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乡村生活，尚有几个未曾说明的问题。这与其说是观察者的遗漏，不如说是仅靠汉语思考问题的弊害。例如，一季稻作作业的结束，原本以日语是如何表达的呢？这种似乎已经彻底了解的问题即使再被提出来，现在一时间也无法简短地回答。对耕作的人们来说，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一个分割点。在历书还没有从中国传过来之前，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两年之间的境界是以作物成熟为标志的。到了近代，这个时候也一定会有感谢的祭礼，而各家各户也会有飨宴。这一天虽然没有一定的名称，但确是不可空过的一日。kariage似乎是这一天最普通的古老日语说法。此外，还有“刈上祝（kariageiwai）”或者“刈上盆（kariagebon）”的说法（《富山市近在方言集》），现在各地还有在这一天举行某种小型庆祝的习惯。也就是说，这个说法意味着过去曾经有过水田的生产以收割作为终结的时代。在大宝令[2]的时代，物资分配是以稻束进行的。田赋的出纳原本就是直到正税出举，都以多少束多少把来计算的。这就是以“颖”，也就是稻穗来运送和贮藏的、曾经很普遍的证据。如今爪哇等地的稻作生产也还是如此，从照片上看完全是用剪刀和背篓来进行作业的。这是一种需要大量人手，而且完全放弃对稻秆的利用的生产方式。

在现在的日本农业当中，收割并不是稻米生产作业完成的标志。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佃农，稻米生产劳动都一直持续到把糙米装入俵袋[3]中，也就是直到舂米场的工作结束为止。因此，又出现了被称作usujimai、“庭仕舞（niwajimai）”[4]的庆祝仪式。但是，这种arasuri方法的发明是新近的事，直到近一百年前，很多地方的稻米贮藏还是将谷子囤起来，去壳的工作不过是准备餐食的过程。在去壳臼传来之前，要得到糙米还需要经过用木臼和手杵进行的劳动。古代的舂米部和今天的舂米坊的任务不同，前者主要是以将谷子舂成糙米为目的的。应该被称作大米精白的趣味流行起来的现象，简单地说，是舂米机械使臼和手杵失去作用以后的事。日本东部的很多城市里都存在“粡町（aramachi）”这一地名，可见糙米的调制原本是在城下[5]的市街进行的工作。

人们很早就不得不承认，将稻谷以穗的形式运送和贮藏存在缺陷。正因如此，人们发明了俵袋。《延喜式》中规定公私运米五斗为俵，但是如果着意寻找的话，说不定也能找到比这更加古旧的记录。正好在那个时代，有一位名为俵藤太秀郎的名士。据说，因为他住在近江的田原，以住地作为家名，作为驱除蜈蚣的报酬，从龙王那里获赠了一个俵袋，因而被称作俵藤太。事物本源的传说自是谎言，据说这是无论如何向外取米都取不完的聚宝米俵，有一次他拍打了俵袋的底部，一条白色的小蛇飞了出来，从此就变成了一个空俵袋，这样的说法更是大谎言。但是，比这个传说更古老的《信贵山缘起》[6]中，有大和的某位富翁的米库的米俵划过天空飞往信贵山的画，明显可见，当时不仅是朝廷，各地的农民也都使用俵袋。无论如何，自从京都人开始在乡间拥有领地并将领地田中所产稻米运到京都之日算起，再用稻束的形式安全运送已令人难以指望。在国司制度[7]下，建立了各国的田赋除最小限度的供御用米以外，都尽量在各地全部用完，以避免运送带来不利的制度。剩余部分虽然令其贮藏，但是远方诸国会尽量将其中大部分用作交易，换成轻便的绢布之类送上京城。这是当时的地方财政法。虽然这是一种农业仓库，但是其动机主要在于行政的方便，而将稻谷贷出去的制度，似乎也是因为有每年都更换存稻的必要而产生的，其计算又非常粗糙，额外的收益便逐渐使地方的豪族滋长起来。就这样，他们的势力超过了界限，军阵往来变得越来越多，俵袋的需要愈发增长，像伏见稻荷的神像那样挑着稻子前往远方的人，我们也逐渐见不到了。

二

在稻谷被装在俵袋里之前的状态，现在还可以看到一点痕迹的，是在冲绳北部农村的“稻真积（inemajin）”。从这一带到奄美大岛，被认为最有特色的高仓[8]的构造，从外形来看，可以说显然是由此进化而来的。稻真积是在每个收获的季节临时设置的贮藏方法，地点大多在耕地的附近，用石头垒成圆形的台基，稻穗朝里将稻子向上堆起来，是一种极为简单而随意的做法。但是，这种做法似乎在日本广为分布。现在日本内地的niho或者是稻村之类，虽然以稻村为名，实际上堆起来的只有稻秆。若非在交通非常不便的山间深处，这样把稻子堆放在房子外面就会令人不安，但过去应该还是有稻穗的ineniho。与日本东部将这种做法称作niho或nyo相对，西部则称作hozumi，也有的地方将其音转为kozumi、suzumi、susuki等。在十月少雨的中国地区和九州，现在仍然有将收割的工作在田间全部完成的习惯，从远处就能够自然看到生产物所在的地方，用席子将谷子围起来放在田地的正中央，有时候从火车上远眺也会偶然看到此景。虽然这不是农业生产的问题，但是到秋天的谷祭可喜可贺地结束为止，不能将生产物搬进家中的信仰，似乎还留下了一些痕迹。

