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然是我们国家的人民所最期望向之获取精神与多数物资援助的国家。我们在这一方面并不失望。如众所周知的，你们的财政部根据银元购物法案的规定购买了我们全国大量的银元，这件事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还有美国进出口银行于去年十二月给予中国贸易公司一笔美金两千五百万元的贷款。这笔贷款间接的使中国建立信用而因之获得其他国家美金五千万元的贷款。美国这笔两千五百万元的贷款援助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尤其是贷款时正当我们失去广州，士气低落之时，进出口银行贷款的数目虽然不大，但是那笔贷款大大的鼓起了中国的民心士气，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困苦艰难之时，朋友们并没有抛弃他们。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国政府给予中国以同样鼓励的作用，那一天美国通知日本废除一九一一年签定的商业与航运的条约。那时候正当英国在东京向日本让步之时，中国正在疑惑究竟会从那个让步受到多少损害与困难，而美国政府的行动使我们获得精神的鼓励，和士气的提高。
所以我说中国获得比所敢期望的更多的外援，我也说如果没有这些外援，中国确实无法能够有那么大的战绩。这些话并非过甚其辞。
上面所述的为中日战争过去二十五个月的简略报告。
那么将来的情况呢？
考虑到中国战争的前途时，我们绝不可存有日本军方突然醒悟或者人民发起社会革命的可能性。战争的前瞻只有两个方向：
（一）假如国际情况没有重大改变，这个战争会长期地延续下去直到日本被经济的困难所逼而接受一种“朴斯茅斯的和平”，那就是没有胜利的和平。
（二）但是假如国际情势发生激烈的变化，假如日本变成为轴心国之一员，又假如太平洋大战发生，则中日战争成为世界问题的一部分，无法单独结束。
第一个可能性是不难想像的。假如没有激烈的变化，假如欧洲和太平洋没有发生大战，假如没有第三国卷入此战争中，中国唯一的路就是继续打下去，再打两年、三年、五年，一直到日本为经济的压力所拖垮。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欧战休战时，德军还占有比利时和法国的大部分土地，但是德国是被打败了。
假如爱好和平而目前正供应日本铁、石油、铜、镍、棉花与其他物资的国家能够有效的实施对日禁运的话，日本会更迅速崩溃下来的。日本处在今日经济的困难中，只要用外力加强对日的压力，将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日本并不希望一个长期战争，他们所希望的是迅速征服中国。他们希望促成国际情况的突变，使国际情况不再有利于中国的抗战，而迅速结束战争。
日本知道无法能阻止苏俄援助中国，而日本至少目前尚未公开注意到美国对中国的财政援助。
日本把战争长期延续下去的责任归咎于英国，一年多以来日本军方发动强烈的反英运动，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四日，日军开始封锁天津的英法租界，这时日军对英国侮辱的话使英首相张伯伦大为冒火。虽然英日终于达成天津租界的协议，可是在日本本国和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沦陷区的反英运动仍有增无减。日本想用武力威胁逼英国屈服，因为他们知道英国在欧洲有事，故对亚洲将无法兼顾，而且英国在中国的很多生命和财产需加保护。所以英国人不敢冒触怒日本之险。
所有读到八月四日张伯伦演说的人都会同情英国今日处境的困难。张伯伦在演说时详述日本军方所善加利用的英国背景。
结果国际情势不但不利日本，而且敌视日本，美国已通知日本政府关于六个月后废除“美日商约”。英国下议院也在讨论废除“英日商约”。甚至爱好和平的张伯伦都公开警告日本说“在某种情况之下”英国“会认为有派舰队前往的必要”。
日本军封锁天津租界不久，美国销路很广的几个报纸突然改变其平常孤立主义的论调，而公开主张英美海军联合封锁日本的意见，这是很具有意义的事。
日本逼英国屈膝的事会成功吗？日本会冒着西太平洋大战的危险不断施行其敲诈的行为吗？日本会和欧洲侵略者合作共同发起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吗？
我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只能说中日战争已经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我们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事件乃是世界大战后世界新秩序寿终正寝的开端。也清楚的看到后来德、意、日对衣索比亚、西班牙、中国、奥地利、捷克和阿尔巴尼亚的侵略行为乃是国际混乱状态一般现象的自然发展。我们现在清楚的看到花费了两千亿美元八百五十万条生命所造成的战后新秩序是经不起满洲、衣索比亚和西班牙等事例严酷的试验的，而现在这个新秩序业已寿终正寝。因此各国需要本身的军事力量来保护自己，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渐渐来临。
罗斯福总统两年前在芝加哥发表有名的演说，那篇演说辞在今日或许比当时更易了解。今日听来，似乎是篇预言：
世界不法行为的流行症正在蔓延中。
一个身体上的流行症蔓延时，社会赞成和参加防疫和隔离病人运动以保护社会人士的健康，并防止疫病的蔓延。
假如我们要有一个大家可以自由呼吸和毫无恐惧和亲睦相处的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同心协力支持和平可得安全保障的法律和原则。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同心协力反对那些毁坏条约的人，反对那些不顾人道，正在制造国际混乱和不安定的人，仅靠孤立和中立是无法阻止他们的。
要维护和平，必须要有积极的作为。
今日世界的问题还是罗斯福总统两年前所清楚看到的问题。这个问题从开始就不仅仅是中日的问题，那一直都是“积极维护和平的作为”和“防疫隔离”国际混乱状态的问题。
所以今日要提出的题目是政治手腕是否可阻止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并以有效的方法但不诉之武力来重建正在摇摇欲坠的世界秩序吗？或者是否人类必须再经过一次血和炮火的洗礼后才能带来某种国际新秩序吗？
十月与十一月可资纪念的节日很多，例如中国国庆日、欧战休战日、罗斯福总统芝加哥演讲周年、《九国公约》签字国在比京集会两周年纪念等。在纪念这些节日时，我们免不了想到此等节日所纪念的事迹，尤其是目前远东冲突的问题。吾人必须解决其根本的问题才能满意地解决此项远东冲突的问题。
