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千年来的科举制度，更进一步使中国社会民主化。科举制度起源于对儒学人才的需求。孔、孟儒学中的语言，虽然已经不是当时流行的口语，但却是官方上下来往的文件与学术著作的标准语言。后来教育逐渐普及，科举制度日益完备，取才对象的限制，也就日益放宽，科举也就成了谋求显达的唯一合法的、而且光荣的途径。由于限制放宽，贫苦子弟也可以逐步晋升到卿相的地位。后来考试范围大都限于“四书”，更给予有志的贫苦青年子弟接受儒学教育与中举的机会。科举制度的建立，正是孔子“有教无类”理想的具体实现。
（四）长子继承（宗法）制度的及早废除和公开科举取士制度的实施，是中国人争取平等的奋斗；而监察制度的实施，又是中国人争取自由的奋斗。中国在上古时代，即有监察制度的实施。负责监察的大臣，往往不顾专制君主的愤怒，直言进谏。后来不但御史台可以谏奏，凡是有头衔的官吏都享有这种谏奏的权利。因此演变出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最昏庸的国君，对直谏的臣子，也不敢严加处分。国君对谏奏的容忍，一向都被认为是一种最高的美德。那些因为谏奏而遭到严刑重罚，或被暴君处死的忠臣，一向被尊崇为维护人民利益、反对暴虐统治的英烈之士。
（五）最足以表现中国人积极争取自由的一面，是学术生活和传统。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呈现出独立思想和大胆怀疑的精神。至圣先师孔子的教言中即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中国的思想自由和批评精神，就是在这个“合理怀疑”的伟大传统中培养起来的。公元一世纪时的王充，对当时所有宗教思想与玄学观念，曾以高度的科学方法，站在哲学的观点，大胆的加以批评。于是这种批评精神，使中国从中世纪风行一时的释、道二教中解放出来。就是在儒家本身，也一样充满了独立思想与批评、怀疑的态度。譬如对孔学典籍的批评，很久以前就已蔚为风气。凡经学者证明为伪冒或篡改的卷册、章节，不管世人如何重视，都能毫不犹豫的加以驳斥。这种自由批评的风气，到九世纪后期，更加显著。于是自由派学者对一切主要孔学典籍，均抱有丝毫不苟的疑问态度。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也接受了这种怀疑和批评精神的洗礼，而具有怀疑与批评的特性。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思想领导人物，几乎都曾对民族文化遗产作过批评性的研究；而且对每一方面的问题，都当仁不让的予以检查及怀疑和严厉的批评。因此，无论宗教、君主政体、婚姻及家庭制度，以至于圣贤本身，都在评论之列，以确定其在新时代、新世界中的存在价值。
这里要请诸位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中国这种学术上的自由批评精神，不是舶来品，而是固有的。去年，在我问美国国会图书馆存放先父尚未出版的一些手稿时，我曾向该馆当局指出：这些资料，是先父八十年前在一个老式大学（龙门书院）中研究时使用的。其中每页都用红色印刷体记载如下的字样：学生首先须学会以怀疑的精神来研讨课程……哲学家张载（纪元1020~1077）曾说：“于不疑处有疑，则学进矣。”
这种自由批评与怀疑的精神，使我们推翻了君主专制，废弃了教育与文学上纯以文言为工具的传统，而为今日中国带来了一个政治与社会革命，及文化复兴的新时代。
三
再看日本历史，那真有天壤之别！
日本历史，在政治组织上，一直是极权统治；在学术上，是愚民政策；在教育上，是军事化训练；其抱负，则是帝国主义的思想。
日本历史上的极权独裁政治，是它国内外观察家有目共睹的。日本历史权威乔治·森荪爵士（Sir.George Sansom）曾说：
约自一六一五年起，日本即在寡头政治统治之下。统治的方法，多与现在极权国家所用者相同。它的特征是：统治者自选干部；压制某些阶级，使其无所作为；限制个人的自由；厉行节约；多方垄断；各种检查；秘密警察；及“个人为国家而存在”的教条。至一八六八年，这一政权虽被推翻，但继起而代的，并不是一个受大众欢迎的政府，而是一个强大的官僚集团……因而奠定了日本极权主义特质永恒不变的基础。
曾于一九四〇年九月起草并签署《轴心国联盟条约》的前日本驻罗马大使白鸟（Shiratori），对日本历史的评论，比森荪爵士更为露骨。他说：“过去三千年中，日本民族成长的基本原则，就是极权主义。”
因此，日本之所以甘心加入轴心国，而且把这种做法视为它一贯的国策，是有其历史背景，并非偶然的。
其二，是关于日本愚民政策的诸多记载。也就是在学术上，对传统与权威的无条件接受。日本学者，对某些神话、传说，是不容许存有怀疑态度的。譬如日本皇室与贵族衣钵相传的神圣性，太阳女神，纪元前六〇六年二月十一日为日本帝国开国日（或称为大神传下镜子、宝石、宝剑三件圣宝的帝国的创建日）。
日本帝国大学教授TelsujiroInoue（井上哲次郎）在他的一部代表作中，大胆的表示了他对伊势神宫（Ise）中三件圣宝的看法。他认为上述传统的说法，有待研究。这位井上博士这一点轻微的存疑，闯下了数年遭受迫害的大祸。他被逐出帝国大学，在暴众的围攻下，打得一目失明。但是没有一位学人敢于挺身而出，为他的遭遇、或为他的科学怀疑精神加以辩护。
自然，在学术独裁与暴力把持的气氛下，不但危险思想要受到查禁，所有其他思想也都被认为是有危险的成分。
其三，是上述历史传统，说明了日本所以迅速发展成为一等武力强国的原因，揭穿了历史上最大的迷惑：何以在所有非欧洲国家中，唯有日本能吸收西方文明，在军事上独占鳌头？而中国、印度、波斯（伊朗）、高丽、越南、暹罗，又何以不能？日本之所以能迅速军事化，乃是因为它的统治阶级——大名和武士——是在军国主义传统的教育、训练中熏陶出来的。而统治阶级的所作所为，又是全国上下积极效法的榜样。
因此，日本在短短数十年间，培育成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傲视一切非欧洲国家，自亦不是偶然的事了。
其四，是上述历史传统，也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一贯政策。五百年来，日本的国策与理想，不外是向大陆扩张与征服世界。
三百五十多年前（1590），日本中古时代的英雄丰臣秀吉（Hideyoshi），曾致书中、韩、菲、印、琉球，说明他征服世界的计划即将付诸实施。现在我将他致高丽国王书信的译文，引述一部分如下：
日本帝国大将丰臣秀吉，致高丽国王陛下
……秀吉虽出身寒门，然家母孕育秀吉之夜，曾梦日入怀中。相士释梦，预言秀吉命中注定，世界各地，阳光照射之处，均将为我统治……天意所示如此，逆我者皆已灭亡。我军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今我日本帝国，已臻和平繁荣之境……然我不以于出生之地安度余年为足，而欲越山跨海，进军中国，使其人民为我所化，国土为我所有，千年万世，永享我帝国护佑之恩……故当我进军中国之时，希国王陛下率军来归，共图大业……
