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八月一日，我在北平广播一次，题目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我说：几百年来世界交通便利的结果，文化渐渐趋向混同一致。在那个自然趋势里，我们可以看出三个共同的大目标：第一是用科学的成果来增进人生的幸福，第二是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第三是用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来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

这本是很平常的看法，可是也引起了一些批评与抗议。多数的抗议都是对于我说的第三点。我在广播里曾说：

“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的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来反自由，反民主集体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就怀疑或抹煞那三四百年的民主自由的大潮流，大方向。”

这几句话引起了几位听者的抗议。有一位听者来信说：

“历史的潮流并不是固定在走的那个方向，若说历史只有一个潮流，而且这个潮流一定获胜，那就未免太过于简单，过于乐观了。”

又有人说：

“世界分成两个壁垒，倒未尝不是可以乐观的。假如世界成了清一色的文化，无论怎么说也是不好的。若说这一个是大潮流，那一个小波折，那是看得过于单纯，也有点偏袒了。”

我很欢喜这些批评，因为他们给我一个解释说明的机会。我并不否认我“偏袒”那个自由民主的潮流，这是我的基本立场，我从来不讳饰，更不否认，这个基本立场，也许值得申说一遍。

（《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