两年前在这个城市我曾在演讲时指出远东问题背后的两个冲突：（一）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国家主义合理的希望之冲突；（二）日本军国主义与一个世界新秩序的道德限制之冲突。今日我仍旧相信这两个冲突的正确性，可是我现在认为这两个冲突是密切相关连的。
要认识这些问题的密切关系，我们必须远溯数十年前的历史。今天七大强国之三：德、意、日，在一八七〇年左右获得内部的团结，并开始参加殖民帝国之列，他们三国在参加时已经太迟，所以自称为“没有”的国家，而意图在李普曼所谓“外交赌注”的地区遂行其扩展活动。该等地区广袤庞大，资源丰富，但政府懦弱，无法抗拒外来的侵略。这些“外交赌注”的地区包括非洲、阿拉伯、波斯、巴尔干半岛、土耳其和中国。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弱肉强食”的原则十分猖獗。
国际战火是这些帝国主义的争夺所引起的。事实上一九〇〇年在中国就爆发了一次八国联军（其中包括美日两国）的国际战争。八国联军攻陷塘沽占领北京，同时沙皇的俄军涌入满洲。各国瓜分中国呼声震天价响，那时为分赃不均而可能发生世界大战之危险很大。
在刚要转入二十世纪时之远东国际战争的危险终于为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声明所扭转过来。在拳匪之乱时，由于美国坚主中国门户开放，英国支持该项主张，使具有更大侵略性的俄、德、日有所顾忌，稍敛凶焰。结果联军签订和约，把军队撤出中国。中国于是获救，免于沦丧之祸。
于是远东秩序奠基于门户开放政策。一切有关中国的条约均加入此一政策的考虑。
一九二二年《九国公约》所列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则十分明确。其第一条所述各款如下：
（一）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与行政权的完整；
（二）给中国以充足和不受妨碍的机会来发展和维持一个有效和安定的政府；
（三）各签字国利用他们的势力来建立和维持在中国领土上各国工商机会均等的原则；
（四）不得利用中国情况乘机获取有害于友邦公民利益之特权，不得鼓动不利于各该友邦安全之活动。
由此看来，门户开放主义不仅是经济政策，而且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原则。诸如尊重中国主权的完整和给予充分发展一个有效和安定政府的机会等，就可以说明其政治的含义。而且工商机会也是依靠中国政治安定、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前提而实施的。
于是远东国际秩序自然而然成为战后世界新秩序的一部分。不但国联，而且一切理想主义的条约也均支持该一新秩序。也就是为了这个新秩序，才使中国在本世纪最初的三十年得以免受侵略，使中国得以渐次发展一个有效与安定政府，特别是两次革命（1911~12;1926~27）的成功。一九二七年后，中国向全世界证明她具有发展和维持一个现代化政府的能力。全国也逐渐统一团结。
可是中国成为现代化的国家不幸却不为其邻邦日本之所喜。日本军人尤其是少壮派老早就认为日本有统治东亚甚至全世界的神圣任务。他们不容许中国统一团结起来，现代化起来。于是决定在中国获得安定和强盛之前要粉碎国家主义的中国。所以八年前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夜里，沈阳的日军制造“沈阳事件”，几个月后日军占领了满洲三省的大部分土地。
可是日军侵占中国领土，免不了同时毁坏了远东和世界的新秩序，因为按照新秩序的原则，各国应尊重和保证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中国曾向国联与《九国公约》签字国家申诉。可是当时全世界都没准备制裁侵略以维护世界新秩序。国联仅发表声明和建议，而该声明等于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权利，而其和平解决中日纠纷的建议也未为日本接受。
日本脱离国联时候，有位德国部长在日内瓦向日本代表说：“我们认为贵国这样做是不对的，可是我们感谢贵国所创立的先例。”所以其他侵略的国家在东非与欧洲步日本的后尘，并都在侵略上获得成功。
这个花费了八百五十万条生命、两千亿元才建立起来，使战后的世界享受十多年的世界秩序渐次破坏，并在两个月前爆发的欧洲战争时完全瓦解。事实上世界新秩序在最初日本侵略满洲时未能支持其本身的原则就注定崩溃的命运。这就是中日战争基本的关键。日本极不愿见中国兴盛起来。于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破坏了世界新秩序，并建立了“东亚新秩序”，这种新秩序，阿本德（Hallett Abend）适当地称为“东亚新混乱”。
日本在中国挑起战争先后八年之久，最近公开和继续下去的战争也进行了二十八个月之久。中国抗战决心的坚定是不需要我向列位同情和开明的人赘述的。这次战争非到中国获得公平和荣耀的和平是不会终止的。
我也不需要向列位赘述敌人泥足愈陷愈深，急想结束他们所谓“中国事件”，因为即使没有前线的接触，日军每日都要损失一千人，而其黄金储存量两年来也大为耗损。
在欧洲战争进行的这个时候，很多美国朋友认为远东和平可以很快就结束了。李普曼说“半个世界迈向和平”。《亚洲杂志》编辑华尔许（Richard J.Walsh）写着说“和平必定始于东方”。
但是我希望向这些朋友说，我看不出有早获和平的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他们的侵略还没有悔意，因为到现在日本国内外还没有一个力量可使这些军国主义者恢复理智，和逼他们接受公平和持久的和平。
一个公平和持久的和平必须要符合下列基本的条件：
（一）必须符合中国人民所要求的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和强盛的国家；
（二）结果不得使利用暴力公开违反国际法和条约义务者获取领土和经济的利益。
（三）必须恢复和加强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使公平和有秩序的国际关系得以伸张并使类似的侵略战争不再发生。
我重述一次：这样一个公平和持久的和平目前尚未露出曙光，所以我的人民还会照样坚定作战下去，一直战到上述的和平能够达成为止。
今日为第廿一届第一次世界大战休战纪念日，对于一切爱好和平和国际秩序的人士，今日将必是一个伤心的节日。东亚大战已进行了廿八个月，欧洲渐发展为重大的战争迄今也已有七十天了，而战后秩序的伟大象征国联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效用。
为过去的失败与错误而哀悼是没有多少用处的。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但是从过去的失败获得教训，倒是十分有用的。这个教训当有可利于梦想和创造未来的人。
