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

社会上尽量不让女性劳动的意图，直到现在仍存在。究其动机，不用说是出于爱护之情，有很多法令会将妇人和小儿放在一起进行保护，因为不忍看到她们为男性很容易即可做到的工作辛苦不已。实际上，直到最近体育运动流行起来，坊间所喜爱的都还是柔弱惹人怜惜的女性。kawaii一语只要稍作变化，就可以作为怜悯之意使用，也可以用作“小”之意。地方方言的megui和menkoi、mugoi，以及muzoi和mujokenai、muzoya，都是从这一个词分化而来，包括了爱恋和哀怜两方面。现在的精力旺盛的年轻女性当然会反抗这样的态度，而上溯不过百年，地方的女性，尤其是主妇们，也绝不会期待这样的关照。在一些地方，即使今天也依然不认为女性比男性弱。听闻在土佐等地的农户，直到最近在结婚时，与容貌相比，更欢迎体格健朗的女性。这样的例子在其他乡间还有很多，只是承认对女性而言既有适合的工作也有不适合的工作，在这一点上男性亦是如此，并不会被认为是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新的劳动大抵是适合男性的，如果女性去做的话就会很显眼，即使如此仍然不时会有女性参与其中。例如，东京直到二十年前，在目黑、涩谷仍然会有女孩子穿着劳动用的衣服，理所当然地推着肥料车进市里来。但是，今天女性在田间工作的越来越少，各位偶然到郊外去散步时，也会看到女性在田间劳动的样子，但这些都不过是遗存而已。虽然原本是比现在远为常见的状态，但是近世的倾向是，每当有什么新的生产方式出现，便必定会从女性手上将其拿走，转交到男性手上。我想这一点应该是各位在历史研究的初起步时可以试试去注意的练习课题。

山上和海上的作业，自古以来就是以男性为主，但是其中也有女性的分工。例如，采蘑菇、摘野菜等就是这种工作，但自从不再摘野菜，蘑菇也转为栽培以后，所谓的nabashi都是男性。在《万叶集》中也有“采海藻的海边少女们”的歌句，将海藻采来，使其干燥之后用作水田和旱地的肥料。但是，一旦用上非常简单的装置——不过是在小船上用一根开杈的小棍子——马上就都交给男性，女性就不再沾手这项工作了。挑起生活重担的海女虽然是由来已久的工作，但是男性潜水员也越来越多。农业方面，在马耕、牛耕开始之前，翻田时开始用大的马锹以后，使用这种工具的都是男性。过去，也曾经有过被称为“贩女”的到市场上做生意的女性，但是由于女性必须当日回到家中睡觉，一旦行商要到一天日程以上的区域去，用牛马作畜力的商队就都是男性。要到更加远的地方去做买卖的话，也曾经有过被称为“高野圣”的游方僧人参与。高野圣也曾经被称作“吴服圣”，在《庆长见闻录》[5]一书中曾经写道，江户的吴服町就是吴服圣开拓的。无论如何，市镇是由男性打理的，女性就算走到前面也已经没有用武之地，若非很不幸的女性是不会做兼职的。

一三

不仅是需要与外部交涉的生产事业，在供家中直接消费的生产方面，女性的分工也是逐渐减少的。例如，舂女曾经参与将谷子精制成米的作业。三人各持一根手杵，唱着统一节奏的歌谣，精制仪式之日所用的米，将这些米细细地捣成粉末也是女性的工作。谷物在后来用石磨去磨以后，也仍然是女性的劳动，但是一旦捣米用的杵变成装横柄的大杵以后，在使用水车之前，这就已经是完全由男子完成的工作了。因为捣米的歌词和“捣”这个动作有关联，后来变成了小姑娘拍球玩的歌而被保留了下来。在家里做的食物，除了米饭还有数不完的种类，这才是主妇的秘诀和手段散发光芒之所在。正如哥尔德史密斯所作《荒村》[6]的诗中所见的那样，世家有独特的美味渍菜，因大受好评而流传下来。将这些变成无比平凡的食品店的商品的，是近代的文化。比食物有更为显著变化的是服装，手工织机和纺车现在都已经成了到博物馆里才能见到的东西。欧洲的情形也与此相同，女性参观者面对这些东西时，有拍照片的，有通过绘画观赏的，议论纷纷。但是，这并不全是最近的产业革命的结果，日本在棉花被引进之际，服装就已经有过一次激烈的变化。棉花在我国只能在温暖的地方栽种，关东地区可能就是其最北限。也就是说，只有东北一隅的三分之一是购买棉花或者旧棉布衣服的。在中央部栽种棉花的地方，从摘棉桃开始就是女性的工作，而且家中都持有小型轧花机，但是打棉花的工作却只能交给男性的职业工匠。他们带着打棉花用的大弓，在村落和村落之间游走。这些专家们打好的去籽棉花，由家中勤劳的女性卷在被称为筿卷的筒子上制成被称作yoriko的松纱。这种yoriko也有的地方称之为棉花糖，在关西也被称作jinki。在无法栽培棉花的地方，人们购入这种yoriko，各自纺成纱线。纺纱完成后，由于蓝染无法由自己手工完成，则又交给当时零星出现的职业蓝染作坊染色，到上机纺织时才终于成为女性的手工作业。在东北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交换棉布”的风习，将织好的布拿到商店，换来线或者是yoriko，女性在当时已经为了这点极少的差额，开始为他人代工。总之，从这个时候开始，棉制衣服就已经不能再说是全部都在女性的管辖之下了。

