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升华作为一种精神境界，最终落实于主体的人格。与先秦儒家一样，董仲舒将人格的完善视为价值追求的首要目标，并对此做了认真的理论探讨。
从孔子开始，仁与智的统一，便构成了儒家人格境界的基本特征。董仲舒对理想人格的设定，并没有超出这一思路：
莫近于仁，莫急于智。[107]
作为人格的要素，仁首先表现为一种仁爱的精神：“仁者恻怛爱人，谨翕不争。”[108]这可以看作人道原则在主体人格中的具体化。人道原则一旦融入于人格，便不再仅仅是一种外在形式，它同时又具有了一种内在情感的特点。而人际交往中的礼让宽厚（谨翕不争），正是出于这种仁爱之情。
仁既是一种内在的品格，又是一种相当高的精神境界，相对于先秦儒家，董仲舒对后者做了更多的考察。在对仁做具体界说时，董氏写道：
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忌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109]
质言之，仁者总是具有坦**的胸怀，而无阴暗的心理、褊狭的意向；由于超越了世俗的算计，超越了名利之争，他也没有患得患失所引起的心绪纷乱，整个精神世界显得高尚、宽裕、舒展。这是一种心灵净化之后所达到的超越境界，但又不同于具体的德行，而是整体性的精神风貌，以后的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家）常常将其称之为仁者气象。董仲舒对仁者境界的如上描述，注意到了完美的人格应当具有高旷超脱的整体心态，唯有如此，才能不为外在的世俗喧嚣所动，始终保持健全的价值追求。
人格的另一重规定是智：“何谓之智？先言而后当。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智先规而后为之。其规是者，其所为得，其所事当，其行遂。”[110]在此，智首先表现为理性的谋划，亦即制定行动方案以规范人的活动。董仲舒强调莫急于智，意味着将理性品格提升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它表明，尽管董仲舒在天人之辩上表现出某种神学的趋向，但并未由此走向蒙昧主义；儒家的理性主义传统深深地渗入了其价值体系。与先秦儒家一样，董仲舒所理解的智，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性的机巧，相反，他力图把智与一般的机巧区别开来：
不智而辩慧獧给，则迷而乘良马也。[111]
辩慧獧给，是一种技术性的机巧；与之相对的智，则是一种具有价值意义的理性智慧。按董仲舒之见，一旦离开了智的制约，则单纯的技术性机巧便将失去正确的方向而步入歧途，这里已蕴含以价值理性规范技术机巧之意，后者使儒家注重伦理理性的思维定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然而，在强调必仁且智的同时，董仲舒对意志的品格有所忽视。尽管董氏在《春秋繁露》中也一再提到志，并要求重志，但他所说的志，主要包含如下含义：其一，行为的动机，前文所引“志邪者不待成”[112]便是就这一意义而言；其二，泛指一般的精神现象：“志为质，物为文。”[113]作为与物相对者，志实际上与心大致相当。以上两重意义的志，与孔子所谓“匹夫不可以夺志”中的志，意味显然颇有不同。相对于先秦儒学，董仲舒对主体的意志品格确实较少注意。一般而论，意志的品格往往与人格的自主性及独立性相联系，“不可夺志”即意味着不因外在强制而改变自我的选择；意志的忽视，常常将导致弱化人格的独立性。董仲舒在这方面的思维趋向明显地受到了其权威主义价值原则的制约：权威需要的是服从，而不是自主的选择。权威原则对人格理论的渗入，在理论上很容易为宿命论开辟道路。事实上，与忽视意志的自主性相联系，董仲舒确乎一再强调命的作用：“天命成败，圣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乎？”[114]“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115]如此等等，在这里，尽管理性的品格依然得到确认（圣人知之），但意志的独立性却被消融于顺命之中。
仁与智的统一，主要表现为人格的内圣规定。从质与文的区分上看，它大致属于质的层面，在董仲舒看来，质诚然重要，但文也不可偏废：“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不得有我尔之名。”[116]文是外在形式，就人格而言，它主要展现于社会的交往过程之中：“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则目说矣；言理应对逊，则耳说矣，好仁厚而恶浅薄，就善人而远僻鄙，则心说也。故曰：行意可乐，容止可观，此之谓也。”[117]所谓容貌恭、应对逊、好仁厚等，实际上是一种文明的交往方式。理想的人格应当是内在的我与外在的我之统一，自我所达到的精神境界应当通过文明的交往方式得到外在展现，唯有如此，人格才能获得完美的形象，并产生内在的感染力量（悦心）。当然，人格的外化并不仅仅限于文明的交往方式，它同时展开为广义的外王功能。如前文所述，董仲舒强调圣人应当为天下兴利或兼利天下，圣人即理想人格的最高体现，而为天下兴利则已超出了人伦之域而表现为现实的经世品格。在这方面，董仲舒似乎上承了荀子的儒学传统。
仁智与外王的统一，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如何从现实的自我走向理想的自我？与先秦儒家一样，在董仲舒那里，这一问题的探讨首先与人性理论联系在一起。人性理论总是涉及对现实主体既成本性的理解，而后者又直接制约着对成人之道的看法。与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荀子主张人之性本恶不同，董仲舒认为，所谓性，并非指善恶两个极端，而是一种中间状态：“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118]这种性无所待而起，是未经人为的本然禀赋。作为与生俱来的禀赋。性本身又具有其二重性：“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119]这里所说的贪与仁，并不是一种既成的现实品格，而是指内在于人性之中的两种不同的潜能或可能。它规定了人的不同发展趋向，并相应地成为人格培养的出发点。
人性之中所包含的仁这一潜能，决定了自我有可能在人格上达到一种完善的境界，但潜能毕竟不同于现实。要使善的潜能转化为现实，便必须经过后天的努力：“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120]在此，尽管成人之道与天人之辩纠缠在一起，但撇开天意的神学形式，却可以看到其注重之点在于从善质（潜能）到善的现实品格之过渡。在如下陈述中，董仲舒对此做了更具体的论证：