两周以前英驻美大使洛辛侯爵说，“和平可由裁军获得，但大规模裁军需要有足够的力量来支持法律，特别是要对付国际的匪徒。”
洛辛爵士由最近国际关系与国际组织的历史获得最重大的教训。未来的联合国必须是一个“强制执行维持和平的联盟”；一个无法强制执行和平的国际组织是虚渺和不切实际的。
我认为一些原则以便于实施这个基本观念是必要的。
第一，未来世界秩序必须建立在各国确切的许诺，而不是在虚渺的抽象观念上。例如一九三九年英法对波兰、罗马尼亚与希腊的保证就是确切的许诺。而巴黎的《凯洛格——勃莱思公约》即是虚渺的抽象观念。列登伯爵曾说过：“一个国家的许诺越大越确切，被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少。”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似是而非，可是广义的说却是实在的。他引述门罗主义就是一个确切许诺的例子。
第二，古老的各国间形式上平等的观念必须辅以分等级负责任的原则，即按照各国能力、兵力、地理或战略地位分等级负担责任是荒谬的。
第三，由分担责任观念可推广至地区领导与合作的原则。国联致命的错误所在就是它不能有效的执行职责，甚至把它的范围缩小为欧洲国联却无法执行职责。一碰到某地区发生重大的冲突，国联就感到缺乏一个地区组织来有效执行其职责。我所建议的地区领导与合作可由美国在西半球所执行的历史任务作为例证。未来的联合国应当是欧洲联盟、美洲会议、英国国协、太平洋会议、西部与西南亚各国会议等等的地区组织的超级联盟。
一个有确切约束和作为的各国和各国际集团分担职责的地区联盟与联合体的联合国，是我所要向一切梦想建立一个更有效、更好的世界秩序的人提出与希望他们予以慎重考虑的。
我们今晚在此聚会，不是纪念中国的抗战，而是表现美国人士助华的一种纯粹高尚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早已在援华机关团体工作上表现出来了。医药助华会暨赈华会，今晚所开的大会，是美国人士助华热烈同情的继续表现。贵会等过去努力热心，奔走呼号，劝募巨款，购办药品和运输用具，不仅加惠难民，而且间接增加中国抗战力量。这是中国政府人民和我个人所万分感激的。
三年前，我从纽约旅行到了西部，路过加拿大，沿途经过不少地方，使我发生了不少感想，加拿大和美国人民，对中国难民是有真正同情心的。让我来说点事实做证明。有一天，我在华盛顿省司卜更城一个饭店吃饭，吃完了有一个穿白色制服的茶房来到我面前，给我三块美金，笑脸说道：“大使先生，这是我一点小小贡献，请你收下，代我救济中国难民吧！”这种举动，不是真正同情心的表现么！
一月前，我的邻居巴美莉太太送一封信来，里面附了两张支票，共美金一千元：一张是给美国医药助学会，一张是给蒋夫人的，请他们代为救济中国难民。两天之后，我把“希望之书”送去请她签名，不幸当晚她竟与世长辞！那知道她的签字，就是她的遗笔呢！这种举动，不是真正同情心的表现么！
晚近成了一种风尚，一部分人好以经济的动力和经济动机解释历史。譬如美国参加第一次欧战，据这一派的解释，完全是因为美国经济财政的原因和动机。跟着这种思想和解释，就产生了许多新立法，禁止任何交战国家（除了南美洲以外）获得美国财政上的协助。他们以为从此美国就可不再卷入外国战争了。
诸位，这种似是而非的经济派的历史家，忘记了各人方寸中尚有一个“同情心”。政府可以立法禁止财政上的帮助，但是政府无从立法消灭多种因素所产的同情心！
几个星期以前，纽约泰晤士报记载有六千美国男女，贫富贵贱皆有，捐了三千瓶人血，作为注射英国受伤兵民之用。该报又说：在这六千人之中，女子多于男子，有的已在五十岁开外。这种举动，如何能拿经济的动机去解释呢！我们很明白这完全是一种同情心的驱使。
在我一次旅行中，有一位年青记者问我：“在你旅行全美中，发现了什么？”我说我所发现的是美国人对于中国有一百分之一百的同情心。这位记者说：“胡博士，这种一百分之一百的同情心对于中国有什么用处？”我回答他：“青年！不要轻视同情心。”诸位，我深信：当你打仗的时候，有人给你深切热烈的同情或遭有真正文化的国家的指责，这两者之间是有天渊之别的。让我现在告诉你：中国打仗的精神所以如是的好，是靠你们同情心驱使所表现的各种援助。正是因为你们同情心的援助，减少了我们伤兵病民的痛苦，使老百姓没有受饥饿和无房屋居住之苦，同时他们精神上也得了无限的安慰。将来驱逐敌人和获得我们自由和独立，还要靠你们同情心的帮助呢！
诸位中国的朋友，我敢说：我们政府和全国人民全心全力的抗战，是值得你们的同情的。抗战至今，已经三年零四个月了，我们抗战虽然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存，也是帮助世界其他国家打倒民主自由公道正义的整个仇敌。假使日本不是受我国的牵制，欧洲战情不知已坏到什么地步了。
刚刚一年前，我在中美协进社谈话，当时我说中日战争不会在短时期解决；因为日本军阀不会觉悟，不能明了世界舆论，不会放弃野心而走上和平大道。我曾告诉你们：我国全体抗战是有决心的，不达最后目的不止。
一年过去了，现在我再向你们重行说一遍：中国抗战不达目的不止，也许还要许多个月能成功，也许还要几年才能达到目的。中国决不能停止抗战，因为下列三个理由：
一、现在放弃自由独立的机会，中国将永无希望，现在欧洲的情形，便是我们的前鉴。
二、与野蛮的侵略国家谈不到和平，因为他们说话不可靠；明兴会议是我们从旁所得的教训。
三、中国胜利与否，与世界民主主义的存亡，完全是一事，中国不亡，民主主义不灭，因中国若放弃抗战，则日本所有力量必因德意日联盟的关系而用以毁坏西方民主国家。
有这三个原因，所以中国不能停止抗战。中国决抗战到底，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一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今已进行八年多的时间。就是当前这次大规模继续不断的战争阶段也已进行了二十九个月。
四周以前，蒋介石委员长于十一月十二日在检讨两年来的战争时说，日本在战争进行下去时是愈来愈弱，而中国抗战的力量却愈来愈强。他是否过分乐观，或者不切实际吗？
首先我们不难看到中国抗战力量的日益增加。蒋委员长说中国今日的抗战力量比战争开始时增加了一倍。这由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对大阪商界领袖在几天前的演说获得证实。他说中国在战场上的军队有二百万人，而解决“中国事件”尚须五至十年之久。
中国的力量在于庞大的空间和人力，以日本的七千万却想要征服中国的四亿五千万。战线绵亘自长城至西江长达两千哩。据保守的中立观察家估计说，即使不发生大会战，日军在各战场每天损失计为八百至一千人之谱。等于一年损失三十至三十六万人！
最近八个月来我们的军队，不管是正规作战或是游击战，都有良好的表现。晋南鄂北我军给侵略者一个严重的打击。十月初我军在湘北和赣北打了几次胜仗，击败敌人攻占长沙的企图。日军死亡三万人之多，而后来日军大本营宣布长沙没有军事价值！
