁着整个世界。

我们在“自由中国”的人，在自由世界的人，都常常忍不住要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这个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的世界能够长久存在吗？

这个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的世界究竟还能够存在多少时呢？

我们还要问：

是不是将来总会有一天，——正如林肯在一百年前悬想的将来总会有一天，或者全部都是奴隶，或者全部都是自由人？

我相信，这是林肯在今天给我们的新意义。

一九五九年一月廿九日

朱会长，各位来宾，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各位会员：

今天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举行迁台十周年纪念大会，朱会长要我在大会中作一个演讲。我要讲的题目，是“从二千五百年前的弭兵会议说起”。

朱会长刚才提到国际联盟中国同志会，那是民国八年我们一班朋友在北京发起组织的，那时国际联盟还没有正式成立，国际联盟正式成立是在民国九年，即一九二〇年。所以，今天不仅是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迁台十周年纪念，也是联合国成立十五年纪念，并且也是联合国前身国际联盟成立四十年纪念。藉此机会我要提一提四十五年前的一件事。

一九一五年六月十七日，在美国费城独立厅成立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的名字叫League to Enforce Peace，我在留学日记里把它译作“维持和平国际联盟”，其实这个译名不太切实，Enforce可以译作“执行”或“强制执行”，意思就是要用力量去维持和平，或强制执行和平。这个团体的发起人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海弥尔敦霍特，他是一家销路不很大的独立周报编辑。他觉得，百年来文明进步，大家希望和平，为什么会忽然发生世界大战？这就是因为没有实力维持的和平是靠不住的。因此，霍特邀请美国名流一百人发起组织这个团体，成立后由前总统塔虎脱（W.H.Toft）担任会长。当时这个团体提出了四项主张：一、由国际法庭调查判决国际争执。二、设立国际调解机构。三、凡不经过前两项和平手续而运用武力开战端的，同盟国得联合使用经济及军事力量制裁侵略者。四、国际法庭有随时会商修正的机会。威尔逊总统很赞成这些主张，在一个公开的演讲中，提出了“用经济和武力制裁侵略者，以保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后来成了国际联盟约章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及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三十九条至第五十条条文的来源。近二十年来，区域性的或双边的安全条约，如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第三条，布鲁舍尔公约第四条，北大西洋公约第三条至第五条，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第五条，以及东南亚公约、美澳纽条约、美菲条约、美日条约等，也都有联合一致以力量制裁侵略者，而维持和平的规定。就是说，四十五年前的这个私人团体，为二千五百年来的各种和平会议裁军会议，提出了可行的办法，为世界和平开了一条新的路。联合国成立，在旧金山开会，当时霍特先生已八十多岁了，他跋涉三千多里，由佛罗里达赶到旧金山参观，他打电话告诉我说：这是我多年前提出的意思，特地来看看我的梦想是不是有希望实现。

纪元前五百四十五年，即二千五百年前，孔子还只是六岁的小孩子，那时的古中国，有大国小国，有强国弱国，他们在现在的河南商丘举行了一次弭兵会议，会议情形，《左传》鲁襄公二十七年有很详细很有趣的记载。那个时代，与现代的情形很相像，有两个一等强国，北方的晋，南方的楚；有两个二等强国，东方的齐，西方的秦，其余的小国，都是他们的附庸，宋是介于两大之间的小国，外交部长向戌与晋楚两大国的国务卿很要好，发起弭兵（裁军）大会，先向晋国的赵武说了，赵武召诸大夫商量，韩宣子说：“兵民之残也……将或弭之，虽日不可，必将许之。”又说：如果不允许，楚国倒要允许了，藉此号召诸侯，晋国会失掉领导的地位。晋国允许了，向戌又去楚国接洽，楚国也允许了，再向两个二等强国提议，因“晋楚许之，我焉得已”，也就都赞成了，又通知其余各小国，于是便在宋集会，当时的十四个国家都参加，由于晋的容忍，让楚国占了面子，总算会议开成。四年之后，纪元前五百四十一年，晋楚又在虢召开第二次弭兵大会，即所谓“寻宗之盟”。在这次大会中便出了乱子，东方小国莒提出控诉，控鲁国出兵侵略他的土地。结果由晋国勉强调解了过去。又四年，纪元前五百三十八年，楚国公然出兵伐吴，弭兵大会全告失败！这给我们的教训是裁军和和平的号召，没有人敢反对，但没有办法的“裁军”，“和平”是不会有结果的。

