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儒学在近代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又获得了新的认同。尽管历史的选择不同，但它所围绕的却是同一个主题，即儒学与近代（现代）化的关系。这种历史现象表明，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儒学是一种无法回避的传统；对它的态度固然可以各异，但却不能无视它的存在。

19世纪末（特别是“五四”时期）以来的批判思潮对儒学做了多方面的清算，并以强化的形式突出了儒家价值体系给近代化过程带来的消极影响，但同时却忽视了儒学的多重意蕴，并或多或少表现出简单否定的趋向。后者导致了近代化过程与传统的某种紧张，它不仅引发了文化认同的危机与意义的危机，而且容易使人们产生对近代化（现代化）的异己感。这种文化心态往往将影响现代化过程的健康展开。

新儒家较多地将注重之点集中于儒学的正面意义，并由此肯定了近代（现代）化过程与传统的联系，从而为缓解近代化与传统的紧张做了独特的努力。但由认同儒学，新儒家又导向了儒学本位论，主张由内圣开出新外王，这一思路往往很难避免内圣压倒外王的传统框架，后者的逻辑结果则是抑制现代化的进程。

总之，儒学（包括儒家价值体系）的近代命运展现为排拒与认同的两极对峙，而在这种对峙的背后，则是对近代化方式的不同选择。如何超越如上的两极对峙？换言之，如何对儒学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做出更为合理的定位？当现代化再次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这一问题便显得愈益突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