蒋委员长曾说过中国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并“集小胜为大胜”。诸位可由德军闪电席卷奥地利、捷克、阿尔巴尼亚，甚至波兰之战争了解“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意义。
我们确已损失大片重要的土地，可是我们争取到两年半的时间，如日首相所预言的战争尚须延续五年至十年之久。时间有利我们，战争愈久，我们的力量愈加强。日本，相反的，战争愈拉长，他们的力量愈加削弱。
二
我不想强调日军在南京大屠杀和各地毒害沦陷区民众中所表现道德沦丧的事。也不强调日本表现在缺乏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八年战争使全国动**不安，故未能产生全国领导力量的事。
我仅想以统计数字指出日本基本的经济弱点，日本此次侵略加上满洲侵略所耗费的军费为甲午之战和日俄战争加起来的八倍。前者为一五二亿七千三百万日圆，后者仅十九亿二千万日圆。以一九三九年的国家预算等于是一九三一年的七倍。前者估计为九十四亿一千万日圆，后者为十四亿七千四百万日圆。为应付浩大战费，日政府求助于通货膨胀的政策，其纸币发行额如左（下）：
一九三七年三十三亿日圆
一九三八年五十四亿日圆
一九三九年（估计）五十九亿二千四百四十六万九千日圆。
而这是远超过日本债券市场所能吸收的限度。到一九三八年末，已经有三十一亿六千万日圆的新公债还留在各银行里，无法售出。
更有进者，日本为购买战争物资使进口额远超过出口额。入超额须以黄金偿付。结果日本黄金储存量大为减少。其售美的黄金：
一九三七年二亿四千六百四十七万美元
一九三八年一亿六千八百七十四万美元
一九三九年（一至十月）一亿三千六百〇一万八千美元
日本因为缺乏石油、铜、铁、铝、镍和橡胶，所以必须大量进口，因此入超与黄金储量的枯竭造成一个严重的情况，而战争的结束仍尚未在望。
这是日本一大悲剧。一个伟大的国家轻易的抛弃了六十年来光辉灿烂的成就来从事一个大规模的自杀愚行。全世界看到了日本的大弱点，那就是无法控制其军事机构，甚至冒着毁灭自己的危险。
三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看远东的情势。中国的抗战乃是抵抗侵略的作战。我们充分感觉到我们不但获得整个文明世界的同情，而且获得友邦给予我们物资与政治的援助。日本却相反的不但是孤立的，而且成为国际间众矢之的。最近连德国都不理日本，而日本仍厚颜无耻的想要联合苏俄来威胁民主国家。
我希望列位了解获得几乎全球的同情情况下作战和遭受整个文明国家谴责的情况下作战有多大的区别。在最近几个月来几乎全球都一致寄予同情，使我们士气大为提高，因而渡过了这段艰苦的时间。就是由于这个同情心使我们获得友人不少物资和政治的援助。
当然，中国有些乐观主义者曾对外援寄予奢望。他们对于两年来中国需独立作战而其友邦却未能挺身出来支持我方而感到失望。但是我们这些了解国际情势的人，了解爱好和平国家厌恶战争的心理，绝不怀着从其友邦获得军事、财政或物资的援助的。
可是由于中国抗战立场的纯正而日本侵略意图之可憎，使各个友邦心甘情愿的尽量给予我们一切的援助。中国如果没有英、法、俄、美等国的援助，确实是不能在战争中有那么好的表现。
最靠近我们，最不怕日本军事力量，在中国境内最没有既得利益受到威胁的是苏俄。当然苏俄对中国的援助是最不必忌惮什么的，其援助最大的地方有二：一，沿着满蒙边界集结大军牵制了日本驻北满和内蒙古三十多万训练精良武器锐利的军队；二，半以贷款方式半以易货方式运来卖给中国大量武器弹药，并包括大量的作战飞机、大炮和石油。
苏俄给予我们的援助，不但是因为这是为了其国家本身的利益，而且也是因为苏俄近年来正非常热衷于国际理想主义，所以使他们同情中国的抗战。就我所知，苏俄此等援助并没附有任何条件的。
英国和法国在中国大量的权益，时刻都面临着日本的威胁。从一九三五年以来，英法两国在欧洲有事，无法兼顾远东。可是虽然有了这些大困难，英法在这两年来，仍然是很慷慨的援助中国。十五个月来英国殖民地香港是中国武器弹药的大输运站。尤其是广州沦陷后香港地位更是重要。法属安南通广西的桂越铁路和英国帮助筑成滇缅路等，都是中国对外的交通要道，两条通海的后门道路。
假如有人说英法对中国的援助乃是由于英法帝国主义为了急于防御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而给予的，这种说话是不公平的。我愿意重复的说这个援助乃是出于他们对中国的深深的同情。目前这些民主国家正实际从事一个反抗侵略和逼害人民的战争。此时英法对我们的同情是更可以了解的。
美国当然是我们国家的人民所期望向之获取精神、政治，与多数物资援助的国家，我们在这一方面并不失望，如众所周知的，你们的财政部根据银元购物法案的规定购买了我们全国大量的银元，这件事对我们大有帮助。还有美国进出口银行于去年十二月给予中国贸易公司一笔美金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这笔贷款间接的使中国建立信用，而因之获得其他国家美金五千万元的贷款。美国这笔两千五百万元的贷款援助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贷款时正当我们失去广州，士气低落之时，进出口银行贷款的数目虽然不大，但是那笔贷款大大的鼓起中国的民心士气，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困苦艰难之时，朋友们并没有抛弃他们。
一九三九年七月廿六日美国给予中国以同样鼓励的作用。那一天美国通知日本废除一九一一年签定的商业与航运的条约。那时候正当英国在东京向日本让步之时，中国正在疑惑究竟会从那个让步受到多少损害与困难，而美国政府的行动使我们疑惑的阴影烟消云散，民心大振。
四
《美日商约》是于七月廿六日在华盛顿发表的，当时欧洲局势突然大变。于八月廿三日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全文公布。不久，德军侵入波兰，九月一日欧战爆发。至今战事已延续三个月之久。
欧战对中日战争，在过去，在未来，有什么影响呢？
数周来，中国领袖们和人民均深深忧惧英法会被迫牺牲中国来向日本作重大让步的危险，恐怕英法会在日本刺刀威胁下关闭滇缅、桂越两条路线，恐怕苏俄会放弃对中国的援助。
可是情况之发展幸而并非是我们所忧惧的，德苏条约事前未通知日本，所以日本政府认为这项条约是背叛德日盟约的事。日本在愤**绪下宣布德日反抗国际共产党条约无效。现在日本更为孤立，这种孤立的状况将延续一段时间。
日本在愤激与困惑中，至今还不敢向英法在东亚的殖民地进攻。最近英法稍为减削驻华北的军队，可能欧洲局势之突变会逼迫英法在亚洲大陆对日本作其他小让步。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为反抗征服世界的武力而战的民主国家确实不会背叛两年前至今一直为抵抗侵略而战的中国。如果他们背叛中国，他们对于他们作战与和平的目标尤无法自圆其说。
