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一位女子是李清照。公元1081年她出生于济宁，是学者赵明诚的妻子，死于公元1140年。她的父母都是著名文人。她自幼在这种儒雅高尚的书香环境中成长，擅长写散文和诗，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她的词——用当时流行的曲调填写的歌词，不过她对当时大量的诗歌的评论是非常严格的。她自己写的诗歌只有很少数保存下来，得到与她同时代人的高度赞扬。最负盛名的词人辛稼轩曾公开承认说他的词有时是模仿李清照的风格写的。
李清照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女子之一。她常常坦率地毫不掩饰地描写她的爱好、快乐和忧伤的真实生活。为说明她的坦率，我举个例子，引用她写的一篇《打马图经自序》中的一段话：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且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已。自南渡来流离迁徙，尽散博具，故罕为之，然实未尝忘于胸中也。
在为她丈夫赵明诚编纂的《金石录》写的《后序》中，同样写得很坦率。这篇序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对幸福的夫妻亲密无间生活的一幅非常迷人的写照。我引用几段以便说明在一个博学的家庭里，一位受过教育的妻子所处的地位：
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侯年二十一，在太学做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后二年，……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己。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三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后……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子、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
甘心老是乡矣。
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生活画面，它展示了12世纪初中国人的家庭生活，看到的是完全的平等，智力相等、共同合作的伴侣，美满幸福的小家庭。这画面实在是太美了，以致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家庭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实际上无论在东方或是西方，所有各地的绝大多数的家庭都达不到这样的境界。这是一则非常有趣、极富人情味的文献记载；它告诉我们至少有些中国女子曾经有过使我们现代人仍感到非常羡慕的、一定的地位。
三
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中国古代有多少女子可以说是受过教育？接受这种文学教育的女子占多少比例？
这问题还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不同地区的不同家庭有各不相同的受教育机会。书香门第的人家，常常给予家庭成员中的女子以基本的文学教育。贫穷和没有文化的家庭中的女子，要长得特别聪明有才华，才能得到学习读书写字的机会。此外，确切地说，生长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女子比起其他地区来，有较多的受教育的机会。再就是使女子受教育的风气似乎在逐渐地发展，可能开始于公元9世纪印刷术的发明。到近四百年来，由于民间流传的小说中的“才女”，作为女子的理想形象这一概念逐渐被接受，使女子受教育的风气得到更广泛的发展。大概在十年以前，中国驻罗马原公使钱恂的夫人，刊印了一部内容为三百年来的女作家著作书目指钱恂夫人单士厘女士编的《清闺秀艺文略》一书。。这位年近七旬的女士，为了汇集编纂这册书，化了十年以上的功夫。我曾为她的集子写了一篇序；曾从该书的目录中试作一统计分析，发现了非常有趣和耐人寻味的结果。首先，该书为我们提供了近三百年来2310名女子的文学作品的书目，其中绝大部分已经刊印。这数字本身对我是个意外的发现。其次，我把这些女作家按籍贯作了分类，得到了如下的结果：
江苏、浙江的比例最高，分别接近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两个省加上安徽就超过了总数的三分之二；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南五省加在一起占总数的四分之三。这些比例几乎和男性文人的地理区域分布相一致，也和其他有著作问世的同一时期历史人物的地理区域分布相一致。所有这些都说明钱夫人的书目著作是代表了全国女性人口受文化教育的分布情况。
第三，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三千种著作的目录中，大约99%是诗作，只有少数著作是数学，医学一种，史学六种，大约有十二种为经学和哲学研究。再次很明显地表示了这些女子所受的是纯文学的教育。这是由于她们受到苛刻的史家们评论的影响，这些人对有文化的大家闺秀们的描写是有时代局限性的。她们吟诗写诗，认为大家闺秀只有这么做才是体面的。大多数女子学绘画，她们当中有的成为有名的画家。那也是文学教育的一部分。
为证实钱夫人的调查研究，我还可提出近三百年来女作家的诗作着实是惊人的。就我所知，这一时期有三部选自女诗人的重要诗集。第一部印于1831年，包括933位女诗人；第二部续集印于1835年，包括513位女诗人；第三部就是钱夫人于1918年编印的，包括309位女诗人。这三部诗集为我们提供了1755位女诗人的名单。此外，这些诗歌大体上是按正规格律写的，人们称它为诗。另一些是按已有曲调填的长短句，也就是所谓词。著名的书籍收藏家徐积余先生即徐乃昌（1868-1936），字积余。有积学斋丛书。所编书当指《小檀栾室汇刻闺秀百家词》。近来刊印了一部集这一时期100位女诗人的全部著作的集子。他还刊印了一部近三百年来由783位女子写的2045首诗歌。
四
可能还会有人问起，所有这些文学教育对中国女子能带来什么好处？能使她们在反抗缠足的斗争中取胜吗？能使她们在争取经济上更加独立自主中取胜吗？能使她们自己在家庭里和社会上真正地提高地位吗？
