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倩 译

1.对一个剧本的诗意的感受力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院当年即使为了满足时代的风尚所排的一些自然主义戏剧也不乏诗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排的戏，从来没有一个像平铺直叙的报道。可是在我们德国就连演古典名剧也常常会毫无光彩！

2.对社会的责任感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向演员展示了演剧的社会意义。艺术对他来说不是以艺术本身为目的，但他知道，除非通过艺术，在剧院里是什么目的也达不到的。

3.名角的集体演出

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院只由名角组成——大名角和小名角。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指出，只有通过整体的表演，每个人的表演才能获得最大的效果。

4.主线和细节的重要性

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每一个剧都拥有一个从头到尾的周密安排和大量精雕细琢的细节。两者缺一不可。

5.将传达真实作为一种责任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教导演员必须要非常清楚地认识自己以及他要扮演的人物，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凡是演员不是从观察得来的、或不经观察证实的东西，也不值得给观众看。

6.自然和风格的结合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院把自然的表演同深沉的内容结合在一起。作为现实主义者，他从不回避表现丑恶的东西，但总是以一种优雅的方式表现丑恶。

7.将现实作为充满矛盾的现实展示出来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十分理解社会生活的复杂和多样性，并且善于表现生活，而且并非因此而茫然若失。他所有的戏都具有意义。

8.人的重要性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他怀着人道主义的信念领导剧院沿着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9.进一步发展艺术的意义

莫斯科艺术剧院从不躺在功劳簿上停滞不前。每演一个新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都要创造新的艺术手段。他的剧院培养了许多优秀的艺术家，如瓦赫坦戈夫（Vakhatangov），这些艺术家又反过来自由地发展他们导师的艺术。

——选自《戏剧工作》，德累斯顿1952年版，第413页。

注：布莱希特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手记，这些手记似乎可以分为两组。其中一些是受美国早期“体验派表演方法”的启发——显然这是布莱希特第一次美国之行所学到的想法。另外一些写于布莱希特返回柏林之后——那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优点正被当地的评论家热烈宣扬，以此作为效仿苏联文化水准的普遍尝试之一。

因而《买黄铜》断片（《布莱希特档案》124/11）之一的《戏剧编剧》（Dramaturg）中说到，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中持久保持活力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作品“如同一个博物馆”与20世纪早期保持了联系：“他关心的是自然，导致他剧中的一切都似乎太过自然了，任何人都无法完全暂停或走入戏剧。你并不常常审视你自己的起居和饮食习惯，对吗？”20世纪30年代的一条手记（《布莱希特档案》60/26）更加激烈地阐明了同样的观点：“观众锐利的双眼惊吓到了他。他便关上了这些眼睛。”相比之下，出版于1952年的九条意见似乎是努力要提出一个尽可能表示赞同的观点，尽管在字里行间仍有一些微词。

对瓦赫坦戈夫剧院的引用令人想起一个显然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则手记（《戏剧选3》，第213～214页），其中写到：

资产阶级戏剧已经到达了它的极限。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方法的进步性：1.事实就是，它是一种方法。2.它是关于人的进一步的体察，对个体因素的深入挖掘。3.心理冲突可以被描写（这是将道德分为善良与邪恶的传统的终结）。4.允许环境造成的影响。5.活动范围。6.描绘的自然性。

瓦赫坦戈夫的方法：1.戏剧就是戏剧。2.关键在于怎样演而不是演什么。3.有更多的作曲。4.更好的创造与想象。

梅耶荷德（Meyerhold）的方法：1.反对私人因素。2.对精湛技艺的强调。3.移动与其技术。4.对环境的抽象。

会议纪要：瓦赫坦戈夫接受了与另外两个人对立的因素，但同时也是未被使用的因素。相较而言，梅耶荷德是紧张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松弛的：后者是对现实生活的仿效，前者是对现实生活的抽象。但是当瓦赫坦戈夫的演员说“我不是在笑而是在展示笑”时，一个人从他的展示里仍旧什么也学不到。辩证地看的话，瓦赫坦戈夫的方法是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方法”分离之前的复合而不是之后出现的一种调和。

梅耶荷德和瓦赫坦戈夫都来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院，然而在1952年布莱希特很明显地根本不愿提及前者，虽然这里给出的梅氏方法的前两点与布莱希特自己的方法完全一样。（四年以后布莱希特私下里对当时的作者说到，梅耶荷德“被恐怖的斯大林主义谋杀了”。）不过，1952年九条意见的最后一条明显是在呼吁不要坚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或许可以作为最近苏联一篇关于布莱希特的文章（B.辛格曼撰，发表于《戏剧》1961年第一号）的注解，文中写到，在布莱希特的戏剧里，正如在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里与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里那样，“左派艺术（或先锋派艺术）变成了古典艺术”，文中还对《高加索灰阑记》中的场景与瓦赫坦戈夫的名剧《恶灵》进行了比较。

前面的八条手记并不真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方法的最显著特征，而是布莱希特与他共有的特征。当然，在东德引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主张的热潮仅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导致当时的主要评论家得出结论说，全体柏林人是不可能步调一致的。［参看文章《对于舞台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胜利》（Für den Sieg des sozialistischen Realismus auf der Bühne），发表于《新德国》（Neues Deutschland），1953年4月17日，艾思林（Esslin）曾在第161页引用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