高丽对该书，并未给予满意的答复，于是秀吉遂在一五九二年初，派遣三十万五千大军，渡海经高丽侵略中国。此一师出无名的战争，历时七年之久，后因秀吉死亡，始告结束。
战争爆发之初，秀吉的预定计划是这样的：一五九二年五月底前，征服高丽。同年底以前，占领中国首都北京。这样，到一五九四年，新日本大帝国将在北京建都，日皇在北京登基，而秀吉本人则在宁波设根据地，进而向印度及其他亚洲国家扩张。
秀吉的计划虽未能实现，但三百五十年来，他却变成了日本民族的偶像。数十年来，亚洲大陆与太平洋地区所发生的一切，与近数月来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秀吉精神复活的确证。
今天，这个独裁的、愚民的、黩武的、疯狂式帝国主义的日本，正是我们面临的大敌。我们已经和这个劲敌浴血抗战了五年。而今天代表全人类五分之四的同盟诸国，也正在和这一帝国主义者及其他轴心国家，进行全面的殊死之战。
四
由于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而产生了两种根本对立的生活方式。今天，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和平方式，正面临着日本独裁、压迫、黩武主义方式的严重威胁。
中国对日抗战的第一个理由是，我们不仅反对日本帝国作风的重振，不仅反对日本在中国领土上推行其君主政体，而更是反对它雄霸亚洲和征服世界的野心，所谓“神圣的使命”。
中国对日抗战的第二个理由是，我们中国人把怀疑看做一种美德，把批评看做一种权利。因此我们不愿意让一个“视一切思想均有危险性”的民族所统治。
中国对日抗战的第三个理由是，中国人民一向爱好和平，厌弃战争。因此，我们不愿意在一个黩武好战、梦想征服世界的民族奴役之下苟生。
全国的青年，全国的同胞：
我在这整整五年里，没有发表过一篇国语的文字，没有发表过一篇国语的演说。今天有这机会向全国广播，我感觉十分高兴。
今天是“五月四日”，是“五四”运动的第二十三周年的纪念。二十三年前，巴黎和平会议不顾中国政府和国民的意志，向日本作绝大的屈伏，把山东问题交给日本支配。这个消息传到了中国，北京的学生在天安门前开抗议的大会，作示威的游行。这一群学生整队走到东城赵家楼要见当时的外交总长曹汝霖，曹汝霖关了大门，不肯见他们。他们打进门去，找不到曹汝霖，打伤了驻日本公使章宗祥。
这个事件在历史上叫做“五四运动”。这个学生运动，发动在北京，引起了全国的响应。全国学生罢课，全国的商人罢市，全国的公共团体纷纷打电报给政府，给巴黎的中国代表团，不准他们接受巴黎和约。在欧洲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组织了监察队，把中国代表的住宅包围起来，整日整夜的监视着他们，不准他们出席去签字。
巴黎和约中国没有签字，留下了法律的根据，作为后来华盛顿会议和平解决山东问题的地步。这是“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在中日外交史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
今天是“五四运动”的第廿三年，是我们对日本抗战的第五十八个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吃紧关头。我们在这个日子纪念“五四”，当然不是要回想过去，是要借过去来比较现在，使我们可以明白现在，了解将来。
我们全国国民在这个时候最关心的当然是这一次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如何，和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如何。
第一，我可以毫不迟疑的告诉你们，这次大战的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同盟国。眼前的吃亏，败挫都只是暂时的，都不必忧虑。我在最近三个月内，走了一万五千英里的路，亲眼看见美国全国上下一致的努力作战时生产的工作，亲眼看见全国的工业在短时期内完全改成了战时工业。飞机，坦克车，军火的生产量现在已经赶上轴心国家的生产量了。就是最困难的造船工业，美国也在拼命的发展。美国今年可以造成八百万吨的船，明年可以造成一千万吨的船。我昨天刚从Rocky Mountains飞回来，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美国高山上也在造船了！这样的生产力量，有了运输，我们的同盟国的最后胜利是绝对无可疑的。
第二，对于战后的世界，我也毫不迟疑的说，我们必定可以期望一个新的世界和平，新的世界秩序。这一次大战的敌人和朋友，分的最清楚，和上次大战有根本的不同。一来是日本成了同盟国的公敌；二来是我们中国这五年来是一个主要的作战国家；三来是我们二十六个同盟国家从没有订立什么出卖别国主权利益的秘密条约；四来是我们的同盟国曾宣布接受罗斯福大总统和邱吉尔首相的八条《大西洋约章》（ATLANTIC CHARTER），以后的世界和平总可以用这八条原则做蓝本。有了这四点大不同，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期望，在这次战争结束以后，不但完全做到我们中华民国在世界上的自由平等，并且要建立一个和平的，公道的，繁荣的，快乐的世界。
最后，第三，我们国家民族，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之下，经过这多年的抗战，取得了受世界敬仰的地位，以后我们的责任也就更重大了。
这廿多年世界和平的局面是日本“九一八”一炮打碎了的。但是全世界抵抗强暴，抵抗侵略者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血重新建树起来的。所以罗斯福大总统四月廿八夜的广播词里曾说：“我们要记得中国是第一个民族起来抵抗侵略的。这个打不倒的中国，在将来，不但对于东亚的和平与繁荣，并且对于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要担负相当的责任。”全国的青年，全国的同胞，不要忘了我们的朋友罗大总统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在这辛苦血汗的抗战期间，都应该想想我们国家民族在将来的世界上可以负担的责任。我们不但要从多年抗战里出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文明，我们还得尽我们的能力，帮助全人类维持全世界的和平公道，增进全世界的繁荣，提高全世界的共同文化。我们古代哲人本来曾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要拿出这种精神来担负将来的大责任。