六十二年前，一八九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俄国召集一次和平会议，大家不相信这个会议会有结果，但没有一个国家敢反对。于是在一八九九年五月十九日至七月二十九日在海牙开会，到会的共二十八国，我国也参加，会议的结果只签了海牙公约，其他毫无成就。过了几个月，便发生了南非战争。四五年后，俄国本身也与日本开战。

三十一年前，一九二九年，美国国务卿开洛格（Kellogg）和法国外长白里安（M.Briand）发起非战公约，宣布战争为非法，签订公约的有六十二个国家，自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生效。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军人在沈阳开炮，在短时期内，占领整个东三省，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非战公约毫无用处。

今年五月十六日，在巴黎召开的最高层会议，由于赫鲁雪夫唱独脚戏，把会议唱散了。前几天日内瓦裁军会议又因苏俄代表及其附庸国代表的退出而吹散了。在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纪念大会中，我为什么尽讲这些悲观泄气的话呢？从二千五百年前的弭兵会议说起，说到前一个半月的最高层会议及前几天的日内瓦裁军会议的破裂。大家看过我的留学日记的，知道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有年轻人的梦想；后来在《独立评论》写文章，拥护国际联盟，盼望国联能实现和平理想，而今我说这些悲观泄气的话，主要的意思是要大家想想，为什么过去的裁军会议没有结果？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才可以实现和平的梦想？二千五百年来空谈裁军所以无效，四十五年前提出了办法，国际联盟约章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九条至五十一条明定以力量制裁侵略者，何以还是不能维持和平？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充分的力量可以够得上制裁暴力的侵略者。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国联无法处理，意大利侵略伊索匹亚（阿比西尼亚），国联无法处理，希特勒侵略捷克，国联正是开会的时候，竟不敢在大会中讨论。那时我在欧洲，以霍特参观联合国会议的同样心情参观国际联盟大会，看到这种情形，觉得当年的梦想完了。有一个故事是大家都熟悉的：一群老鼠开会商量对付猫的办法，提议在猫颈上系铃，使大家闻到铃声便可以躲避。大家都表赞同，可是讨论到由谁去系铃时，却都不敢去执行，会议终于无结果而散。今日的国际会议，正是这种情形。唯一的一次，是十年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以武力制裁北韩共产军队侵略南韩，十六个联合国会员国，在美国的领导下持着联合国旗帜，浩浩****的使用力量制裁侵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次的成就是由于苏联代表反对中华民国代表权而退席，当本案在安理会讨论时，苏联代表还没有奉到指示恢复出席，才未遭遇行使否决权，而获顺利通过。

总之，今天有了维持和平的办法，而无法实现和平，便是大家不肯以力量对付侵略者的缘故。

虽然这样，但我们回顾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可以看出和平还是有实现的希望，那就是有力量侵略的国家渐渐的少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中国的情形来说，起码有七八个国家向中国侵略，如日、俄、德、奥、英、法，甚至连欧洲其他小国也想参加瓜分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侵略国家只剩了日本、苏俄和复兴后的德、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更只剩下了苏俄为唯一存在的有力量的侵略国，它的思想理论，是要征服世界。这个国家的一切思想行为尤其是最近的嚣张狂妄动作，成为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对象，眼前的形势，战争有随时爆发的可能。在这个战争里，我们有信心，凭爱自由爱和平的信念和现有的及潜在的力量，足可打倒这唯一的侵略者，而且其国内也会发生革命，那时，二千五百年来的和平梦想便可以实现了。

“中央研究院”有今日基础，都是以前的蔡孑民先生、杨杏佛、丁在君、傅孟真、萨本栋诸人的功劳。在蔡先生时代，“中央研究院”还只是十几岁的小孩；最大的功劳，当然是朱骝先先生了。朱先生先当总干事，后当院长，他当了十八年的院长，在两度极艰难的时代，把“中央研究院”带到三十多岁的成年，尤其是南港今天的基础，都是朱先生的功绩。

王九逵先生到院的日子最浅，他还不大知道院中的历史，所以我要给他修正一下。他刚才说的“五四”运动也要修正的。……我们当年提倡白话文的文学、国语的文学，乃是从思想上、文化上、教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远在“五四”运动以前，但是经过了“五四”运动，把原来的文艺复兴运动改变了方向；也可以说，“五四”运动是新文艺的岔子，——政客，政党就把青年学生运动做为政治的力量。做为政治的工具了。