总之，在使用脱壳臼和扬谷机，用俵袋装的糙米成为商品之前的时代里，稻作生产的终结应该就是在脱粒的工作结束以后。这一时期，远从所谓俵藤太在世的时候开始，近到明治维新之前，持续了约一千年。幕府的领地从很久以前开始就改成了用米纳年贡，但是小大名的领地则直到江户时代结束，仍有很多地方是收取俵袋装谷作为年贡的。在这样的状态下，很多地方将水田农业的结束称作kokinte，也并非不可思议。使用这一说法的地区，日本海一侧有越前、加贺、能登等，而将miteru作为终结的意思使用的地区，将脱粒称作kokimite也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些现在正在逐渐被遗忘。根据我最近所读的《石川县珠洲郡志》[9]，该郡的木郎村将收割结束的休息日称作kokinte，宝立村则称之作kokinchi，直村称之作kokincho，都会在这一天准备庆祝用的牡丹饼，供奉神祇，也供人食用。也就是说，在稻子脱粒以后，田里的工作也就告一段落，这一天的幸福必须要加以纪念。

今天很可能只剩下有古风的人还在用这个说法，但这曾是有着相当漫长的历史，同时也是有着人生中最为切身的内容的一个日语词。从农夫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和娶妻、入赘、产子、成人、节气、正月等同样，使用时必定会心潮澎湃的词。在信州筑摩、安昙[10]的各个村落等地，这个一年一度的重要庆祝日，一般被称作kobasyage。但是，似乎很多人都忘记了为什么这样说，后来这个词变成在表示任何工作完结时都使用的说法。kobasyage在相邻的富山县被称作koebashiage，到了新潟县则有的村落称之为korobashiage（《温故之笺》[11]），总而言之都是将脱粒工具收拾好的意思。所谓ageru[12]意即“收起来”，所谓kobashi正确地说应该是kokibashi，也就是被称作“扱箸”的脱粒箸。由信州北部边境的下水内郡、美浓的山县郡、三河的宝饭郡等各郡的方言志可见，也称过去的水稻脱粒工具为kobashi。佐渡岛是一个有着各种古老语言的地方，这里也有kokibashi或者是koibashi的叫法。koku[13]这个动作变得不重要以后，这个动词也渐渐不再使用，仅仅在kokiorosu、shigoki等复合形态的词中还留有一点残迹，但在方言中还有少许使用。在农业方面，要将大豆和芝麻的果实打下来的时候，偶尔还会有一些需要用到这个动词的地方。正如在放屁和说谎等粗俗的情境下用到koku这个动词所暗示的那样，简言之就是让某种东西勉强通过狭窄的地方，让附在上面的东西掉下来的做法。在过去的数千年中，日本的水稻脱粒，正是以此为目的，简单地将两根竹片合在一起，从其中间拉着稻子通过，将谷子刮下来。直到江户时代末期，《三世相》[14]《女大学》[15]等家庭用书的扉页上，还刊载了很多这样的农业图。实际上，我等年少之时，还经常在看到这些图片的时候，对它和实际的作业情况差异实在太大感到不可思议。

三

用这种脱粒箸使水稻脱粒，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无法提高效率的方法，因此在很久以前就逐渐被改良。例如，在佐渡脱粒箸就徒剩kokibashi之名，实际上在百余年前就已经改为将竹子或是铁的小管子套在左手的两根指头上，夹着稻穗从中间拉过，使其脱粒的工具。虽然很微小，但这也是改良，证据就是如果一开始就是这种装置的话，就没有被命名为“箸”[16]的道理。而且，这样微小的发明，也还是流传到山间海岸，分布广泛。尤其是铁制的管，农家是无法自己手工制作的，因而它应该是作为商品，在某处有其制造所和宣传中心的，于是愈发容易普及。在萨摩的知览，水稻脱粒工具被称为kanakuda，土佐的中村附近称之为kanabashi，它们有可能都是这种工具的改良品。无论如何，这些应该都不是很古旧的名称。

