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科学化走向在另一些哲学家中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了折射，其中，叶青的看法尤为值得注意。从哲学立场看，叶青与胡适、王星拱等分属不同的流派：王星拱等认同的是广义的实证主义，叶青则倾向于所谓辩证法的物质论；然而，在肯定科学的普遍涵盖并强调科学的至上性等方面，二者又颇多相近之处。当然，在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上，叶青的科学主义趋向似乎表现得更为极端：王星拱在科学的旗帜下将哲学引向科学的科学，叶青则在科学的旗帜下进一步以科学消解哲学。[22]

科学与哲学的区分，构成了叶青讨论哲学与科学关系的逻辑前提。他曾对科学与哲学作了不同的界说：“哲学与科学底各自的定义和互相的分别便是这样的了：哲学是在科学外用思辨得出之意识底浮词空谈；科学是在哲学外用实证的方法阐明实际之现实的知识。”[23]简言之，哲学是思辨的玄学，科学则是实证的知识。对科学与哲学的这种理解，与科学和玄学论战中科学主义的观点无疑有相通之处。叶青还从方法论上对哲学与科学的各自特点作了分析：“科学的方法偏于观察、感觉、经验的证明，哲学底方法偏于冥索、玄想、抽象的论理。”[24]抽象的玄想导向思辨的哲学，经验的实证则产生科学的知识。

在叶青看来，哲学与科学属于不同的知识形态，二者在形成方式与内涵上的以上差异，决定了二者的不同存在价值：“哲学含混模糊、不明不确；科学则实证、精确。凡稍懂科学的人都知道，科学底知识非常具体，不独有事实作证据，而且可用数字表现出来，十分精细确实。把它与哲学比较起来，那哲学便因其为最一般的原理之故，而表现出广漠空洞的样子。”根据这种理解，科学无疑具有正面的价值，哲学则似乎只呈现负面的价值。对科学与哲学的不同价值定位，构成了以科学消解哲学的理论出发点。

哲学与科学在方法与内涵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知识结构及内在价值等方面的逻辑分析，与之相联系的是历史的考察。在历史的层面上，科学又被理解为人类认识的终极阶段：“世界底认识则是由宗教而哲学而科学。……就发展说，宗教早消灭了，哲学在消灭中，现在是科学独霸知识界的时代。”[25]科学时代的特点，即在于一切过程，包括社会与精神领域的活动过程，都构成了科学的对象。在叶青主持的《二十世纪》创刊号中便可以看到如下断论：“一切社会活动，一切精神作用，无不成为科学底对象，科学底疆土。”[26]简言之，随着人类认识进入科学的时代，所有知识领域都成了科学的王国。

与科学独霸知识界相应，是否科学化，既是评判知识价值的主要依据，也是知识能否立足的决定性因素，宗教、道德等，都概莫能外：“一切知识，不带科学气味，就不能在智识世界中立足。于是宗教、道德、教育等社会现象，也被研究、被组织，成为科学去了。”[27]在此，科学化成为所有知识形态的唯一归宿。这种看法，折射了后经学时代重建知识统一的历史趋向，而以科学化为重建这种统一的基础，亦与20世纪初以来的科学主义走向前后一致。

知识的科学化在更内在的层面上总是指向思维的科学化。由追求知识的科学化。叶青进而从思维方法的角度提出了科学化的要求：“科学底正确性在今日，要求我们把思想科学化。”[28]所谓思想的科学化，也就是科学地思想，在同一篇文章中，叶青对此作了具体解释：

科学底普及于社会界和意识界，把全部活动领域和思维领域都作因果法则的研究，而使一切智识科学化，使人无不科学底思想。[29]

从宽泛的意义上看，科学地思想可以理解为在思维过程中严格遵循逻辑规则等，然而在叶青那里，科学地思想主要并不是指思维合乎逻辑等，而是与运用科学的法则、以科学的原理研究对象相联系，所谓“作因果法则的研究”云云便暗示了这一点。正是在依照因果等科学的法则上，知识的科学化与思维的科学化达到了内在的一致，而探求因果关系的实证科学方法，则被提升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方法。