不错，文学教育对于女子来说，并不能使她们去反抗缠足，这正和七百年来理学使中国的思想家们不能明白认识到这种“美化”妇女形象的做法是多么的丑恶和残忍一样；也不是这种表面的教育能使女子在经济上取得更加独立自主。虽然有不少著名的女艺术家的书法、绘画可以卖到相当高的价钱，但没有一位有较高知名度的优秀艺术家，他们写字、作画是为了卖钱的；只有在极端必要时，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们才肯屈尊出卖她们的书画作品。
不过，文学教育虽然肤浅和不切实际，但是可起到提高妇女地位的效果。乡村里受过教育的男子很少，受过教育的女子就更少，所以更加受人尊重。此外，文学教育至少给她们以开启书本知识的大门，而这是不会引起他们想摆脱束缚或者革命的，倒是有可能使她们成为贤妻良母。“稍有知识是危险的”，这话不见得正确，稍有知识比没有知识强多了。
特别是文学教育，最大的优点是它能使女子成为她们自己儿女们的好老师。中国的女孩子们很少能和男孩子们一样到学校里去读书，这是常事。如果她们的母亲能够教她们读书、写字的基本知识，她们就有了接受教育的较好机会。所以不妨说，近三百年来中国女子受教育的人数有比较快的增长发展，大量的工作成绩是有文化的妇女们自己作出的。
历史充分证明，母亲的教育对她们儿子一生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启蒙教育，是从他母亲那里得到的。孟子从他母亲那里获得最初的教诲，孟母择邻已成为非常出名的故事。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欧阳修（公元1072年卒），四岁丧父，是他的寡母负起教育他的责任。无钱买纸笔，就用芦苇杆在地上划着写字，教儿子读书识字。近三百年来开创近代学术评论的先驱、著名学者顾炎武（公元1682年卒）曾说，他的童贞的母亲，在新婚之夜丈夫病死，此后一直和养子一起过着孀居的生活，并担负起教育养子成人，给养子以历史知识和热爱华夏民族方面的教育。当满族人征服明朝，满族军队接近她的家乡时，她断然绝食十五天，为民族殉节。她死于满族军队占领她居住城市的前一天，对她的养子留下了最后的教诲：绝不许接受异族征服者的任何官职或荣誉。顾炎武在新政权下生活了三十六年，拒绝为新政府做任何事情。他是少数几个最终使满族在中国的统治趋于没落的、堪称伟大的华夏民族气节之父中的一位。
这就是中国妇女受到少许教育以后，对国家的报答。中国妇女曾竭尽全力反抗一切桎梏，为自己在家庭里、在社会上、在历史上争得一席之地。她们曾经管理过男子和统治过王朝帝国；她们曾经收集编纂过丰富的文献和优秀的艺术品；尤其重要的是她们曾教导和塑造自己的子女应该怎样做人。如果她们没有更多的贡献，这可能是由于国家菪经对她们不公平，没有给予她们应得的更多关注。
这是我去年在北美洲游历时的一篇讲演的大意。我最初在哈佛大学把这个见解提出同一些国际政治学者讨论，后来又用这个见解在纽约，华盛顿，费城，绮色佳，芝加哥，司波堪（Spokane），西雅图，洛杉矶，及加拿大的文尼白（Winnipeg）各地讲演过十多次，然后写出来，题为《太平洋的新均势》（The Changing Balance of Forces in The Pacific），登在纽约的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的本年一月号里。我现在把这个见解用本国文字重写出来，稍稍有点增减改写之处，请国内的政治学者指教。
我去年八月到美国的约瑟弥岱（Yosemite）去出席第六次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大会，到会的有十一国（中，日，英，美，苏联，法，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菲律宾，荷兰）的代表一百二十八人和国联派来的列席的代表三人。会议的主要论题有五个：
（1）美国的新措施及其国际的涵义。
（2）日本的新进展及其国际的影响。
（3）苏联的新建设。
（4）中国的建设及其国际的涵义。
（5）太平洋势力均衡的变化及和平解决的可能性。
前面四个是分论，最后一个是综合的寻求解决的方案。当然大家都特别注意这最后一组的圆桌讨论。
我在那第五个圆桌会议的四天讨论终结之后，得着一个结论：对于太平洋西部（远东）的问题，大家议论虽多，其实只有两种看法，一是败北主义，一是乐观主义。认这问题没有和平解决的方法的，是败北主义。认它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的，是乐观主义。我是生来乐观的，所以始终不肯轻易放弃和平解决的可能性。然而我不能不承认，出席那个会议的人和欧美一般的人，多数，也许是绝大的多数，是抱着前一种败北主义的。这也难怪他们；他们看了日本近年的暴行，看了中国本身的无力，看了国联的失败，看了一切国际条约的撕成废纸，当然不能不承认远东问题是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了。
败北主义在各国的实际政策上的表现有多种主张。去年九月中，《新共和》周报（The New Republic）曾有一篇社论，主张美国政府命令美国商人和银行全部退出中国，他们的损失可由美国政府从减缩海军所省的经费里拨款赔偿。这是败北主义的一种表现。恰相反的政策，如单方的扩张军备而没有一种积极的国际政策，也是一种败北主义。至于那些主张承认日本用暴力造成的现势的人，那些攻击司汀生的“不承认主义”的人，那更是败北主义者，不用说了。
我曾细想，这种败北主义都是由于观察太平洋形势的错误。他们心目中所谓“太平洋势力均衡的变化”，只是指满洲事变以来日本的强权独霸东亚，打破了一切原有的均衡势力，而一切旧有的国际组织机构对于那个独霸东亚的强权竟无法可施。他们把“太平洋势力均衡的变化”解作了“日本的独霸西太平洋”，当然他们要感觉和平解决的绝望了。因为在一国绝对独霸的局势之下，如果主持那个国家的人决心不顾一切国际的束缚，那么，除非旁的霸国能用有效的强力来和他争霸，别无他种救济方法。在那种独霸形势之下，旁的国家既不肯替人牺牲作战，也只好忍气吞声准备把一切国际信义和条约尊严都暂时搁起，或者希冀在那个独霸的强人嘴里分一杯残羹冷炙，或者（如《新共和》周报主张的）决心抛弃一切可以引起冲突的利益而回到“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孤立生活了。
依我个人的看法，这种观察是错误的。“日本在西太平洋的独霸”，这一句话已成为过去的史实，而不适用于今日了。
日本的独霸东亚，不在今日，而在“九一八”以前的十七年中（1914~1931）。“九一八”以后，因为他滥用他的霸权，引出了一些新势力，造成了一个新均势的局面，那个独霸的局势就维持不住了。这是历史的事实。
