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孤独感

调查中，我们考查了留守儿童的孤独感特点。图3-1显示了单亲在外打工、双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得分。方差分析表明，虽然双亲在外的留守儿童孤独感略高于非留守儿童，但是三类儿童的孤独感并无显著性差异（F＝2.20，p＞0.05）。可见，由于生活中监护人、老师和同学的存在，双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孤独感虽然比非留守儿童高，但是两者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对于单亲在外的留守儿童，由于父亲平时在家对儿童的陪伴本来就较少，因此父亲外出打工对他们的孤独感没有太大的影响。

图3-1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孤独感得分情况

以性别和年级为自变量，以留守儿童的孤独感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和年级对于孤独感均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F＝0.31，p＞0.05），并且，性别（F＝0.10，p＞0.05）和年级（F＝0.85，p＞0.05）的主效应也没有达到显著水平。不同留守时间的留守儿童，孤独感水平也无显著性差异（F＝0.38，p＞0.05）。可见，虽然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但是他们身边有监护人、老师和同学的陪伴，因此并没有体验到相应的孤独感。

（二）抑郁

第量化调查中，我们也考查了留守儿童的抑郁特点。

1.抑郁

图3-2显示了单亲在外打工、双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抑郁得分。方差分析表明，三组儿童抑郁水平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F＝3.90，p＝0.02）。多重比较发现，单亲在外的留守儿童抑郁水平显著小于双亲在外的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而后两者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双亲在外的留守儿童群体的抑郁水平略高于非留守儿童，这反映了双亲外出对留守儿童造成的一些消极影响。而单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群体有一定的特殊性。前文也提到过，父亲在农村家庭中主要从事劳动，平时与孩子接触较少。同时，我们对社会支持的考查结果也表明，为孩子提供关爱和保护等情感性支持的人主要是母亲，而父亲为留守儿童提供的社会支持较少。父亲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可能更多地是控制和教导性角色，因此，父亲的外出虽然可能会让孩子产生思念之情，对孩子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是不会影响到孩子的抑郁水平。

2.留守儿童抑郁水平在性别、就读阶段和留守时间上的差异

平均数差异检验表明，留守儿童的抑郁水平不存在性别（t＝0.04，p＝0.97）、在读阶段（t＝0.37，p＞0.05）和留守时间（F＝0.80，p＝0.45）上的差异。

图3-3显示了留守儿童的抑郁水平随着年级变化的情况。方差分析表明，留守儿童抑郁水平的年级差异显著（F＝2.662，p＜0.05）。

可见，留守儿童的抑郁水平呈现的趋势是，四年级和初二的抑郁水平较高，而处于这两个年龄段之间的留守儿童抑郁水平较低。面对留守带来的一些生活烦恼，四年级的留守儿童可能缺乏相应的应对方式，因此抑郁水平较高；而初二的留守儿童正处于青春期，生理和心理变化都较为迅速，并且伴随着情绪较为剧烈的波动；小学六年级的儿童面对着升学的压力，抑郁水平也有所上升。因此，处于这几个年级阶段的留守儿童的抑郁水平也会有相应的提高。

图3-2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抑郁得分情况

图3-3 留守儿童抑郁水平随年级变化的情况

（三）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

本研究从几方面分别考查了留守儿童的积极情绪（如愉快和轻松等）和消极情绪（如孤独、沮丧和烦躁等）。

1.留守儿童的情绪特点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都存在显著差异（积极情绪t＝－4.57，p＜0.001；消极情绪t＝2.22，p＜0.001），非留守儿童的积极情绪显著高于留守儿童，而消极情绪则显著低于留守儿童。进一步考查父母一方外出打工和双方都外出打工的儿童发现，单亲在外的留守儿童的积极情绪显著高于双亲都在外的留守儿童，但在消极情绪上二者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父母一方在外或双方都在外打工对孩子的情绪有不良影响，与父母分离的儿童比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儿童更经常地产生一些消极情绪，如孤独、烦躁和沮丧等，而他们的积极情绪体验则低于后者。父母双方都在外打工对儿童的消极影响更明显，这些儿童的积极情绪体验少于父母一方外出的儿童。

图3-4 三类儿童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得分分布图

已有的研究发现，家庭的亲密度与个体的情绪体验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家庭亲密度（family cohesion）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程度，如果家庭关系和睦，情感联结亲密，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个体就会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和更少的消极情绪（马颖，2005）。本次调查的对象是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这些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本来就有很多的情绪困扰，家庭亲密度对他们的情绪体验尤为重要。但父母的外出导致留守儿童的家庭环境发生了实质变化，家庭的完整性被破坏，使儿童与父母之间的交流很少，亲子关系生疏，儿童得不到应有的情感支持，因此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和更少的积极情绪。