以依照因果法则等为思维科学化的内容，也决定了这种科学化的过程更多地表现为自然科学模式的泛化。在谈到科学的评判和思维以什么为准则时，叶青所主持的《二十世纪》指出：“我们底批判，以什么为标准呢？一般地说是科学，特殊地说是科学中底物理学，尤其是物理学中底新物理学，物理学底新理论、新原则、新精神。”[30]这样，知识与思维的科学化，也就意味着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研究模式的普遍化。这里既表现为实证科学的形而上化（具体领域的自然科学成为一般的思维准则），又使科学的追求被等同于向实证科学的还原。

实证科学范式的普遍化过程，在叶青那里往往被理解为一个从自然到社会的进展：“科学底研究日益进步，因而它底威力愈加扩张；它底领域也就推广起来。于是它遂由自然界走到了社会界。”[31]实证科学的泛化与自然领域的科学向社会领域的科学之渗入，表现为一个连续的过程。在科学的旗帜下，研究自然的模式与研究社会的模式似乎达到了某种统一。

从思想来源看，叶青等以科学君临天下，显然受到了孔德等实证主义的影响。事实上，与叶青观点相近的如松，便对孔德的有关论点甚为推崇，他曾批评有些人“不肯承认孔德底神学、玄学、科学三阶段底分法为历史哲学和人类思想底进化法则，只作一种简单的分类看待”，明确表示：“我却是要毫不迟疑地肯定它。我觉得它是人类智慧之全部发展之一大法则”。[32]叶青本人也完全接受了孔德的这种认识演化论，当他强调“世界的认识是由宗教而哲学而科学”时，其看法便明显地打上了孔德实证论的印记。如前所述，以科学为人类认识的终极阶段，意味着赋予科学以至上的性质，它在哲学上构成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前提，在价值观上则隐含着科学独断论的趋向。在前文的引述中，我们已不难看到这一点。

除了实证论的影响之外，叶青对科学的看法还受到当时苏联哲学界的某些影响，其中，德波林的观点更值得注意。德波林是苏联哲学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产生广泛的影响。尽管他的思想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便受到了苏联哲学界的批判，但在中国却依然为叶青等人所注重。德波林的著名著作之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入门》（中译本名为《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其中强调：“只有实证的科学能为我们的生活及文化创造精神的基础。”这种看法多少对辩证唯物论作了实证主义的理解，而叶青等对此却极为推崇。在《科学与思想》一文中，叶青便特别引证了德波林的上述论点。从其知识科学化与思维科学化的要求中，确实也可以看到某种沟通“辩证法的物质论”与实证主义的趋向。

以科学为人类思想的终极形态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科学化追求，构成了理解科学与哲学关系的前提。在宗教—哲学—科学的思想演化模式中，哲学与科学似乎呈现为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在谈到当今思想界的特点时，叶青便明确肯定了这一点：“科学长了，哲学消了。这是今日铁一般的事实。”从近代以来的历史看，科学与哲学之间的这种消长关系，具体表现为哲学逐渐从自然、社会中退出的过程：“在康德以后，哲学家以认识论为哲学底主要内容。这显然是科学走进自然、哲学就退出自然，科学走进社会、哲学就退出社会。”[33]质言之，随着科学的扩展，哲学的领域开始不断萎缩并趋于消失。

哲学何以在科学的凯歌行进中步步后退？叶青首先从宇宙人生问题解决方式的变化这一角度作了解释：

凡以前所谓宇宙观、人生观之成为哲学问题、哲学任务的，都一一成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底问题和任务去了。自然哲学、人生哲学便均归消灭。[34]

宇宙观、人生观的问题，本来主要由哲学来讨论和解决，然而，在叶青看来，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一类的问题已被纳入科学的领域。换言之，哲学的使命和任务已逐渐为科学所取代。值得注意的是，叶青在此将科学领域向哲学的扩展，同时理解为哲学的消灭。较之王星拱以科学的科学定位哲学，叶青的哲学消灭论更趋向于以科学消解哲学。

哲学之所以归于消灭，除了其以上任务逐渐为科学所取代外，还在于它的其他功能的失落。从较普遍的意义上，这里涉及的便是哲学的综合功能。哲学总是不断地对世界作终极的追问，这种追问的结果往往表现为对世界的综合的说明或总体上的解释。然而，在叶青看来，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开始具备综合解释的能力，而且科学的综合不同于玄学的思辨，从而，以综合为传统功能的哲学便失去了自身的存在价值：“科学以实证的精确研究来做综合的认识，还用哲学做甚么？所以哲学消灭底理由是科学吸收了哲学。科学底总论就是世界之综合的说明。”[35]在这里，科学已取代哲学而为世界提供了总的解说。叶青的如上看法将科学的综合（具体经验领域的综合）与哲学的综合（对世界统一性原理的把握）混而为一，在逻辑上显然颇有问题，然而，这种逻辑的混淆，在他那里却成为哲学消灭的又一根据。