在关东东北部被称作karahashi的水稻脱粒工具则不是铁制的。虽然我还没有看到实物，但似乎是将数支破开并削尖的竹片像梳齿一样排列起来，将稻束呈扇形分开，从这些齿之间拉过，那么这就不是“刮”而是“梳”了。但是，在我出生的中国地区，人们则按照古来的习惯称同样构造的工具为inekoki。另一方面，使用karahashi的名称的地区似乎也相当多。据我所知，就有群马县的佐野、枥木县的那须、福岛县的伊达等实例。karahashi不用说是karakokihashi的简称，恰与tsuruume modoki被简称为tsurumodoki、白木莲被简称作白莲是同样的。kara即是新种改良品之意，和农具中的唐臼、唐锄一般，有很多被冠以kara或to。实际上，这些可能确实是从中国人那里间接学来的。因为，即使是在锁国时代，农书也是唯一可以自由引进的，而且中国农民的技术，确是有着今天仍然值得敬服的巧妙之处。日本今天的农业方法中，不能说完全没有仅限于本国的发明改造，但其他大部分是从国外采用而来的。即便是直接从同胞邻人那里学来的，其中也有这样一些经过数千里、数千年跋涉而来的事物。

但是，这种所谓文化传播是有条件的。其一，这些是能够学习的智慧；其二，有不得不学习的经济上的必要。如果没有缘分，则即使发明存在人们也不会知道，究其原因，简言之是不具备相应的条件。今天屡屡成为问题的模仿与选择的分歧也在于此。尤其是，其中若有即使必要也无法采用的其他理由存在时，虽然也会有在无意义模仿过程中自然品尝到其恩惠的事，但是至少像民间故事中经常说的那样，让乌鸦模仿鹈鹕似的新技术引进永远不会有结果，这一点也是明白无误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唐扱箸”的发明乃至普及的事实，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有意思的经济史问题。将我们在千年的漫长期间用惯了的由两根筷子构成的水稻脱粒工具，一日之间加以改良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即使外部的原因不过是偶然际遇，发挥内在作用的动机到底是基于什么产生的这样一个问题。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村落，也许会有不同的情况，但是大体来讲首先可能有两点。其一是劳动力的改善，也就是想要尽量进行具有更多价值的劳动。即人们希望在做同样的劳动时乐趣更多，痛苦更少，而且效果更佳。这是从很久以前到如今都一以贯之的潮流，同时也是推动社会发展到今天这般模样的文化动力。即便这种愿望给予了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以很大帮助，但它也是令人无法勉强抱之以憎恶和鄙薄的、人类非常重要的成长要素。实际上，可以说正因为这个原因，现在的人们仍然可以对社会的未来感到乐观。如若解放我们的思考，将我们的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注意到至今为止的盲目辛劳大部分可以省略，则实为自然之至。虽然好逸恶劳现在仍然被归入恶德之中，但是徒劳无功也同样自古就被忌讳和嫌弃。

第二点是我打算暂时称之为小农化倾向的现象，这一点可能是日本的特殊情况。也就是说，由于农村的共同作业的限制，农民当中逐渐出现了尽量将所有生产仅限在家人当中完成的想法。毋庸置疑，这种现象的目的和第一点是一致的，但是另一方面，良民也就是独立农家的数量增加了，像过去那样的协同农法逐渐难以维持，他们尽力避免其烦劳，以限定在各自家中进行农业生产，自然而然如上述一般，开始感到高效率的，所谓机械节省劳动力的必要性。当然，其结果愈发促进了各个小农场的孤立性倾向亦是事实，如果没有采用这样的新方法的话，日本的大量农村也许至今还不得不维持着自古以来的生产协作，但是这样的情况也难以断言必然是幸福的。简单地说，在耕地无法增加的情况下，如果因为不断分家而使农户的数量增加起来的话，像过去那样实行古风的大规模农业生产方法到底是不可能的。