很多双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属于隔代监护，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年龄相差近五十岁，他们之间的沟通比亲子沟通更加困难。当遇到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事件时，留守儿童从这些年长的监护人那里获得帮助较为困难。那些单亲在外打工的儿童，尽管他们的家庭也不完整，但毕竟还有来自父母其中一方的情感支持，所以这些孩子比双亲都在外打工的孩子能体会到更多的积极情绪。

2.情绪特征的性别差异

表3-2显示了不同性别的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积极和消极情感方面的得分。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留守男生和女生在积极情绪上没有显著差异（t＝－1.14，p＝0.25），但两者在消极情绪上的差异却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t＝－2.04，p＜0.05）；而与之相对应的非留守儿童，男生和女生在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积极情绪t＝－1.33，p＝0.18；消极情绪t＝0.866，p＝0.39）。也就是说，在消极情绪上，是否留守和性别之间存在交互作用（F＝4.04，p＜0.05），留守女生的消极情绪最高。

表3-2 不同类型儿童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得分

留守男生和非留守男生的积极情绪存在显著差异（t＝－3.23，p＜0.001），前者显著低于后者，而二者的消极情绪不存在显著差异（t=0.29，p=0.766）；留守女生和非留守女生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都存在显著差异（积极情绪t=－3.31，p＜0.001；消极情绪t=2.94，p＜0.001），留守女生的积极情绪低于非留守女生，消极情绪高于非留守女生。这说明留守使得女生的积极情绪降低而消极情绪升高，但男生的消极情绪并没有因留守而受到很大影响，他们只是积极情绪体验减少。

以上结果究其原因，可以用应对方式的性别差异来解释。一些研究发现，男生更多采用解决问题和幻想等方式应对，而女生则倾向于使用求助的方式，男生在面临困难时倾向于独立解决，而女生则易求助他人（赵夫明，2006）。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由邻居或亲戚照顾或自己独立生活，这就使得女生在遇到困难时没有父母可以作为求助对象，因而会感觉到孤独、沮丧或烦躁不安，比男生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

3.情绪特征与留守时间的关系

按照父母外出打工时间长短把留守时间分为三类（1年及以下、2～4年和5年及以上），考查留守时间长短对儿童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影响。

图3-5显示了不同留守时间下儿童的得分情况。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三类留守儿童积极情绪差异不显著（F＝2.188，p=0.113），但消极情绪差异显著（F＝4.13，p＜0.05）。平均数的多重比较表明，消极情绪只有在1年及以下和5年及以上差别显著，留守5年及以上的儿童消极情绪显著高于留守1年及以下的儿童。说明留守时间越长，儿童的消极情绪越强。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家庭的亲密度与个体的情绪体验之间存在显著相关。与父母分开时间越长，亲子关系就越疏远冷淡，儿童就会体会到更多的消极情绪。

图3-5 不同留守时间的儿童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得分分布图

4.留守儿童情绪特点的年级差异

本调查中选取了四个年级的留守儿童，即五、六年级和初一、初二年级，考查儿童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随年级的变化趋势。表3-3显示了不同年级的留守儿童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得分。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在各年级间都存在显著差异（积极情绪F＝7.24，p＜0.001；消极情绪F＝10.19，p＜0.001）。平均数的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初二年级儿童的积极情绪显著高于其他各年级。消极情绪在五、六年级间差异不显著，其他各年级间都差异显著，有随年级逐渐上升的趋势。但总的来说，在各个年级都是积极情绪高于消极情绪。

表3-3 两类儿童四个年级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得分

非留守儿童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也存在年级差异（积极情绪F＝8.39，p＜0.001；消极情绪F＝4.70，p＜0.001），平均数多重比较结果表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随年级的变化趋势相同，初中儿童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都显著高于小学儿童，但五、六年级间差异不显著。初一和初二年级间差异不显著。这是因为初中生进入青春期，随着生理的发育不可避免地带来心理上的很多困扰，因此产生比小学生更多的消极情绪体验。

如图3-6所示，在积极情绪上，是否留守和儿童所在年级存在交互作用（F＝3.85，p＜0.001），即随年级的变化，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积极情绪变化趋势之间存在差异。具体来说，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积极情绪在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两类儿童的得分在五、六年级之间都没有显著差异；但非留守儿童的积极情绪在初一年级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上升，显著高于六年级。非留守儿童的积极情绪在初一年级和初二年级间没有显著差异，但留守儿童初二年级的积极情绪则显著高于初一年级。