批判是哲学的另一功能，科学在理论及方法等方面的反省批判，曾由哲学来承担。但在叶青看来，哲学与科学的这一关系随着科学的发展也已不复存在：“批判科学的任务亦不必要哲学来担任，科学可以自己担任。从事实方面说，科学是实证的研究，凡没有证据或证据不充分的它都不承认，因此，在科学史中有很多假设、理论、法则被后来的研究推翻了。所以科学由于实证的态度和实证的方法能够自己批判。并且永远自己批判。这是用不着哲学的；同时哲学在这里亦无能为力。”[36]从理论上看，所谓科学的批判，可以是以思辨的方式，对某种科学理论作宇宙论、自然哲学等解释，也可以是对科学研究方式的合理性、理论解释的有效性和限度等方面的反思和总结，这种批判已超出了科学本身的范围；前一方面的“批判”固然已渐渐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后一方面的批判却很难说已经过时，事实上，现代的科学哲学所从事工作，在相当的意义上即与之相关。叶青笼而统之地以科学批判取消哲学批判，旨在进一步以科学的普遍涵盖性否定哲学存在的必要性。

以科学消解哲学，在叶青那里往往又取得了科学与哲学统一的形式。在谈到科学与哲学的统一时，叶青作了如下解释：

哲学与科学底统一，是哲学消解于科学之中。换一句话，是科学吸收哲学，使哲学消灭。[37]

从相互统一的角度来规定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本来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见解。然而，对这种统一，却可以作不同的理解。历史上，科学曾为哲学的发展提供土壤，哲学也不断地从方法论等方面为科学提供范导，这里所呈现的，是一种在历史过程中展开的动态统一。与之相对，在叶青那里，科学与哲学的互动关系却被简约为抽象的合一：二者统一的具体内涵被归结为科学吞并哲学而使之消亡。这样，叶青之肯定科学与哲学的统一，其意义似乎主要是为哲学消灭论提供一种合理的外观。

如前所述，叶青以辩证法的物质论为其哲学立场，通过科学与哲学的统一以消解哲学，同样也涉及辩证法的物质论。辩证法的物质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另一种提法，然而在叶青那里，辩证唯物主义同时又经过了实证论和科学主义的洗礼。他常常强调辩证法的物质论之科学性，而这种判定又以孔德所谓宗教、哲学、科学的认识演化模式为背景，从而，对科学性的理解并没有超出实证论之域。从实证论的科学统一论出发，叶青将辩证法的物质论纳入了科学范围：“所谓辩证法或物质论的辩证法，所谓辩证法的物质论，都是哲学其名，科学其实。”“因为辩证法的物质论是科学底结论，所以形态变了。那末哲学消灭底理由是辩证法的物质论底发生。它与科学统一，结束了哲学。”[38]这里所说的科学与继宗教、哲学而起的认识阶段相一致，属孔德所理解的实证科学。在此，辩证法的物质论和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实证科学似乎处于同一序列：作为哲学的辩证唯物论，被赋予了实证主义的内涵，它与德波林的某些看法无疑有相通之处。正是以辩证物质论的科学化与实证主义化为前提，叶青强调：“哲学全部都消解于实证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中了。消解就是消灭。”[39]

恩格斯曾指出：“这种历史观（指马克思的历史观——引者）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40]叶青常常引用恩格斯的这一论述，作为其哲学消灭论的根据。事实上，恩格斯的论旨很明白，其主要意思是：随着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等的发展，思辨意义上的历史哲学、自然哲学便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换言之，他所强调的是思辨哲学的消亡，而不是哲学本身的消亡。叶青将传统的思辨哲学与哲学本身混为一谈，显然是一种理论上的误读。