至于苏俄在远东会有何作为是谁都无法知道的。经过了大约四个月日苏在满蒙边界断断续续的战事后，日苏于九月十五日签定一项停战协定，十月三十一日苏俄总理莫洛托夫对最高苏维埃报告外交动态时，说苏日贸易谈判是可能的，而苏俄将欢迎日本此种试探。可是几天后，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发表一项宣言，呼吁全球工农群众起来支持中国对日本的英勇抗战。至今尚未有迹象可资说明苏俄已经或者将会放弃援华的政策。
简而言之，日俄关系开始好转，日本正作试探谈判贸易的前奏。但是苏俄仍继续援助中国抵抗侵略。
不管欧战对中日战争有何影响，不管远东的国际阵容有何改变，中国还是会坚定的作战下去的，再作战好几个月，或者好多年，一直到敌人为经济衰竭所困，为军事深陷泥泞无法自拔而愿意接受一个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列位当还记得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欧战休战时，德军还占有比利时和法国的很大部分土地，但是德国是被打败了。
假如爱好和平而目前正供应日本铁、石油、铜、镍、棉花与其他物资的国家能够有效的实施对日禁运的话，日本会更迅速的崩溃下来的。日本处在今日经济的困境中，只要用外力加强对日的压力将是非常有效的。
在结论中，我免不了再一次的引述蒋委员长在十一月十二日的演词。他说：“欧战在中日战争已进行了廿五个月后发生是一件幸运的事。”“日本今日无疑的想从欧战乘机混水摸鱼。可是日本陷在中国泥淖中无法自拔，因此大大的削弱了其用侵略武力威胁世界的力量。”
由这方面看来，中国在这三十个月来，可以说是为文明和爱好和平的世界作战。这是中国抗战更大的历史意义。
我们自然都很关心将来，很关心此次战争的结果及战后的和平。我们相信在对抗共同敌人的共同战争里，同盟国将获全胜。
我们作战的目标，同盟国伟大的领袖们已说得清清楚楚了。
我想把《大西洋宪章》的八条原则总括讲一讲，罗斯福总统曾说《大西洋宪章》非特适用于大西洋沿岸各国，而且适用于全世界。这八条原则的大意是：（一）不得有领土或其他的扩张，（二）不得有与当地有关人民自由意志相反的领土变迁，（三）各民族对其政府之形式有自决之权，以前被人用武力剥夺自主权之民族亦应予以恢复，（四）各国贸易平等，繁荣经济所需之原料，各国平均分配，（五）经济方面各国合作，以改良劳工生活及建立社会安全，（六）建立和平，俾各国在其国土内得安居乐业，各地人民皆可自由生活不感恐怖及缺乏，（七）海洋自由，（八）各国放弃运用武力，在广泛永久之普遍安全制度未建立以前，凡侵略或可能侵略别国之国家皆解除武装。
这个联合宣言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签订，表示二十六国都愿全力实现共同的高尚目标和原则。这是贵国敝国以及在这次共同战争中我们所有盟国大家都接受的目标。
战后和平及新的世界秩序，究竟如何实现，系于各国领袖的识见、智力和努力，也系于各国人民给予其领袖的支持与拥护。所以未来的情形如何，全视世界上各国人民之努力而定。
我是研究历史的，我想把第一次大战的历史教训，来说明将来和平和我们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我相信只要研究一下威尔逊和平计划失败的原因，就可想到罗斯福邱吉尔世界和平计划的成功很有可能。
我想学历史的人都同意威尔逊计划的失败是由于几个基本的历史原因，幸而这几个因素现在都不存在了，即令存在，力量也大大减少了。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和德国作战的盟国之中，有日本及意大利，这个同盟不能使威尔逊的理想有所收获，在此次战争中，国际间的同盟分得清楚而合理。大体讲来，同盟国家虽则民主发展的程度各有不同，都是和平与爱好和平的国家，所有的侵略国家也全都联结在一个理想之下。第二、这次的战争开始时，就清清楚楚的有一种对抗强暴侵略为国家自由而战的普遍性，而且在同盟国间，没存什么扩张领土的企图。第三、一九一九年的世界对于威尔逊的原则没有了解与接受的准备，一九一八年的休战早得出乎意料之外，所以就是最智慧的人也没有时间好好准备以后的庞大工作。
一九一八年，许多国家——中立国，盟国及与国——还没有严重的遭受战争的恶果。那时还没有无线电，飞机只是一种奇怪而不十分有效的武器。海洋间庞大的距离给几个大洲一个有力的保障。许多人仍以为无论战争怎样扩大，总可以不卷入漩涡，还以为中立和孤立是可能的。
比起上次对威尔逊计划心理上精神上没有准备接受的情形，现在我们对未来可以抱更大的信心和乐观。许多非难威尔逊计划和政策的人，也给这次的战争震惊了，他们对理想的原则已比较谅解，比较赞同了。
而且时代也已改变，实际上欧洲或其他地方已没有中立国，最爱好和平的国家，也已无情的给侵略者所**。最大的海洋，也不能保障以前的孤立国家。世界上最强的美国，也受人攻击，而且遭受历史上未有的打击，这种情形带来了对世事更现实的新看法，凡事要从痛苦的经验才能学习聪明，世界上事物大都如此。
关于这，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罗斯福总统的演说，曾经特意提出，他说：“我们决不可忘记我们所学到的东西，这是我们对死者的责任，也是对他们及我们的孩子们的神圣责任。我们所学到的是：在恶棍主义原则统治下的世界，任何国家，任何个人，决没有所谓安全。对于那些暗中偷袭，不通知就攻击的强暴敌人，就无所谓坚固的国防。我们已经知道一个和人家划分得很清楚的半球，也不能免于受人的袭击，我们不能把地图上的距离来衡量安全。”
洞悉了这些无可否认的事实后，我们就相信实在需要建立和平，建立各国在其国土内安居乐业的和平。这种心理变化，也许会随战事的进展而增加，而且也许可以给我们和我们的孩子谋和平的政治家扫除障碍。
这几点历史的教训，使我对《大西洋宪章》上所规定的未来和平计划更抱有实现可能的希望。但是工作是庞大的，还有许多工作要靠大家去完成，造成完全了解世界祸害的空气，以及提出拯救的办法。
日本在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是在十多年前。那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夜晚，日军突然攻击中国的沈阳城，并加以占领。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期间，日本在中国很多地方一直断断续续的进行其侵略战争。但大规模的战争却是在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间爆发的。
因此中国为本身的自由和独立作战断断续续的进行了十多年，但是在最近五十五个月里才是全面的和不断的进行着。
或许你们会问我说，中国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怎么会有办法对一个强敌抵抗了那么长久的时间呢？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有四年半之久，大家认为是一个现代的奇迹，我将利用分配给我的这段时间内向列位解释促成这个奇迹的因素。