民国四十五年，那时我在加里福尼亚大学教书。那天接到严耕望先生的一本唐代制度考证的书。我觉得这本书对我考证一个佛经上的人很有帮助的，于是我写信给他，他又写信给我，如此，三次来往通信之后，我觉得他每次都给我许多学问上，知识上的帮助。那时在美国借书有了种种的限制。如普林斯登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本来我都可借的；但那时国会图书馆是不能借了，必须由普林斯登大学代借，又有时间的限制。我因想起史语所的我那一行的书籍最多。我在国外是得不到助手的，又有图书的原因，所以想要搬到台湾来住。当时我写信给李济之先生、朱骝先先生，想在中央研究院的地皮上，自己花三四千美元来造一座房子，十五年以后还给公家。美国大学是有这种办法的……大学里的教授自己出钱造房子，二十年后连房子还给大学的。我已有了回到台湾来的动机了。接着，我经过了一次外科大手术之后，把这事忘了。

那时朱先生因为身体不好辞职了，我在不得己的情况之下来接事。这两年，得了这里不少朋友的帮忙。我写了东西都先请他们看过。他们替我找材料，指正我的错误，我写了不少的文字。

我一个人在此。我是有二十多年的心脏病的人。由于王志维先生、胡颂平先生的爱护，——他们爱护我，比我的太太在身边还好。我都要感谢的。

前几天，有位老朋友八十岁生日，我本来想写首诗送给他，但诗没有写成，于是写了顾亭林《五十初度》的两句诗：

远路不须愁日暮，

老年终自望河清。

所谓“望河清”，我们终有回到大陆上去的日子。还要我们大家的努力。

“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这个题目，不是我自己定的，是负责筹备的委员会出给我的题目。这题目的意思是问：在我们远东各国，社会上需要有些什么变化才能够使科学生根发芽呢？

到这里来开会的诸位是在亚洲许多地区从事推进科学教育的，我想一定都远比我更适合就这个大而重要的题目说话。

我今天被请来说话，我很疑心，这是由于负责筹备这个会议的朋友们大概要存心作弄我，或者存心作弄诸位：他们大概要我在诸位的会议开幕的时候做一次Advocatus diaboli,“魔鬼的辩护士”，要我说几句怪不中听的话，好让诸位在静静的审议中把我的话尽力推翻。

我居然来了，居然以一个“魔鬼的辩护士”的身份来到诸位面前，要说几句怪不中听的话给诸位去尽力驳倒、推翻。

我愿意提出一些意见，都是属于知识和教育上的变化的范围的——我相信这种变化是一切社会变化中最重要的。

我相信，为了给科学的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知识上的变化或革命。

这种知识上的革命有两方面。在消极方面，我们应当丢掉一个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见，那就是以为西方的物质的（material）、唯物的（materialistic）文明虽然无疑的占了先，我们东方人还可以凭我们的优越的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自傲。我们也许必须丢掉这种没有理由的自傲，必须学习承认东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spirituality）实在很少。在积极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了解、赏识科学和技术决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乃是高度精神的（spiritual）；科学和技术确然代表我们东方文明中不幸不够发达的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真正的“精神”。

第一，我认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 caste system）到好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些什么精神价值可说？

试想像一个老叫花婆子死在极度贫困里，但临死还念着“南无阿弥陀佛！”——临死还相信她的灵魂可以到阿弥陀佛所主宰的极乐世界去，——试想像这个老叫花婆子有多大精神价值可说。

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那些老文明本来只属于人类衰老的时代，——年老身衰了，心智也颓唐了，就觉得没法子对付大自然的力量了。的确，充分认识那些老文明中并没有多大精神成分，甚或已没有一点生活气力，似乎正是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要有充分了解所必需的一种知识上的准备；因为这个近代文明正是歌颂人生的文明，正是要利用人类智慧改善种种生活条件的文明。

第二，在我们东方人是同等重要而不可少的，就是明白承认这个科学和技术的新文明并不是什么强加到我们身上的东西，并不是什么西方唯物民族的物质文明，是我们心里轻视而又不能不勉强容忍的，——我们要明白承认，这个文明乃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去爱好、去尊敬的。因为近代科学是人身上最有精神意味而且的确最神圣的因素的累积成就；那个因素就是人的创造的智慧，是用研究实验的严格方法去求知、求发现、求绞出大自然的精微秘密的那种智慧。

“真理不是容易求得的”（理未易察）；真理决不肯自己显示给那些凭着空空的两手和没有训练的感官来摸索自然的妄人。科学史和大科学家的传记都是最动人的资料，可以使我们充分了解那些献身科学的人的精神生活——那种耐性、那种毅力、那种忘我的求真的努力，那些足令人心灰气馁的失败，以及在忽然得到发现和证实的刹那之间那种真正精神上的愉快、高兴。

说来有同样意味的是，连工艺技术也不能看作仅仅是把科学知识应用在工具和机械的制造上。每一样文明的工具都是人利用物质和能力来表现一个观念或一大套观念或概念的产物。人曾被称作Homo faber，能制造器具的动物。文明正是由制造器具产生的。