照一般人的计算，今天是中国抗战五周年的纪念。其实从“九一八”到今天，快满十一个整年了。这十一年里，我们的军队有过上海的抗战，长城的抗战，绥远的抗战。所以今天的纪念，是纪念我们五整年的全面抗战，也就是纪念我们十一年的国难，也就是纪念我们十一年多的抗战。
今天我只想简单的对全国同胞说三个意思：
第一，我们的长期抗战，是现代民族起来抵抗侵略最早，又最长久的一段光荣历史。
第二，我们这十年的努力，五年的苦斗，在国内方面，在国际方面，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
第三，我们的抗战事业，不但必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还可以帮助全人类建立一个有力量而可以永久的世界新秩序。
第一，日本用武力侵略中国，是世界和平被破坏的开始；我们中国民族抵抗日本，苦战前后十年，是世界民族抵抗暴力侵略的开始。我们有两千年爱和平的习惯，我们又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没有新式的武器，我们当然没有抵抗一个头等海陆军强国的力量。所以从“九一八”到“七七”，我们足足忍了六年。我们的忍耐，是一个真正爱和平的民族的忍耐。我们的抗战，是一个真正爱和平的民族到了忍无可再忍时候的抗战。我们早知道，抗战开始以后，我们沿海沿江一带几万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必须要受绝大的损失，绝大的牺牲的。我们早知道，那时候的国际局势是决不会有别的国家出来帮助我们打仗的。我们也早知道，我们的抗战，必定是很长期的苦战，也许是五年，十年的苦战。——这种种的困难，这种种的牺牲，我们的领袖，我们的人民，都早知道，都早细细的想过。所以我们的抗战不是一时血气的打仗，是睁开了眼睛，忍了五六年才决定吃大苦，作绝大牺牲的长期抗战。我们的五年大战是目标最纯粹，旗帜最显明为国家争生命，为民族争人格的抵抗侵略的战争。
我们在这个大纪念日子，可以大胆的告诉全世界：“在这个抵抗侵略的世界战争里，我们是第一个国家拿起枪杆子来，我们也必定是最后一个国家放下枪杆子去！”
第二，我们这十一年国难，五年全面战争的绝大努力，绝大牺牲，都不是白白的费掉了的，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很重要的成功。
在国内方面，我们的最大成绩是国家政治力量的巩固。这是我们的敌人万万梦想不到的。十年之前，在“九一八”之后，我们的敌人向世界宣传说，中国不是一个现代的国家，中国人民只是一盘散沙，没有组织，也没有团结力的。可是奇怪得很，敌人越打进来，这一大盘散沙团结的也越坚固，散沙好像变成了“水门汀”了，好像变成“钢骨水泥”了！十年的苦战，军事的失败，大块土地的沦陷，经济的大困难，都不曾摇动我们国家的统一，都只促进了，加强了，我们政治的团结，建设的努力，作战的勇气。这是我们在国内方面的最大成绩。
在国际的方面，我们的长期抗战觉醒了许多民族的和平迷梦，并且给了他们十年多的时间可以作一点抵抗侵略的准备。到了前年去年那几个强盗国家最得意最猖狂的时候，全世界爱和平爱自由的民族更感觉到中国民族这许多年来竭力支撑东亚大战场真是绝大的功劳。我们抗战越长久，我们在国际上的重要也更明显。在前年法国倒塌下来之后，全世界只剩下英国和中国在欧亚大战场上苦斗了。在今天的世界大战里，事实上也只有华、苏、英、美四个大国在那儿苦战。我们国家的十年大努力、大牺牲，争到了这个世界公认的重要地位，这是我们在国际上的成绩。
第三，我们在这时候，必须要抱定信心，认清我们的抗战工作必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并且必定可以做到世界新和平、新秩序的建立。
这几个月以来国内国外各大战场的消息都是很坏的，很可以叫人失望的。但是我们从大处看来，从世界战争的全部看来，这几个月的败挫，都不应该叫我们失望悲观。我们现在已不是单独作战了：我们现在有了二十七个同盟国，其中有三个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强国，这三个大国英、美、苏俄和中国一样，平时都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等到他们“逼上梁山”，拿起枪杆来抵御强暴的时候，这三个国家，都是不打到底不肯放手的。苏俄人民这一年的苦战，是全世界都惊叹佩服的。我们也决不可轻看那些生活程度高的英美国民的战斗能力！他们尝过自由的味道，知道文明国家的幸福，所以他们的打仗真是为保护自由而战，为保卫文明而战，他们的精神和勇气是最可靠的。我们看英国空军（R.A.F.)的大成绩，就可以明白英美民族不是不能打仗的。
至于这三个国家的战时工业生产力量，这更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在这五六个月里，在美国东西南北，走了三万五千英里的路，亲眼看见全国人民日夜努力生产，亲眼看见全国的平时工业在短时期里都改变了战时工业。现在飞机、坦克车、军火、船等等的生产量都赶过了最初的估计。
我们看了我们同盟国的生产力的可惊，战斗力的可靠，我们可以毫不迟疑的说，这个抵抗侵略的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是必定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同盟国家的。
最后，我们还可以相信，我们得到了最后胜利之后，我们同盟国必定可以替全人类建立一个有力量的，能持久的世界新秩序。我们可以举出三个可以乐观的理由：一来呢，这二十八个同盟国里没有一个侵略国家。二来呢，我们这些同盟国一方面从没有订立什么分赃的秘密条约，一方面又都公开遵守《大西洋约章》（Atlantic Charter）的八条大原则。三来呢，这一次大战的痛苦是普遍全世界的，所以世界人的觉悟比从前任何时代都更彻底。最近几个月里，美国在政府、在民间的领袖发表的言论，大都赞成将来美国同我们同盟各国用联合的力量来维持世界的安全和平。这种大觉悟的表示，可以使我们格外相信，我们胜利之后，还可以得到一个可靠的、可以永久的世界新秩序。
这三层意见，我很诚恳的献给全国的同胞。
刚才陈先生所说的介绍语（从略），我有许多不敢当。但人类是总有点野心，总有些希望。打破空间时间的观念，确立一种世界观念；把学说主张，贡献到全世界，并予未来时代的人以共见：也许是人类应有的希望！又陈先生对于我的名字之解说，似乎可以说是“投机家”。但是“投机”两个字，也可以作好的解释。从前人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二者迭相助长，如环无端。使无投机者，则时势无从变更起。使无相当的时势，虽有英雄，亦且无从新造起。惟少数人的主张，根据于大多数人的需要；而大多数人得着这种主张，可以得着结果，而使时势发生变迁。所以到了时机成熟，应时势的需要，而发生有意志的有目的的有公共利益的主张，必易得大众的承认，而见诸实行。这种主张，也许是一种投机。我知陈先生所希望的，必是这种投机！
