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演变到宋明，理欲之辩逐渐成为价值观的中心问题之一。理作为理性规范的内化，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欲作为感性的要求，则更多地渗入了人的自然天性。这样，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理欲之辩即可以视为天人之辩的进一步展开。在明清之际诸儒那里，天人关系的辨析同样与理欲关系的讨论联系在一起：

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99]

在此，天人的统一即构成了理欲统一的理论前提。关于理欲统一的价值意蕴，我们将在后文具体论述。

与理学家强调灭人欲不同，明末及清代诸儒首先将欲视为主体的普遍要求：“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100]即使圣人，亦不能免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众人如是也，贤哲亦未尝不如是也。”[101]作为圣凡共有的趋向，欲不同于道德上的恶：

欲生于情，在性之内，不能言性内无欲。欲不是善恶之恶。天既生人以血气心知，则不能无欲。[102]

这里的血气心知泛指人所具有的自然的属性及能力（如目能视、心能觉之类）；欲即与此相联系的感性要求，正如人的感性存在不能归结为道德上的恶一样，感性的欲望也并非天生的恶。欲与恶的如上划界，为理欲关系的价值定位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感性欲望与感性存在的同源，决定了二者在人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关联。与宋儒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漠视不同，清儒一再肯定生命存在的价值，并以抑制人的生命力量为人生大病：“人之生也，莫病于无以遂其生。”[103]儒家以仁道为基本的价值原则，在清儒看来，仁的具体体现即在于实现主体的生命潜能：“得乎生生者谓之仁。”[104]而要真正实现人的生命潜能，便不能无视感性的要求，因为生命的完成首先以感性需要的满足为条件：“声色臭味之欲，资以养其生。”[105]如果仅仅强调察天理，一味抑制乃至禁绝人欲，则将断灭人的生意：“使不于人欲之与天理同行者，即以察夫天理，则虽若有理之可为依据，而总于吾视听言动之感通而有其贞者，不相交涉。乃断弃生人之大用，芟薙无余，日中一食而后不与货为缘，树下一宿而后不与色相取，绝天地之大德，蔑圣人之大宝。”[106]质言之，根绝人欲则意味着扼杀人的一切生机。

于是，人欲不再是自我实现的道德障碍，而是人的生命力量的确证。感性要求与生生之德由对立而走向了统一，这是一种价值观念的转换。正是通过如上转换，儒家传统的人本主义开始获得了新的内涵：它已不仅仅表现为尊重主体的类的本质，而且以关怀主体的生命存在为内容。也正是在这种广义的人文关怀中，个体的内在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当清儒以生生为仁，并将感性要求与生生之仁联系起来时，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人本主义趋向的转型。

人欲不仅仅体现了对生命力量的确证，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它同时构成了主体自我发展及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戴震指出：

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107]

人的一切活动最终都以人的感性存在为前提，反过来，作为感性存在之确证的感性要求（人欲），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着人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实现生命潜能的要求，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原始的推动力。理学家蔑视事为，追求静寂，故主张无欲（周敦颐即尝云：“无欲故静”）。相形之下，清儒体现的显然是另一种价值取向。这里既有从内敛主静到积极有为的演化，又蕴含着对人欲作用的不同理解：在“有欲而后有为”的信念中，感性的要求（人欲）已被视为主体创造的内在源泉；它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确认了人欲的正当性及其积极意义。

清儒的如上观念，明显地折射了明清之际的市民意识。如前所述，自晚明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滋长，市民阶层及其社会作用越来越为人所注意。黄宗羲已指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108]从逻辑上说，既然工商皆本，则市民阶层要求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愿望，也应当是合理的。这种看法已不同于鄙视利欲的儒家传统观念。清中期，工商业虽然受到了某种抑制，但在东南沿海等地，它的发展并未停止，如戴震生长的休宁，便是商人（徽商）活跃的地区之一。戴震本人年轻时亦曾往来闽赣，从事商业活动。作为敏锐的思想家，明清之际及清代的诸儒，或多或少都感受到了新时代趋向，而在他们的价值观念中，确实也可以看到市民意识的渗入。

当然，确认欲不可免，并不意味着以欲排斥理。在清儒看来，理与欲并不是彼此对峙的两极，二者存在内在的关联：

天理充周，原不与人欲相为对垒。[109]

学者只时从人欲中体验天理，则人欲即天理矣，不必将天理人欲判然分作两件也。[110]

理与欲的统一，首先表现在理不能离开欲，所谓从人欲中体验天理，已蕴含了此意。具体阐述理欲关系时，清儒便明白地指出了这一点：“人心本无天理，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111]在此，欲已被视为理发生和存在的基础。

如前所述，与欲相对的理，主要以普遍规范为内容，其具体的形式则是理性的要求。和人欲主要与个体的感性存在及生命力量相联系不同，理性的要求更多展示了类的普遍本质。然而，正如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必须建构于感性之上一样，价值观上的理性要求也难以游离感性的需要，后者决定于如下的基本事实：类的普遍本质总是存在于个体之中。一旦抽去了感性的基础，理性的要求便将成为无生命的抽象教条，从而变得干燥、贫乏，并失去其本来的存在价值。当清儒指出“薄于欲者之亦薄于理”[112]时，显然已注意到了这一点。