图3-6 留守儿童、非留守儿童积极情绪的年级变化趋势

初中生已经进入青春期，这个年龄的孩子同伴交往增多，情感体验深刻，因此比小学生能够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但对于留守儿童来说，与父母的分离使得这些孩子的积极情绪体验减少，到初二年级，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儿童逐渐能够理解父母外出打工，觉得父母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因此其积极情绪体验逐渐与非留守儿童没有显著差异。

（四）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指儿童基于自身的标准，对自己生活的总体评价情况。调查中，我们考查了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的特点。

1.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的差异

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平均分为19.28，非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的平均分为20.40。对留守和非留守儿童进行生活满意度的方差分析比较，结果显示两者有显著的差异（F＝11.94，p＜0.001）。这说明留守和非留守儿童对生活满意的程度是不一样的，留守儿童对生活的满意度更低。

同样在农村，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生活条件的差异不会很大，甚至因为父母在外打工，可以提供经济上的支持，留守儿童的家庭收入可能还更好一些。可为什么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还更低呢？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和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父母的陪伴和关怀比较少，这种缺失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不满，希望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从社会比较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些解释：留守儿童通过和父母等人的联系或假期去城市里探望父母等经历，可能对城市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再回到农村的时候，对自己生活的评价就会因比较而降低，他们开始希望有更好的条件，希望拥有城市孩子拥有的东西。

2.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的年级差异

图3-7显示了各年级留守儿童、非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的平均数。方差分析表明，不同年级的学生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差异（F＝7.77，p＜0.001）。我们继续通过多重比较来考查到底哪些年级的差异比较大。结果显示，五年级和六年级、六年级和初一年级都不存在显著差异，初一和初二年级却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五年级和初一年级、六年级和初二年级的生活满意度平均数也差异显著。这说明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在降低，在初一和初二年级期间出现了一个显著的降低，这个断层有可能是初二的学生进入了青春转型期造成的。初中阶段的学生进入了青春期，思维表现出两极性和矛盾性，个性品质表现出自我意识高涨的特征，初一经历了一年的转变，到初二时生活满意度可能会因为这种变化的积累而降低。

图3-7 留守和非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的年级差异

以上反映的是生活满意度的基本情况，并未涉及留守问题。对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作生活满意度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非留守儿童的年级差异并不显著，只有留守儿童的年级差异显著（F＝7.78，p＜0.001）。进一步作多重比较发现，留守和非留守儿童随年级增长，生活满意度降低的模式是不一样的。非留守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总趋势一样，在初一和初二年级期间出现一个断层，初一和初二的儿童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也许是由于心理发展或者学习环境的改变造成的。但是留守儿童相邻两个年级之间的差异都不显著，而相隔一个年级的年级间却存在显著差异（即五年级和初一、六年级和初二年级）。这个结果提示我们，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的降低是比较稳定的，这种降低也许是由于他们生活中的因素造成的，例如，青春期的留守儿童可能会对由父母外出打工而带来的消极生活事件的敏感性增强。

3.不同性别的儿童的生活满意度差异

表3-4显示了留守儿童、非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的平均分。对留守和非留守儿童分别作分析，发现留守儿童的性别差异不显著（F＝1.80，p＞0.05），男女生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无论男生还是女生，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F＝7.67，p＜0.001；F＝4.05，p＜0.05）。可见，留守普遍造成了儿童的生活满意度下降。

表3-4 留守儿童、非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的性别差异

4.父母打工情况和留守时间对儿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图3-8显示了单亲在外和双亲在外的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的得分情况。非留守儿童对生活的满意度要高于单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单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又高于双亲在外打工的儿童。进一步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三者的差异非常显著（F＝6.08，p＜0.001）。进一步多重比较发现，双亲在家的儿童比单亲或双亲在外打工的儿童生活满意度都显著较高，单亲打工和双亲打工儿童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的差异。也就是说，影响儿童生活满意度的主要还是父母中有没有人在外打工，一个人在外还是两个人在外并没有太大差异。父母中只要有一个人在外打工，儿童对生活的满意度就会降低。

图3-8 不同留守情况的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差异

那么，儿童生活的满意度和父母在外打工的时间会不会有关系呢？由图3-9可以知道，儿童的生活满意度随留守时间的增加而降低，留守时间越长的儿童生活满意度越低。不过，进一步作方差分析的结果却显示，这种差异其实是不显著的（F＝0.58，p＞0.05）。也就是说，对生活的满意度并没有受到父母在外时间长短的影响。

图3-9 不同留守时间的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差异

综合以上结果我们可以知道，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会受到在外打工的双亲人数、父母在外打工的时间等因素影响，家庭里在外打工的人越多、时间越长，孩子的生活满意度就越低。可见，父母外出打工造成的亲情缺失，以及由于“留守”而带来的消极生活事件，会导致儿童生活满意度的普遍降低。