我以为应时势的需要，而有所主张，最要的是要有简单明了，而且人人皆可以承认的目标；这种目标，就是我今天所讲的“好政府主义”。这“好政府”三字，是否救时的大家公认的目标，待我仔细说来。
好政府主义，假定的是有政府主义。政府之为物，有的说他好，有的说他坏。有两种说法，各走极端的：其一，以政府是天生的，神意的。如中国古代所说的“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及西方古代有些学说，都是神权的政府观。这种政府观的变相，西方近代，仍然有的，而变其名曰“自然”。如德国混国家与政府而一之，不承认个人之自由，把天然的需要，说得神秘莫测似的：这是一种极端的学说。其二，以政府为有害无利，退一步言之，也说为利少而害多。谓政府是用不着的，须得自由组合，自由协商，以自由动作，代替强制。从前政府的强制力，常被军阀官吏滥用之以鱼肉小民，不如爽性的把他去掉，这是无政府主义派所说的。中国的老子，主张此说，西洋希腊到现代也有许多人倡此说的。这两种学说，好似南北二极；于这两极端之中，还有许多主张。我以为今年今日的民国，不谈政治则已；苟谈政治，便不能适用前两种极端的主张。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吾无以谥之，只谥之曰奢侈品；为其未完全根据于大多数人的需要故也。但需求也可分两面说：（1）心理的需求，（2）实际的需求。根据这两点，就可确定目标。所假定的这种目标，要是合于大众的心理社会的实际的需要；那么要做什么便做什么；不患政治社会无改良革新的希望了。今日的中国，不但无目标，并且无希望，即由缺少一种公共的目标。这种目标是平常的简明的有公共利益的老生常谈，就是好政府主义。
好政府主义，既不把政府看作神权的，亦不把政府看作绝对的有害无利的，只把政府看作工具，故亦谓之工具的政府观。
什么是工具？这里似乎用不着详细的解释。譬如纸与笔是写字的工具；就黑板上写字，则不用毛笔、铅笔、钢笔而另用粉笔，粉笔亦是工具的一种；有这种工具，可以达到目的。然而造工具者，谁欤？
从前有人说：“人是善笑的动物”，这话殊不尽然。又有人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话，证之世上为恶的人，亦颇足使我们怀疑。惟现代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说：“人是造工具的动物”，这话是顶对的。其他动物，类皆不能创造工具。就是蜂蚁之勤于工作，也不能制造工具。惟人具有制造工具的天才。所造的工具，能适合于人们之运用。造房屋，用以蔽风雨；造桥梁，造铁路，用以利交通；造弓矢刀剑，枪炮，用以驱猛兽而御外敌：这种种的制造，都不是其他动物所能做的。
但所说的工具，初不限于物质的工具；就是，所造的语言，文字，文学，也无一不是工具；什么家庭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也无一不是工具。政治是人类造出的工具之一种；政府亦是人类造出的工具之一种！
政府既是一种工具，而工具又是应需要而生的，那么政府之由来，我们也可以推知了。
政府何由而来呢？乃由人民的组织渐渐扩大而来。社会中有家族有乡党，凡团体中之利害，与个人的利害，小团体与小团体的利害，或大团体与其他大团体的利害，均不免时有冲突。这冲突委实不是个人所能了的。譬如两人相斗，纠结不解，世世复仇，冤冤相报；若单由他两造自行去了结，一定是办不好的；势必须有第三者作个公共机关去裁判他两面的是非曲直，才能够调解冲突。所以欲消弭个人与个人，小团体与小团体，或小团体与个人交互间的冲突，非有超于小团体及个人的公共机关不可。——这是政府成立的要因。
前面说，政府是人造的一种工具，他的缘起，是为的大众的公共的需要。那么适应于公共的需要的，便是好政府了。
大抵一种工具，是应用的；以能够应用者为好。这种实用的学说，也有作工具主义的。这工具主义，就是好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
政府是工具，必定要知道这种工具的用处与性质，才可以谈到应用。
政府是有组织的公共的权力。权力为力的一种，要做一事，必须有力；譬如电灯之明亮，是由于有力，鼓打得响，也是由于有力。可是这种有组织的公共的权力，与他种权力不同。假定无这种组织，无公共利益的权力，社会上必免不掉冲突。譬如从前北京的拉车的拉到车马辐辏的前门地方，常常有所谓“挡住道”的事情发生，必要等前等后，乃能走动。为什么这样的拥挤停滞呢？就因为没有公共的秩序，公共的组织，公共的规则。你看上海的浙江路与南京路之间，来往的人数车马，那样繁杂，但只有中国及印度之巡捕，手持不到五尺长的木棍，从容指挥，而两路来来往往的车，便不致拥挤；假使此棍无权力，亦何能指挥一切？惟其有了权力，只用一短小之棍，表示车的行止之使命；而可免掉时间的损失，和事情的耽误。政府之权力，足以消弭社会间所有的冲突，亦犹是也。
政治法律，把这种权力组织起来，造作公共的规矩——所谓礼法——以免去无谓的冲突，而可发生最大的效果，这是政府的特别性质。
但是在这些地方，不过想免去冲突，仍然是一种消极的作用；此外还有积极的作用。质言之，不独可免社会间的冲突，亦可促社会全体之进步。
因为人类有天然之惰性，往往狃故常，爱保守，毫无改革求进的志趣；如家庭之世守祖业者，就是这样。惟政府是指挥大众的公共机关，可使社会上的人减少惰力，而增加社会全体进步底速率；有些个人所不能为的事，一入政府手中，便有绝大的效果。
数年前曾主张白话，假如止是这样在野建议，不借政府的权力，去催促大众实行，那就必须一二十年之后，才能发生影响。即使政府中有一部分人，对于这件事，曾欲提倡，也仍然没有多大的效果。现在因为有一道部令，令小学校通同用白话文教授。这样一来，从前反对的人，近来也入国语传习所，变成赞成的了；从前表示赞成的，这时更高兴，更来实行起来了。试思以二三十字之一道好的命令（部命），而可以缩短二十年三十年的少数人鼓吹的工具之实施期间，政府权力之重要，为何如者！
再举禁鸦片烟一事为证，十余年以前的人，以鸦片为请客——甚至请贵客——之珍品；而今却不敢自己吃；从前认为阔绰的情事，而今认为犯法的行为：这亦不外政府权力所使然。自然，有些地方，鸦片还是横行；可是鸦片之所以横行，非有政府之过，乃无政府之过，无好政府之过。试思不好的政府，犹可使有那样的效果，假使有了好政府，鸦片岂有不全被禁绝的吗？
所以政府的组织及权力，如果用之得当，必能得着最大的效果；不但可免社会间交互的冲突，而且可促社会全体的进步。
综前所说：好政府主义有三个基本观念：——
（1）人类是造工具的动物，政府是工具的一种。
（2）这种工具的特性，是有组织，有公共目的的权力。
（3）这种工具的效能，可促进社会全体的进步。
以下再说由工具主义的政府观中所得到的益处：