简单的说，支持中国抗战力量的有五个主要的因素：
一、空间。
二、数量。
三、历史性的关系。
四、内部的重建。
五、外援。
第一是空间，中国承袭了一大片可以行动自如的空间。经过十年断断续续的战争之后，特别是经过了四年大规模战争之后，我们的敌人只可称是占领了中国十分之一的领土。蒋委员长曾告诉世界人士说，中国抗日的战略原则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中国之所以能够使日本侵略者陷于泥淖中而获得四年的时间最重要的因素是空间。这个空间的因素可以由希特勒在几个月内闪电的占领十多个欧洲国家的事实得到充分的了解。那些西欧、北欧、与巴尔干半岛的国家之所以会一个一个的陷入敌手的原因主要是缺乏足够的空间来换取时间。最近苏俄能够成功的抵抗德军装甲师团的猛攻，重新又给我们一次证明，抵拒闪电战术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时间，而时间只能用大片的空间和众多的人力来换取到。
第二个因素是数量。那就是庞大数目的人口为供应作战人力真正的和潜在的来源。这几年来，中国在面对着拥有优秀机械化部队的敌人时曾受到了军事上很大的挫折，但是由于我们数量上的优越，使敌人永远没有办法包围或捕取到中国任何大军团。而我们能够利用所争取到的时间来训练愈来愈多的师团与军官，所以日军高级指挥部人员才会说蒋委员长至少还有三百万经过训练的军队在他的麾下。这就是说，甚至敌人都承认现在中国军队的数量是比四年前战争爆发时还要大，而且这个数量还没包括大量的游击队在内呢。我们充满信心的相信一个拥有七千万人口的日本绝对无法征服一个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国。
第三个因素是我们历史性的全国的团结。你们常听到人家说中国是因为日本侵略和这些年来的战争才团结起来的，这句话是不确实的。这样一个奇迹是没有办法用这么短的时间来促其实现的。我们可以坚决的说，中国全国团结是二十一个世纪的努力所达成的。中国在公元前二〇〇年团结成为一个帝国，在最近二十一个世纪半的时间中有几个短时期的分裂局面，和遭受外来的侵略。但是大体上说起来，中国曾在一个帝国，同一个政府，同一个法律制度，同用一种文字，同一个教育形式，和同一个历史文化之下继续不断的生存二十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这个团结着的国民生活之延续是任何其他种族、国家、或洲陆所无可与之比拟的。外国观察家写的往往是关于中华民国建立后的二十年，而他们不能了解中国的内部虽然有政治纠纷，但其背后仍有国家团结基本的感情，更不能了解此种团结的一贯性，现在把全国连起来的就是这种长久历史性的团结感，一个力量激动起人民为抵抗侵略拯救国家而英勇的作战下去，在他们逆境与苦难中安慰他们，使千千万万人有耐性的忍受着非常大的屈辱与痛苦，使他们相信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他们具有长久历史的祖国的，使他们永远不灰心气馁的，正就是这个历史性的团结感。
第四个因素是整整十年内部重新建设而培养成的支持力。当日本人于十年前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发动侵略战争而侵入满洲时，中国毫无准备的面对强敌，而这个强敌恰巧是世界第一等军事与海军的强国。我们的领袖们完全预料到大规模的战争一开始，中国就必定会失去华东与东南海岸全部的现代城市，可能也会失去长江下游的城市，并且会毫无防御的受敌人强大的海军严密的封锁。所以在那些表面上看来是在姑息敌人的几年中，我们领袖们不但训练和装备军队和尽量使他们现代化，而且也采取重要步骤，藉以在广大的中国西部和西南部策划一个长期经济和工业的建设，当时他们就预料到即将来临的战争和海军的封锁。
在这方面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建造铁路和公路以连系中国西部、西北部和西南部。在最近十年中建造了一个广大的汽车公路网，其中包括通往俄国横贯大陆公路和通缅甸的滇缅路。最近《纽约时报》的窦定（F.Tillman Durdin）从缅甸寄来的报告说到滇缅路工程的奇妙。我从他的电文引述几句话给列位对于中国在内地交通方面的成就有个了解，窦定先生说：“没人真正描写过滇缅路。这条几乎全用人手造成的路是一个惊人的成就，而且毫无怀疑的是现代最伟大公路建设的奇迹。这公路在似乎无法可通过的一万八千尺的山岭上，蜿蜒通过三千尺深的峡谷。有些部分是从山边凿刻出一条路出来，下面是好几千尺深的山谷。南部通过的是世界上疟疾肆虐最厉害的地区。”
在内地建造现代工厂的步骤也是同样重要的。就在战争爆发前后不久，政府断然采取步骤拆掉四百多座工厂，并把各工厂的机器和设备迁移到内地，其中包括机械工厂、金属物品制造厂、化学工厂、纱厂、面粉厂与造纸厂。政府协助搬运机器的重量总共是七万多吨。此外，熔炉炼铁炼钢炉以及其他钢铁工业所必需的有关物资也运往内地。为了应付在内地计划工业的需要，政府也把开矿设备包括起重机、抽水机，以及其他机器从河南大矿区运到西南各省，以便能有转为现代化的设备开采煤矿。从矿区运往内地的这些物品以及运往内地的熔炼金属的火炉，大约总是五万吨。政府除了搬运工厂外，也设立了几个新工厂，包括电解铜厂、电器设备工厂和机械工厂等，这些新工厂的设备重量总共是一万多吨。
迁往并运往内地的三种机器重量共是十三万吨。这个重量对于有机器思想的美国人是不足轻重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记得这十三万吨的机器是用最原始的运输工具所搬运的，——多数是背负在人的肩背上搬运的。
搬运这些工厂在一个前此都不曾有过工业的内地设厂，然后开工生产；一共花了一两年的时间。这些工厂分布在广大的内陆，有些工厂已经遭受轰炸，但是多数都完整无损。也就是有了像奇迹一样的搬运了那些工厂才能制造出用以抵抗日军的武器，供应我们浩大战争机构物质的需要，开采新旧矿区的矿藏，和生产化学物品、纺织品、面粉、纸张，以应自由中国人民的需要。
建立庞大的交通与运输系统与促进内地各省工业化的这些措施，构成了中国抵抗力量的第四个因素——大西南北区的重建。
最后，但是绝不是最不重要的因素是国际对中国的援助。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这几年中作战是因为我们能获得外国朋友们给了我们重大的援助，这句话并不是夸大其辞。这几年中我们不断的得到了苏俄、英国、美国和崩溃前的法国用种种方式给我们的援助。这些援助有各种形式，有时候是医药器材和难民救济的自动贡献，有时候是政府或商业贷款，有时候是贸易方式售卖军事物资的办法，有时候是政府对我们货币的支持，有时候是维持我们对外交通和运输进出口物资的空中与商业通道，以及有时候是采取对我们敌人物资禁运的方式。