与此相反，麻质衣物是完全的手工制品。其家庭作业从收割的那天开始，到若干的对外销售商品，全部都是由女性一手生产的。从“穿上麻布衣便想起，令人怀恋的纪伊国妹山上播撒麻种的，我的爱人”这样的古歌的存在可见，从烧山开垦播种麻种那天开始，女性就一直参与其中。苎麻丝的纺制和将棉花卷在筿筒上制作jinki比起来，是远为琐碎枯燥的作业。因为，必须将制成一件衣服的所有线的总长，全部用手指尖捻出来。这固然丝毫不是令人羡慕的工作，但是女性生涯的一半以上，无论晚上还是雨天，始终做着这种纺线的工作，被称为oboke、ogoke的用来放苎麻丝的桶，无论早晚都不离她们身侧，因而成了意指女性私有财产的名词之一。所谓“三根麻”的习俗，现在在日本东北，年长的女性仍然记得。在一般的劳动之外，另外再每天用心地多纺三根白麻线积攒起来，用以制作年老的父母往生他界时穿的衣物。有时候，父母对此并不会感到很高兴，似乎觉得当刚好织出一身衣服的布时，自己可能自然就会很快死去。历史上，女性为自己的孩子或丈夫倾心尽力，想着这是他要穿的衣服，用心纺线的情形，并不难想象。若非如此，便无法理解在遥远的过去侍奉神明的纯洁女性，在泉边建起忌机殿，在里面闭关两三个月，织造神穿的衣服的传说。与此相同的想法，现在还隐约留存在乡间。出嫁的新娘为丈夫织好衣服带着去的风习，现在仍然见于南方的岛屿。虽然说是织的，但因为是相当于结绳一样的东西，所以无论带到哪里都可以不停地织。我也曾经在二十多年前，在日向的山村旅行时见到过这样的情景。恰好在盆的休息期间，女孩子们聚集在三五户人家所在之处，人人手上都拿着什么白色的东西。走近一看，她们正在织宽不到三寸的棉带子。据为我做向导的老村长说，她们正在织将来送给丈夫的腰带，并说，要是能得到这个我们也会很高兴。这位村长如今已经七十余岁，身体健康。他这样说，应该是因为这不仅仅是在织一根衣带，而是将中世京都的贵妇淑女们曾经用三十一字短歌表现过的热情和感觉，都织进其中的缘故吧。

