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卯辰集》[1]所收加贺山中温泉的三吟歌仙中，下面这一续特别有名，但是，我还没有看到过关于它的注解。

雪霰飘降中左边山上的菅草寺

北枝

在乡间谋生的游女[2]四五人

曽良

墙上留书有恋慕之人的名字

翁

虽未剃发却绝鱼荤

北枝

这里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俗称菅草寺的寺庙在什么地方。如果这不过是谈林风[3]那一类由作者凭空创造的名字的话，那么这段连句的写实意义就大减了。但是，我总觉得不是这样，因此一直在查找。隐约记得可能是在近江，但是即便不是如此，只要确实存在，那么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这座寺庙在山谷的略高处，被杉树林掩藏，只能看到屋顶的一角，从庙里下来的小路到了三岔口处，有四五位看起来不像当地人的女性经过，也可能是在路边卖茶的小屋里坐着休息。这样在旅途上的女性，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也能够看一眼就称之为游女吗？会不会是今天我们认为是往昔的游女的女性，在芭蕉翁的时代还过着在乡间谋生的生活呢？无论如何，这些句中所描述的情形都必须是在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才能成为让我们好奇的问题。

在曾良到加贺国来伴随师翁的数日前，芭蕉翁在越后一个名为市振的海边驿站住宿，偶然和两位新潟的游女同宿一店。芭蕉翁一边同情着她们的境遇，一边被这一夜的邂逅引发兴致，心有所感吟诵了一句：

与游女一室共寝如萩与月

曾良听了后，急忙记在自己的记事簿上。如果只是游女有时候会在外旅行这一点，对芭蕉翁而言是最近就实际体验过的事情。因此，也许有人会认为，只要记得与游女邂逅的事，这样的连接句就自然会在脑中浮现。但是这两位新潟的女性，是以到伊势参拜为目的，由一位年长男性送到国境的关所的。江户、大阪的净琉璃剧中出现的有恩主的游女，只有在私奔之时才会外出，但是在地方则似乎直到最近仍然相当自由。事实上，在芭蕉翁以后又过了上百年，就有号称越前三国某人的游女俳人来到江户，在各个旧识的家中到处游玩的例子。有很多游女会经过长途旅行从远方而来。我们觉得好奇的只是，她们三五成群，做所谓在乡间漂泊的营生这一点。因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旅行了。

在乡间谋生这个说法，其实在《源氏物语》的夕颜卷也能看到。京里的小民在那个时候，已经知道在秋收的丰裕时节，到农村各处游走、做小生意赚钱的各种门道。而且，这种事到现在仍然在继续。我们的地方文化因此受到刺激，虽然什么都没有做却一直在变化和革新，而且得以养成自主发展的力量。最近，能够证明这一点的实例逐渐被提了出来。国家的全貌并非保持原样，无论好坏，使国家变成新模样的外部力量，如空中吹散的花粉和孢子之类一般的事物，很可能曾经有过这样一群极为温柔的女性参与其中，而且直到最近仍然在发挥其功能。这样一个问题，以游历文人不经意的一行诗句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

二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恐怕首先有必要注意一下芭蕉翁对曾良的这一句是如何应接的。我的解释是，因为墙上留书不是游女这种人会做的事，留下这些墨迹的应该是此前来这里住过的某个男人。而且，留书时写的不是自己名字的，一般也不会写别的男人的名字，所以这里的“恋慕之人”指的是游女。叫她们kimi也好，上臘（joro）也好，恐怕都是因为她们在平常日子里化着妆，穿着鲜艳的衣裳，在民间相当引人注目。[4]无论如何，紧接在后面的北枝的付句中，她们被描写成上流社会的未亡人，因丈夫先逝而观照无常，可见前句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女性的名字。因此，这句的连接方式，应该相当于所谓nioi或者utsuri。曾良是想着眼前可见的游女在乡间游走谋生的情形去描写的，而前句已经描述了它的背景，到了北枝这里，则让人感到这种事常常发生，把它当作一个概括性的事实去模糊地描写。这种现象在由不同的人分别创作的表达情感的二句连歌里一般不会发生，但是这个例子里是有时间的推移的。也就是说，在游女不时来歇息的店家的墙壁上，不知何时被写上了受到高评价的女人的名字，说不定旁边还写着“想把我的命给你”之类的文辞。如此一来，这个墙上的留书有着笔者所不知道的趣味。说不定这里的故事正是在市振的“同一家店”里的经历。虽然小宫君说并非不可思议，但是每知道芭蕉翁的一点事，我都会感到惊讶。