所有这些援助的方式对于我们作战的力量都是同样重要的。举个例来说，英美一齐帮助安定中国货币安定价值和他们直接给我们物资的援助是同样重要的。我们朋友在我们海路通道全给切断的三年中，努力维持我们对外界的运输与交通线是特别重要的事，经过苏俄横贯洲陆的通道一直维持到今日，均畅行无阻。在战争早期，香港是运输我们作战物资进来最重要的港口，一直到最近，香港几乎是我们空运的唯一港口，一直到法国崩溃时为止，法属安南的海防港至中国云南省是中国最重要的后门。在最近几个星期，全世界正以最大的兴趣和关怀注视缅甸战场，他们充分了解滇缅路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这条路是中国通往海口并从外国输入作战物资唯一留存的后门。
至于经济与物资的援助来说，美国根据其援助抵抗侵略国家的政策所给予的援助不但始终一贯的，而且是十分慷慨的。美国政府从一九三八年至最近给予的五千万美元之钜的借款之前，一共借给中国一亿七千万美元。并且根据一九四一年三月租借法案在最近十个月间给予了中国很多的物资援助。
但是援助中国抑制我们的敌人最重要而且最有效的步骤，乃是美国政府对日本有效的经济禁运，而且在去年七月初大英帝国与荷属东印度群岛也起而支持这个禁运政策。那时美、英、荷下令把其境内的日本资产冻结，把各级汽油置于禁运之下，实际上各该国与日本的商业与运输的交往已呈完全停顿的状态。
抵抗日本侵略最有效的经济禁运全面施行的时间，仅是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去年十二月间对英美在太平洋前哨地带发动诡诈突袭之前四个半月的时间。这些野蛮的突袭以另一种意义来说，乃是侵略者对于这种经济武器的效力致最高的敬意。我相信这个经济因素在最后打破欧亚国际匪徒的主力的过程中会不断产生很大的效果。
所有这些对中国援助的方式是“实际战争之外”的措施。但是去年十二月七日——“一个永久是个耻辱的日子”——国际情况突然改变。在珍珠港，在韦克岛，在中途岛，在关岛，和在岷里拉所发生的事，使整个美国，整个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所有中南美共和国，均感惊讶震撼。结果，不但ABCD（美英中荷）联合阵线技术上以及心理上与精神上均成为事实，而且有二十六个国家真正的形成为联盟的“同盟国”，赞同《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保证利用他们全部的军事与经济力量来对抗三个轴心条约国，并且宣言不和敌人个别媾和或停战。
中国单独作战了四年半之后，就这样的突然发现自己正和二十五个新盟邦并肩作战，其中包括世界三大强国。
国际情势的突变已经使得我的人们在精神上与士气上产生了很大的效果。中国军队最近在长沙和鄂北战场的大胜利，就是最好的例子来证明国际新联合体对于自由中国作战力量所引起的影响。
上述的就是形成中国作战力量的五个主要的因素。我们还有很广大的空间。我们还有很多的人力，我们国家团结的历史意义，受到了火和血的新洗礼之后，比从前愈益坚固，不可动摇。我们内部的经济与工业重建工作，每个月都显露出更多更好的效果。更有进者，中国抗战的第五十四个月的第一天，整个国际情势突然变成对中国有利，对我们的敌人不利；中国不再是单独作战，而是“拥有六大洲绝大多数人口”的二十六个国家“军事与经济的全部力量”的支持。
离开费城不远的地方，有个历史性的福奇谷村庄。这个村庄是一七七七年到一七七八年华盛顿军队驻扎的冬营所在地。
你们最有科学脑筋的历史家菲斯克（John Fiske）说：“华盛顿军队在福奇谷村所遭受的可怕煎熬与痛苦，引起历史家的同情和钦佩。当这些可怜的士兵在一七七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步行到他们冬营时，他们所踏过的雪路上斑斑的染上他们生冻疮的赤脚流出来的血……在二十三日华盛顿告诉国会说，他的营中有二八九八人‘不适于服役，因为他们赤脚而且衣不蔽体’。冻饿使患病者日益增多；而在拥挤的医院里，有些人因为缺少稻草铺在他们所躺的冰冷土地上而活活冻死。他们所受的痛苦非常大，所以万一敌人攻击，简直就难以召集两千人可以拿起枪杆的。”那是一七七七年冬天福奇谷村的情况。
美利坚合众国的祖先怎么能脱离福奇谷村的苦海而渐渐步上约克镇的最后胜利呢？究竟从一七七七年冬天到一七八一年十月约克镇胜利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呢？
所有的历史家都同意引致独立战争最后胜利的是两个因素。第一，革命军虽然遭遇到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仍然继续作战；第二，同时国际情势的变化大有利于美利坚共和国。那就是法国不但给予美国很大的财政援助，而且派来了一个庞大装备优良的远征军，包括陆军与舰队，以协助华盛顿对英国作战。事实上，那时候整个情势对英国不利。在一七八〇年，即英国在约克镇投降的前一年，英国实际上是对整个欧洲作战。就是因为这个不利的国际情势，才使英国无法增援在美国作战的军队，而给相当小的华盛顿部队以有效的打击。
这两个因素是同样重要的。假如革命军在一七七七年放弃作战，或者在一七七八年接受和谈的建议，这个国际情势有利的转变就不会对美国争取独立的目标有何帮助，而也可能今日就没有美利坚合众国。
我的同胞的脑中决不会忘记这个历史类似的事件。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在纽约城，我提到过福奇谷到约克镇的事，下结论说：“这个历史类似事件的含意是十分清楚的。中国抵抗侵略者战争的最后胜利也一定要依靠两件事：第一，中国必须继续作战；第二，在这段漫长的时间中，国际情势转变对中国有利，对其敌人不利的时候一定会来到的。”
中国作战了一年半之后才获得美国第一次贷款。我们作战两年两个月之后欧洲大战爆发。我们作战了三年八个月之后才获得包括在能享受一九四一年三月租借法案的国家之内。我们作战了整整四年之后英美政府才开始冻结日本资产，并且对日本施行全面的禁运。我们作战了四年五个月之后才找到并肩作战的新盟邦。
现在情势转变了，但是最后胜利尚未在望。你们的国家，我的国家，以及所有我们的盟邦面对着一个长久和艰难的战争。但是我们现在要以结交了新伙伴所鼓舞起的新勇气和新力量继续不断作战。对于最后的结果，我们毫无疑惑的是“联合国”的胜利。
我将把我同胞想告诉列位的话作为结论。这些话以蒋委员长在去年十二月九日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文最可以表达的。他说：“我们把我们的一切都贡献于和你们并肩作战的共同战场上，直到太平洋和整个世界免于受残暴的力量和背信者之害的时候为止。”
一
你们知道你们是为什么而作战的。你们是为了保卫你们的民主生活方式而作战的。这种生活方式，按照我所了解的，就是自由与和平的生活方式。
就西方世界与西方文明而言，问题的关键，乃是专制与民主的对垒。也就是自由对压迫、和平对武力征服的斗争。
今天，太平洋区域问题的关键，和西方世界所面临的，毫无二致。那便是极权统治下的生活方式，与民主生活方式的对垒。换句话说，也就是自由与和平对压迫与侵略的斗争。
西方问题的焦点，在于纳粹的德国对西欧与英、美民主国家间的冲突。而太平洋区域的问题，在于中、日间的冲突。两方面战争的目标是一致的。