四

换一种说法的话，近世农村的劳动组织，即便没有karagoki、karausu等的引进，仍然面对着必然会发生变化的时代命运。只不过，只有水稻脱粒工具的改良带来了特别大的影响。即使是同样的新工具和方法，也不过是对所谓劳力改良有所贡献，大多在组织方面甚少发挥作用。作为比较，在这里举karasao作为例子。它也显然是从中国引进的工具，但是却反过来促进了一种新的共同作业。实际上，直到最近日本的各地还存在各种不同的脱粒方法。一方面既有铁制的脱粒箸已经广为人知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有比用两根竹筷更为原始的脱粒作业。窥知日本农村生活变迁的史料中，有名为吾山的徘人所编辑的《物类称呼》[17]六卷。该书刊载了宝历某年的序文，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已经有远江的kanakobashi、西国地区的千把扱（senbagoki）的叫法。然而，在二十余年后，1777年来朝的荷兰商馆馆长的通贝里[18]在其江户往来旅行途中有如下见闻。这应该是在九州沿途的事，根据他的记述，当地的水稻脱粒是用极为简单的方式进行的，将成束的水稻在木桶或墙上之类地方拍打，谷粒就会全部脱落。这和水稻品种所具有的应该被称作“落粒性”的性质有关，很难认为无论哪里的农业生产都曾经使用过这样的方法。toboshi，又有大唐米等名的水稻，虽然多产强壮，但是可能因为接近原种，具有特别容易落粒的性质，不便于收割，在以稻穗的方式贮藏的时代，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但是，如果使用这样简单的脱粒方法的话，可能也有的地方会选择这种容易脱粒的水稻品种。总之，据说种植水稻的地区也曾经有过将谷物的穗集中在宽大的竹席上，用棒敲打进行脱粒的方法。其后，另一种新的水稻脱粒器械出现以后，一日当中就可以打下大量的谷粒，脱粒方法由此变得粗疏起来，稻穗上还残留着若干稻粒，产生了将这些穗聚集起来用棒敲打，再一次对残留的稻粒进行脱粒作业的必要。关东的平原地区，将这一作业称为bocchara uchi或bojiuchi等，在过去以谷粒的方式贮藏的时代，严格说来这是最终作业。虽然有人说bocchara uchi的bocchi是堆的意思，意指堆积起来的稻秆，但是从有的地方也称之为bota来看，可能本来是由敲打稻秆或敲打稻穗讹传而来的。这个敲打稻穗和稻秆的工作是如何辛苦，在庭院的土地上用棒敲打五六遍试试看就可以想象。不仅会对拿棒的手有反作用力，而且不得不一直弯着腰劳动会使人甚为难受。在前面的序文中已经说过，从插秧、除草开始，这种弯着腰的作业在日本相当多，而且都是很繁忙的工作。这恐怕是很多农民年老以后腰会蜷曲起来的原因之一。为了减轻这种劳动的痛苦，改良受到欢迎是当然的。karasao的方言，上方称之为kururi棒（bo），茨城县等地则称作furuchi gaeshi、furuchibo又或者是furibo。据说，在福岛被称作furiuchi或者furiuchibai，在佐渡被称作furibai。无论是bai还是bo、棹，都是同一个意义，furuchi则无疑是furiuchi，即由甩打的发音缩短而来。也就是说，此前是以不会旋转的棒敲打，有了这个工具以后，便不需要弯着腰也能够敲打稻秆或其他谷物。而在这一改良的中间，还有一种使用像片假名的he字一样弯曲的棒，以其背部敲打的做法。直到最近，在信州的上伊那郡还能看到这种工具。使用这种工具比使用直的棒轻松得多，仅仅如此已经是巨大的改良。很多发明在事后回顾起来都像是并无特殊之处，但是在变化之时，当事者却能感受到很大的愉悦。更何况出现了甩动旋转的kururi棒，劳动变得有节奏起来，更容易配合歌的调子，很多人在一起劳动时甚至会因此产生一定程度的兴奋之感。最初开始使用这种工具时的满足感，恐怕会在使用唐扱箸之上。但是，在作业的强度方面，则并不是很大的进步。这是农事改良中以减轻痛苦为主，同时便于共同作业的例子，即使同样是被冠以kara一词的新创造，它与所谓的karahashi显然是不同的。

五

karahashi的效果与此正相反，是非常节约劳动力的。也就是说，它为孤立农业的存在提供了特别大的便利。诸君当中最近也许有人知道，清水文弥翁的《乡土史话》[19]中，记述了一次在野州那须[20]的农村进行的实验。据其记载，karahashi是由破开的竹片制成的，每人每日需要借此脱粒水稻三十六把、稻谷约七斗二十一贯。但是，如果使用名古屋产的“千把（senba）koki”，则其工作效率顿时可提高一倍。也就是说，这可能是铁制的。到了现在，这两种机具都已经废弛，改良水稻脱粒机的工作效率据说是每日四十俵，亦即竹制karahashi的二十七八倍，不用说在其以后应该也出现了更为有效的工具。简言之，在一百年前以一人之力需要耗费一个月以上的工作量，今天只要一个整天就可以全部完成。

上述代替竹制karahashi的铁制千把koki，虽然确实很早就有了，但它的普及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即使是在中国地区交通最为便利的农村，距今不过四十年前，也就是在我还是少年的时候，仍然在用竹制的水稻脱粒工具。有一家被称为“kanagoki屋（ya）”的行商，每年秋天从伯耆来，以分期付款的方式销售铁制的水稻脱粒工具。kanagoki即是kana inekoki的略称，采用了和那须等地方所说的senba同样的省略方式。想到这里，我又注意到越后等地在距今一百三四十年前，有的村落就已经在使用这种被称为senba的脱粒工具。《温故之笺》（篇十）中记述了越后长冈藩的水田生产情况，过去是用五六支破开的竹片并立在木制的基台上，每次将七八棵稻子夹着扯过去脱粒，成年男性一人一日也只能完成一百五十把水稻的脱粒。据其记载，宽政初年有人从阿波带来了被称为senba的机械，因为一天可以脱粒千把而有了这一名称[21]，原本的叫法已经不为人所知。在日本东北地区，则是在五六年前于福岛县南部一座面临县道交叉点的旅馆，碰到过一群从越后前来销售同样机械的行商，对他们进行了详尽的访谈（《乡土研究》四卷八号）。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需要非常多旅费等杂费的销售方法，因此可见当时在此地这种机械还没有得到普及。在鹿儿岛的种子岛等地，根据稍微更早之前到该地旅行的草野教授的说法，仍在使用竹片做的水稻脱粒工具，每次只能脱落几根水稻的谷粒，并将脱下来的谷粒用臼来进行从脱壳到精白等一连串的作业。有人尝试从日本内地托人买来唯一一台铁制的水稻脱粒器，周围的人都感到特别稀奇，纷纷来借用，这台机器很快就被用坏了（《乡土研究》二卷十号）。

