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倩 译

在我们的社会，一个人可以发明并完善那些仍然要占领市场并且证明自身存在价值的发现；换言之，就是那些还没被需求的发现。因此有那么一段时间，技术足够进步，并且生产出收音机，社会却还没有进步到能够接受它。收音机于是在它问世后的第一个阶段只是一个替代品：替代剧院、歌剧院、音乐会、讲座、咖啡馆音乐、地方报纸等。这是这位“患者”宁静的青少年时期。我不敢确定这一时期是否已经结束了，但是如果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位不需要证书来证明其先天能力的少年不得不开始溯源式地寻找生活中的一个目标。就像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失去了最初的天真无知，就会开始问这样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他想要做什么。

对于收音机，我认为它的功能不只在于美化公众生活。在我看来，收音机也不是一个足以让家中重返舒适并使家庭生活再次变得可以忍受的手段。但是且不说对其功能的各种怀疑，收音机应该是双向的时候它却仅是单向的。它仅仅是一种发送消息、将消息分发出去的工具。于是这里有一个积极的建议：把这个发送消息式的工具变成一个双向交流的工具。收音机有可能会成为公共生活中最好的交流工具，一个宽广的管线广播网。也就是说，如果它懂得如何接收以及传递信息，如何让收听者既能听又能讲，如何让他进入一个人际关系当中而不是将自我隔离，它就能成为交流工具。基于这个原则，收音机应该迈出供应业务，而把听众当作供应商来组织运作。收音机的任何一种试图给公共场合一个真正公开性的尝试，都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无论收音机要开始做什么，它必须努力抗争力避影响力的缺失，这一缺失造就了几乎我们所有公共机构的这些蠢材。我们有一种毫无影响的文学，不仅它本身不产生任何回响，而且所有它能做的，就是通过描述每一个不会引发任何结果的物体和情境来使它的读者变得中立。我们有毫无影响力的教育设施，狂乱地传递着一种既无源起亦无结果的教育。

这个方向上的最轻微的进步也肯定会比任何烹调类的出色表现取得更加引人注目的成功。就像对于那些为了此类实践而需要被发展的技术一样，收音机必须遵循其主要目标，不仅仅把听众变成小学生，更要变成老师。收音机的正式任务是给教育实践带来有趣的转变，比如，保证那些益处也令人们感兴趣。把指导变成艺术形式，收音机这样的尝试会和现代艺术家的努力联合起来赋予艺术一种教育的特性。作为一个可能用这些相似方法的训练之范例或模板，请允许我重复在1929年巴登—巴登音乐节上对《林德伯格的飞行》的解释。

（然后布莱希特重复了《教育学的范例》的第二、第三自然段和第五自然段。）

这是一个创新，一个好似乌托邦的建议，我自己也这样认为，当我说收音机或剧院“能够”做这做那时，我意识到绝大多数的机构不能做所有他们“能够”做的，甚至也不能做所有他们想做的。

但是通过创新的方式来更新现存社会秩序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机构，这根本不是我们的工作。相反，我们的创新必须迫使他们听任于那个基础。因而我们说：赞成创新，反对更新！

——摘自《布拉特黑森州国家剧院》（Bl?tter des Hessischen Landestheaters），达姆施塔特1932年7月第16号

注：布莱希特有一两条更早的关于收音机的注释，包括一系列的“给收音机主管的建议”，这些建议发表在1927年12月25号的《柏林信使报》。它们建议法律案例和德意志共和国国民议会讨论的直播，并建议提高采访和讨论节目的比例。他还建议说，明显地作为一个新想法，作曲家应该被邀请来为收音机作曲。

现在的这篇短文曾公布在首演于1926年的《人就是人》的剧场节目里，标题为“来自一篇报告”。布莱希特是否以及何时、向谁发表这篇短文均无从详考。