故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121]
总之，先天的潜能唯有与后天的作用相结合，才能形成善的德性，并进而达到完美的人格。
除了仁之质外，人性之中还内含着贪之质。如果说，前者是一种肯定性的潜能（规定了主体向善的人格发展），那么，后者则是否定性的潜能（抑制了善的走向）。正是人性之中所包含的否定性潜能，使善的德性之形成不能仅仅依靠主体自身的努力，而应更多地借助主体之外的力量。这样，在董仲舒那里，从善质到善的现实人格之过渡，便常常被理解为一个外在作用的过程：“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122]善固然犹如米，“非在天所为”（先天的现实品格），而是“继天而成”；但继天成善并非仅仅表现为固有潜能的展开，它总是离不开外在的王教：
止之内谓之天，止之外谓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质，而未能为善也。[123]
在此，外在的教化实际上被提升为成人（成善）的决定性环节。
董仲舒以中民之性为成人的出发点，并肯定了成人过程既要以本然的善质为潜能，又离不开继天成性的自觉努力，从而表现出统一内在根据与后天作用的趋向。在董仲舒以前，孟子从性善说出发，着重突出了先天根据这一环节，尽管孟子并不完全排斥后天工夫，但性本善这一先验预设毕竟弱化了继天成善这一面；与孟子相对，荀子以性恶说为前提，注意外在礼法在塑造个体中的作用，但同时却忽视了成人的内在根据；从这方面看，董仲舒的如上看法，显然又包含着折中孟荀、扬弃二者之弊的意向。然而，就总体而言，董仲舒的努力似乎并不很成功。他固然注意到了成人的内在根据，但同时又不适当地强调了外在教化的作用。在所谓“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之类的议论中，成人过程似乎被归结为单向的外在灌输：主体对外部的教化只能被动地接受和顺从（性不得不遂），这种观点可以看作权威主义价值观在成人理论上的引申，它同时又使内在的潜能容易变成某种形式的点缀。于是，在肯定内在根据与强化外在王教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另一方面，尽管董仲舒把外在条件提到了突出的地位，但以先天的善质（人性中仁的规定）为成人之出发点，又使董仲舒难以摆脱复性说的纠缠，从董仲舒的如下论述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
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124]
不可改，不可去，亦即强调人性有其固有内容，后天的作用并不能使先天之性有所损益。这样，依据“外教然后能善”之说，人格的培养应当是一个成性的过程，而按人性受命于天而不可改的论点，则人格的培养又只能是一个复性的过程，二者蕴含着另一种内在的紧张。
如上事实表明，尽管董仲舒力图克服孟荀在成人之道上的缺陷，但最后却使二者共处于同一体系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深层面的理论冲突。这种冲突不仅仅表现为内在的紧张，而且往往展开为外在的对峙，后者集中地反映在所谓斗筲与圣人的区分上。按照董仲舒的看法，圣人与斗筲不同于中民，他们分别代表了善与恶的两极。[125]从逻辑上说，斗筲之民作为恶的化身，已不具有任何成圣的可能，对他们只能以外在的刑威来加以强制；在圣人那里，善的潜能则已与现实合而为一：善不再仅仅是一种可能，它一开始便直接呈现为现实的人格，因而任何后天作用都成为多余。于是，内在根据与外在作用的紧张，便外化为两种人格之间的对立。它从一个侧面表明，董仲舒似乎终于未能解决个体的自我实现与社会塑造之间的关系。当然，就价值追求而言，圣人与斗筲的区分又通过善与恶的对峙和反差，以强化的形式凸显了理想之境的完美性。
[1] 两汉的儒家人物当然不仅仅是董仲舒一人，陆贾、贾谊、刘向等均可视为儒家代表，此外还有众多的经学家；儒家文本也不限于董仲舒的著作，如《礼记》中的相当部分、《白虎通义》等，都是汉代的儒学经典。不过，从理论上对儒家价值观做系统发挥和引申的，则是董仲舒；同时，也正是董仲舒，明确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从而推进了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
[2]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3] 原为“人之人本于天”，据卢文弨说校改。
[4]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5] 《春秋繁露·郊义》。
[6] 《春秋繁露·顺命》。
[7] 当F.W.莫特断言中国人否认宇宙有终极原因时，似乎忽视了董仲舒所代表的儒学路向（参见F.W.Mote，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New York，Alfred A.Knopf，1971，pp.17-18）。
[8] 《春秋繁露·天道施》。
[9] 《春秋繁露·观德》。
[10]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11] 《春秋繁露·竹林》。
[12]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13] 《论语·子罕》。
[14] 《春秋繁露·阴阳义》。
[15] 《春秋繁露·官制象天》。
[16] 《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17] 《春秋繁露·服制象》。
[18] 《春秋繁露·天地阴阳》。
[19]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20] 《春秋繁露·二端》。
[21]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
[22] 《春秋繁露·五行顺逆》。
[23]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24]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25] 《春秋繁露·基义》。
[26] 《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27] 《春秋繁露·保位权》。
[28] （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29] 《论语·为政》。