当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爆发的时候，俄国英国法国德国都用全力在欧洲作战，无余力顾到远东，日俄战后的东亚均势局面完全打破了，远东就完全转到英国的同盟国日本的独霸之下了。在那四年的大战期中，并且在那战后的头两三年，——一九一四到一九二一——日本独霸西太平洋，没有第二国能和他争霸。因为如此，所以在大战的第二年日本就向中国提出那二十一条的要求；所以就在大战停止之后，在巴黎和会席上，战胜的协约各国还不敢不尊重日本的意志，宁可得罪中国全国人民的情感，宁可抛弃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把山东的德国旧有权益完全送给日本。这七年是日本乘欧战的机会取得的东亚独霸地位，是为日本东亚霸权的第一期。
但这种独霸的形势是使英美两国最不安的。于是在大战结束之后的第三年，因为英领太平洋三个大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的要求，因为英美法的合作，才有华盛顿会议（1921）的召集。华府会议的目的是要解决巴黎和会留下的几个大问题。华府会议的结果有四个方面是和太平洋形势有直接关系的：（一）中日之间争执最尖锐的山东问题总算得着了一个和平满意的解决。（二）《九国公约》签字的八国彼此相约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及行政权完整；相约给中国一个最充分的机会去自己发展维持一个健全强固的政府；并且相约不得利用中国国内的情形去攫取特殊权利。（三）英日同盟不再继续了，改用四国公约来替代他。（四）采用了“五，五，三”的比率作为英美日三国海军力量的比率。
世人皆知道这些华府条约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些新约束来限制日本在远东的霸权。其实日本的霸权，因为接受了一种国际的约束，就等于得着了国际的承认，倒反更稳固了。山东问题的解决使得中日之间解除了一种最尖锐的冲突；海军比率的成立解除了其他海军国对日本的猜忌；《九国公约》的成立使得太平洋有关系的各国有了十年的相安。骨子里，日本在远东的威权丝毫不曾减缩。就拿那“五，五，三”的海军比率来说，事实上是英美海军的减缩，而日本独得西太平洋的地利，他的海军势力还是无敌的。所以华府各种条约，从远见的政治家看来，不但没有减低日本的霸权，倒反给日本的霸权加上一层国际条约的保障了。所以在华府会议之后的十年（1921~1931），是日本在远东的霸权最强盛最稳固的时期。这是日本霸权的第二期。
我这种说法，有些人一定看作一种诡辩。其实我说的话只是历史常识。我们必须知道，凡一种势力最无害的时期，正是他最强盛最稳固的时期。例如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正因为是大家公认最无害而有利的，所以是最强盛最稳固的。我们看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疆界，凡三千五百英里之长，从没有一兵一卒守卫，就可以知道这“霸权无害”的真意义。华府会议之后十年之中，日本屡次有开明的政治家执政，——原敬，滨口，若概，币原诸人——他们都不肯轻易滥用日本的霸权，差不多真做到了“霸权无害”的境地。在太平洋上，日本大致遵守着华府会议的结果，对中国总算有点耐心，不轻易利用中国内乱的机会来侵略中国。在欧洲，日本是国际联盟里“四大”之一，安安稳稳的受各强国的尊敬。所以在那十年中，日本的霸权，因为公认为无害，所以最稳固，最强有力。
日本的霸权无害，我可以举一个最有力的实例。民国十六年，我从纽约起程回国，路上忽然看到三月廿四日“南京事件”的恶消息，那时全美国的舆论都很兴奋愤慨。我上船时，已是四月中，四月底到日本，我在东京住了两个礼拜。有一天，外务省的岩村成允先生陪我去看东京《朝日新闻》的新屋，楼上有一层正开着一个“新闻事业展览会”，岩村先生带我去看一间特别展览。我进去一看，只见墙上挂满了无数薄纸条子，像是日本电报纸，足足有两三千条。岩村先生对我说：“这是三月廿四南京事件那一天一晚东京《朝日新闻》一家接到的紧急电报。那天南京日本领事馆被攻击了，日本人也有被伤的，据说还有国旗被侮辱的事。那一天一晚，日本各报纸发了无数的号外。人心的愤激，先生请看这些电报就可想而知。但币原外相始终主持不用武力。驻下关的英美炮舰都开炮了，日本炮舰始终没有开炮。”我那时看了那一间小房子墙上密密层层的电报纸，我第一次感觉到日本的霸权的威严，因为我明白日本那时有可以干涉中国革命的霸力而不肯滥用，可以说是无害的霸权了！
我到东京的时候，币原外相已下台了，已是田中内阁的时代了。不到一年，就发生了济南惨案，引起了绝大的中国抵制日货的运动。无害的霸权一旦变为有害，就不能保存向来的尊严了。后来虽然有若槻内阁的耐心弥缝，两三年后，日本的军人终于不满意于那无害的霸权，就冲决了一切国际的约束，滥用暴力，造成满洲事变。从此以后，带甲的拳头越显露，日本的国际地位就越低落了。
当国联盟约和华府条约和《巴黎公约》都还不曾被撕破的时期，太平洋上并没有什么均势的局面，只有一个纸老虎的“新国际秩序”，在那个新秩序里，大家无形中默认日本是西太平洋的霸主，是远东的领袖。
一旦那个纸老虎的新国际秩序被戳穿了，不但远东陷入了大纷乱，整个世界的秩序也被搅乱了。“九一八”以后的种种暴行毁坏了那一套保证日本霸权的国际机构。那个国际纸老虎不能保障中国的被侵害了，同时也就不能保证日本的霸权了。因为日本的滥用霸力，引起了旁的国家的自危心，引出了许多新势力一一起来抗拒日本的暴力。于是日本十七年独霸的局面就不能不结束，于是这些引出来的新势力就联合造成一个太平洋的新均势局面了。
日本暴力引出来的种种新势力，综合起来，可以说是有三种：
第一，是苏联的回到太平洋上来做一个第一流的强国。当华府会议的时候，苏联在太平洋上还算不得一个强国，他的政府还不曾被各国承认，《九国公约》也没有他签字的份。华府条约有效的十年中，苏俄自己忙着整理内部，也顾不到远东和太平洋。可是自从“九一八”的一炮之后，日本的大陆政策掮起对付苏俄的招牌，东四省的沦陷又使日本的军事势力和苏联直接接触了。于是苏联政府在实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手段之下，积极的调集重大的兵力到远东各境，一面用大力改进西伯利亚的交通，开发远东各地的实业。五六年之中，苏联已调了三四十万精兵到远东，在蒙古西伯利亚的边境上兴造了七千英里的铁路，加长了三千英里铁路的双轨。苏俄的空军是多数人认为世界第一的。在那无限的兵力背后还有苏俄近几年来拼命发展的重工业建设。
无疑的，苏俄现在已成了太平洋上的一个头等强国，富源是无限的，人力是无限的。这是日本霸权的第一个大敌，日本不能不郑重顾虑的。