理作为普遍规范的泛化，总是关联着道德原则，欲则在其本源的层面上表现为物质需要，从而，理与欲之辩在更广的意义上同时涉及道德原则与物质需要的关系。在清儒看来，道德原则的完美体现，并不在于净化人欲，相反，真正的道德境界总是表现为遂欲达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113]理学家以抑制乃至泯灭人欲为达到道德之境的前提，则表现了不同的思维趋向：它的实际内蕴在于道德与人欲的对立，如此对立的结果并不是维护道德而是废弃人伦。在这方面，宋儒实质上已开始向释氏靠拢：“离欲而别为理，其唯释氏为然。盖厌弃物则，而废人之大伦矣。”[114]如前所述，道德总是具有二重性，它既超越于感性要求及物质利益，又并非完全与之隔绝：就其起源与作用而言，道德的功能在于协调社会的利益关系，并最终使物质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离开了这一目标，道德原则及伦常的现实意义便容易被架空。从孔孟开始，儒家较多地突出了道德超越感性这一面，并相应地强调了对主体利欲的抑制。这种价值取向固然突出了道德的内在价值及其崇高性，但同时也多少使之趋于抽象化，后者在宋儒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相形之下，清儒指出理不能游离欲，无疑更多地赋予道德以现实性品格，它同时也使正当的物质需求获得了较为合理的价值定位。

从另一方面看，感性的要求确认着人的生命力量，漠视感性的要求而片面张扬理性的原则，往往将导致生命意义的失落。因此，清儒一再反对信理太过：“儒者不患不信理，患在信之过，而用法过严者，亦是一病。”[115]宋儒强调以理灭欲，即有此弊。理与欲的隔绝，不仅使自身变得抽象化与贫乏化，而且不免流于冷酷的理性专制。戴震曾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

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116]

六经、孔、孟之书，岂尝以理为如有物焉？外乎人之性之发为情欲者，而强制也哉！[117]

原始儒学固然注重人的理性本质，但并不完全无视人的感性存在，而在宋儒那里，理性的要求越来越成为超验的规定。在理性至上的价值结构中，个体的意愿、需要变得无足轻重，而在上者则以理性的名义压制在下者，总之，作为外在于人欲的超验趋向，理性失去其应有的精神感召力，而开始蜕变为内在的强制工具。理性专制推向极端，便不可避免地引导到以理杀人：“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118]所谓以理杀人，首先表现了对生命价值的漠视。它表明，理性一旦脱离了感性，便容易在价值观上走向人道原则的反面。

当然，理与欲的统一不仅仅在于理不应当摒弃欲。作为感性要求的体现，欲往往渗入了自然的本能，带有某种自发的性质。如果任其自流，同样容易导致消极后果。正是基于此，清儒在肯定欲不可灭的同时，又一再反对纵欲：“纵欲趋利，则天下求无其人而不得，是人类之狼虿也。”[119]正因为人欲一开始便与人的自然存在相联系，故一味纵欲便不免将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要避免这一归宿，便不能离开理的制约：“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120]正是以理制欲，构成了理欲统一的另一重要内涵。对理性规范作用的如上确认，既渗入了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要求，又表现了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注重。在这方面，清儒并没有离开儒家的价值传统。

不过，与容忍正当的人欲相应，清儒所谓以利制欲，并未导向寡欲或灭欲。按清儒之见，理性的作用不仅仅表现为自我约束，而且同时展开为一个推己及人的过程，对人欲的合理调节在于由遂己之欲到遂人之欲：“遂己之欲，亦思遂人之欲，而仁不可胜用矣。”[121]“以己之情通乎人之情，以己之欲通乎人之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22]一旦每一主体的正当人欲得到实现，理性的要求也就同时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123]

推己及人本是儒家的为仁之方，其形式主要表现为理性的推论，但在清儒那里，这种理性的形式之下又蕴含了对人欲的普遍尊重。这里无疑体现了理与欲的统一，但其重心已由理对欲的抑制，转向了欲的普遍实现：当清儒以人欲各得界定天理时，即明显地蕴含了这一趋向。可以看出，在如上理解中，人欲已不仅仅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它可以通过推己及人而达到彼此协调与沟通，而理性的作用首先即体现于这一过程之中，这种价值取向既扬弃了理性的专制，又避免了感性的僭越。

从先秦开始，理欲关系便与义利关系交织在一起，成为儒家价值体系的基本问题。前文曾一再提及，作为普遍规范的内化，理更多地表现了人的类的本质，欲则首先植根于个体的生命存在。与强调自然的人化相应，儒家对理性本质的关怀往往超过了生命存在。事实上，从自在的人走向自为的人（自然的人化），常常被理解为个体的社会化，而这一过程同时又是通过确立理性的主导地位而实现的。在宋明理学中，以天理压倒人欲为特征，强化理性本质的趋向又得到了片面的发展。对理欲的如上定位显然带有某种本质主义的特质，它不仅难以摆脱感性与理性的内在紧张，而且容易走向本质与存在的分离。相对于这一传统，清儒注重生命存在的意义，并在主张以理制欲的同时又肯定“正德非以伤生”[124]，“理者存乎欲”[125]，无疑多少化解了感性与理性的紧张，而它的更深层的价值意义则表现为个体存在与普通本质的双重确认。这一价值趋向，从另一侧面展示了儒家价值体系的自我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