第一，可得到评判的标准。从上面所说的工具主义的政府观中，得着个批评政府的标准。以工具主义的政府观，来批评政府，觉得凡好工具都是应用的，政府完全是谋公共利益及幸福的一种工具；故凡能应公共的需要，谋公共的利益，做到公共的目的，就是好政府，不能为所应为，或为所不应为的，就是坏政府。
第二，可得到民治的原理。政府之为物，不是死板板的工具，是人作的，要防避他的妖怪；《西游记》中的妖怪，加害于唐僧的，如老君的扇子，青牛哪，童子哪，都是工具，只因为主人稍为大意，工具变成了妖怪，就能害人。我们做主人的人民，如果放任政府，不去好好的看守他。这种工具亦必会作怪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可得到民治主义的原理。政府这工具，原为我们大多数人民而设，使不善造善用，则受害者亦即在这些老主人。因为人类有劣根性，不可有无限的权力。有之，即好人亦会变坏。“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免不掉滥用权力以图私利了。所以宜用民治主义去矫正他。虽把权力交给少数人，而老主人不能不常常的监督他，不可不常常的管束他。这是民治主义之浅者，其深义待一涵先生讲之。
第三，可得到革命的原理。刚才说的工具是应用的。不能应用时，便可改换；茶杯漏了换一个，衣服敝了换一件；政府坏了，可改一个好政府——这是浅显的革命原理。所以在工具主义的政府观之下，革命是极平常而且极需要的，并不是稀奇事。
上列三项，就是好政府主义的引伸义。
复次，好政府主义的实行，至少须备有几个重要的条件。
（一）要觉悟政治的重要。大家须觉悟政治不好，什么事都不能办。例如教育事业，谁也相信是要紧的，而北京近年的学校，及武昌高师，因为政治不好，相继感受恶影响。且也政治不好，连实业也兴办不成：去年京汉、京浦路上，打仗一礼拜，而中国煤矿业的商人竟损失了二百五十万之巨。今年武昌、宜昌及其他惨遭兵祸的地方，乃至连小生意都做不成。所以好政府主义的实行，第一须有这种觉悟。
（二）要有公共的目标。有了觉悟，而灰心短气，不定下一个目标出来，也不成功。我们简单明了的，人人能懂的，人人承认的公共目标，就是好政府三字。如辛亥革命之目标是排满，其吃亏在此，其成功亦在此。凡研究尽可高深，预备不妨复杂，而目标则贵简要。故我以好政府三字为目标。有了公共的目标，然后便易于实行。
（三）要有好人的结合。有了觉悟，及有了目标，尤须有人组合起来，作公共的有组织的进行。厌世家每叹天下事不可为；我以为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只因为好人缩手说不可为，斯不可为矣。故好人须起而进行，从事于公共的有组织有目标的运动：这是谋好政府的实行所必备的第三个重要条件。
三个条件，是必须完全具备而不可缺一的。
诸君！我今天所讲的好政府主义，是平常的简单的浅显的老生常谈；然要知道必得此种老生常谈实现之后，中国乃能有救！
我在济南十八日晚接教务处电云，学生为讲义费事哄闹，校长以下辞职，我很怀疑，次日即来京。当时我恐怕辞职的职员，少了我一个，我竟漏网了，倒难为情。到京以后，询悉内容，见学生上课如故，并有多数学生皆起来协力维持，我又觉得很乐观。在前清上海方面，学生闹风潮的事很多，我也是闹风潮出学校者之一。当时我在中国公学，不过所闹的事，是因为对于学校组织不满意，且出校以后，还产生一个新学校来，即如在南洋公学脱离的学生，出来组成一个爱国学社。这个学社在中国革命史上，大家皆知道是一个重要机关。在复旦脱离的学生，出来组织一个震旦。此皆是不仅仅为破坏，还有建设。如我们这次风潮，纯粹是无建设的，我觉得很不满意。幸而后来尚能有多数的人出来维持，不然岂不是以少数人，把学校闹坏了吗？我对于此次风潮的意见，在二十五期《努力周刊》上已说过，今天不必再说。今日所要说的，只有一句话，就是大家须向一条建设的道上走。所谓建设有四项：（1）是图书馆，（2）是寄宿舍，（3）是大讲堂，（4）是提高学校程度。没有大图书馆，可说是无从研究学术。没有寄宿舍，万不能养成一种校风。没有大讲堂，则关于名人临时讲演，用以普及大学教育知识的事，势将无从做起。所以今年开学以后，第一次会议，即将建筑图书馆议案通过，决定协力做起来。自今以往，希望打起精神，群趋向建设一条路上，可以为北京大学开一个新纪元，不要再在这种讲义费的小事情上注意了。
沪汉事件已经发生好几天了，我都没有发表意见。我之所以没有发表意见者，一来是因为我们作学问的人，养成了一种坏习惯，就是事事不敢忽略事实。这件事情发生的头十天，我还不很知道事实的真相。无可疑的事实固然有几点，其他的有好些不敢相信，有些竟至于矛盾，所以不便随便妄下判断。二来因为我病了十天，有七天不能出门，不知道甚么，所以也无从说起。三来因为我病好一点出门来，各界的意见和议论已经很多了，所以也没有说甚么。现在事实已较明了了，我的身体也较好了，而在各种意见当中，主张较和平一点的人，似乎很是不能见容的样子。所以我想说几句话。不过我说的话，我想定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我的主张，比较倾向于和平方面一点；在现下一般人热气正高的时候，说和平派的话，自然不大时髦，不容易得着大家的热烈的同情的。我的话也很平淡，没有甚么出奇了不得的地方。听说有人在执政府提议要把梁任公先生驱出国境，我觉得这大不好。我们不是要求真正的自由吗？真正自由的精神在哪里？出版有自由，言论也有自由。一个人只要他有种意见，在他自己总有发表出来的权利，在我们总不能禁止别人发言。意见的对不对又是一个问题，就算不对也尽有商量讨论的余地，何至于就说不爱国了呢？譬如昨天报载说我介绍学生与英公使见面，并说我与英国人勾结起来了。其实这件事是平常的。格里博士在英使馆做事二十年了，他很熟悉中国情形，中国朋友也很多。他托欧美同学会秘书章元善先生，章先生又再三向我说英使很想见见学生界的领袖，看看彼此的意见究竟如何。我想这也没甚么坏意，一面又是受朋友的再三委托，所以我才把此意写信到北大学生会的。同是中国人，我们是一样的爱国的。
今天是为中国少年卫国团说话。既是少年来找着我们中年人说话，无论对不对总得贡献一点意思。我的意思大约可以分为三层：
（一）要调查事实
（二）要有负责任的态度
（三）要认清楚步骤
（一）事实问题
据报上所载说：“巡捕房之首领爱伏生亲自供开枪之前只有十秒钟的警告，警告是用的英语，而所发之枪四十四响。”这是无可疑的。六月一号以后的事实，至今尚不十分明了。那一部分的参加运动，如何抢，如何打，亦不十分清楚。汉口九江之事亦然，既然事实上有许多困难，故不容易加入动机与判断。梁任公先生的意见与北京大学教授的意见所争的就是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我以为主张调查事实，不一定就是主张的只是法律问题。因为法律问题也好政治问题也好，都要交涉才行，而交涉则非有事实为依据不可，可靠之事实则非详细精密的调查不可。至于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可以同时进行的。总之我们于热烈之中当存理智，尊重事实。