第二，是环绕太平洋上的一切非亚洲民族的国家的新兴的军备。这个新兴军备的大圈子，从太平洋北角上的阿鲁兴群岛（Aleutian Islands）起，南面直到澳洲与纽西兰，西面直到新加坡与荷属东印度。我去年在美国时，美国政府公布七月份外国在美国购买军火的，荷属东印度占第一位。这是预备对付谁的呢？新加坡的英国大海军根据地，在华府会议之后，本来早已搁置了；满洲事变发生之后，淞沪战争之后，英国人才用全力赶造这个海军根据地，现在已完工了。据最近英国报纸的记载，英国将要调集重大的海军长驻新加坡。这又是对付谁呢？香港的防御大计划是已在积极进行的了。加拿大从来没有海军，我到文尼白市的那一天，早起看报，就看见加拿大首相金格在伦敦宣言要创立加拿大海军了！还有那南半球的澳洲与纽西兰，——南太平洋的两个人间乐土，——从来没有梦想到国防的需要的，近年也在那儿积极的扩充自卫军，建筑海防工事，制造军用飞机，努力从煤和片页岩里提取汽油。这又是对付谁的呢？至于美国的海军大扩充，和那从菲律宾直到阿拉斯加的防御工事，更是大家知道的了。
这一大圈子的新兴军备，都是日本近年的暴力招惹起来的，这是日本霸权不能不顾虑的第二组新势力。
第三，虽然最后，却不是最不重要，就是近五六年内新兴的统一的中国。日本在东北四省和华北的暴力行为是促进中国统一的一个重要动力，这是我们不妨大度的承认的。在那严重国难的黑影之下，一个统一的中国民族国家居然很快的渐渐形成了。虽然这个新统一的国家还是很脆弱的，但这六年国难的陶炼，急迫的需要煎逼出来的一点交通建设和军事建设，也居然使我们增加了不少的自信力。至少我们现在可以自信我们是在努力造成一个能够抵御日本侵略的力量了。
中国的软弱无抵抗力，是招致外侮的最大原因。本来“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是人情之常。我们自己不能振作自强，自然引起邻国的垂涎。最近英国《曼哲司德卫报》有一篇文章里说的最好：“中国之弱在日本人眼里是一种引诱。日本之强可以抵抗一切，只不能抵抗这里引诱。”中国的统一自强正是造成一种叫日本不能不顾虑的新势力。这是太平洋新局势里的第三种新势力。有了一个可以独立自强的统一中国，其他的种种新势力方才有个核心可以附丽集中。
这是近年的日本暴力引出来的三组新势力。加上日本，共有四组势力，渐渐的形成一种太平洋上的新均势局面。在这个新均势里，日本只是几个因子之中的一个因子，他处处不能不顾虑到其余的那些势力，所以就不成一个独霸的局面了。
最后，我们不可不明白，这些新因子是可以造成大战祸，也可以构成一个和平解决的新基础的。为祸为福，全靠政治家能不能充分明了这个新局势，能不能充分运用他。最重要的关键还在于日本的能不能有一种彻底悔祸惧祸的决心。
如果日本还不明了他所造成的太平洋新形势，如果他还在迷梦里自命为支配东亚命运的唯一霸者，如果他还要逼中国走到铤而走险的路上去，——如果这些新兴的势力不能好好组织起来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上去发展，——那么，这个新均势必定引领我们走上世界第二次大战争，先起于中日的冲突，逐渐的把太平洋上的国家一个一个的卷到那奇惨奇酷的大漩涡里去。没有一个太平洋国家可以希望幸免的。
但是，如果世间还有远见政治家，他们一定可以从这个新均势里看出一线和平的新曙光，看出一个“国际新秩序”的新础石。他们应该可以明白，这一群新兴势力正可以用来建立一个太平洋区域的“集体安全”的和平新机构，在那新机构里，苏联，美国，英国（和他的太平洋上属国），和中国日本都应该平等的参加，共同的商榷解决太平洋与全世界的安全和平。有许多问题，彼此不能单独解决的，在那个国际新机构里，应该比较容易有寻得解决的可能。
总而言之，日本独霸东亚与西太平洋的日子是过去的史实了。为日本的前途计，正如为中国的前途计，我们两国的远见人士都应该睁开眼睛认清这个太平洋上的新局势，都应该想想如何运用他来图谋我们两个国家的长久的安宁进展。“盲人骑瞎马”的蛮干是必定会把我们的国家陷入不堪设想的惨痛里去的！
一九三七，四，十夜，改稿
哥伦比亚电台广播系统给本人有这个机会来谈论“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这个重要的题目，本人深深的感激。自从六天前本人到贵国来，无论我走到什么地方，都有人向我提出下面这个问题：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什么呢？首先我要向列位郑重说明，一切中国思想清楚的人并不期望美国卷入这个战争之中，中国没有权利冀求任何第三势力加入东方目前所进行的战争。以我本人来说，我对于美国人民广泛要求置身于战争之外的愿望寄予极大的同情。我曾经住在贵国七年半，我深信美国人民是真正厌恶战争的，真正爱好和平的。我十分了解贵国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目前为保卫自己抵抗侵略的奋斗寄予很大的同情的，但是这种同情是不会而且也不应该把你们引入武装干预中日战争之中。
所以列位对中国极大的同情和列位对于避免卷入战争之中极大的愿望是全然相符一致，并行不悖的，并不是因为列位不爱中国，而是因为列位更爱你们自己的国家，而这个想法，于情于理，都是应该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我希望断然且郑重地向列位表示说，中国思想清楚的人做梦也不会想到要把美利坚共和国拉入这个战争中的缘故。贵国人民力求保持中立和置身战争之外的想法是完全正确和合法合理的。
但是请容许我给列位一个警告。仅靠这种消极的绥靖主义是不是就是够使你们免于战祸？仅靠爱好和平保持中立就真的可以使你们置身战争之外吗？请让我告诉列位一个最近的历史事件，最近一次大战于一九一四年爆发时，本人正在贵国求学。我记得很清楚，我确信列位也记得，那就是威尔逊总统宣布中立的文告。在其中他命令美国人民保持中立，不但是行动上而且精神上都要保持中立。的确的，美国真正获致置身战争之外几乎达三年之久，虽然以种族上与文化上来说你们是同情英国的，虽然你们对法国负有历史上深切感恩之情，虽然感情上你们对比利时有亲切的同情，虽然你们全国力求置身战争之外达三年之久，而伟大的威尔逊就是因为他能够使你们置身战争之外，才于一九一七年获得当选连任总统。可是后来情势转变，这位使你们置身战争之外三年之久的人也就是于一九一七年初向国会要求授权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而后来要求对德宣战的同一个人。在我于一九一七年乘船返国之前，美国已经卷入战争之中，已经与联军并肩作战，以作战来终止战争，使世界得以确保享有民主政体。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什么事把贵国人民拉入那次大战中呢？当然不会是那些宣传者为联军的目标所作的流利的恳求吧。因为那些话在最初三年中显然是失败的。当然不是银行的利益与军火商吧，因为威尔逊毫无疑问的并不是华尔街与那些会因战争获取利益者的朋友。把美国拉入战争之中的是德国在墨西哥边界挑动的事件以及公海上所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争等的一连串事件所促成的。说实在话，德国黩武主义者逼使贵国加入战争是一件极为愚蠢的事。这个历史前例仅是二十年前的事，在列位的记忆里应当还是很新鲜的。其寓意是说仅靠爱和平，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而没有一种使和平可藉以实现的建设性和明智的政策，绝对不足以安全保障一个国家使其免于卷入战争之中。