通过辩证法物质论的科学化与实证化而使之消亡，可以看作是以科学消解哲学之说的进一步展开。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长、哲学消，到以科学消解辩证法唯物论，科学似乎成为观念世界的唯一主宰。这一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以科学代哲学。与之相联系的，是科学本身的形而上化。随着哲学消解于科学，科学开始获得了新的意义：“它完全是一种新的认识论、新的方法论”，“它提供了一种最后的万有”，“它提供了一种综合的宇宙见解”，“它提供了一种综合的人生观念”。[41]作为以终极存在（最后的万有）为对象的宇宙论以及提供综合人生观念的人生论，科学已经成为一种新形而上学。这样，哲学的科学化与科学的哲学化相反而相成，科学的领地从史学等具体的知识领域延伸到形而上的观念世界，科学主义再次展示了其深层的理论影响。

[1] 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二》，见《王国维遗书》第5册，21页，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2] 胡适：《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1集卷2，444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

[3] 王星拱：《科学概论》，21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4] 王星拱：《科学概论》，23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5] 王星拱：《科学概论》，230—231页。

[6] 杨伯恺：《哲学与科学》，见《研究与批判》，第2卷，第4期，1936。

[7] 王星拱：《科学概论》，23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8] 王星拱：《科学概论》，231—232页。

[9] Richard von Mises，Positivism：A Study in Human Understanding，Cambridge，MA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

[10] 王星拱：《科学概论》，23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11] 参见[德]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见《胡塞尔选集》，89—92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12] 参见[德]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见《胡塞尔选集》，143页。

[13] 王星拱：《科学概论》，24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14] 王星拱：《科学概论》，24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15] 王星拱：《科学概论》，251页。

[16] 王星拱：《科学概论》，253—255页。

[17] 王星拱：《科学概论》，26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18] 王星拱：《科学概论》，290页。

[19] 王星拱：《科学概论》，278页。

[20] 王星拱：《科学概论》，28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21] 王星拱：《科学概论》，290页。

[22] 在叶青以前，邓中夏已表现出类似倾向，在他看来，“自从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达之后，哲学的地位，已经被这些科学取而代之了。哲学的所谓本体论部分——形而上学，玄学鬼群众藏身之所——已被科学直接或间接的打得烟消灰灭了。现今所残留而颇能立足的方法论部分，都是披上了科学的花衣，或是受过了科学的洗礼。”不过，邓中夏更多的是从反旧玄学的角度强调这一点：“所以我的意思，哲学已是‘寿终正寝’，索性把哲学这一个名辞根本废除，免得玄学鬼象社鼠城狐一样，有所凭借，有所依据。”参见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载《中国青年》，第15期，1924。

[23] 叶青：《关于哲学消灭论》，载《研究与批判》，第2卷，第7期，1937。

[24] 叶青：《哲学到何处去》，39页，上海，辛垦书店，1934。

[25] 叶青：《哲学到何处去》，4页，上海，辛垦书店，1934。

[26] 叶青：《在创刊号底卷头》，载《二十世纪》，第1卷，第1期，1931。

[27] 叶青：《科学与思想》，载《二十世纪》，第1卷，第2期，第1931。

[28] 叶青：《科学与思想》，载《二十世纪》，第1卷，第2期，第1931。

[29] 叶青：《科学与思想》，载《二十世纪》，第1卷，第2期，1931。

[30] 叶青：《在创刊号底卷头》，载《二十世纪》，第1卷，第1期，1931。

[31] 叶青：《科学与思想》，载《二十世纪》，第1卷，第2期，1931。

[32] 如松：《科学与玄学》，载《二十世纪》，第1卷，第3期，1931。

[33] 叶青：《〈费尔巴哈论纲〉研究》第8章，238页，上海，辛垦书店，1936。

[34] 叶青：《科学与思想》，载《二十世纪》，第1卷，第2期，1931。

[35] 叶青：《〈费尔巴哈论纲〉研究》第8章，249—250，上海，辛垦书店，1936。

[36] 叶青：《〈费尔巴哈论纲〉研究》第8章，250—251页，上海，辛垦书店，1936。

[37] 叶青：《关于哲学消灭论》，载《研究与批判》，第2卷，第7期，1937。

[38] 叶青：《〈费尔巴哈论纲〉研究》第8章，240页，上海，辛垦书店，1936。

[39] 叶青：《〈费尔巴哈论纲〉研究》第8章，240页，上海，辛垦书店，1936。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1] 如松：《科学与玄学》，载《二十世纪》，第1卷，第3期，1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