所谓kanagoki的优越性能，虽然确实足以令当时的农村人惊叹，但是senbakoki这个叫法实际上在很久以前就已经为世人所知，在很多地方，如福岛、枥木等地所指的是karahashi，也就是竹制的水稻脱粒器。这是因为，这种梳齿状的竹制的水稻脱粒工具将原来简单的两根脱粒箸取而代之的时候，比其后它本身被铁制的工具代替之时，给予农民的印象更加强烈。与后者仅仅是使效率急速增长相反，前者则是因此而使外在的作业形式为之一变，内在方面对私有经济组织带来了最为显著的影响。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变化，用稍微夸张的说法加以表现的，正是senba一词。这未必是对一天可以进行千把水稻的脱粒经过实证检验以后所赋予的名称。senba这一名称在西部的大分县海部郡、肥前的千千岩以及熊本县八代郡等地都可以听到，但主要是在东北部的各个角落使用。宫城县北部的登米郡及其他地区、岩手县的气仙郡等地，若说到senbakoki则一般似乎指的是梳齿式的水稻脱粒器，也就是其南邻的阿武隈流域等地称为karahashi的工具。往北到南部领，则将其略称为senkoki，津轻的农村又更为简略，很多人将其称为henkoki。根据在前文也引用过的《物类称呼》，上州、信州则有称同样的工具为sendakoki的方言。也就是说，即便不是铁制的水稻脱粒工具，与旧来的脱粒箸相比，确实是可以用“千把”又或者“千驮”去加以夸张的大革命。

在信州的松本等地，有称现在的水稻脱粒器为manba[22]的说法。这恐怕是在铁制品出现之际，作为“千把以上”的意思，为宣传用而发明的。有地方可能没有完全听明白这个宣传用的词，甚至出现了在爱知县叶栗郡被称为manga，在福井县部分地区被称为mangua的叫法。在信州的高远附近也被称为manga，而且为了区分，称改良锄的一种为mannoga，称马拉的耙为maguwa。整体而言，很多新的农家用品都有这种新异的名称，这是对农民的单纯和正直的利用。原本被冠以“万能”“万力”等之名的农具，都和这个manba同样是宣传名称，也就是说，这表明这些农具已经作为商品提供给农民。senba这一词语，在以前也被我们用来扒围炉里的炭火的工具，也就是在奥州被称为okikaki的，在九州被称为火（hi）sukui的工具所占用。这些叫法现在已经不明其意，但是这恐怕也是用来形容其效率的广告语。但是，到后来这个名称被水稻脱粒器抢走以后，这些工具就大为“谦逊”起来，改为“十能”之类的叫法。名称只要达到初期的目的，其后只不过是靠着惰性让我们去一直用它罢了。

六

因为上述原因，这种对地方方言的刨根问底，通常不过是好事者的闲言而已。水稻脱粒器是叫senba还是叫karahashi，如果这不是前一阶段经济组织的一个目标的话，就没有必要像我这样在彻底搞明白各地异同上费尽心力。同时，如果除了这些材料，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据以认识几乎不留痕迹地变迁着的农村生活的时代样貌的话，无论多么细微的事情，我们都不能疏忽对待。这些材料虽然没有被写在书里，没有被著书立说的人注意到，但却是我们的祖先在无意识之中，为后代留下的重要的经济史史料。事物的名称绝不会毫无意义地产生，即使是小儿，也会在其最深的感动基础之上创造词语。缺少游戏余裕的农民，没有理由想出不符合生活的符号。只不过在我们当中，能够理解其意趣的人不多而已。例如，在纪州的南部牟娄郡部分地区，也有人称水稻脱粒工具为katase，这是不是“竹（take）senba”的略称，我也还未能搞清楚它的意义。我认为这样的例子还会出现很多，并会对其一直予以关注。

