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我最尊敬的福田亚细男老师的评价是“在柳田浩繁的著作中被誉为名著”，认为可以被列入柳田国男的十本最重要著作之中。然而在中国，无论是民俗学者还是学界以外的读者，恐怕即使知道柳田国男，对本书也是十分陌生的。有机会参与此次柳田国男代表作丛书的翻译，并得到翻译《木棉以前》的机会，对我来说确是荣幸至极。

柳田国男被称作“日本民俗学之父”，著作繁多，每个版本都有30余册，就篇幅而言，《木棉以前》的日文原文只有区区十二三万字，在其诸多作品中所占比例无疑是极小的。打开这一页的诸位，应该都已经读完了前面的正文。若说印象，想必是各有不同，然而感到此书与“名著”应有形象相去甚远的，恐怕不在少数。首先是形式，本书除“自序”外，共由19篇互相独立的文章构成，最早的《以前穿什么》作于1911年，最晚的为1939年所作的4篇。其次，从内容来看，大多是关于服装和食物等零星琐碎之物，正如柳田本人在“自序”中所说的那样，是一些会被人说“一个男人却关心这些问题”的话题。再次，就文章的行文和结构而言，由于大多以讲座或演讲的手稿为基础，既有细致到几近烦琐的考据，也有提纲挈领式的主张，非常不统一。然而，这样一本看来缺乏理论价值，甚至像闲话家常一般的著作，实际上却充分反映了柳田国男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特点，给后来的日本民俗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完全当得起“名著”的评价。

首先，可以说是柳田民俗学的特色之一，就是对方言的重视，从方言入手，或以方言为资料去建构论述逻辑，梳理事物的流布和变化轨迹。恐怕在一本由日文翻译而成的中文书籍中，读到如此多的罗马字表记，对大多数读者来说都是第一次。而且，我相信这种做法带来的阅读体验，应该远远算不上愉悦。实际上，作为译者，这种情况在我算不上丰富的翻译经历中，也是第一次遇到。在日本民俗学中，以片假名标注民俗语汇的通行做法，就是从柳田国男开始的，但是要翻译成使用表意文字的中文，就碰上了难以逾越的语言壁垒和文化壁垒。为了充分体现柳田的学术特点，最大限度体现他的论述逻辑，在翻译的时候牺牲了部分易读性，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其次，是柳田民俗学的历史取向。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本书的“中心思想”，那就是，柳田反复强调民俗，或者说是文化，是不断变化的。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文化是变迁的结果，将来还会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变化。追寻文化变迁的轨迹，就是柳田民俗学的目的。这种历史取向可以说是柳田民俗学最为重要的特征，在后来的很长时期里都为日本民俗学有意识地继承，并形成日本独具特色的历史民俗学方法。关于这一点，已经被翻译成中文的柳田本人所著《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和福田亚细男著《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柳田国男与民俗学》（以下简称《序说》）已有充分论述，无须在此赘言。就具体方法而言，本书是其中样板式的一例。这就是“偶然资料”的使用。所谓“偶然资料”，是日本民俗学的说法，指非由计划性调查而来，偶然留下的民俗记录。这些资料与有目的、有计划的田野调查所获得的资料不同，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出于各种目的所撰写的文字记录里，偶然有当时当地的民俗，后成为我们进行民俗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在本书中，除笔记、檀越寺死者名录等偶然记录外，作为本书的最大特色，柳田还大量使用了江户年间松尾芭蕉翁等人的俳谐作品。当然，这也是在翻译过程中最令人头疼的部分。俳谐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很早就以“俳句”之名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其中芭蕉翁描绘青蛙跳入古池塘的名句，恐怕是最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和喜爱的作品。然而，柳田所珍视的，是俳谐中零星散布的民众生活情景。如果将研究方法做一横向比较的话，很容易就会发现，柳田国男对这些“偶然资料”的运用，与中国的社会史学界将被传统史学排除在外的民间文献纳入史料范畴，是极为相似的。而在《序说》中，福田先生在论述柳田民俗学与社会史的关系时，正是以本书作为典型一例的。

如此，就要谈到本书所反映的柳田民俗学的第三个特点，那就是作为社会史的柳田民俗学。关于这一点，《序说》中有充分论述，在此也没有赘言的必要。就本书的特色而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讨论基本上围绕着衣食住行等日常物质文化展开这一点。各国民俗学各有其血统，而像日本民俗学这样几乎从发生之初就将日常生活纳入研究对象，给予大量关注的，恐怕在世界范围内都不多见。对日常生活的学术化观照，从世界范围的学术史来看，其发生与现象学多有关系。除民俗学外，社会学在20世纪中叶就进行了现象学理念在社会学研究上的实践及理论整理。但可以肯定，柳田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探究并没有受到现象学理念影响的痕迹，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本人的细腻感性和敏锐直觉。然而，从本书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柳田民俗学的时代和社会基础所在。从“序”开始，到最后一篇“女性史学”，仿佛都可以听到柳田在提醒读者主动去观察和思考现实生活，能够感受到柳田想通过民俗学对当前的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法的迫切。这正是柳田民俗学的另一个特点，即“经世济民”的民俗学。柳田曾经明确表示学术以济世助人为目的，“不以学问成为实用的奴仆为耻”，且正如他在“序”中所说的那样，他“对那些只把对眼前毫无用处的事物向别人宣讲的职业表示蔑视”，毫无疑问，他是以学问不成为实用的奴仆为耻的。

本书还有一个在总结柳田的民俗学时不常被提及的特点，用福田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对女性的温暖目光”。柳田自己也承认，作为四个女儿的父亲，四个孙女的祖父，必须要站在她们的立场，与她们一起思考未来。同时，这些思考必须不仅适用于一个人、一个家庭。尽管整体而言，柳田是把女性放在从属于男性的地位的，并不鼓励女性掌握与男性相同的知识，从事与男性相同的工作，但是谁还没有一点时代局限性呢？而且，从学术的立场而论，将女性放在社会结构与分工的框架下，重视和强调女性在历史中的作用，同时并没有忽视她们作为有血有肉的人的欲望与自主性，其意识的超前与时代穿透性仍然是令人钦佩的。

以“译者后记”的简短篇幅分析和总结这本名著，显然是不可能的。除了前面列举的几个特点外，本书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通过日语中的一些表达，建构“特别（晴）”与“平常（亵）”这一对概念来把握纷繁复杂的生活文化，可谓天才式的创造，其细腻与敏锐也实在令人称羡不已。此外的种种贡献，由于篇幅所限，只能留待各位读者自己去发现了。

从确定翻译此书开始，福田先生就一再提醒，柳田国男的著作即便是日本人读来也有很多难解之处，必须万分谨慎，切不可操之过急。然而，由于时间有限，更由于能力有限，最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译文肯定存在很多问题，谨致歉意，并期望得到各位的批评和指正。其中，书中引用的大量俳谐，翻译时要兼顾文学性和资料性实在非我所能，只能舍前者而取后者，无法为读者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今后若有机会修改，希望能够弥补这个遗憾。

最后，对促成本书翻译出版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策划编辑宋旭景等诸位表示衷心感谢！在日本神奈川大学留学时的学长王京作为丛书的主编，一直居中多方协调，并承担了很多额外工作，实在令人不胜感佩之至，特致谢忱！

彭伟文

2017年初秋于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