一四

过去大多日子都在劳动的女性，即使体面衣服用素净的深蓝色或者靛蓝色，工作时穿的衣服也很早就喜欢用鲜艳的颜色。五月插秧的日子里的打扮之类，近世时是白色草帽配上挽起袖子用的鲜红的襷，头上罩着粉蓝紫色的手巾，身上穿着深蓝色织花的单衣，但在更早之前似乎是在布上绣上白线的。这是一种和舞台上看到的被称作“肩裾”的，腰部留白的熨斗目衣服之类相反的做法，特地缝上白线让肩部和下摆更加结实。这种风习现在在乡间还保留着，秋田地区称之为tijimisashi，津轻通常称之为kogin。kogin就是小衣，也就是劳动时穿的比较短的衣服，在有些地方也被称为kogino或者koino，中央部固然是如此，直到九州地区这都是共通的方言。但是，其中津轻的kogino，甚至被认为是古锦的音读，很多做得特别精巧美丽。它的制作也不是简单的技术，繁忙之家的媳妇和女儿，一天最多只能做五分到一寸左右的长度，以一件需要耗费十年才能做好为荣。再也看不到这些情形是最近的事，现在要找kogino的话，还可以从箱底翻出来看。据说，制作这种衣服的女性，哪怕是在田间野外的劳动最繁忙的日子，也会将这种衣服带到田边地头用布包着放好，在男人们喝茶抽烟的时间里，哪怕绣上一针也好。此外给男人穿的shibohappi，萨摩的下甑岛称之为ninbu的裂织粗布等，虽然材料都很粗糙，但是在色彩配合和织造上，女性投入了全副身心。也许只是某个地方的审美和流行，但是一般而言，越是往荒凉冷寂的乡间，女性越是在劳动服装上用心。现在要看到这样的劳动服装，已经必须到远离火车可到之处的地方了。东京近郊的女性虽说是相当勤劳之人，但是在很早以前就已经不知道劳动服装的存在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日常穿着的衣服破旧以后，就直接用在劳动时穿着。但是，如果是正规而且剧烈的劳动的话，就无法穿这样在手脚上纠缠不清的衣服了。半天时间待在家里，中午过后再稍微出去一下，为此换衣服太麻烦，于是将长长的衣服卷到臀部，而因为袖子无法卷起来，所以用襷挽上去，要是以为这样一来就浑身上下清爽的话，那就错了。襷自古以来就是女性服装的一部分，但原本是附属于体面衣服的。其目的与今天的领带相近，特意将颜色纹样都很鲜明的带子，从脖子处垂下来。经常可以在净琉璃、琵琶曲等听到“襷上织成十字纹”的句子，因为这是为了女性在突然需要的情况下可以临时参与劳动准备的，平常并不会用到襷，所以才会特地织成十字形的花纹。简言之，这是形容贵妇人突然站起身劳动的情形的句子。但是，住到市镇里以后，女性全都以这样权宜的形式劳动，用襷挽起袖子变成了大为活跃的意思，这就是变化。关于日本的kimono不便于劳动这一点，先有外国人的评价，很多日本人也跟着这样主张起来，大概世间没有比这更理所当然的了。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本来就是不劳动时穿的衣服。正如百人一首中的高贵小姐毫无活力一样，看到穿着这样衣裳的样子，就认为日本的女性不知道劳动为何物，那是这样想的人的错。哪怕有一个人想象这三千年漫长而辛苦的历史上，所有日本女性都是穿着这样的衣服度过的，那就是赫颜掩面也难以抵消的令人羞耻的无知。为了不再出现这样的人，各位必须钻研学问。

