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是最早关注科学方法的近代思想家之一。按严复之见，西方科学的昌明，主要根源于其实测内籀之学。所谓实测内籀，也就是在即物实测（观察与实验）的基础上，通过归纳（内籀）概括出一般的公例（科学定律及一般原理），最后又将公例放到实验过程中加以验证，使之成为定理。

严复特别强调归纳的作用，并将其与分析结合起来：“盖知之晰者，始于能析，能析则知其分，知其分则全无所类者，曲有所类，……而后有以行其会通，或取大同而遗其小异，常寓之德既判，而公例立矣。”[2]与外在的同异比较不同，分析的特点在于深入对象的内部，把握其稳定的特性（常寓之德）。严复对西方实测内籀之学的如上阐发，基本上导源于穆勒，而其内容则涉及了近代实验科学方法的各个环节。在爬梳于故纸，求大义于微言的经学之风尚未根除的当时，面向自然、即物实测的主张无疑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其严于实证的要求，对不敢越圣训之雷池的经学独断论更是有力的冲击，它在中国近代思想界所引起的振**，已远远超出了实证科学的范围。从方法论本身看，严复以分析为行其会通的前提，则可以看作是为科学方法合理性提供一种理论的担保。

不过，严复对科学方法的考察乃是以实证主义为其媒介，后者在其方法论思想中亦留下了某种印记。早期实证哲学在方法论上具有二重特点。首先是对近代实证科学方法的诠释和引申。孔德将培根以来注重事实的精神视为实证哲学的基本要求，并把观察、实验、比较及历史等方法列为自然科学与社会学的主要方法。[3]穆勒进一步将实证科学方法加以系统化与具体化，创立了完整的科学归纳法。斯宾塞则把科学方法分为三类，即抽象科学的方法（逻辑与数学方法）、抽象—具体科学的方法（物理学与化学等方法），以及具体科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等）的方法，并主张将这些方法同时引入社会学研究。[4]尽管实证主义者对科学方法的规定存在种种缺陷，如孔德将逻辑学排斥在实证科学之外，穆勒则表现出归纳万能的偏向，等等，但是注重实证科学方法，并将其纳入实证哲学之中，确实构成了实证主义的显著特征。

实证哲学的另一重要方面，即其现象主义的原则，它首先表现为对实证科学方法适用范围的划界。在实证论看来，科学方法固然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手段，但它只适用于现象界；现象之后的本质或本体超越了人的认识能力，科学方法在那里并无用武之地。孔德对此作了如下概述：“作为我们智慧成熟标志的根本革命，主要是在于处处以单纯的规律探求、即研究被观察现象之间存在的恒定关系，来代替无法认识的本义的起因。不管是微末的或重大的效应，不管是撞击或是重力，也无论是思想或道德，我们实际上只能了解它们形成的各种相互关系，而永远不会了解它们产生的奥秘。”[5]依此，则科学方法之功能，即仅仅限于描述现象及现象之间的联系。穆勒进而将这种现象主义原则与联想主义心理学结合起来，以为现象之间的恒常联系最终基于意念的前后相继，从而把现象之间的联系还原为感觉的组合。

实证哲学与近代实验科学的历史联系与理论联系，使其现象主义的原则也带上了一层“科学”的光环，从而对推崇科学的严复具有了一种同样的吸引力。这样，从西学格致到现象主义原则的过渡，便成为逻辑的必然。后者突出地表现在严复对实测内籀之学的进一步解释之上。在严复看来，科学的公例来自归纳（内籀），而归纳的范围总是不超出“对待之域”。所谓对待之域，也就是现象界；即物实测，主要限于现象界；而公例则无非是现象之间恒常联系（“常寓之德”）的概括。经验论的进一步推论，往往是现象与感觉的重合：现象总是通过感觉而为主体所感知，离开了感觉，现象对主体来说便是没有意义的，从而，现象也就可以还原为感觉。英国的实证主义者赫胥黎曾作过如上推论，严复则重复了这一结论：“心物之接，由官觉相，而所觉相，是‘意’非物。”[6]就此而言，认识不越对待之域，也就意味着认识不越感觉，用严复的话来表述，也即“可知者止于感觉”。[7]

不难看出，严复的实测内籀之学这一范畴中，既包容了近代实证科学的方法，又融入了现象主义的原则。二者的纠缠，构成了严复引入西学格致的显著特点，而这一特点又根源于实证主义本身的二重性：从斯宾塞的实证哲学中，严复既吸取了科学方法具有普遍性的观点，也接受了其认识不能超出表象的结论；从穆勒那里，严夏既比较系统地了解了科学的归纳法，也输入了认识不越感觉的看法。当然，尽管孔德、穆勒、斯宾塞的实证哲学亦包含了近代科学方法的某些内容，但其注重之点，主要在于为近代科学方法规定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基础。相形之下，严夏则更多地注目于科学方法本身。对他来说，重要的首先是西学格致（科学）；实证论的现象主义原则之所以为他所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具有某种科学的外观。同时，严复对西方实测内籀之学的介绍阐发，乃是以近代中西哲学的会通交融为总的历史背景，西学的引入与传统的楔入，往往彼此交错，这一背景决定了严复在走向实证主义的同时，又常常逸出了实证论。