器具的制造的确早就极被人重视，所以有好些大发明，例如火的发明，都被认作某位伟大的神的功劳。据说孔子也有这种很高明的看法，认为一切文明工具都有精神上的根源，一切工具都是从人的意象生出来的。《周易·系辞传》里说得最好：“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利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这是古代一位圣人的说法。所以我们把科学和技术看作人的高度精神的成就，这并不算是玷辱了我们东方人的身份。

总而言之，我以为我们东方的人，站在科学和技术的新文明的门口，最好有一点这样的知识上的准备，才可以适当的接受、赏识这个文明。

总而言之，我们东方的人最好有一种科学技术的文明的哲学。

大约在三十五年前，我曾提议对几个常被误用而且容易混淆的名词——“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物质文明“（Material civilization),”唯物的文明”（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重新考虑，重新下定义。

所谓“物质文明”，应该有纯中立的涵义，因为一切文明工具都是观念在物质上的表现，一把石斧或一尊土偶和一只近代大海洋轮船或一架喷射飞机，同样是物质的。一位东方的诗人或哲人坐在一只原始舢板船上，没有理由嘲笑或藐视坐在近代喷射机在他头上飞过的人们的物质文明。

我又曾说到，“唯物的文明”这个名词虽然常被用来讥贬近代西方世界科学和技术的文明，在我看来却更适宜于形容老世界那些落后的文明。因为在我看来那个被物质环境限制住了、压迫下去了而不能超出物质环境的文明，那个不能利用人的智慧来征服自然以改进人类生活条件的文明，才正是“唯物的”。总而言之，我要说：一个感到自己没有力量对抗物质环境而反被物质环境征服了的文明，才是“唯物”得可怜。

另一方面，我主张把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看作高度理想主义的、精神的文明。我在大约三十多年前说过：

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来控制自然，来变化物质以供人用，来使人的身体免除不必要的辛劳痛苦，来把人的力量增加几千倍、几十万倍，来使人的精神从愚昧、迷信里解放出来，来革新、再造人类的种种制度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义的文明，是真正精神的文明。

这是我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的热诚颂赞——我在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首先用中文演说过并写成文字发表过，后来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又在英、美两国演说过好几次，后来在一九二八年又用英文发表，作为俾耳德（charles A.Beard）教授编的一部论文集《人类何处去》（Whither Mankind）里的一章。

这并不是对东方那些老文明的盲目责难，也决不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盲目崇拜。这乃是当年一个研究思想史和文明史的青年学人经过仔细考虑的意见。

我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还相信我在大约三十五年前说的话是不错的。我还以为这是对东方和西方文明很公正的估量。我还相信必须有这样的对东方那些老文明、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的重新估量，我们东方人才能够真诚而热烈的接受近代科学。

没有一点这样透彻的重新估量、重新评价，没有一点这样的知识上的信念，我们只能够勉强接受科学和技术，当作一种免不了的障碍，一种少不了的坏东西，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只有功利用处而没有内在价值的东西。

得不到一点这样的科学技术的文明的哲学，我怕科学在我们中间不会深深的生根，我怕我们东方的人在这个新世界里也不会觉得心安理得。

各位朋友：今天是“中央研究院”迁台十二年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院士会议。令人高兴的是海外四位院士也能回国参加这次会议。“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是在大陆上选出的，当时被提名的一五〇人，选出了八十一位；现在一部分是过去了，……“中央研究院”在此恢复时，只有十九位活着在台湾。

现在我们在这座山上看见中研院的许多建设，都是最近六年来造的房子。最初迁台时，连书籍也都无处放，只有在杨梅车站的堆栈里栖身。那时政府在作战，我们也不好向政府多所要求。现在得了政府的帮助，及海外团体学会的帮助，始有今日的规模。设了七个研究所，召开了四次院士会议，选过了三届院士。

今天上午第五次院士会经过了三次投票，结果选出七位院士：二位在台湾，五位在海外。在台湾的是梅贻琦、陈槃，在海外的是任之恭、柏实义、程毓淮、李景均、何廉。

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个孤岛上，可算是离群索居，在知识的困难、物质的困难情形之下，总算做出点东西。这次有四位远道来的院士出席，他们的回来，使我们感到这些工作，也许还有一点点价值，还值得海外朋友肯光临，实在是给我们一种很大的inspiration，希望他们不但这次来，下次还来，下次来时还多请几个人一同回来。

我今天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今天因为太太没有来，我多说了几句话。现在要将这个会交给李济等几位先生，请他们说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