一五

但是，要了解这样的事实，单单读书恐怕会一无所得。要做到这一点，应该对现在实际上留存在各地的生活情状，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去观察。如果做不到的话，也可以比较由各自身边的事物所引出的事实，就会逐渐明白。总而言之，除了向现实学习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将这些问题一个一个说清楚，既没有足够的时间，我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只要在这里用简单的话，就我们至今为止还有很多事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向各位力陈，这次演讲的目的就达到了。接下来，我相信各位将会用心观察。但是，我想在这里再说一句的是，我国女性所完成的主妇之责，无论是多么贫穷的家庭，自古以来就绝不是简单之事。因为，并不是说只要手脚勤快，不惜汗水就算尽到了okata的责任，必须用头脑思考，又或者是需要决断之能的任务，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有很多。育儿之法自不待言是其中之一，丈夫不在时操持家事也是很重要的任务，此外还有一部分丈夫不闻不问而完全交给妻子的工作，和生产比起来，更多的是在分配方面。如果将这些从女性的工作中剔出来，家庭就会发生不幸，但是为了减轻女性的工作，一定比例的减少也是情非得已。“世带”一语为何成为女性所属单位的意思，今天几乎已经无法探寻，但越是往前追溯，亦即回到单纯自给经济时代去看的话，其理由就会逐渐明晰起来。世带和今天所说的会计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家中的生产所得按照不同用途分别安排，更简单地说，就是为家中所属众人提供衣食住。在因为需要而生产这样一种过去的经济形式下，这是特别容易理解的理由。其中只有“住”，在一次生产以后其用途就基本上固定下来，只要不留宿旅人，其可贵之处就不会显现。而衣服虽说是耐久之物，其中一部分还是会每年经主妇之手分配给家中各人的。进入棉花的时代以后，就形成了被称为oshikiya或sobutsu的，春秋各一度领取衣服的规律。至于食物，则是每天仅以各人所需分量，以不浪费为度由主妇进行分配。这也就是所谓世带的分配和安排。如果只是子女或孙辈这样的最爱之人，依仗与鸟兽一般的自然想法也可以处置，但是前代一个家族的构成远比现在复杂得多。既有上一代、再上一代遗留下来的单身汉，又有养子、寄子、佣工，另外不时还有帮忙的或者互助的人会来。如果没有让这些人吃饱，而且如果没有拿出饼、面等与日子相应的食物，主妇不仅会被嘲笑和遭到恶评；而且即便发出指令，这些人也不会照她说的去做。不仅青年男子，即便是大男人在其少年时代也经常会由主妇指派做事。又或者是主人对手下的男性发出命令时，也常常会有一些是由细君提出的要求。女性就更是如此，媳妇也好女儿也好佣妇也好，让手下人心情愉快、好好劳动，全靠分配时的一点斟酌。所谓“给食客爽快盛出第三碗饭”这样的狂句产生于江户的近世时代，对劳动的人来说，这是主妇器量和气性的表现，能够最为巧妙地使用这一权能的主妇，实际上确能将家带往明朗和繁荣。不难想象，她们倾全力于这种研究当中，而且各有其发明和习惯。

因此，即使是对计划明年就将家中主妇之权交予其继承的正当年的媳妇，现在也断不能让她代行这种权限。奥州等地村落之间相距甚远，家与田亩之间相距七八町的情况很常见。看着日光感觉午饭时间已近，飞快地跑回家炊煮准备的，就是主妇。在被称作keshine bitsu的米柜中有量米的升，这是不会让别的女人动的。虽然这个量米升常常被旧碗代替，一碗大约是二合五勺，在关西各地也有被称为“一合”的。这就是“一食”，也就是一个人一次的食物，包括稗、粟、燕麦之类和米混在一起洗净同炊的谷物，主妇需要将当天劳动的人数所需的食物量出来。乘法是新技术，所以寻常主妇并不会使用，只是将在外面劳动的人一个个想起来，同时毫无遗漏地按照人数用升量出来。这样的事看起来交给媳妇或女佣也可以，但是据说规矩严的家是绝对不会让她们去做的。

一六

家中围炉周围的座位也是固定的。里面正向前方，座席横着铺的座位被称为“横座”，这是主人盘腿而坐的地方。横座右手边的座位是“客座”，没有客人的日子，长子和女婿可以坐在此处。与客座相对的座位是“kaka座”，又被称为“腰元”或“棚元”，在九州也被称为“茶煮座”，无可争议是家中主妇的座位。在夫妇间的一个角落，通常会有一个垫着垫子的锅，里面有炖蔬菜。盛这些菜当然是主妇的权限，让出主妇权的老母亲也不能插手。如果女儿比较多，老母亲会稍微后退一点，坐在主妇周围，媳妇当然也在其中。甚至有某户人家在婆婆稍微离开座位的时候，媳妇擅自盛了菜而离婚的故事。这种事情很少见，是因为媳妇绝很少会这样做。要言之，勺子是主妇的所有物，相当于笏之于大臣[7]和大纳言[8]，指挥棒之于指挥一般，也就是主妇权力的象征。因此，有将妻子称作山神的说法。江户时代在祭祀山神时，扮演神的舞者一定会手持勺子。按习惯，这个勺子是由山中劳作的人做好献给山神的。据说正因此，闾里之间家家户户掌握勺子的女性，也被称作山神，但其实并不知道哪一方才是源头。也有可能是因为山神是女神，被认为是整座山的主妇，后来形成了供奉勺子的习惯亦未可知。总之，将世带交给媳妇继承，现在在东日本仍然被称作“交勺子”或“交饭勺”。