基本上说，中、日冲突的形态乃是和平、自由反抗专制、压迫、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
为求彻底了解太平洋区域冲突的本质，我们必须就中、日历史事实，作一对照性的分析。
（一）中国在两千一百年前，即已废弃封建制度，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当时的日本，尚在军国封建（幕府）制度的巅峰时期。自那时起，幕府制度代代相袭，延续至十九世纪中叶，派瑞（Commodore Perry）迫其开放门户，始告终止。
（二）两千一百年来，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几乎没有阶级的社会组织。政府官吏的产生，都是经由科举考试的竞争选拔出来的。但日本呢？至少在近八百年来，都是武人政治。他们这个统治阶级的地位，一直是不容许他人问鼎的。
（三）中国在权威鼎盛时期，也从不鼓励武力侵略，而一向厌弃战争，谴责帝国主义的领土扩张行为。相反的，军国主义的日本很久以前沿袭而来的国家理想一直都是向大陆作领土的扩张，和妄图征服世界。
上述这些历史事实的对照，在中、日两国生活方式和文明发展上，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这两个民族的国民性和社会体制，也就在这些史实的推演中形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和平的国家，而日本成为一个极权黩武的民族的原因。
二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以便了解这种自由、民主、和平生活方式发展的过程。
远在纪元前二二一年，中国就已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在统一之前，是一个漫长的诸侯割据时代，称为春秋、战国。在这个时期中（尤以纪元前600~200年间为最），具有创造性的发展的中国思想和文化，大放异彩，与西方古希腊思想、文明的兴起，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于这个时期在学术、哲学上的成就，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观念与理想，也就随而产生。有关中国民主思想形成的哲学基础，可以从下面数例中，见其大要。
第一，是以“无为而治”的黄老治术为最高政治形态。老子和他的门人认为，最好的政治，是使人民几乎不知有政府的存在；而最坏的政治，是人民畏惧政府。所以他主张：“一切听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
第二，是墨家的兼爱精神。墨子主张“非攻”；他一生的精力，都致力于传布“博爱”及“国际间和平相处”的道理，这些道理他称为是上天的意旨。
第三，是本着“人皆可教”的原则，产生了社会不分阶级的理想。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及“有教无类”。正说明了这个道理。
第四，中国具有言论自由及政治上采纳坦诚谏奏的悠久传统。远在纪元前八世纪时，有一位政治家曾留下这样一段名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孝经》中引有孔子一段话说：“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第五，是人民在国家中占极重要地位。人民反抗暴政，乃天经地义的事。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的民主思想，说明人民可以抗暴，更可以诛戮暴君。
第六，是均产的社会思想。孔子说：“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盖均无贫。”
以上是中国所以爱好和平与重视民主的一些理论性的、哲学性的基础。这些观念与理想，是在纪元前三世纪，中国第一个学术成熟时期发轫于我们的先圣先贤，而且代代相传到今天。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组主任赫莫尔（A.w.Hllmmel）是我的一位好友。他对中国民主思想，曾对孟子的民主学说，表示以下的意见：“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君主体制下，不但革命的论调能够存在，而那些含有革命思想的书籍，竟又用来作为考选政府官吏的依据，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
中国古代的许多哲学思想，也能在两千一百年的帝国制度下，一一付诸实施。
（一）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竟然形成和平与无为而治的政治作风。纪元前二世纪，大帝国的版图，和今天中国的版图的广袤几乎一样大小。在通信交通不像今日这么发达的当时，要想统治这样广大的国域，真是谈何容易。那时的始皇帝，想以军国主义与极权领导统治这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帝国，可是不出十五年时间，就遭到了为革命推翻的悲惨命运。继之而来的，是中国的第二大帝国——汉朝，统治了四百年之久。汉朝政治家，由于历史教训的利益，决定建立一个和平统治的王朝，将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付诸实施，逐步推行文人政治，使人民享有统一帝国生活的种种权益，而不受政府过分的干涉。
由于汉朝长期无为而治的文人政治制度实施的成功，以后各代，也大都相沿推行。
在上述期间，因为中国没有强大邻国侵犯，所以和平与军备裁减的实现并无困难。当时虽有好战的游牧民族为患，然而尚不足以使中国走上扩充军备与军国主义的道路。所以无论就政治、哲学、宗教或文学而论，均视战争为大忌。
个人自由与地方自治精神，更是和平与无为政风下必然的产物。所以，中国政治一贯的特色，是被治理者个人主义的充分表现。他们尽量避免政府的控制，和常常流露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下面的一首民歌，便是最好的例证：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种“天高皇帝远”的自由民主思想，不是采用无为而治的政风，是不可能产生的。
（二）由于封建社会早已废弃，长子继承权（宗法）制度也就随之消失。汉代财产继承的政策，是各子平均分配，而且不分贵族、平民，都已习为风尚。任何富户，经三代分产之后，便已不复存在。所以，经过两千一百年的均产之后，逐渐形成今天社会结构的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