[30] 《孟子·公孙丑上》。
[31] 《孟子·告子下》。
[32] 《韩非子·奸劫弑臣》。
[33] 《韩非子·五蠹》。
[34] 《春秋繁露·爵国》。
[35] 《春秋繁露·基义》。
[36] 《春秋繁露·基义》。
[37] 《春秋繁露·离合根》。
[38] 《春秋繁露·天辨在人》。
[39] 《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40] 人道不同于仁道，前者与人文相通，后者则含义较狭。
[41] 《春秋繁露·竹林》。
[42]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43] 《春秋繁露·玉英》。
[44] 《春秋繁露·重政》。
[45] 《春秋繁露·玉英》。
[46] 《春秋繁露·玉英》。
[47] 《春秋繁露·楚庄王》。
[48] 《春秋繁露·天道无二》。
[49] 《春秋繁露·天道无二》。
[50] 《春秋繁露·王道》。
[51]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52]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53]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54] 《春秋繁露·天道无二》。
[55] 《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56] （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57] 《论语·述而》。
[58] 《论语·八佾》。
[59] 《论语·阳货》。
[60] 《论语·为政》。
[61] 《孟子·告子下》。
[62] 《荀子·解蔽》。
[63] 《荀子·性恶》。
[64] 《荀子·王制》。
[65] 《荀子·非十二子》。
[66] 《荀子·非相》。
[67] “人”本作“仁”，从凌曙说校改。
[68]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69] 《春秋繁露·楚庄王》。
[70] 《春秋繁露·王道》。
[71] 《春秋繁露·楚庄王》。
[72] （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73] （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74] 《春秋繁露·楚庄王》。
[75] 《春秋繁露·仁义法》。
[76] 《春秋繁露·盟会要》。
[77] 《春秋繁露·仁义法》。
[78] 《春秋繁露·仁义法》。
[79] 《春秋繁露·仁义法》。
[80] （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81] 《春秋繁露·仁义法》。
[82] 《春秋繁露·仁义法》。
[83] 《春秋繁露·仁义法》。
[84]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85]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86] 《春秋繁露·仁义法》。
[87] 《庄子·天下》。
[88] 《春秋繁露·顺命》。
[89] （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90] 《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
[91] 《春秋繁露·精华》。
[92] 《春秋繁露·精华》。
[93] 《春秋繁露·考功名》。
[94] 《春秋繁露·考功名》。
[95] 《春秋繁露·诸侯》。
[96]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97] 参见《墨子·天志上》。
[98] 在《春秋繁露·天容》篇中，董仲舒更明确地将“泛爱兼利”视为天之道，从中可以进一步看到墨家的影响。
[99] 《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
[100] 《春秋繁露·立元神》。
[101] 《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
[102] 《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
[103] 《春秋繁露·天道施》。
[104] 《春秋繁露·度制》。
[105] （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106] 《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
[107]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108]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109]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110]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111]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112] 《春秋繁露·精华》。
[113] 《春秋繁露·玉杯》。
[114] 《春秋繁露·随本消息》。
[115] （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116] 《春秋繁露·玉杯》。
[117]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118]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119]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120]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121]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122]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123] 《春秋繁露·实性》。
[124] 《春秋繁露·玉杯》。
[125] 参见《春秋繁露·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