与其相邻的三重县的《度会郡方言集》，也就是神宫周围的村落所用的方言中，据说现在仍然称水稻脱粒器为yamame。yamame是寡妇之意。为什么给水稻脱粒器取这样一个名称呢？恐怕现在人们已经忘记了它的本义，而在无意义地使用这个名称，但是原本可能称之为yamame tafushi，也可能是yamame nakase，因为这两个词太长而将后面的尾巴切掉了。在吾山的《物类称呼》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水稻脱粒工具在畿内被称为goke tafushi，在越后则被称为goke nakase。关于其说明，《和汉三才图会》中所记载的最得要领。《和汉三才图会》是较《物类称呼》早四十年问世的书，在作者居住的摄津附近，人们已经在使用“后家[23]倒（goke daoshi）”的名称。如果将其文章改写成白话体的话，内容如下：按，古时为小麦和水稻脱粒，将两根小管用绳索穿过连接起来，手持小管夹着麦、稻的穗以脱粒。一到秋收时节，近邻的贱妇孀婆因此被雇佣，借之得以饱腹。但是，近年制有水稻脱粒器，其形状如床机而窄，上植大钉数十枚，与manguwa有少许相似。将稻穗挂在上门往回抽，其力十倍于竹制的脱粒工具。孀婆由此失业，因而被称为“后家倒”。最近，又有以铁为齿者，号称铁水稻脱粒器。（以上）不用说，这一名称与其说是表述事实，毋宁说不过是为了使印象鲜明而特意采用的奇警之语，人们因而能够将此清晰记得。“后家”未必会仅仅因为这种竹制水稻脱粒器的发明而被打倒或哭泣，但是恰巧在这一发明被采用的时代或者地方，有着寡妇、小儿逐渐被排除出农业劳作的倾向。

男主人在壮年就死去的农民家庭，自古就绝不少见。这种家庭要维持家业，在农业上有着较其他任何行业都困难的特点。在今天，这事实上也大抵是农家废业的原因之一，而且大多都伴随着离散零落的现象。读一读《地方凡例录》[24]就可以窥知，以不让产量和村里的户数减少为原则的前代的农政下，为了应付这种情况设计了各种方法。如果有女儿的话，即便是年龄不相符也要招婿，而寡妇则尽量招夫入住。这种事情必然会导致家庭关系变得复杂，也会成为令老人不幸的火种，然而，连避免这种情况也无法得到许可。有的时候，有男儿十岁左右，其母亲为了儿子的将来考虑不招第二任丈夫，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先暂停其家的经营，母子分离，母亲靠做帮佣度日，等待继承人的长大。但是，在此期间土地管理就会变得困难，因而像下面这样的训令在各个领国都很多见：

其应产量由村中之人视情况分配，待日后重新再有足够劳动力之时，应当归还云云。

但是，如果租税很重的话，在村中很难找到愿意接手其农田的人，如果像新田场那样负担很轻的话，人们会很愿意接手却不愿意归还，又或者是很难取回来。因而，现在还可以大致推测得到，当初为了让这些不幸的寡妇在这种情况下不至于伤心落泪，应该还附加了某些其他条件。

七

近世的大小诸藩，都竞相由官方刊行被称为“孝义传”的一类书籍，以传扬受到表彰的节妇孝子的笃行。但是，读着这些书马上能够感觉到的，是寡妇谋生之艰难，尤其是在水田地带的农业生产上，这确是至为艰难的事。无论如何不让须眉的寡妇，在稻作生产中，到底还是有很多女性难以胜任的力气活。其中，饲育牛马以翻地或者整土的地方，对女性而言栽培水稻几乎是应该放弃的重劳动。在这种时候，一门之中有某个可靠的人，或是村中长老深怀慈悲，她们方得获准耕作很少的旱地之类，其他则通过做日工或帮佣等的收入以补足生计。这类女性善守贞操，直到子女成长到足以独当一面，才能保原有田地不失并交到后代手里。但是，做到这一点的先决条件是，村里的一般农业生产现场，是否需要女性这类不完全的劳动力呢？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在插秧时节，现在仍然几乎和过去一样，要从自家以外请专门插秧的女性。虽然在近世进行了各种农事改良，但是在插秧的作业方面，仍然没有找到仅凭自家的劳动力即可完成的方法。尤其是增加了桑田整理和其他春夏之交的工作后，这一时期的劳动力是极度不足的，连小学都准许请农忙假，被称为“掷秧把小子”之类的十一二岁少年，都会被安排各种不同的任务。在气仙郡等地，掷秧把的人被称为kannaido。这种kannaido在中部以西被称为kennaido，也就是“食客”之意。孀寡妇人这样的孤寂之人，不用说在这一时期也会有工作，但是这与一年的漫长岁月相比根本不算什么。在纪州等地的俚语中，有小麦播种百日收割三日、水稻收割百日插秧三日的说法。尤其是实行了地方品种统一以后，较前更加繁忙的只有插秧这段日子，而这样繁忙的工作很快就会结束。仅仅为了这几天而住在村里是不可行的。另一方面，像秋天收割的时候那样，农民正是最大方之时，也就是掉落的稻穗或者别的什么都让人随便捡的时候，如果寡妇来到田里却捡不到稻穗，对她们来说无疑是非常大的打击。当然，像养蚕、织布、纺纱之类，多少与农村有关系的副业也是可以找到的。但是无论如何，如果她们的工作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变得淡薄起来，即使是住在村里，也难以避免逐渐被当作异数看待的结果。