（二）责任问题
何谓负责任？就是将主张的效果先想像出来，考虑一下，然后用这个效果来批评自己的主张。对于自己的主张负责任，就是有负责任的态度。
譬如主张宣战，就要把宣战的效果想出来是怎样，有如何的影响。不要只是口里说一阵宣战就完事。谁去打战？怎样战法？陆军怎样？海军怎样？军械怎样？军费怎样？既是主张宣战，总得要筹画一下才算负责任罢。
又如主张经济绝交，这四字的含义究竟怎样？我们于此热烈之时并没有去分析。所谓经济绝交就是往来都不干的意思，是双方面的。以前抵制日货是单方面的，所以于我们没有害处。你们知道我们每年与英日交易出口亦在两万万两以上，如果彼此不来往，这项收入也就没有了。况且像银行在事实上绝对作不到，因为要得盐税等等非同他交涉不可。所以我们讲到经济绝交是没有细思之故。未尝以其主张的效果批评其主张的原故。
又如主张派兵到租界去。看起来调兵是很可能的。但是中国的兵到租界或租界的四围如像汉口所作的事，是不是与我想派兵去维持治安的意见一致呢？萧耀南的兵随便杀人，随便禁止。汉口还算统一一点。而上海有奉直的关系，孙传芳，张宗昌，郑谦，各有其用意。于此割据状况之下，调兵是如何呢？如果都像冯玉祥的兵队或者还可以。你们不看见中国的军队为烟土的事，就自己打战吗？
又如罢工罢市，在上海的人自睹惨况，身受其殃，他们罢市罢工，可以不谈了。其他的地方，如北京英使馆内或其他英人办的小工厂，运动罢工或者可能。但是这些地方罢了工，除了自己受极大的痛苦而外，而仇敌并受不到多大的害处。
（三）步骤问题
何谓步骤？就是我们做事要有一定的手续。关于这一次如此重大的事件，我以为应该分成两步去办。
第一步就是上海残死事件及连带的汉口等处事件之解决。
第二步就是八十年来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根本解决。
一为暂时的问题，一为永久的问题；一为局部的问题，一为全体的问题。第一步比较容易一点，可以用很笨的武器——罢市罢工——去办。至于第二步，可就不容易再用罢市罢工的手段了。用之效果小而易自蔽。何以说呢？因为这种群众运动，罢工罢市很不容易维持。比如上次五四运动全靠蒋先生他们在其间领袖一切，而目的又只在罢免国贼三人。今年的民气比较还是那年留下一点的好处。在第一步里面我们可以分做两层去办。
一层就是我们解决上海事件所提出的条件，至少要包惩凶，赔偿，道歉，收回会审公廨，保障此次罢工工人，制止越界筑路，取消印刷附律等项等律，保障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工部局投票权等。因为这些都是上海亲受其苦痛的人提出来的，我们非尊重之，替他们争得不可。汉口等地的连带事件，也应照样的进行。如果这点都办不到，我们当然继续的罢工以及经济的抵制。
一层就是我们在解决上一层的时候，要附一个觉书，要求于最短时期内开一个根本修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会约，以铲除一切冲突的祸根。这事很多人以为不可能，在我看来却是很有可能的性质，而时机还算成熟了。为什么呢？那些条约或是利用他们的武力，或是利用我们的愚痴，其不公平而应该修正，理至明显。而且条约也总含有一点时代性，过了这么多年，还可适用而不修改吗？就以今日六国使团的通牒而论，说我们有排外的运动，他们发生最大的恐怖。我试问这恐怖哪里来的，完全由于他基于不平等的条约，享有特殊的权利而来。所以我们提出修改也是极正当的。其他美国也有人主张修改条约。而俄国自然是赞成的了。所以我说这并不是不可能，因为在理论上事实上都有修改条约的必要。以上为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根据第一步的要求，开修改条约的会议。我们应当用全力为此事奋斗。我们应当有国际公法学者的组织，研究不平等条约为修改条约的预备。我们应当设立对外宣传机关，以表示我们的决心与理由，而得各国人士之了解与同情。我们工商学各界应当有严密的组织，以为外交的后援。这样一来，不患不成的。
大家能够容忍我说这一番话，我很感谢。
《益世报》记者把这个题目误刊为《中国问题的一个侦察》，也很有深长的意味，或者还来得更适切一点。法庭上的侦察是用侦骑的敏捷手段，用种种细心巧妙的方法破获案件，讯问罪状。诊察是医生临床验验体温，检查血液，化验排泄物，看有无病根在里面的意思。中国国势糟到这步田地，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化验来检察，鉴定一个病状，看看究竟患什么病，虽然怎样设法来救济，还可留待高明。
昨天报载日本斋藤首相发表谈话，极端侮辱中国，说中国根本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所以不配和日本谈直接交涉。前天汪精卫先生出国临别赠言中，也很感慨的说现在中国还是有军阀在割据称霸，或互相混战，不能称作统一的国家。仇人说我们不是现代国家，我们自己的政治领袖也说我国不是统一的国家。实在，我们七八十年来的努力，失败在一点上，即是没有达到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目的。虽然我们自己可以否认，说是一个国家，但九月十八最惨痛的国难纪念的前夕，山东的军人正在开始互相炮轰；今日的四川也在混战局面中。这种百孔千疮，东破西烂的局面，正足以证明我国新患的软弱痪瘫的病，好像一个头很大而屁股很细弱的患软骨病的小孩子一样，在国家的队伍中立不住，站不起来。
中国所患的病状，为明瞭起见，可分内外两层来讲：内邪外感。从前我发表一篇文章《我们走哪条路》（记者按：该文见去年北平《晨报》及《大公报》）里面即说明中国内病之重，内病有五种，我叫做五鬼症：
第一是贫穷。现在大家都说中国的贫穷是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然而中国在历史上实没有一个时期不贫穷的。贫穷到了为一角钱惹出人命，女太太因为一二个铜子而至打架吃鸦片上吊，因为五寸鞋面布而至于婆婆打死儿媳妇。这种消息是常见于报纸的。所以中国的穷不仅由于外感，基本原因尚在生产的不发达。中国人未尝富过，没有一篇旧小说是描写富的。
第二种病是弱。中国人向来衰弱，历史上的诗人所歌颂的名士是弱不禁风，美人是工愁善病，是以风气相沿，体质愈弱。士人拿贫弱来骄人，以为贫弱既不能超脱，乃以君子固穷来解嘲，正如寓言上的狐狸，虽然想吃葡萄，却因为得不到，便说葡萄是酸的，本来不高兴吃。
第三为愚昧。中国的病症，因为贫穷和体弱已很沉重，加以知识上的贫弱，便益不能堪。今日大家都说新教育破产，然而旧教育如何？在我们的父亲祖父时代，他们只用几个钱买书，一元钱便可将所用的书籍买全。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大学》《中庸》等等，高等的便是《诗经》《礼记》《书经》《左传》等等。只要将这些书念了，便可以中举做官，最高等的教育如此；更少数的人便是做点学问考据，吟咏诗词章句，做名士做学者。这中间《易经》只是卦辞卜筮，《春秋》是断烂朝报，《礼记》只是礼制典章，只有《诗经》还有价值，然而也只是一些情诗，几千年以前的诗。念的书是这样的书，做的文是八股文，试问对于知识上会有什么影响？试想想在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古国里，竟没有一个像样的大学。这第三种病症，实是中国的致命伤。