相伴七年已有子，求将勺子交与媳

这句歌谣在佐渡岛甚是有名。在山本修之助的《佐渡的民谣》[9]一书中，除这句以外，还有很多歌咏媳妇的各种心情的名句。这里的交勺子一语，我原本以为是形容的语句，最近才从岩手县的友人那里听说事实就是如此。据说其形式是，母亲年长，在终于要将一家的管理权交由媳妇继承的日子，会准备一个新锅，在其盖子上放一个新勺子，双手捧着交到媳妇手上。在信州的北阿尔卑斯地区，也还有老人记得这种做法。据说男性一方也有在钱包中放进若干钱，交到长子手上这样一种继承仪式，但是伴随着这种仪式举行的交勺子仪式，我想很可能更为古老。因为，在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卖了换钱的时代，钱包没有任何用处，而勺子则在其之前，就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是很重要的。

一七

话题更进一步，主妇的分配权当中特别有意义的一点，在于只提供给成年男子的酒上面。如果这个权力在男子的手里，那么家庭肯定更早就分裂了。提供酒的日子随着时代发展逐渐增加。最初只限定于朝廷所说的恒例临时庆典，特别是新年和祭礼的日子，以及固定的人生大事，也就是被称为喜事的，人心须与常日不同的日子。iwau一语的本来意义，只要查一下字典就马上会明白。“忌讳”一词很可能原本也是同样，既是特别情绪高昂的日子，也是需要特别戒慎之日。如果没有酒，男人们就无法得到这样的心理状态。但是，酒并非随时都有的东西，造酒作坊变得普遍起来，在京都附近都是要到足利时代中期，而且在奈良、河内的天野等，说起来有点奇怪，酒是由寺庙酿造的。后来，逐渐被附以inaka之名，变成了将农家所酿者储存起来，又或是用于赠答的酒。寺庙以外的造酒管理，初时全部属于女性。秋末之时要举行秋祭，加之作为原料的米又很丰富，将米在瓮中酿好，其中一部分留作新年之用，又留有一定量的酒准备作为上京时的礼物，除此以外大多数人家都是全部在当次庆典里将酒喝完。祭礼和宴会的次日曾经有所谓喝瓶底、残酒之类的说法，有连女人也聚在一起饮食的习惯，简言之就是酒若非当时需要就不会被酿造的证据。

女性掌握酒的酿造这一点，在不久前的文学当中，有狂言《姥酒》为例。无赖的外甥戴着鬼面，威胁老伯母，喝掉了她储藏的酒。此外还有加贺的白山菊酒由来传说，称很久以前一位美女在路旁的家中卖酒，男人们全都为之着迷，村里的女人一气之下放火烧掉了她的家。作为古代的例子，还有《日本灵异记》[10]中纪州造酒女子的故事。不仅民间如此，在《延喜式》中所见的宫中造酒司里，造酒的工作也是由女性承担，还留下了这种催马乐[11]的祝酒歌：

今晨勿扫酒殿，舍人女今朝已用裙裾清扫过

这里的“舍人女”应该就是刀自。“刀自”这一叫法，作为造酒司的三个大酒瓮的名称被保留下来，在后三条院时代的火灾里崩裂的事，确实在《古事谈》[12]中有所记载。直到现在，在滩[13]仍然经常将造酒的藏人[14]和百日男[15]称为toji，汉字写作杜氏的理由是被捏造的。[16]毫无疑问，这原本是独立女性的工作，但是由于刀自一名的含义无人知晓，男子也开始用这个说法了。也就是说，造酒本来是凭刀自之力，而在各家各户中又若非借由称作“家刀自”的主妇之手，则酒的分配就无以实行。

一八

这种现象，只能认为隐藏着某种信仰方面的理由。也就是说，这种对喜事而言不可或缺的特殊饮料，被认为非女性不能制造，又或者是只有女性才具备酿造的能力。kamosu这一日语词，在古代也被称为kamu。在冲绳的岛屿上，直到最近，只有用于祭神的酒，仍然在使用由年轻漂亮的姑娘细细咀嚼洁净，再将嚼过的米吐进器皿中盖上盖子发酵的做法，还留下了kamizake一词。也就是说，这种最为贵重的酵母，看起来只能从纯洁的处女口中方可求得。与此相同的例子也存在于塔西提等其他太平洋岛屿。波利尼西亚在引入洋酒之前，kava是其唯一的催醉饮料。这也是将某种植物的根由女性咀嚼以后吐在木的器皿中的东西，过一段时间后她们也参加酒宴，大家一起轮流传着喝。