无论如何，游女到既非市镇亦非港口的地方去讨生活这样的事，芭蕉翁也很了解，使曾良转向了最为适合他的想法的，而且是崭新的俳谐的境界的，完全是一位良师所应该做的那样，导出了后面的付句。这确是恳切之至，同时，我认为若非因为在这个时期，这种游女的生活应该是相当普通的社会状态，是吟咏不出这样的句子的。在北国，游女不时会外出行游一事，虽是偶然，但还是留下了另一个证据。它在《葫芦》的第三歌仙中：

浮世无非苦泪和冷雨

里东

雪橇之上游女身影寒

野径

一贯文穿起百文钱

乙州

中间一句里，游女乘着雪橇穿行在雪中，身影看起来甚是清冷。这个样子，即便有借口，也无法说成是到伊势神宫去参拜，再加上后面付句中的一贯文、百文钱之类，无论如何都无法让人不认为是游女的身价钱。游女原本被称作ukareme，她们有歌舞管弦之技，这种技能被称作asobi，而asobi又恰好可以写作汉字“游”，两者之间哪一个是本源，到后来已经不清楚了，但至少“行游”一词有不停留在一处的漂泊生涯之意，和游行上人[5]的例子做一对比即可知道。即便是行游妇女，在乡间游走谋生也丝毫不会令人有可疑之感。让人开始感到这种情形有违常理的，应该是近代[6]的青楼文学。实际上，就在这个时期，远途旅行的女性明显减少了。歌中的比丘尼被市井中的卖春妇代替，但这些歌很快又收敛了。由此，乡间又变得冷清起来，代之而起的是歌唱被视作恶习的事物。我们正尝试认真探究的婚姻制度，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三

读《深处的小路》[7]之类的文章，不难发现令芭蕉翁感伤的一家店里的游女等，她们“无法信守的盟约，不可靠的平常业因”，与今天所说的如竹浮川上一般的浮浪之身并无不同，但她们的打扮，绝不会是真正在乡间游走谋生之人所能做到的。曾良所描写的四五人的一群，又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这里，如果再次就字面意义上的“游女”，也就是游走四方谋生的妇女都有哪些种类进行思考的话，越后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很多女性旅行的地区。干净利落地穿着双色织花的劳作衣物，打上护腿，背着菅草的篼帽和小小的行李，游走四方卖药的姑娘们，因为实在是眼前太过常见的事物，无法对其加以评判，但是她们的工作似乎是历史上就有的。在此之前，还有肩扛三弦，脚踏高齿木屐，头包手巾的异样的旅行装束的瞽女，在春天的乡野小路上如候鸟一般，喧哗着牵在一起行走。如果问她们的话，她们都会说来自越后。实际上，她们在所到之处得到补给，有缘的话甚至会停留在某个地方。现在，被认为是她们的末流的人，拿着政府公认的证书在东京过着很好的生活。我们所目击的，不用说，是她们极度衰颓的最后模样。她们过去曾经是一个有约束的组织。就我所知，诹访和松本等地，还有静冈，关于她们都有各种记录，而在越后则数以高田为中心的组织最为有力。市川信次[8]君曾经拜访过其中还活着的老人，调查记录了她们记忆中的礼仪和规定。根据年资和阅历，按顺序担任头领之责的做法，和真言宗的臈次[9]制相同。这种制度的监督是相当严苛的，简言之就是古来的惯例得到了严格的遵守。对村里的农家给她们的物资和数量，巡回领取的时间和人都是确定好的。分配比例虽然不成文，但也是固定的。这些全部都不会得到明治新政府的官方承认，其后遵守规矩的人逐渐消失，生活的基础也被颠覆了。与九州的盲僧等相比较的话，佛寺的势力无法覆盖她们，这也是使人感兴趣的特色之一。因此，瞽女们在仪式上也不念经，只讲分段构成的长篇叙事诗。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游艺，就是她们的官方职分。这种技艺的学习据说是相当严格的。良家女子中若有不幸失明者，由父母像出嫁一样打扮好，送到瞽女之家中。这种累积年资逐渐上升到更高地位的做法，与尼庵等的制度并无不同。不用说，她们的品行与今天所说的游女是完全不同的。此外，这些瞽女们为了有人带路，会养育双眼能视物的小姑娘以供驱使，据说这种做法与雇工相同，等到了年纪便替这些小姑娘安排婚事，绝无不检点的做法。