第四是贪污。一般都说中国为礼义之邦，然而现在这种贪污的现象，却非任何帝国主义所造成，为国粹，为国货，乃由贫穷而来的。由老妈子买零物揩油一二个铜板以至高级官吏买军火，几百几千几万元的贪蚀，是同属一个系统的。
第五是纷乱。中国内乱自古已然。历史上如李自成，如张献忠，如黄巢，如张角是最著名的。从前二百年或三百年一朝一代总有一次内乱。友人李四光先生曾加以详细的研究，觉得自周朝以来差不多每三十年或五十年，不是小乱就是大乱。在全国历史上没有长久不乱的时期，也没有一二省从未经过纷乱的时期的。这也是土货，国产；以后洪杨之乱，或不无与西洋接触的影响，然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却不能诿之外国影响，皆是自内而生的。
因以上五种病症的结果，今日之外患，集外国之文化经济力量以俱来，固不能抵抗，即历史上外患，除匈奴外（缺一页）再高一点点考策论。这样国家不费一文，也可以达到拔取人材的目的。方法虽然错误，但是制度是很公正的，虽然其中也免不了有弊端，原则上也很公平。一省选考举人，全国选考进士，然后抽签分发各处做官，甘肃人也许分发到江苏，江北人也许分发到江南，这样的互相调剂，不分畛域，也没有什么异议，即在不知不觉中间培养出一种有国家之存在的观念。当时的知识阶级，即是这样的被维系着，虽然交通行旅不便，也不顾一切的去应考，一而再，再而三，那再三没有考取的，也并不怨国家，只是自己嗟叹“命也夫”！
所以以前的治理者，国家略夺［划］建造的人，尚能够以制度来促进国民对于国家民族的感觉（National Consciousness），和民族主义。此外更有旁的办法如御史制度，道员制度，也可有相当的成就。因此令人感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存在，必定有他的原因的。譬如用考试方法来甄拔人才，在原则上很不错，而是最好的办法，虽然用八股是不对，那只是枝节的问题。当时因为激于内邪外感之夹攻，因怀疑八股科举，便将这考试的精神也一并除去，使二三十年来，没有文官考试制度，用人只是亲戚故旧，于是以前一点较好的办法，现在完全没有了，一点统一国家的影子都没有了。这样的国家自然是站不稳的。
现在我们对西方的文化自然是接受的，但是我们所已接受的是什么呢？只是今日汽车，明日电灯，今天烫发，明天唇脂。这样的接受，因为内邪外感的作用，在现在的世界上还是站立不稳的，我们即使坐在汽车里面，也不会舒服，不会觉得这世界是我们的。
中国的病，不是可以枝节救济的，譬如身体衰弱，我们开一次运动会来救济，身体是好了一点，可是金丹白面也随着进来，旧病未除，新病又来。现在不能仔细的分析五种病，和提出救济的意见，但就愚昧一项而言，如办教育，新式教育成绩不好，或者不是因为教育原则的错误，而是办理的不得其法。然而旧教育的成绩又在哪里？旧教育的几种性质不妨利用，但是决不能返诸旧教育。我们应该平心的想一想，教育为什么办不好，为什么不如人？个人以为关于教育的问题，有很可以注意的几点。
（一）宗教在中国最早的宗教是道教，乃是综合许多不同的下流迷信，归纳而成的，毫无存在的价值。其次是佛教，虽由外洋流入，其大乘小乘，讲神仙佛道，与道教同是虚妄的迷信，而没有文化人格的感化力量。宗教是无知识者的教育，是一般人所常常按解的，然而中国的宗教教育，仅有道德的制裁力。
（二）文化基础中国文化本很枯仄，几经淘汰，占有势力的便是儒家，儒教哲学除去荀子一派，便只有六经，是最枯燥无聊的东西，不能作为文化的基础。而西洋与孟子同时的为欧几立德，亚基默德斯，新造了几何学，发明了不少物理上的定律。有人把孔子比亚理斯多德，然而亚氏搜集了多少动植物的标本，更奠定了逻辑科学的基础。他们又以柏拉图比孟子，然而柏拉图曾说过：“不懂算学者不得入吾门。”而中国文化范围是这样的狭小，对于庄墨之学又肆意排斥，结果只余六经，这样单调的孔孟之学如何能作为文化的基础呢？
（三）传记文学中国向无传记文学，因此未尝有伟大人格遗传下为后人的楷模。《史记》《汉书》的传记绝不能去和柏拉图，绥纳芬以及刘德立许的苏格拉底传相比。虽然不少伟大的人格，文学家却没有去当作优美文学的题材，去作写生的对象。这很重要的传记文学，中国竟无丝毫基础。
（四）母教妇女占民族的一半，然而即连做人的资格也给剥夺了，一向对待女人，视同牛马，且更缠足以困之。这样的女子，哪里能够给子女以良好的母教。西洋的妇女在以前也是颇受歧视和虐待的，然而所受的教育是好多了。
（五）通俗文学中国一向对于通俗文学太不注意，殊不知它是影响民众心理最甚的东西。社会上领袖士大夫不注意，于是委之于妓女歌姬，成为诲盗诲**的工具。把一种良好的领袖教育忽视了。
到了现在，大家知道教育破产，教育不够用，便应当从这些基本原因上去求根本的改革，从宗教文学各项去设法补救。
本题过泛，不能详言。然而我们至少应该根据这种论断，力自反省。不要责人，只须责己，应该自己拿镜子照照，详细检验一下，分析各种病症，努力不会白费，模仿不是耻辱。中国的病症，也许要在这种态度上求治。
太平洋学会两年前在上海开会的时候，鄙人曾经很荣幸的充任主席，今天在这和平美丽的环境之下，并且得加拿大诸位同志光荣指导，能躬逢第五次大会之盛，这是鄙人感觉异常愉快的。
两年前，鄙人在致大会开幕词的时候，曾经说过：“今天本会开幕，至少的将要长久的被纪念着，不但在本会的纪录簿上如此，就是在其他具有国际性的一切团体里也要这样，因为我们能树立一种光荣的先例，就是：在和平时候拿着具有国际眼光自期的人士，遇见有狂妄的行为得势，感情支配一切的日子，一定不可抛弃冷静的思考，忍耐的研究和开诚的讨论的理想。”在目前狂妄的行为依然得势，感情依然支配着一切的时候，我们太平洋学会的各代表又来到这里开会，对于使得太平洋各国发生歧见的各种问题，又在冷静的思考着，开诚的讨论着，这是一件很可以感慰的事，莅会的全体代表诸君，现在显然是没有什么不满意，去接受上海大会所树立的先例。代表目前关系不十分严格和善的国家的代表诸君，这一次莅会，并没有带着上次沪会开幕以前几星期中所抱的怀疑和犹豫。
今天晚上，应加拿大协会的宠招，吩咐鄙人代表中国代表团说几句话。诸位当中，或许有人期待鄙人，用中国代表的资格，要陈述远东冲突事件当中，中国方面的理由。倘使有人存着这种期待，那就一定不能够得到满足了。鄙人今晚倘使利用这个机会，发表宣传性的演词，未免对于主人方面是失礼。
鄙人是学哲学的，所以在诸位前面，想略微发表一种关于太平洋会的餐后哲学演讲，或是用更时髦一些的口头禅讲，也可以当做发表一种太平洋会的规律。