在这个拥有无线电与越洋机船的现代世界中也不会有所谓孤立的国家，在我们的这个世界，战争与和平实际上是不可分的，任何战争，进行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总不免渐渐的把许多其他国家卷入战争之中，不管中立也好，绥靖主义也好，都无法使你们置身度外。
一个侵略的国家中的黩武主义者逼迫你们加入上次大战之中的愚昧行为，仍将同样的把你们拉入目前这次战争中，我们不要忘记无限制的潜艇战争把贵国卷入战争之中，这种事将会变成为无限制的空军战争把贵国拉入这次战争之中，所以不久列位将会看到一桩一桩的事件，一项一项的抗议，那时候你们爱好和平的国家会突然感到自己陷于一种战争的心理状态和一种战争的情况中。那时候列位会发现现在热切努力以求使贵国不卷入战争之中的绥靖主义机构可能会同样热切努力以求在第二次大战中再一次地以战争来终止战争，又一次的使世界得以确保享有民主政体。
这个就是我所要提出的见解，虽然对于贵国人民冀求置身战争之外的愿望我是完全的同情，可是我不免有这个想法：那就是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而没有建设性的和平政策为后盾，绝对不足以保障列位所深深希望的和平。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一个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和策划，促成集体安全，使得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安全居住的领导者。
我确实相信这个伟大共和国的人民是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来体会到这一个国家是具有充足的力量，来担负这种为维持国际和平建设性的领导地位，而不至于招致卷入国际阴谋与战争中的危险。相反地说，这种积极的国际领导地位结果将会是达成避免卷入战祸中最有效的方法。
三十二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总统制止日本和俄国血腥的战争而促成日俄和平，他有没有因此把一个国家卷入战争之中呢？
再提一个例子说明：十七年前，美国政府召开华盛顿会议，这个会议带给远东十年的和平，并且遏制了海军军备竞赛十年之久。那个会议有没有因此把贵国卷入战争之中呢？
我确实相信你们这个伟大国家将要决定的是要过一种老式的完全孤立的国家生活而心满意足，或者会要鼓舞自己来担负实际和有效的国际领导地位，而变成为这个无线电与空中运输的现代世界中最强的国家。这个要贵国当机立断的时候不久将会来到的。
今日远东冲突后面的问题有二：一，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国家主义合法渴望的冲突；二，日本军国主义和新世界秩序道德的限制之间的冲突。
国家主义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名辞，可是在中国历史上说来，一直都不曾丢失其国家意识。这种国家意识就是建立在种族、文化、和历史统一性的坚固基础上。所以外来的文化到了中国都无法与中国固有文化相抗衡，外族的侵略也无法在中国长久立足。
中国抗日的情绪和行动就是愤恨和抗拒日本侵略的表现。这种情绪和行动是合理的，所以中国才会赢得世界的同情。
每次抗日情绪爆发出来或者抵制日货的行动，都是由于日本早先进行一连串的侵略行为所引起的。例如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件引起一九一五年抵制日货的行动。日本在巴黎和会拒绝把山东半岛归还中国引起一九一九年中国全国的学生运动与再度抵制日货运动，也对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国民革命具有很大的影响。
那六年期间日本得寸进尺，贪求无厌，非达其占领等于欧陆五分之一的中国全部，势难停止。六年间中国人民忍气吞声忍受了种种人类耐性所难以忍受的诡谋和侮辱。到了今日已忍无可忍，因而爆发了此次不宣而战的战争，爆发了这个中国为求生存而战的战争。
中国国家主义的正常发展有利于东方的和平乃毋庸鄙人赘述的事实。凡是一个又庞大又富裕而防御力薄弱的国家往往成为帝国主义的国家所争夺割据的场所。中国近数十年来就是处在这种情形之下。可是有远见的政治家认为中国的自由与独立为远东和平之所赖，所以才产生了在华府签定的《九国公约》，保证中国的独立，领土与行政权的完整，并予以机会藉以充分发展一个安定与有效的政府。
可是中国一直未能达成《九国公约》所期望的，直到最近十年中国才获得统一，尽力使学校交通通讯等等现代化起来。但是我们的邻居却无法容忍中国建立起“一个安定与有效的政府”。中国需要和平，但六年中日本发动七次战争。中国需要统一，可是日本却偏要把中国分裂，并成立由日本控制的伪政府。中国需要外来的经济与工业援助，但是日本却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七日公开宣布反对外国对中国提供此等援助。并一次又一次宣称要粉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
总而言之，日本无法容忍中国的统一和现代化，并声言要粉碎此项自强的努力。所以我说中国为生存而战并不是夸大其辞。
以上为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所关连的，却不仅是中国，而是整个世界的。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一个新世界道德限制间的冲突。这也是罗斯福在芝加哥和国务卿赫尔在托伦多演讲的主旨，而由国联大会在十月六日采用的决议案。但是说起来也很奇怪，因为这个理论也是所谓“没有”的国家有“权”侵略和掠夺“有”的国家论调之依据。