但是，这样正式的瞽女巡回的村庄，似乎一直都限定在很小的区域。所谓游走乡间谋生，指的是离开了这个区域到外面去，她们就未必如原本那样受到严格的监管。例如，在信州，很偶然会有道德不甚坚定者，必定是外来的游方瞽女，也就是越后被称作goze的。在关东的乡间，坚守规矩的世家每年都只会请固定的瞽女，在上总还有保留着reinogoze[10]这种地名的村落。但是，我这一代在懂事以后，就算记得见过这个人，来来去去的也只有不知根底的瞽女了。此外，还经常听到生于不幸之家，眼能视物的少女被瞽女带走四处行游的事。这种情形现在只有老人才记得了，当来了瞽女，村里就会出现小小的**。所谓不好的村子，就是指这种女人来了以后，会待很久的村子。不知道是怎样确定的，瞽女每年留宿的人家都是固定的。但是，和在越后的老家附近留宿于不会被当地人轻视的世家相反，在这里则会留宿在没有约束的年轻夫妇家，有时候也会住在卖酒或者炖煮熟食的人家，诸如此类。因为，到了晚上，想记住几首新歌的人就会聚集到她们留宿的地方来。和只在白天沿门卖唱不同，她们可以借此多得到一点收入，至少能省下食宿的花销。如果“卖笑”一语完全取其字面意义的话，从她们这里买得最多的恐怕是粗野的乡间笑声。同时，所谓辗转流动的生活，在她们身上也得到了最为贴切的体现。

四

但是，曾良的付句所描写的游女，我并不认为她们可能是盲人。当时，除了前面所说的一种瞽女以外，似乎还有各种上臘在村落间游走，只不过瞽女因为有制度的保护，一直到最后都没有转变而已。我一直想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把地方的人们已经碎片化的记忆，还有哪些叫法的游女在游走调查并记录下来。秋田地区的风俗中，妇女**参加求雨的例子可见一二。女性相扑似乎也和这个有点关系，据说举办这个的话来年必然多雨。这样的人，她们的故乡也必定会在某个地方。在石川县某处，拿着与过去的时事木版画很像的单张新闻纸，一边唱着一边卖这种纸的也必定是一群女性，有的人会称之为女性相声。她们看起来似乎不是附近村落知根知底的人。其中游方艺人等全年巡回演出的人，应该有很多我们是知道其背景的，当然也有一些是成年以后才加入这个行业的，然而她们行动背后的力量是有系谱的。例如，离开熊野移居到伊势、热田一带，很快又让位于另一种势力而消失了的比丘尼众等，在这片国土上曾经蔓延过的漂泊妇人的名称是很多的。无论是没有后代地死去，还是生下优秀的孩子，女性死后便无声无息是平常之事。一旦名字消失，要问其终结也不再可能，但是如果没有她们就无法传播的歌曲和故事，变成了长久的纪念，留在全国的各个角落，让我们的民间文艺得以成长，使以割据为能事的土地经营者对自然和社会的情操得到统一。这样的功绩，不得不认为大部分应当归功于这些柔弱的漂泊者至今为止的看法，实在是太过偏颇了。