如前所述，严复认为，认识只能限于对待之域。不过，在他看来，这并不意味着不能探索现象的原因，相反，如果不求其故，则知识往往具有模糊混沌的缺陷。以因果关系为科学研究的任务，当然并非创见，英国实证论者穆勒即已把揭示因果关系列为实证科学的目标，并规定了探求因果关系的基本方法。但是，因果关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这一问题上，严复与西方的实证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分歧。按穆勒的看法，自然现象中存在着齐一性，而在所有的齐一性中，前后相继的齐一性最为重要；所谓因果律，无非是现象前后相继的齐一性，而因果观念则建立在关于现象前后相继关系的联想之中。这种观点实质上对因果关系作了现象主义—心理联想主义的解释。与之相异，依严复之见，知其所以然（求故）同时也就是一个由显而入隐的过程：

第不知即物穷理，则由之而不知其道；不求至乎其极，则知矣而不得其通……今夫学之为言，探赜索隐，合异离同，道通为一之事也。[8]

探赜索隐具体表现为“由粗以入精，由显以至奥。”[9]亦即由外在的现象（显）深入到内在的规定（奥）。也正是在同一意义上，严复认为在社会政治的研究中不能停留于“形表”：“夫考政治而欲得其真，则勿荧于形表。”[10]总起来，从“由之而不知其道”到知其所以然之故的进展，便表现为一个从形表（外部现象）到内在之理的过程。严复的如上看法，明显地渗入了注重考察必然之理、普遍之道的传统哲学，在“即物穷理”“道通为一”等命题中，我们便可看到这一点。不妨说，正是传统哲学的内在制约，使严复在接受实证主义原则的同时，又偏离了实证论之辙。

这种偏离，当然并非仅仅展示了哲学立场上的差异，它同时也表现了对科学方法的不同看法。在严复看来，科学方法不仅仅适用于对外在现象的考察，而且也是把握普遍之道、必然之理的手段：通过实测及归纳、分析等理性的操作程序，人们便可以由外在的现象深入到普遍之道。在这里，科学方法的合理性，似乎为达到普遍必然的知识提供了担保。如果说，西方的实证论倾向于为科学方法的作用规定一个界限，那么，严复则更多地强调了科学方法的普遍有效性；后者与技进于道的科学观念演化过程相一致，并从方法论的层面对科学的泛化提供了支持。

对科学方法作用范围的不同规定，也体现在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之上。实证主义将科学法则规定为现象及现象间联系的描述，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强调知识的相对性、不确定性，因为现象间的联系不管如何恒常，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对的、不稳定的一面，而对它的描述，则往往受到主体的主观条件的制约。正是基于这一前提，实证主义强调必须把知识视为依赖于主体的“相对的东西”。在这一问题上，严复所持的是另一种看法。对严复来说，科学知识是总有其绝对性的一面，而这种绝对性又来自格致程序的普遍有效性：“格致之事，一公例既立，必无往而不融涣消释。”[11]此所谓公例，既是指普遍的科学定律或定理，又涉及科学研究的一般程序，二者皆关联着科学方法：将公例引用于具体对象，并使之得到解释，这本身也是一个运用科学方法的过程。严复强调以一般公例去解释具体对象“必无往而不融涣消释”，实际上从解释的过程，肯定了科学方法的可靠性。

科学方法也就是所谓“术”，一旦由术而得道，则可行彻五洲、学穷千古：“夫道无不在，苟得其术，虽近取诸身，岂有穷哉？而行彻五洲，学穷千古，亦将但见其会通而统于一而已矣。”[12]彻五洲隐喻了空间的无限性，穷千古则表征了时间上的绵延恒久；在此，从横向的空间到纵向的时间，科学方法指向无限时空中的一切对象，并构成了知识统一所以可能的前提。对科学方法普遍有效的这种确信，与实证主义的划界论（将科学认识限定于现象界）显然有所不同。在严复与实证主义的如上分歧背后，我们既可以看到传统哲学的投影：公例无往而不适，在逻辑上即以道的普遍涵盖性为依据，而后者正是传统哲学根深蒂固的观念；又可以看到历史的内在制约：在严复那里，西学格致乃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必由之路，这种历史意识使严复对科学方法及科学知识充满了近乎天真的信赖，并相应地疏离了实证论对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的相对主义看法。

严复由分析实测内籀的内在环节，到强调科学方法的普遍有效性，表现了对科学方法的推崇。科学方法内在环节的规定和分疏，着重从研究程序等方面突出了科学方法的合理性；科学方法普遍有效性的肯定，则已蕴含了科学方法万能的观念。对科学合理性的注重和科学方法作用的确信，与科学进化论到天演哲学的提升相辅相成，似乎从思维方式等方面预示了20世纪科学主义的某种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