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生、科学与史学、科学与哲学等关系的规定和辨析，主要从生活世界及文化价值领域等方面展示了科学的普遍涵盖性和科学的无上尊严。就科学本身而言，方法往往又被赋予某种优先的地位；所谓科学的万能，首先常常被理解为科学方法的万能。胡适便表明了这一点：“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1]这种看法在当时颇具代表性。对科学方法的推崇和考察，具体展开为关于科学研究程序、规范等的理性化界定，这种理性的运作规则和方式，同时被视为合理的知识所以可能的条件；它从一个更为内在的方面表现了对科学普遍有效性的信念及科学合理性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