关于应该被视作游女成因的这个问题，还处于留待解决的状态。女性一般会和家捆绑在一起，而家又是将其不可移动的基础打入土里的，正如《古志》中的努奈河媛的歌中所咏的那样，女性不同于男性，只会在一处缔结婚姻。但是，游女们往来于千里山川，将一身托于无限数的命运，如果这样做有原因的话，必定是不同寻常的。因此，大量历史学家关于其原因的观点中，第一是出身的差别。我也曾经想象过，在江口、川尻的船屋中老去，或在野上、坂本的路边打着伞，向东来西往的旅人送出爽朗歌声的女性们，从最初开始就存在这样的生活样式，是进入日本的人们的后裔。但是，近代所记录的时事却完全没有支持这些推测，反而是反对的资料汗牛充栋。至少在中世以后，新加入游女行列的原因有很多。先把父母贫困，将女儿送到外面谋生这样小说风格的记录放在一边，普通家庭出身的女孩逐渐成为她们中一员的门路，似乎大为开放了。以在地方有势力的神社或寺庙为后盾，靠宣传其信仰谋生的女性之类，不乏因为太过古老而无法知道其家庭出身的，但现实是，当中加入了很多新的志愿者。整体而言，认为沿门乞物之辈全部都是模样落魄之人的观点，恐怕是有些偏颇的。因为，作为与农渔山村固定在某地的生计相对的一种谋生方式，有一些事情让人感觉应该还有某种仅在她们当中存在的动机、目的之类。在福岛县面向大海的村落里，不少有名的世家都祭祀着shinme神。这个shinme神与仙台附近的tode神、南部领的oshira神大致相同，通常是用木头雕刻的木偶神。据说，一直传承这个神的人家，现在都陷入了困境。就这样，这个神常常出现在这些人家的女人梦里，不断催促她们离家远行，如果不照做她们就会生病。想要避过此难，她们必须每年至少一次，悄悄地背着这个神偶到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游历一圈再回来。今天，这种事已经变得比什么都麻烦。这种事也许可以从精神病理的方向得到说明，但是无论如何，过去从寻常人家脱离出来，进入这种漂泊生活的女性，很多时候在其背后都有某种无法拒绝的暗示起着作用。正如在能剧的各种狂曲中看见的那样，那些在异地他乡尚未能得到信任的人们，为了寻得自己新的立身之地，恐怕自然不得不讲起故事或是歌舞起来。所谓带着神秘气质的女性，无论今昔都大多是饶舌地，又或者是不顾脸面地，讲述像是只有她自己知道的神秘事实。因为她们向庸众讲述诸神的事迹，当时的人甚至认为，神特别选择了一个纯洁美丽的人，让她迷乱。因此，如果将来对这种应该被称作宗教性动机的情况有更多了解的话，也许就可以说，歌和故事之类不仅是初期的业态，还是导致游女这样在全国各地漂泊的、原初的力量。至少，承认游女是被某些人所贱视的职业之类的，与此相比不过是极小的偶然而已的时候，应该就会到来了。