以历史观点看来，意、德、日三个所谓“没有”的国家，兴于一八七〇年左右，在上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先后步人帝国主义争战的场所，利用弱肉强食的理论攫取了好多殖民地。
但是转入本世纪时，国际关系上渐形成一个新的较为合乎人道的理论。即好事侵略的俄国沙皇也主张召开海牙会议并助以建立第一个国际法庭。一九〇〇年美国宣布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各民主国家也起而发动和平运动，发起和平基金会等，显然国际间为求产生一个新的和理想主义的世界秩序而出现了一个新的国际理想主义的理论。
这新的国际主义并不因为世界大战而减弱，由于大战的牺牲，大家反而更加强更热烈支持这个理论。甚至二十年前威尔逊总统宣布参战的文告中亦提起国与国之间就须像人与人之间遵守同样的行为准则和对错误所负的责任，国际和平需要各民主国家同心协力来加以维持。这位伟大的美国总统被普遍赞扬为这种国际理想主义的领袖，尤其是他的十四点原则被奉为这个世界新秩序的金科玉律。
不管人们对《凡尔赛和约》——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是多么令人失望的事，可是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至少在国联的建立上显表出来。国联公约上的尊重各国领土的完整，对于国际纠纷应用国际咨询、仲裁和调解来解决，并以经济制裁来对付那些违背国联公约的国家。十多年来，国联成为人类所能创造的国际和平理想的具体象征。
在这段期间几个同样理想主义的条约也签订了：例如《九国公约》、《海军裁军条约》、《洛加诺条约》，以及认为以战争解决国际纠纷为非法的“凯洛格——勃莱恩德公约”。
这种新世界秩序仅对于小而弱的国家有利是不确实的。大而强的国家照样获得利益。如果其中有何偏袒，该是强国更为有利。举例来说，法国在这几年间获得最大的安全感，英国实际上已放弃把新加坡建造为海军军港的计划，老是埋怨“五五三海军条约”限制的日本在这段期间的国际声望与地位是十分高的。
不幸的是，某些军国主义集团认为世界新秩序有害于他们侵略的野心与毁灭他们所能利用的机会。
突然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阀一手撕破了这个世界新秩序。三个月内日本侵略并占领满洲三省。一九三二年元月，日军进攻上海，作战四十天，死亡十二万人，毁坏财产估计为四亿美元。中国向国联、《九国公约》国家及《巴黎公约》国家控诉，日本却因此退出国联，并声言其乃为自卫而战和片面宣言撕毁一切为理想主义而签订的条约。那时候整个世界正因经济不景气弄得精疲力竭，对于这个情况当然也无能为力。
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于一九三二年元月七日以同文通牒送交中日两国宣称“不承认主义”，这个主义后来在国联大会上通过和达成决议案。但也是仅止于此而已。
日本军阀所犯的以及日本政府认可的罪行把这个世界新秩序毁坏无遗。日本狂暴的行为解除一切在世界新秩序控制下的狂暴行为的束缚。一九三三年日本退出国联后，德国一位部长对日本代表说：“吾人对阁下此种行为并不认为是正当的，但是吾人感谢贵国所开的先例。”这一年正是希特勒上台的时候，莫索里尼也正开始计划侵略衣索比亚！他们看到日本残暴行为畅行无阻，因而获得鼓励，故联合起来以破坏新世界的限制为能事。
所以中国在某种意义说来是为整个世界作战的。有两年的时间中国向国联、向《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家，并向《巴黎公约》痛心疾首的伸诉，有六年的时间企图避免战争，维持和平，可是完全无效，逼不得已中国终于为了她本身的生存，为了维持国际间的法律与秩序，挺身作战。
但是世界新秩序毁坏的牺牲者却不仅是像中国这样的弱国。最近六年间国际混乱的局势使世界的大国烦恼和受到屈辱，甚至也受到侵略者的威胁。苏俄逼得调大军守卫远东防线，英国仓忙把新加坡建设为海军军港，并花费七十五亿美元重整军备。甚至爱好和平的美国都逼得重新建立庞大的海军军备并加强太平洋的海军设备。即南太平洋的和平乐园澳洲与纽西兰都感忧虑，并计划建立国防以防御由北太平洋来的可能攻击。
罗斯福总统在芝加哥讲辞中说的对：“除非各国遵守法律与道德标准，国内与国际间都不可能有和平的。国际的混乱毁坏了每个和平的基础，危害了每一个无论大或小的国家当前与未来的安全。”
因为国际的混乱是以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满洲始，日本在国际间应当被目为“第一号敌人”，必须对毁坏代表数十年来理想主义的世界新秩序负责任。
假若有人要我用一句话，概括的说明中国的种种现状，我可以毫不迟疑的答复：中国正流着血死里求生的在抗战。
我们苦战已经十六个多月了。我们所抵抗的侵略者，是世界三大海军国的一个，也是全世界四五个大陆军国之一，我们遭受了一百万的死伤，我们有若干广大的区域被侵略者的军队占领了，沿海沿江的重要城市：北平、天津、青岛、济南、上海、杭州、南京、芜湖、九江、厦门、广州和武汉，都相继沦陷了。实际上凡外人所认为工商的教育文化的交通运输的中心要地，不是被侵略者占领，就是被他们摧残无余，一百一十一所大学，被敌人破毁霸占或损坏的，在三分之二以上。在内地勉强授课的极少数学府，既没有设备，而且时时受到空袭的危险。除作战军队的惨重死伤外，因受战事的影响，以致家破人亡，无衣无食，转辗流徙，贫病交加的平民，现在有六千万之多。各地不设防城市的无辜民众，被日本“皇军”的轰炸机所残杀的每天也都是成千累百。
但最严重的，是从十月中广州沦陷以后，所有的海口通通落到敌人的手里了。换句话说，国外军火的接济全被敌遮断。此后国外军火供给的来源，全靠腹地的三条后方路线维持：就是西北通苏联的陆路，以及通法属安南和英属缅甸的路线。但是这三条路线，都是困难重重，而且不是常常可靠。据说在法属安南方面，因为受了敌人的一再的威胁，曾经不许我们用滇越铁路运输军火。通苏联的陆路汽车线虽是畅道，但由苏联边境到重庆，有三千英里，比较三藩市到纽约还长。路这样远，油站这样少，重兵器的输送，几乎不可能。通缅甸的公路，还没有达到可以使用的时期。由此看来，我们通海口与接济的路线，全被阻断，就是在利用出口贸易以换取外汇方面也发生了绝大的困难。
这是中国的现状。方才我说中国正流着血死里求生的在抗战是不是言过其实呢？
从汉口广州陷落以后，社会上和政府中一部分人不免有短时期的怀疑，犹豫甚至失望；这是很自然的。我曾屡次向美国人士说明，拿人身的血肉和金属制成的优越机械相战，其人力自有一个限度。到了力量罄竭的时候，常不免有弛颓下来的危机。所以我国人民在此时期的怀疑和犹豫，实在是很自然的现象，也无怪在这个时期内，美国各报纸纷传和平谈判的信息；说是中国有放弃抗战的考虑。事实上我们的敌人，同时也曾明白表示渴望和平。