女性参加到酒席当中，在我国不用说是法则，在九州的两三个岛屿上，至今仍有只将女性参加的场合称为酒宴的做法。我们的婚礼喜宴上，酒不可或缺的远因，我认为就在这里。如果没有这样宏大的历史，则无法解释酒与女性这两者之间像今天这样，尽管伴随着如此之多的弊害，但仍然互相提携的现象。酒的害处，今天即使饮酒者自己也已承认，采取某种计划抑制其恶果，已经成为政治上的问题。但是，世间抵抗禁酒运动的论调，总是靠以下这个问题让不了解历史的人无言以对：神的祭礼怎么办？以及，婚礼的庆祝不是自古以来都要喝酒吗？不用说，酒的弊害与这两者完全没有关系。他们自作主张地忘记掉的主要历史是，过去并没有酒坊这一点。无论是睡前酒还是晨酒，只要想喝无论何时都可以得到，这是过去绝对没有的事。加上时代的变化，无论什么弊害都可能发生。与酒相伴随的信仰全部衰退了，只剩下酒后昂扬兴奋的乐趣被记住。在此之上，无处不在，而且其美味程度大为提高的，正是原本以让我们忘记自己为目的的酒。出现大量的酒鬼和由此而遭逢不幸的人，应该也是当然的结果。如果没有弊害的话，也就没有必要去思考。而且它的弊害，全部都是现代的事，也是各位面对的问题。

这个问题未必仅限于酒这一点。可能没有带来酒这种程度的破坏，但是女性用的红白粉也和酒一样，化妆之事，原本是祭礼或仪式之类，大概是必须用到酒的日子，使女性成为与平常不同的女子而施行的。在非洲内陆、澳洲的原居民居住区，今天仍然认为化妆和戴面具有同样效力。我国的女性为了传达神的话，或者是以神的姿态舞蹈，都必须以化好妆的姿态出现。后来，这种以神舞为业行游四方的女性出现后，她们为了生活而受人邀请，即便不是在祭礼或仪式的日子里，只要有人提出要求便在脸上施以红粉白粉，歌之舞之。朴素的村民，看到她们的模样而以“上臈”称之。所谓“上臈”只是高贵女性的别称，原本是值得尊敬的妇人之意，这一点和代表站街女郎的“辻君”“立君”的“君（kimi）”是相同的。然而，这个“上臈”的说法现在已经沦落到什么程度了呢？仅仅是在我们的婚礼之日，将涂了白粉的女性称为待客女郎、同行女郎之类，都因为会引起不好的联想而令人厌恶，很多所谓能为人着想的人都不用这个说法。女性由于对酒极为反感而抛弃了分配供给的任务，将其完全交由身份低贱者的结果是，今天酒的消费变得愈发没有节制。这完全是世人不顾历史沿革而带来的不幸后果。当酒的供给成为某种职业，只要说想买，当然就无论多少都卖，尤其是在以货币统一的家庭世带中，酒不知何时已经脱离了主妇的管辖，在衣食住的分配和供给方面，她们甚至连咨询机构都已经算不上了。在国民之间的分配的正义，其议论如此喧嚣的当下，家中的分配却极为不公，甚至出现了男主人将所有收入全部用于饮酒的家庭。即使是这样的权能已经恢复无望，但是我想，至少将以前这种确实存在的事实搞清楚，让对这些事实尚有思考之力的男性，如儿子或是年轻的弟弟等了解并重新思考，不正是主妇们的任务吗？