五

为了简短地结束这个话题，我在最后再引用一个例子。在冲绳，游女被称作zuri，汉字写作“尾类”等，但是这个叫法的起源尚不明确。在那霸的市街边缘画出三个区域让她们集中居住，是从近世才开始的，而且似乎是政策强制实行的结果。在这样做之前，她们应该散住在各地，但关于她们生活方式的记录尚未发现，仅在民间传说、歌谣之类的片段里，能够找到zuri游走于乡间的痕迹。但是，北邻的大岛诸岛的情况则与此相反，所谓游廓在哪里都没有，而游女则在每个岛上都有。zuri在这里被称作zore或者dore。这一词语本身似乎也带有“游历”的意思，此外据说还有mawarizore的说法。她们与关东的瞽女的不同之处仅在于眼睛可以视物，此外其他地方都非常相似。她们在各个村落留宿的人家都是固定的，到了夜里青年们就会在这里聚集，让她们唱各种长短歌曲。还有特别为其支付酒钱的一位青年可与其结一夜姻缘的说法，她们的道德感不用说是比较淡的，但是若论其职业，则不外乎是将歌曲送到大量公众面前而已。实际上，不仅无数的古来名曲借由她们得以保存和利用，同时她们还是新作者。《奄美大岛民谣大观》[11]记载，岛上的宴饮中即兴所作的歌最受珍重，尤其是在有男女竞歌游戏的场合，对歌时表现敏慧之人会得到异性的长久爱慕。在岛上，弹三弦基本上是男性的技能，女性则都将才能倾注于歌唱的旋律和言辞上。男性歌手大多是一乡名士，与此相对的，因为唱歌而为人所知的女性，则似乎大多是zore。

zore这个名称，有时会用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评论一个女性心定不下来，换过好几个男人时，也会说她“有zore之名”。有歌唱道：“并非因为唱过歌而有zore之名。”由此看来，恐怕是因为能歌的才女吸引的人自然会多，于是有了难以长期坚守节操的倾向。由于在海岛这样的小社会，人们之间没有比职业更明显的区别，所以可能是仅仅因为所谓zore的名声在外，而多少令人更加容易接近了。以前读故事册子《和泉式部》，其中“往昔曾有名为和泉式部的游女”一句，使我甚是吃惊。但是，在此书面世的时期，我国的游女应该和大岛的zore差不多。在大岛的笠利，一位名为鹤松的女性，尽管不是那么古旧时代的人，仍然被作为岛上的一位和泉式部加以赞颂，她所吟咏的歌现在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在歌词中留下美名的女性，进入明治时代以后仍然有很多。其中节子的名为“富”的zore恐怕是最后一位，现在八十余岁高寿，嫁与猎人为妻，一直生活到现在，而且据说仍然记得很多古老的故事。这些女性的末路固然使人感兴趣，但是她们如何开始这样的生活则更加令人不可思议。尽管岛上似乎没有所谓游女的家族传承，但是却接连出现，这里应该藏着至今未曾被思考过的其他原因。

六

zore在大岛也被称为sakashi这一点，我感到颇有深意。sakashi无疑是有才气的、能够根据当时的情况唱歌应酬的人的名称，但是在此之外，似乎还必须具备美妙的声音和清秀的眉目，以及饮酒戏谑的气概。这些条件的一半是天生的。但是，不能说这就是幸福，原因是在过去很多时候会因此而失去进入正经人家的机会。在过去的传说时代，这样的人被称作morofushi，也就是将一生奉献给神社，为其歌舞的人；或是据说嫁给了水的精灵，最后静静地拖着长长的衣裾沉入池沼底下；也可能会在山间河谷的岸边洗着野菜，向路过的贵人唱出艳辞丽句，得到赏识后到其家中供职，让家乡的父兄为之高兴。但是，随着世事推移，这些也都变成了美丽故事的梦幻而已。即使她们拥有让人一时恍惚的力量，也不足以消弭自己平常的不安。这样的女性非常喜欢参加男男女女的酒宴。虽然不如南方的岛屿那么多，但是在寒冷的东北偏僻村落里，也不时会有如此天赋异禀的女性。例如，青森的《浅濑石川乡土志》[12]中也有相关记载：直到明治维新前后，城下町里的年轻武士会有带着酒，晚上偷偷去当地一些著名的善歌美人处玩乐的习惯，其中一位名为鹤的女子尤其著名。日本海一侧的港口，船只往来的间隔当中，等待合适风向和晴天的日子年年都很长，这些女性会派上用场一事自不待言。但是，奇怪的是和大岛的sakashi刚好相反，这里却煞风景地用goke这样的说法称呼这些女性。goke自古其汉字就被写作“后家”，虽然后来逐渐限定于死了丈夫的不幸女性，但是这一词语的用法在奥羽则通常较为广泛。长久独居的人都被称作goke，又或是陪在年老男性身边照顾日常寝食的女性，也被称作goke。简言之，就是没有能力依靠唯一一个与其定下盟约的青年并维持单纯的夫妇之情的可怜之人，除此以外再无其他意义。没有这种人的社会固然令人期待，奈何无论内外，不仅都需要这样的临时伴侣，而且她们也借此打发一生中最好时光里的寂寞。从一开始，她们就无法为晚年打算。正因如此，才逐渐产生了与她们有关的为了结下缘分而试探人心，或者为明日之难测的哀叹忧愁之歌。她们的漂泊有着过于明白的动机。在年轻美丽的岁数里，她们受到众人的追捧，也可以住在父母家里。如果类似的人不多的话，也可以成为村里的zore度过一生。但是年老色衰以后再也没有吸引异性的能力，便不得不成群结队尝试远赴天涯之旅。这些应该就是曾良等人所看到的，在乡间游走谋生的游女。