但是这个犹豫的时期，也就是伟大决策的时期，很快的，我们的当局，就得到了结论：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绝不能企望和平。理由很简单，就是还没有丝毫的迹象，可以产生使中国人民相当接受的和平。他们慎重的考虑过各种困难和民族潜伏力之后，肯定的决定继续抗战的国策，与侵略者周旋到底。
当蒋委员长详细告诉全中国全世界这个新决心的时候，特别注重下列几点：
中国决定继续其持久全面抗战的方针。因为抗战已经真正变成“全面的”了，敌人已经被我们诱入内地了，在地理上和时间上，我们都站在有利的地位。十六个月的抗战，已经达到我们延迟敌人西进的目的。因此我们能够发展广大后方的交通和运输。若干的工业，也能安然的迁到内地。
必须经过绝大的艰难和牺牲，我们才能希望获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必须认清这次的抗战，是个革命的战争，正像美国的独立战争，法俄的革命战争，土耳其的解放战争一样。在这种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民族精神必定获得最后的胜利。
这是中国新决心的郑重宣言。
对于我国人民，冒了无上险阻艰难，决定继续抗战，世界的舆论如何感想？会不会认为这种决定，是绝对的愚昧，仅凭幻想的逻辑做根据呢？
无论世界对我们作什么感想，我可以肯定的向诸位保证，一个已经牺牲一百万人民的国家，为了保持他们的生存独立，决定准备更大的牺牲而抵抗侵略，那就不能妄责他，说他的希望与企愿，是仅凭幻想做根据。我们根据十六个月所得的非常艰苦而富有启发作用的作战经验，才慎重的决定了这个国策。从这艰苦的时期中，我们领悟了，我国的将士，能英勇的抗战，能壮烈的牺牲；我们的人民，忍受了一切的损害和摧残，对政府从没有半句怨言，全国——敌军占领区也在内——民族统一团结的意识，已经毫无疑义的形成了。同时我们知道敌人对于长期战争的负担，确已感觉到不能胜任；敌人的财政逐渐趋于崩溃；对于一个被他认为不堪一击的国家，敌人正在殚精竭虑的集中一切兵力来苦战。更使敌人彷徨不安的，是军实的消耗。这项军实，是他们历年积储起来预备应付更强大敌人的。所以我们只要延长抗战到一个时期，并非不能使敌人疲于奔命，以至于失败的。
从我个人用非历史专家的眼光来看，把我们这次的抗战，认为是一种革命战争，必须用美法俄土革命战争的历史去衬托他才能得到最确切的了解——这句话含有很大的真理。美国的听众对于这个历史的比喻当然最能了解；不久以前，有一位美国朋友写信给我说：“目前中国困在福奇山谷中，但我希望不久当可达到约克城。”写这几句话的时候，我还没有读过前面所讲的宣言呢。我现在把这个比喻，再详细说明。
美国第一流科学的历史家约翰费斯克说：“华盛顿军队在福奇山谷中所受的痛苦，曾引起历史家无限的同情和赞颂。当一七七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的那天，那些可怜的军队向冬季营房前进的时候，因为士兵们都赤着足，一路上，鲜红的血迹，印在洁白的积雪上面，走过的路线非常清楚。二十三日，华盛顿向议会报告，他营里有二千八百九十八人，都是不堪作战，因为他们是赤足和没有服装的兵士。又因饥寒交迫，病者日多。挤满了伤病兵的医院里，有些竟因没有稻草铺在冰冻的地上睡眠，硬被冻死的。在这样艰苦状况之下，有时敌人进攻，简直调不出二千士兵来迎战。”（费斯克著《美国革命》第二册第28~29页）这是一七七七年冬天福奇山谷的情况。
不久，乔治第三及诺斯爵士领导下的英国政府，提出和议，愿意无条件的废止引起美洲殖民地反抗的一切法律，同时又宣言，英国国会将永久放弃在美洲征税的权利。并且派了若干代表，备具议和的全权，到美洲来和议会谈判。
这确是一个荣誉和平的提议啊。彼时美国的开国者若使接受了这个提议，那么以后四年间的血战和牺牲，尽可避免的。但是这样一来，就没有美洲独立的成功和北美合众国的出现了。
那时美国的开国诸公，毅然拒绝一七七八年的和平条件，继续的再奋斗了四年，终于一七八一年十月在约克城得到最后的胜利。
我们一定要记得，以后那四年血战的危险和艰难，就几乎没有一时一刻不是和福奇山谷中的情形一样的。军事的挫折，领土的丧失，内部的困难，甚至通敌卖国的事是层出不穷的。那时全美政府还没有组成，联邦宪章，虽经过了三年的讨论，还没有采用。全美议会的名望日减，权力日弱，议会既没有向各邦征税的权力，只有不断加印纸币的一法，以维持抗战。此种纸币的价值因而愈跌愈低。华盛顿说：“买一车子的粮食，需要一车的纸币。”“一七八〇年的初期，一元纸币的价值，跌到二分。同年年底，十元纸币，仅值一分。不久纸币就停止流通了，债款也无法催收。信用**然无存，费城一家理发店，把账单裱糊四壁”。“在这样情况之下，军队必需的衣食，几乎无法维持。士兵四个月的饷还不够他家族买一斗麦，有时这点饷还领不到。终日光了赤脚，吃也吃不饱”。（费斯克著《美国革命》第196~200页）
这是一七八〇年的情形，但是华盛顿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放弃抵抗。一年以后，在约克城终于获得了最后胜利，结束了美国革命的军事阶段。
我详细描述美国革命在一七七六年至一七八一年内的种种困苦，不仅是要说明华盛顿统率的美军，其处境并不比今日抗战的中国军队好多少，并且要证明蒋委员长所以把抗日战争称为革命战争，而这种革命战争中民族精神必定获得最后胜利的意义。凡是革命战争，都是武器不全而为理想所激发的民众，和操有装备优越的正规军的压迫者或侵略者作战。结果最后的胜利总是归于笃信主义勇敢牺牲而能征服一切困难的一方面。若果说这是一个幻想，那末也是一种使人非常兴奋使人非常感动的幻想，所以我国成千累万的人民决定拿血和生命来考验一下啊！
在结束我的讲演以前，我还有一个观察，也是根据历史的比喻的。我要问一句话，就是美国的开国者怎样能够逃出福奇山谷走上约克城胜利的路！历史家都同意，不外有两种因素。第一革命军能不顾极大的艰苦，奋斗到底。但是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就是那时国际情形是帮助了美国革命的。乔治第三的英国为欧洲各大国所厌恶，他们自然同情于美洲的殖民地。全美议会曾派外交团赴欧，主要目的在联络路易十六的法国朝廷。团员之中，有那位日后出任第一任驻法公使的佛兰克林，他和法国订了商约和军事同盟，非但借到了四千五百万镑的巨款，而且得到法国的重要军事协助——得到那人数众多器械精良的法国远征队，就是主张美洲孤立主义最力的贝密史教授，也不得不承认“法国在美洲的陆军和舰队，与华盛顿军队的协同作战，获得约克城最后的胜利。法国同盟实在是美国独立成功的主要原素。每一个美国人民应该永矢弗忘的”。（贝密史著《美国外交史》第31页）