在村里开设小饮食店、杂货店或做小商贩之类，也许会被当作寡妇们自立的一个方便之法，但是其影响却比想象更大。若是赌博、卖春等显而易见的弊害的话，毋宁是自己和别人都会警戒的事。还有一些分量没有这么重，在很长时期里暗暗地发生的生活变化。变化的第一个阶段是饮食的爱好。与营养问题并没有任何关系，当时出现了被称为熟食店的营生，这种无论何时都可以买到的做好的食物，必然使表现冠婚丧祭这样的人生大事意义的特殊饮食，尤其是每年的节供登场举行这种仪式日子的价值，变得逐渐稀薄起来。所谓节供，即是节日的上供之物，也就是神灵和一家全员共同享用的食物。在九州各地，以古语被称为norei（maorai、直会）的也是指确定好日历中最为重要的一天，与各位神灵共同摄取相同食物的做法。饼、团子、红米饭、某种汤之类，各有其名，各有定时，其数量也着实不少，一年算下来，其种类有四五十之多。但是，将糖果饼类放在店头贩卖，在单纯的浪费之外，更重要的是使上述的节日中共同饮食的快乐和严肃之感大打折扣，即使是到了庆祝kokinte、kobasyage的日子，很多地方的人们也不过是无所事事地玩耍罢了。

与此相同的情况还体现在饮酒上面。饮酒风俗的起源并不能算很晚近，至少在水稻脱粒器发明之前就已经有了。四处行游的女性酿酒卖给陌生人，成为各国铭酒起源的例子有很多。但是，这些也都仅限于在神社和佛寺周围，若非如此，也只是在人来人往的大道边上。在村里除了应该喝酒的日子和场所以外，随时可以像喝茶一样喝酒的根源则在于各村中的小饮食店。这种被公认为寡妇的谋生方式之一的职业，偶然促成了饮食法则的解放。无须广泛涉猎群书，现在应该还有人记得，我们的酒原来是在使用前先酿好，与太平洋岛民的kava完全相同。自不待言，这些酒不像现在由京都运来贩卖的酒那么好喝，其差别正如各家各户自制的饼和砂糖饼一般。将所谓的一夜酒在家中的酒瓮里酿好备用，等待其酿成时的心情，同时也是对祭礼或者节日的微妙的心理准备。但是，酒在平常日子的消费变得可能并盛行以后，造酒工坊最后演变成了地方资本的积聚之所，自酿的酒于是成了被蔑视的对象。很多地主之家变成了酒坊，有钱人家也欢迎冲着喝酒来干粗重活计的人，可以说这实在是一种罕见的地方特色。村落里资本的利用方法比较少应该也是其原因之一，但是另一个原因恐怕是这样的世家，很可能有着不为人所见的优良酵母，能够造出比较好喝的酒来。

八

酒食的变迁不过是作为“后家倒”的影响而被提出来的一个例子而已，除此以外还可以推测出各种各样的历史结果。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如果要特别说明寡妇与农业经济关系匪浅的话，那就是插秧女子外出务工的新现象。当农场分立起来，试图以机械去代替外部劳动力的补给时，在全年当中只会在插秧的时期会出现人手不足的现象，自然就会一次性地从别的村落成批雇人来帮忙。于是，就会有成群的女性从种早稻的地方或者水田比较少的地方受雇而来。伊势一志郡的岛女，信州川中岛附近的越后插秧女，秋田县由利郡等地的庄内插秧女等，现在已经形成了像是年年老主顾一样的人群，总是到固定的人家的水田去插秧，而开始新缔结这种契约的地方，也渐渐地多了起来。因此，工钱的支付方法也是现代风的，包工头之类的人肯定也已经出现了。以前就有一些人在插秧的投资期由雇主提供饭食，吃完就离开，到了秋天的收获季节再一次来到雇主的村里领受说好的大米报酬，此外还获准捡地上掉落的稻穗。这可能就是村内的寡妇参加完整稻作作业时代的遗风。在渔业方面，对拉网之类的捕获物也有被称为kandara的极为大方的分配方法。在丰收之时，农民的心情是很特殊的。正如看到米勒的名画时会想到的那样，在西洋也同样将拾穗视为寡妇的额外收入。这可能是女性在成为寡妇以后也不容易和农业作业绝缘的古老理由。从《俳谐小文库》[25]可以读到芭蕉翁的三吟（元禄六年）中，有以下俳谐的连句：

单衣度日伯劳鸣

史邦

水稻脱粒工钱谷一升

Haseo

蓼穗分开酱油渍

岱水

这一联连句的意思是，想象着直到伯劳鸣叫的季节仍然穿着单衣的人，去帮忙做水稻脱粒的工作，得到一升稻谷作为报酬，还意外收到雇主请吃醋渍鱼的邀请。我想第一句的主人公应该是女性。可见，在俳圣芭蕉周游行脚的时代，乡村里这种风情还很常见。

