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历史出现了引人瞩目的变迁。这种变迁不仅表现为朝代的兴亡更迭，而且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展开于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的滋长以及市民阶层的崛起，西学的东渐，农民对传统社会秩序的武器批判，以及清兵入关引起的民族矛盾的激化等，形成了不同程度的社会震**，并直接或间接地冲击着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价值体系。

从思想史上看，明清之际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方以智、孙奇逢[1]、李颙[2]、唐甄[3]等思想家同时或相继活跃于思想舞台，蔚为壮观。在为学旨趣上，这些思想家大多未离儒家立场，其中不少人还被同时代人或后人奉为一代大儒。然而，作为敏锐的思想家，他们比其他人更深切地感受到了时代的震**。正是以普遍的历史剧变为背景，明清之际的大儒在承继儒学传统的同时，又对其做了多方面的反省和转换，这种反省和转换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自我批判的性质。就其外在形态而言，儒学的自我批判首先表现为对理学（宋明新儒学）的反动，明清之际的大儒几乎都对理学做过不同程度的理论诘难，并以各种方式提出了从理学回归原始儒学的历史要求。这样，儒学的自我批判在一定意义即取得了复兴儒学（复兴原始儒学）的形式。当然，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并非简单地回到古典时代一样，以自我批判为内涵的儒学复兴同样深深地刻上了明清之际的时代印记。

以复兴传统为形式的儒学自我批判，其内容涉及多重领域，而价值体系的反省和调整，则始终是其重心。如前所述，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的滋长、市民意识的萌生、西学的东渐等，与阶级、民族的冲突交织在一起，既冲击了儒家的价值体系，也为其自我反省和转换提供了新的背景与参照系，从而使人们较以往更容易看到它的消极面以及有恒久生命的趋向。事实上，在清算理学的形式下，明清之际的诸儒同时也从不同方面对整个儒家价值观做了自我总结，而儒家的价值体系则在延续中又被赋予新的历史内涵。儒学的这种自我反省与转换主要展开于明清易代之际，其余波则触及清中期。本书的历史考察也主要围绕这一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