但是法国的直接援助，并非美国革命成功的唯一原因。那时整个的国际形势，都是直接或间接对于美国有利的。远在一七七八年的时候，英法两国早已进入不宣而战的状态中。西班牙在一七七九年向英国宣战。一七八？年，俄国加塞林女皇宣布了海上自由和中立国权利的原则，立刻就被英国的敌国们接受了。一七八？年荷兰也向英国宣战。所以当英军在约克城投降的前一年，英国几乎和全欧各国处于敌对地位，他全世界的殖民地，也饱受法国和西班牙两国的威胁。在这样不利的国际环境之下，英政府当然无法增援她在美作战的部队，而予实力比较微弱的华盛顿军队以致命的打击。
这种历史比喻的教训，是非常明显的。中国抵抗侵略战的最后成功，也得靠二种事，第一，中国必须继续抗战。事实上中国除抗战外，也没有别的选择。第二，在中国持久战争中，也许有一天国际情形转变到对中国有利而对日本不利。中国并不希冀同情或友好的友邦，实地拿起枪来，帮同我们对日作战。但是中国确实希望，而并有这权利希望，各民主的及爱好和平国家的男女人士，受了公正观念和人道正义的驱使，阻止武器和重要军需原料这样不人道的继续输入一个国家。要知道这个国家，已经被五十多国一致谴责，为违犯神圣条约，破坏世界和平的国家。我毫不迟疑地再加一句，这一个国家也就是今日国际团体中第一个公敌。
依照这个有点含糊的题目，我建议先谈点中日战争最初两年的事并简略解释一般情势，然后再依照国际情势来考虑远东冲突的未来。
去年我曾在七月四日那一个星期来到密歇根大学，七月七日我应中国同学会之邀在战争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那时节我说中日战争的第一年可用三句话加以总括起来：
（一）中国抗战的力量远超过吾人所预料的。
（二）日本的弱点远超过世界各国所想像的。
（三）国际对中国的援助远超过我们多数人所敢期望的。
过了十三个月，我重临贵校，日本进行其侵略战争已达二十六个月之久，而今和平尚未在望，这时我仍然可以用以上的三句话来描写现阶段的中日战争。
首先，战争经过两年后，中国的士气和一样坚决高昂的抗战决心是前所未有的。一九三八年十月我们失去了汉口和广州。因此中国第一次给切断了一切海上重要的通道。我们的敌人以为中国已经被击败了，公开和私底下均曾建议和谈，要中国在骄横敌人的枪炮下接受命令式的和平。中国以一年坚强的继续抗战作为答复。今年四五月间从长城到珠江，中国军队在各战线发动一连串的反攻。根据中立国观察家保守的估计，日军每天的损失八百至一千人，大会战的损失还不计算在内。等于说平均每年损失三十至三十六万人之谱！
中国人渐渐适应于新情势。我们不但成功地建造后门的交通与通讯的临时路线，而且也建造了新的和永久的铁路线。更有进者，我们正尽力开发华西和西南部，开采煤、金、钨、锑、锡的数量比从前更多，我们在大后方也建立了新工业。这个大后方将成为我们长期抗战的根据地。
我又可以预料即将来临的第三年中国抗战的力量将增加不少。
我的第二句话是日本在两年侵略战争中暴露了一切的弱点。
我不谈论外国军事专家低估日本军事力量的评价，也不想强调日军在南京大屠杀和各地毒害沦陷区民众中所表现道德沦丧的事。也不强调日本表现在缺乏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八年政治动**不安与两年战争间未能产生全国领导力量的政治与学识的弱点。
我仅想以统计数字指出日本基本的经济弱点。据估计日本在这两年来所花费的战费等于甲午战争（1894~95）、日俄战争（1904~05）和满洲侵略（1931~现在）战费总计的四倍，这三次战争日本共耗费卅一亿九千三百万日圆，但是中日新战争（1937~39）为一百四十亿日圆。
再看看日本包括战费在内的预算比以前激进增加：
一九三一年十四亿七千六百万日圆（百分之百）
一九三七年五十四亿三千六百万日圆（百分之三百七十）
一九三八年八十三亿九千三百万日圆（百分之五百七十）
一九三九年~四〇年一〇二亿九千四百万日圆（百分之七百）
从这些预算来看日本在现在战争中所耗费的战费：
一九三七年廿五亿六千四百万日圆
一九三八年五十五亿二千六百万日圆
一九三九~四〇年六十六亿日圆（估计）——三年总计一百四十六亿九千万日圆。
为应付浩大战费，日政府求助于通货膨胀的政策。且纸币发行额如下：
一九三七年卅三亿日圆
一九三八年五十四亿日圆
一九三九年~四〇年七十五亿日圆（估计）
这是远超过日本债券市场所能吸收的限度，到一九三八年末，已经有三十一亿六千万日圆的新公债还留在各银行里无法售出。
更有进者，日本为购买战争物资使进口远超出口的数额，入超的款额须以黄金偿付，结果日本黄金储存量大为减少。
一九三七年售予美国的日本黄金为二亿四千六百四十万六千美元，一九三八年为一亿六千八百七十三万九千六百四十三美元。甚至日本作家都承认日本黄金准备金已减到一亿六千万美元而已。可是中立国观察家相信日本的黄金储存量实际上已经完全耗尽。其每年开采的黄金数量是不必重视的。［据张伯伦（William H.Chamberlin）估计为每月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日圆，其他人估计为每月仅二百万美元。］
日本因为缺少石油、铁、铜、铅、镍和橡胶，所以必须大量进口。因此入超与黄金储量之枯竭造成一个严重的情况，而战争的结束仍尚未在望。
这是日本一大悲剧。一个伟大的国家轻易地抛弃了六十年来光辉灿烂的成就来从事一个大规模的自杀愚行。全世界看到了日本的大弱点，那就是无法控制其军事机构，甚至冒着毁灭自己的危险。
我的第三句话是在过去两年间中国获得了超过我们一些人所期望的援助。
当然，中国有些乐观主义者曾对外援寄予奢望。他们对于两年来中国需独立作战而其友邦却未能挺身出来支持我方而感到失望。但是我们这些了解国际情势的人，了解爱好和平国家厌恶战争的心理，从不怀着中国从其友邦获得军事或财政、或物资援助的大奢望。
可是由于中国抗战立场纯正而日本侵略意图之可憎，使各个友邦心甘情愿地尽量给予我们一切的援助。中国如果没有英、法、俄、美等国的援助，确实是不能在战争中有那么好的表现。
最靠近我们，最不怕日本军事力量，在中国境内最没有既得利益受到威胁的是苏俄，当然苏俄对中国的援助是最不必忌惮什么的。其援助最大的地方有二：一，沿着满蒙边界集结大军牵制了日本驻北满和内蒙古三十多万训练精良武器锐利的军队；二，以贷款方式运来卖给中国大量武器弹药，并包括大量的作战飞机、大炮和石油。苏俄也是以大量财政与军事援助给予中国的第一个国家。
英法在中国大量的权益，时刻都面临着日本的威胁，从一九三五年以来英法两国在欧洲有事，无法兼顾远东。可是虽然有了这些大困难，英法在这两年来仍然是很慷慨的援助中国。十五个月来英国殖民地香港是中国武器弹药的大输运站，尤其是广州沦陷后香港地位更是重要。法属安南通广西的桂越铁路和英国帮助筑成的滇缅路等都是中国对外的交通要道。英国对中国货币之安定也曾给予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