鄙人哲学规律的第一条就是：我们在大会里边，不应该仅仅乎把我们自己看做代表某一个国家的团体，我们的主要点要把自己看做一种机关的代表，它的目的是在“用着一种增进相互关系的观点，去研究太平洋民族的情形”。这一条是很需要的，因为能这样，我们才可以超出国族的成见，按照和我们一同生活和贸易的其他民族的看法，去探求理解我们的国家问题的方法。鄙人记得两年前在上海开会的末一次，日本新渡户博士曾经请求主席，让他发表对各代表的告别词。他当时讲道：“我们在大会当中，是用各国代表的资格讲话。但是在散会以后，是用大会会员的资格讲话。”他这简短的语句，使得鄙人在这两年当中，时常的想着，鄙人对于这位老友怀着敬意的要直说一句，就是鄙人愿意比他再进一步；鄙人以为一位会员在会议里面，倘使不能用会员的资格去思考和动作，那末他在会外的时候，也决不能那样的思考和动作，在这种的会议当中，国家观点的价值，只有在关于材料的方面，对全体的贡献。倘使我们不能认真的尝试着理解全体的意义，那是决不能充分理解独特的观点的。
第二条的规律就是，我们出席会议的时候，应该有一些科学的思想。我们希望米里甘博士（Dr.Millikan）、萧特维尔博士（Dr.Shotwell）、摩尔登博士（Dr.Moulton）能指教我们，什么叫做科学方法。鄙人以普通人的资格，敢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在讨论国家和国际问题的时候，科学的思想就是等于能负责任的思想。每人全应该想到他所主张的理论，或者所赞助的机关，将要发生些什么可能的影响，并且应该对于这些影响，担负道德上的和智识上的责任。愿意拿各种影响去试验每一种的小理论或是政策，换句话说就是用负责的，科学的态度去思想。我们所应付的问题，就是国家和人民的问题。这种工作是危险的，这种责任是重大的。一种关于金融的不好理论，可以毁坏几百万人家，一种无意的关于政府的理论，可以被政府拿了去做一种有祸害的政策的理由。我们现在所做的一种工作，就像中国古代圣贤警告我们的一样，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所以我们在思想或者发言的时候，怎样敢不存着一种恭谨律己的态度吗？
鄙人对于其他的“空白规律”，很可以一桩桩地照样讲下去，例如其中至少应该包括一条，就是我们应该要有一些些幽默的意识，可以让我们对于一种坏的开玩笑，可以谈笑的对付过去，或者对于一些些耍脾气的事，付之微哂，以便于使得太平洋会的主席的工作，可以轻松一些，但是鄙人在这十三分钟的时限当中，只好把其余的九十七条一概抹煞，抢先把最末一条讲讲，那就是我们对于工作，应该具有信仰。
当我们四顾，看见世界仍然是受荒谬的行为和武力所统治，国际仍然是被憎恨和猜忌所分离，各国重新卷入了军备竞争的漩涡，几十年来构成的太平洋和平机构，现在全被摧毁得无影无踪——我们就不能不感觉，像我有时所体验到的，就是我们一切的科学研究和经济讨论，在遭遇着这一种强硬的残酷的实际的时候，是如何的脆弱和空虚。但是各国有思想的人士，在失望之下，如果便放弃了奋斗，那也是不对的。我们的失败，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能诚恳的尽职。这也许是愚昧和思想肤浅给我们的报应，我们或许还可以用真理和有规律的思想去补救。在我们开委员会的旅馆里的某一间室中，有这样一句格言：“真理是有力的”。（Portis est veritas.)我以为一个人的信仰，是格外的有力哪。这次从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铁道和轮舶往来，并且现在正对着无线电播音机演讲，（这是人类最近的伟大发明）叫鄙人不能不抱着一种宗教式的信仰，以为人们既然能在落山机开凿隧道，能横渡重洋，并且能征服天空，那末将来他也能够用勇敢的思想，明智的政治家手腕，使得世界可以为人类而安全。
主席，诸位，余此次出国非常匆忙，在加拿大与美国仅居三月，此三个月中之惟一目的，乃为参加太平洋学会第五次会议。今天贵校（指清华）请余演讲“太平洋学会”，不过报告些简单事实，并无多大意思，但诸位来听讲者竟如此踊跃，令余非常诧异，兹特敬谢诸君盛意。
关于太平洋学会重要情况之报告，已详载于最近一期之《太平洋汇报》，无须在此再讲，余亦不欲再讲，今日所讲者乃余个人简单之感想。然在讲感想之前，又不能不将太平洋学会之组织及论题之大概，约略言之。太平洋学会为太平洋国际关系学会，至今已有九年之历史，规定每二年举行常会一次。此会议乃系第五次常会，第一第二两次常会，皆在檀香山举行，第三次在日本，第四次在上海，本年第五次常会，在加拿大举行，有十一国参加，为中、日、英、美、加拿大，苏俄，荷兰，菲律滨，澳，纽锡兰与法（法国今年新加入），此次常会共到十国，苏俄未到，其未到之原因，据推测有二：（一）或谓苏俄因加拿大法律，凡共产党员在其国境以内者，可随时逮捕，驱逐出境，虽经加拿大再三声明，此条法律不适用于俄国代表，但苏俄仍不肯派代表参加。（二）据另一方面之推测，谓苏俄为节省经费起见，所以未派代表出席，此二说孰是孰非，姑不置论。总之，苏俄未能赴席，确为此次会议中之惟一缺点。会议之最重要组织，厥为圆桌会议，所谓圆桌会议，乃分为若干小团体，分别开会，可自由发言。其所以采取办法者，乃因各国代表共到一百余人，而每国代表团更携有专家秘书，故总共出席者不下二百余人，若全体一齐开会，事实上势必发生困难，所以每天分为四组开会，此即圆桌会议之谓。圆桌会议在每天上午讨论专题，下午则游览名胜，或请专家讲演。此次会议所讨论之专题最重要者有二：一为太平洋国际间经济冲突之问题，一为太平洋教育问题。乍观此二议题：意义似嫌太泛，好像故意规避政治问题，如中日事件之类，但此亦为事实所趋，不得不如此也。开会后讨论经济冲突问题，谓经济冲突有五：（一）商场竞争，（二）原料竞争，（三）粮食问题，（四）人口出路问题，（五）投资市场问题。而每种问题，又必皆有政治影响，如讨论原料竞争问题，即主要之矿产原料，亦有八十余种，各国出产不均，势必发生争执。如亚洲（尤其是东亚）除产锑与钨外，他种矿产原料，直可谓丝毫无有。同时日本又为工业国家，事实上必须侵夺别个国家之煤，铁，煤油，以及其他工业原料，设欲避免此类原料竞争之冲突，势非使日本放弃工业主义不可。日本既不能放弃工业之野心，则原料竞争之冲突，决难避免，举一反三推而想之，世界各国孰不如此？复次，关于人口出路问题，日本谓其国家人口增加过剧，耕地不敷所用，势非至国外发展不可。然而中国土地亦多高原，雨量缺少，无法耕种，人口出路之困难，何独不然？再如商场竞争，日本纺织物之输入印度者，最近已与英国相等，英金磅虽尽量跌落，然亦难抗日本之纺织业。其他丝业等，日法之竞争亦颇激烈。是故总而观之，世界之经济竞争，无法避免，而国际间之经济冲突，亦恐将永无宁日矣。因此大会讨论之议题，只有记录，而无决议案，如限制纺织业等皆无结论，致使英国中途退席，而其惟一之办法，仍不过仅仅商讨一各国销售之比例数而已。至于比例数目之分配，尚非由强国操纵而弱国听命乎？是故仍涉有政治关系。设若各国际间相同之商业，能共议办法，规定物价不加不减，此虽可避免卖者之竞争，而消费者无法限制，劳工无法分配，是仍不能求得一满意之国际办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