（五）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主要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整体评价，因而主观幸福感是一种主观的、整体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它可以评估个体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

1.是否留守及留守类型与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图3-10显示了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得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留守儿童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t=－4.14，p＜0.001）。这说明父母一方或双方在外打工会对儿童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使其主观幸福感降低。进一步考查父母一方外出打工和双方都外出的儿童，二者的主观幸福感也存在显著差异（t=2.45，p＜0.05），后者低于前者，说明父母双方都外出打工对儿童的消极影响更强。

从前面的分析已知，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且他们都生活在农村这个相同的社会环境中，但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却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这主要是因为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使得家庭残缺不全，长时间和父母分离造成亲子关系疏离，亲子交流减少，儿童得不到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不可避免地体验到更多消极情绪和更少的积极情绪。双亲在外的留守儿童大多属于隔代监护，而监护人一般只会让这些孩子“不受冻挨饿”就行，不会给予更多情感上的关怀。有些年迈的隔代亲属尽管在感情上关怀孩子，但由于年迈而心有余力不足，个别孩子甚至吃饭都有困难。诸多问题使得留守儿童消极情绪体验增多，积极情绪体验减少，而主观幸福感包括积极情感的增加和消极情感的缺乏两方面，这也使得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低于非留守儿童。

图3-10 三类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分布情况

2.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

表3-5显示了不同性别的留守和非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得分。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那么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呢？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的男生和女生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t=0.34，p=0.732），即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性别差异。但是，不论男生还是女生，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都低于非留守儿童。可见，“留守”对不同性别儿童的影响结果是相同的，都会导致儿童主观幸福感降低。

表3-5 不同性别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3.年级、留守时间与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四个年级的儿童主观幸福感并无显著差异（F＝0.93，p=0.425）。按照父母外出打工时间长短把留守时间分为三类：1年以下、2～4年和5年及以上，考查留守时间长短对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表3-6显示了不同留守时间的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得分。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没有显著差异（F＝1.50，p=0.225），说明留守时间长短对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并没有明显影响。

表3-6 三类留守时间下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得分

4.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表3-7显示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三类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单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幸福感相关达到统计上的显著，二者正相关，但双亲都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幸福感相关不显著。说明与父母一方或双方生活在一起的孩子对幸福的感知和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是有关系的，而双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他们对幸福的感知和家庭经济条件关系不大。

表3-7 三类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

注：***表示p＜0.001。

结合本研究的分析我们发现，双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虽然是三类儿童中最高的，但其主观幸福感却是三类儿童中最低的；对于父母中只有一方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虽然他们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三类儿童中最低的，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却显著高于双亲都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同样，和父母一起生活的非留守儿童，尽管他们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也低于双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却显著高于留守儿童。这说明虽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儿童主观幸福感存在一定的正相关，但并不能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儿童就会觉得更幸福，尤其是在双亲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中，与父母分离对这些儿童的消极影响似乎远远大于父母外出打工带来的经济上的改善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本研究的对象是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对幸福的感知更多的来自和谐的家庭氛围和同伴交往，如果家里不是特别困难，他们还不会太关注家庭经济条件。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造成家庭残缺不全，这些孩子在生活中会遇到很多非留守儿童所没有的困难，所以，尽管双亲都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于非留守儿童，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却没有因为物质生活的改善而相应提高。

（六）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1.生活事件对留守儿童抑郁水平的影响

以量化调查的数据为基础，考查留守烦恼对留守儿童抑郁水平的影响。以留守儿童的抑郁水平为因变量，以农村儿童普遍存在的日常烦恼、积极事件，以及留守日常烦恼的得分为预测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同时，对非留守儿童，以农村儿童普遍存在的日常烦恼、积极事件为预测变量进行了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8所示。

生活压力事件能够导致个体产生抑郁的情绪，而积极事件能够缓冲这种抑郁情绪。由结果可知，回归方程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支持上述观点。同时对于非留守儿童，影响他们抑郁水平的主要是日常烦恼和积极事件；而对于留守儿童，能够提高他们抑郁水平的还有留守带来的特定烦恼。并且，一般日常烦恼对留守儿童抑郁的预测作用小于非留守儿童。可能的原因是，留守儿童面临着日常烦恼与留守烦恼带来的双重压力，相比之下，留守烦恼带来的压力可能会更大，他们受到的影响也会更加深刻。也就是说，对于留守儿童，留守带来的压力事件似乎“冲淡”了日常烦恼带来的影响。

表3-8 日常生活事件对留守儿童、非留守儿童抑郁水平的预测作用

注：*表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