迄今为止，书写游女历史的人们，尽管都切实关注到文献中的史料，但都只关注她们个人的境遇，完全没有注意过她们作为群体的生活。这可谓是奇怪的现代风视角。游女稍微年长，簇拥的人越来越少，渐渐开始借着歌谣和酒的兴头，互相试探男女之间心灵的角角落落，努力把握难得的安定下来的机会。即使是无心之人淡淡的旁观，也实在是令人颇感陌生的人生风景，更不用说醉过以后再醒来的旅人，恐怕看到这种情景而无法不深深叹息。我们每次读到都为之心动的连句中，有“热田三歌仙”中的如下一联：

游艺人歌咏的名月关

桐叶

有趣的游女秋夜自晚至明

翁

灯火在风中摇曳红粉碟

叩端

这几句所描写的确是成群结队旅行的女性们的生活，在静静地沉醉于她们的歌声的人们背后，秋夜渐晓，东方的白云似乎带着浅浅寒意飘过来。这种连人生的角落里的寂寞也不会遗漏的，正是我们的芭蕉翁的俳谐。恋爱毕竟不是那种应该交由人来人往的十字街头的行人谈论的、细小而简单的问题。

（昭和九年四月 《俳句研究》）

[1] 《卯辰集》，江户时代前中期俳人立花北枝所撰俳谐集，1691年刊行。

[2] 游女，一般指前近代社会在游廓、驿镇向男性提供性服务以谋生的女性，而本处所引俳谐中的“游女”与此不相符，故有下文的疑问。

[3] 谈林风，以大阪的西山宗因为中心，在延宝年间（1673—1681）盛行的俳谐一派，形式上以奇巧的俳风和自由的表现形式为特点，蕉风兴起后逐渐衰退。

[4] kimi和上臘（亦写作“上臈”），用在女性身上，原意均指上流妇女、贵妇人。“臘”“臈”原意为僧人积累安居之功（佛教用语，指在4月15日至7月15日内不外出，在寺坐禅修行）的年数，“上臘”即高僧。

[5] 游行上人，在各地行游的僧人。

[6] 近代，日本历史时代区分之一，封建制废止以后的时代，指明治维新以后到现代为止的时代。

[7] 《深处的小路》，松尾芭蕉所著俳谐纪行，1册，1702年出版，记录芭蕉翁与门人曽良于1689年3月从江户深川出发，周游奥州、北陆各名所旧迹，9月到达大垣的见闻。

[8] 市川信次（1901—1982），新潟县上越市民俗学者，师从柳田国男，涩泽敬三所创阁楼博物馆成员，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同人，长期进行高田瞽女的田野调查和研究。

[9] 臈次，法臈（安居）的次序，僧人受戒后所积累的法臈年数。

[10] reinogoze，即“按惯例固定请的那个瞽女”之意。

[11] 《奄美大岛民谣大观》，文英吉（1890—1957）编著，1933年出版。

[12] 《浅濑石川乡土志》，青森县黑石市浅濑石川地方志，佐藤雨山、工藤亲作著，1931年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