有了运转的机器后，这样繁杂的脱粒工作的报酬都无须支付，只需家里人就可以在一天里完成一千把二千把的脱粒工作，如此一来，小农场虽小，但也可以形成独立的企业。因此，又反过来引起了非常麻烦的农业劳动供给方式的问题。出租土地的地主的最大弱点是，即便将来能够收回土地，但是自己如何才能经营，绝对是难以预见的。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安全补充这种暂时性劳动力的途径。而且，如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以仅靠一家之内现存的劳动力就能应付插秧的工作为限度去确定各自农场大小的话，小农恐怕也没有希望会比现在更为成熟和稳固，依然会在一年中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二时间里，像如今这样为慢性失业而烦闷。也就是说，日本的农业因为有这样本质上的限制，即使雇农得到好条件成为自耕农，也无法形成独立繁荣的农场。

我相信，将来学者的研究当然可以解决这个难题。但是，无论如何现在的情况是，为什么日本的农业会变得如此困难，不知道原因的人似乎还有很多。这是误以为一切农业经济的知识都恰如寡妇的熟食店里的食物，已经调理好，完全可以食用，只要去买就随时都可以得到一般的结果。年轻的学生进入社会后，第一项活动必须是观察和思索。必须是以自己的头脑去构筑判断。像今天的世界这样，学问的现炒现卖变得如此困难的时代，可谓古往今来尚无先例。

（昭和四年十一月 农业经济研究所）

[1] 【原注】这篇文章因为是数月前于某学校演讲的手稿，其说明大部分是启蒙性的。不够时间将这些内容理清顺序重新修改。切望先辈诸君对这样不懂装懂的做法，不会抱有反感。

[2] 大宝令，即大宝律令，大宝元年（701）制定的日本律令。

[3] 俵袋，以稻草编成，用于储存和运输谷物、薯类、盐、木炭、水产品等的袋子。其中，装米用的米俵尤为发达，近世以1石的收获所征年贡确定俵的大小，多采用可装米4斗或4斗5升的俵袋。此外，能够扛起一个米俵被视作成人的象征。同时，米俵长期以来被视作财富的象征。

[4] jimai是日语“終い（shimai）”的浊化，汉字也可写作“仕舞”。

[5] 城下，即“城下町”。

[6] 《信贵山缘起》，平安时代末期的故事绘卷，亦称《信贵山缘起绘卷》，内容为再兴信贵山的修行僧命莲的相关故事，纸本着色，3卷。

[7] 国司制度，在律令制（古代日本以律令为基本法的中央集权制度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体制）下，由中央向诸国派遣地方官管理一国政务的制度。

[8] 高仓，为防虫害、鼠害和潮湿，将地台架高的仓库。

[9] 《石川县珠洲郡志》，石川县珠洲郡所编地方志，1923年出版。

[10] 筑摩、安昙，均为古信浓国旧地名。筑摩为信浓国古郡名，1880年分为东西两郡，1968年西筑摩郡改称木曾郡。安昙为长野县中西部、松本市西部的旧村域，2005年编入松本市。

[11] 《温故之笺》，越后长冈藩文书编集而成，初篇于明治二十三年（1890）出版，第三十六篇于明治二十六年（1893）出版。

[12] ageru为前文age的动词形式。

[13] koku为前文koki的动词形式。

[14] 《三世相》，“三世相”之说认为，对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因果吉凶，可以从佛教、卜筮、阴阳五行等学说以及各人生日、面相等方面解说。江户时代以此说为基础，将日常生活所必要的干支、上下弦月、日食、月食、解梦、占卜等分为208项，加上插图编成百科全书，名为《三世相》，甚为流行。

[15] 《女大学》，江户时代中期以后普及的女训书，作者、成书年代不详。全书一卷，共19条，内容为封建社会女性观，在江户中期广为流行。

[16] kokibashi的“bashi”即是“hashi（箸）”的浊化。

[17] 《物类称呼》，江户时代徘人、方言研究者越谷吾山（1717—1788）编撰的方言辞典，1775年刊，收录日本全国方言词约4000个。

[18] 通贝里（Carl Peter Thunberg，1743—1828），瑞典博物学者、医生，师从植物学家林奈。1775年以长崎荷兰商馆医师的身份赴日，在日本停留一年半左右，1776年离开。通贝里在日期间，在长崎和前往江户参勤途中进行了大量的植物采集和记录，其后撰写和出版了大量关于日本植物的研究论文和书籍，有“日本植物学界之父”之称。原书中记其身份和赴日年份似有讹误。通贝里与同样由长崎出岛抵达日本并长期停留的肯普费（Engelbert Kaempfer）、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并称出岛三学者。

[19] 《乡土史话》，清水文弥著，1927年出版，内容以农民生活为主。

[20] 野州那须，今枥木县那须郡。

[21] senba即“千把”。

[22] manba即“万把”。

[23] 后家，即“寡妇”之意。

[24] 《地方凡例录》，江户时代的农政书，高崎藩士大石久敬（1725—1794）著，11卷，1794年成书。

[25] 《俳谐小文库》，即《芭蕉庵小文库》，蕉门徘人中村史邦在芭蕉殁后，因追慕芭蕉而编纂，1696年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