一九

时间不足，已经无法再详细地谈另一个重要问题了，但是所谓女性的忠言，至少在我国曾经具有相当高的价值。不仅在家里贡献内助之力，在对外的场合，女性也经常成为丈夫的商谈对象。当然并非牝鸡司晨，而是有着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承认的权能。在古代日本人当中，女性被认为比较接近神，或者是与祖先的灵魂比较亲近。即使是仅仅靠女性一生的经验无法发表意见的问题，某些女性由于对先例的明确记忆，又或者是基于神秘的神示，屡屡使迷惘的男性顿悟或是给以启发的事迹，虽然原则上并不会记载在记录上，但是却有相当多被记录了下来。这原本也与酒同样，是各家各户内部劳动的产物，但是其后由于出现了外部的专业人士而将之托付给她们，因而产生了一些弊害。关于这一点，我此前曾经在长论文《巫女考》[17]中论述过。神托、灵示之类，对不相信的人来说，将其视作空言而抱以轻蔑态度，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但是，即使是从今天的合理科学角度考虑，女性的忠言后面，也有着诚实的支援之心和无意识的人生经验，因此又常常在家庭的生活原则上有所贡献。无论她们所说的是多么超自然的话，其想象也是受到制约的。也就是说，梦话到底是无法在对时代和社会的了解或经验以外凭空产生的。要提出新的方案，必须从现在就进行准备，首先增加相关的资料知识。而且，与仅凭灵感将这种过程单纯化相比，更希望各位尽量建构起这些知识的系统，有意识地对其自由使用。要做到这些，也需要修炼或是技巧，但是，如果女性能够注意到这些是自己自古以来的地位和任务，认识到现在自己的领域被不正当地收缩了，我想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关于过去的普通人的生活，已经发现了很多新的事实。时代的知识正在增加。已经不再是只有女性退避一旁，感叹自己的不满境遇的时代了。在此之前，首先必须自由地接触时代的学问，在时代学问的氛围中充满活力地飞翔盘旋。无论是什么样的贤母或贤夫人，就我所见，都还仅仅只是爱护孩子、关心家庭而已，对一般的人生尚未有足够的关爱之情。也可能总体来讲并非如此，但现在还总归是尚未有所行动，因此令人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看法。

（昭和九年七月 实践女学校演讲）

[1] 《三省录》，江户时代后期随笔，作者志贺理斋（1762—1840）、原德斋（1800—1870）。

[2] kaze，汉字写作“风邪”，即感冒。

[3] 檀家，属于一定的寺庙，向该寺进奉布施的家，亦作“檀越”。檀家与寺庙结成永续性的丧葬与祭祀关系，向寺庙布施，供养僧人。

[4] 北方、东对，公卿、大名等身份高贵的人对妻子的敬称。

[5] 《庆长见闻录》，江户时代初期见闻记，三浦净心（1565—1644）作，1614年刊，10卷。

[6] 《荒村》（The Deserted Village，1770），英国18世纪中叶散文家、诗人、戏剧家奥利佛·哥尔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1703—1774）的长诗。

[7] 大臣，古代在律令制以前大和朝廷的最高官之一，大化改新后随着大臣苏我氏灭亡，大臣之位被废止，同年起设置的左、右大臣开始执掌天下政务。

[8] 大纳言，律令制下大政官的官职之一，次于左、右大臣，大臣不在之时掌管政务。大纳言为天皇近侍，掌管奏上、宣下之责。

[9] 《佐渡的民谣》，山本修之助（1903—1993）编，1930年出版。

[10] 《日本灵异记》，平安时代的佛教说话集，日本说话文学的始祖性作品，正式书名为《日本国现报善恶灵异记》，通称《日本灵异记》，略称《灵异记》。奈良药师寺僧人景戒（生卒年不详）撰述，最终成书时间为822年。上中下三卷，共收说话116条。

[11] 催马乐，日本雅乐的种类之一，平安时代在贵族间盛行的声乐曲，大多是由传来的唐乐、高丽乐的旋律与日本民谣、童谣的歌词相配合而成的。

[12] 《古事谈》，说话集，共6卷，平安后期到镰仓时代公卿源显兼（1160—1215）编，1212—1215年成书。收录数量众多关于宫廷、贵族、僧侣的说话，多有对旧有文献的引用，对其他说话集也有较大影响，在说话传承上起到重要作用。

[13] 兵库县神户市滩区、东滩区及同县西宫市的西乡、御影乡、鱼崎乡、西宫乡、今津乡共五乡被合称“滩五乡”，为著名的日本酒产地。

[14] 藏人，在造酒作坊（日语作“酒藏”）工作的人，平时在家劳作，造酒季节离家住进酒坊造酒。

[15] 百日男，雪乡、山区在冬季期间农事空闲，恰逢酿酒业最为繁忙的季节，外出前往酒坊务工者甚多。江户幕府因恐酒坊务工导致劳动力过度集中而采取许可制，规定外出务工时间在百日之内，故有此称。

[16] “杜氏”与“刀自”皆读作toji。

[17] 《巫女考》，柳田国男从1913年起分12期在《乡土研究》杂志连载的长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